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义六王之中最年轻的一位，是杰出的军事家与政治家。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太平天国的缔造者之一。但是多年以来，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如果以天京内讧为界，把太平天国分为前后两期的话，则分歧主要是在后期，而不是在前期。说得具体一点，分歧主要是落在“离京出走”与“大渡河覆军”这两件事情上。尤其是大渡河的覆军，因为真相难明，后人的看法分歧最大，从“可耻的叛徒”到“舍命全军的义士”，各种看法都有。有的同志说：石达开具有英雄气概，能够舍已为人。有的同志说：石达开因诈降而被俘，诈降只是斗争策略。有的同志说：石达开虽然想“舍命全军”，放下武器总是错误的。有的同志说：石达开既然放下武器投降，也无论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应该说是叛徒。
　　我认为石达开并非叛徒，所谓叛徒是指背叛革命的根本利益或者背叛祖国的人而言，石达开并非如此。要弄清石达开是不是叛徒，就得先弄清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失败的经过。
　　“天府之国”的四川是石达开早就注意的地方。还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前，石达开就建议入川，据为根本。同时，清朝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四川。如四川总督骆秉章奏称：“蜀境雄甲西陲，地险民富，天下常视以为安危。蜀境安则北而关陕，南而滇黔，东而楚豫，均可借其屏蔽，赖其转输，倘稍有损失，则滇黔粤西无可盼之饷，荆湖无可抽之厘，陕豫且有防不胜防之虞”。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胡林翼也说：“四川不支，则楚与秦均不安矣。”且“西蜀之富，五倍于两淮，十倍于江西，二十倍于湖北，失蜀则急切无人了此贼，……是失蜀则祸大，保蜀则福大。”他曾向清政府建议，调曾国藩任四川总督，率湘军入川以加强四川防务。总之，四川是当时斗争双方都十分重视的地方。
　　天京内讧之后，首义六五只剩下洪、石二人。如果他们能够真诚团结，共挽狂澜，则重振太平天国的声威是可能的。当时全国军民都很拥护石达开，可惜“洪秀全违反众意，逼走石达开。”石达开也未能为全局着想，决意以四川为目标，率军远征。从1857年10月算起，这支远征的孤军先后转战十一省，历时将近六年。石达开打进四川的时间是1862年初。从这时起，直至1863年6月在大渡河覆败，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抢渡长江都未成功。最后冒险深入，渡过金沙江，从山间小路直趋大渡河畔。这一带地瘠民贫，人烟稀少，是彝族聚居区。1863年5月12日，石达开率大军三万余人由冕宁经大桥、铁宰宰、水扒岩、烂泥坪、铜厂、新场，于5月14日抵达大渡河南岸、越西厅土千户王应元所辖的紫打地。
　　由了缺少船只，不能及时渡河。石达开在赶造船筏的同时，想向西边的松林小河进军，准备由泸空桥直趋天全，偷袭成都。但因王应元抢先斩断小河铁索桥，使石达开无法飞渡。当晚天下大雨，大渡河、松林小河洪水暴涨，太平军错过渡河时机，清军得以赶赴大渡河北岸布防拦截。正如《越西厅全志》所记：
　　“(石达开)进为河水阻隔不得渡，退无所得食，出队山村各处买粮，山皆壁立，居民杂处岩巅者，聚众团及土兵邀击。不数日，越西同知周岐源并参将杨应刚，率师扎铁宰宰，阻其东路……提督胡中和率师扎……安庆坝；总镇唐友耕率师……扎大渡河上游；雅州知府蔡步钟率师扎杨泗营……各兵勇数千，遏其北路。布政使刘蓉带兵千余，扎富林营，督运粮饷，指授方略。又南字营游击王松林带勇千余，自冕宁直趋筲箕湾、擦罗等处，扼其南路。王应元率番兵团民守备险要，遏其西路。土千户岭承恩带兵千余，出竹马冈扼其咽喉。贼四面受敌。” 5月17日，石达开派一支队伍乘船筏作试探性的抢渡，由于对岸清军施放枪炮轰击，被迫退回。5月21日，再选精锐数千人分乘木船与竹筏数十只大举抢渡，全军在河边呐喊助威。这时大渡河波涛汹涌，水势继续上涨，船筏均被洪水吞没，数千精锐，无一生还。 5月23日，石达开向西抢渡松林小河，王应元率“番兵”死命抗拒。石达开见强攻不能成功，又于夜间在江面最窄处泅水偷袭，也未如愿。接着石达开又赶造大船数只，于晚间下水，每船首尾扣搭，作为浮桥，以此来突破敌人河防。不料水势太急，环扣被激流冲断，功败垂成。
5月29日，彝族土司岭承恩乘隙进攻石达开的后路，占领马鞍山太平军营盘，截断粮道，将存粮抢劫一空。这时太平军已陷入重围，正如当地群众所说：“朝左走有小河王铁桩(指王应元)扎断，朝右走悬岩绝壁滚木擂石在高山，朝前走铜河(指大渡河)水暴涨滔天，朝后退手巴岩高山铁寨。”石达开分析了敌我形势，深知自己已处于不利地位，但决心血战突围。他声泪俱下地激励部众说：“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跋险阻、渡江湖如履平地。……今不幸……陷入绝地，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手受缚，为天下笑。”以此激发全军斗志。6月3日夜间全军出动，分乘船筏猛扑大渡河和松林小河。但是大部分船筏仍被洪水冲没，伤亡惨重，抢渡绝望。
　　当时太平军已经“三面被围，一面阻水，势已穷蹙，……无处掠取粮米，至摘桑叶，掘草根，杀马骡为食，犹思拼死冲突，为困兽之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石达开以箭缚书射投土千户王应元，希望讲和让路，或者能以高价卖粮给太平军。但是王应元已被清方收买，清方答应他“破贼之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他垂涎太平军的军资财富，对石达开的要求断然拒绝。石达开又请彝族土司岭承恩让路，岭承恩攻之愈急。
　　最后，石达开率领残部六千余人，向东血战突围，但到达老鸦漩时，又为洪水所阻，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石达开决心率军死战，为绝后顾之忧，他命妻妾抱幼子投河自尽，并与部将商量“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可见当时石达开并没有“乞降求活”的念头，却有以死殉国的决心。但在竭力死战仍然不能突围，而有全军覆没的可能的时候，一贯重义轻财的石达开想到要救部下的性命，要保存革命实力。他认为敌人的层层包围，死追不放，只是为了要他的头，只要他献出生命，部众就可以得到活路。“妖军方欲生致余……以邀不世之赏。余何惜一身以救诸君。”于是他以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英雄气概，致书骆秉章说：“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身；死若可以安民全军，何惜一死……宥我将士，赦免杀戮，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然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可仰对吾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这是多么豪迈的语言，完全可以说明石达开决心舍身以救部众。也无论石达开的做法错到何种程度，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是这种想法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而出卖革命的叛徒的想法。
　　他的这种想法正好被敌人所利用。骆秉章老早就想生擒他，曾经向清廷奏报“臣前以石达开或传其死，倘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俾就显戮，庶可以释群疑。”在屡次招安诱降都达不到目的时，敌人最后竟利用石达开这种舍已为人的英雄气概来和他进行“谈判”，劝他牺牲自己以保全三军，通过“谈判”的手段以达到“诱擒”的目的。具体执行这个任务的是越西厅的同知周歧源和参将杨应刚、都司王松林。
　　最初石达开对他们的游说“未之信也”，部将们“欲伤”杨、王二人。杨、王叮得“指天誓日”，赌咒发誓，说明诚意，才使石达开“初信之”。石达开去清营时杨应刚与之“并马出紫打地”，“王应元带队护持于后，岭承恩带队迎迓于前”。至洗马姑，“应刚指(周岐源)曰：此越西同知周公，达开长揖而座。夜宿王通把宅中，第二天由纳耳坝到富林。”从这段记述来看，石达开绝非卑躬屈膝投降敌人，相反地却可以看出他是为部众寻找生路，是为了谈判而亲赴敌营的使者。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出卖部众，而是决心为了保全部众而牺牲个人。
　　背信弃义的敌人采取卑劣的诱骗手段，把作为谈判代表的石达开变成了阶下囚，达到了“诱擒”的目的。同时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派兵包围石达开“舍命”以保的“三军”，施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石达开牺性了，“三军”也并没有保住。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永远值得后人记取的。
　　石达开中计被俘后，很快被解送到成都。他对总督骆秉章怒目而视，不肯屈膝。“骆秉章、刘蓉讯之，达开箕座，侃侃而谈”，“口如悬河，应答不穷”，“语颇窍要”。骆秉章事后回忆说：石达开“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参与审讯的刘蓉也作了同样的记述。他说：石达开“供自金田发难之后，一切悖逆情状历历如绘。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即使是被骆秉章纂改过了的《石达开自述》，也难找到阿谀敌人，忏悔自己，丑化革命的词句。
　　石达开在刑场上的表现也是十分坚强的。当他的部下曾仕和在受凌迟酷刑而惨呼时，他批评说：“何遂不能忍此须臾！”他自己就刑时神色怡然，视死如归。古今中外都不会有一个如此慷慨就义的“叛徒”。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除了看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也要看他毕生的主要社会实践；不是看他的一时一事，而是看他全部历史，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对待石达开，我们也应本着这样一条原则，看看他的一生表现和当时的人对他的评价。
　　石达开是金田起义的重要人物，是首义六王之一，是太平天国的缔造音。在太平天国前期，他是最杰出的军事家，太平军的劲敌湘军最怕的就是他。他也是最杰出的政治家，曾经通过“安庆易制”使得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摆脱了经济危机。在太平天国后期，他虽然远征西南，长期在外，但对在长江中下游作战的太平军仍然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他的覆军，加速了太平天囯整个革命事业的失败。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粤匪倡乱六人，而石逆尤称骁悍，金陵老巢得久负隅，全持石逆之善布远势，牵制官军。自石逆服诛，金陵失一重大外援，官军乃得一意围攻金陵，江南军务遂以肃清。”后来的四川总督赵尔巽也承认：石达开“与金陵‘贼巢’隐为声援”。当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又是清政府主要的财赋来源，石达开在四川的反清斗争，使全国清军粮饷受到威胁，有力地支援了天京太平军的革命斗争，扩大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鼓舞和推动了西南几省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其次，石达开保护人民，热爱部属，深得军民拥护。据记载：“达开于太平朝初起诸王中，号为爱人，所至有仁义名，附者颇众。”在天京时，军民喜其义气，尊为“义王”，达开虽辞而不受，人们仍旧以“义王”呼之。在远征四川过程中，一路吊民伐罪，深得各族人民拥护。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记载朱德同志小时候亲自听到曾经当过太平军的老织匠讲，石达开在军民中威信很高，人民对他非常怀念。所以在四川的汉、彝人民中传说：石达开没有死，他后来做了和尚，活到八十多岁。还有的传说是他在峨眉山得道了。凡此都足以说明人民是崇敬石达开的。
　　石达开在远征后一直遵奉太平天国的正朔、称号、礼制，自始至终把自己统下的太平军看作是整个太平天国革命队伍的一部分，白称太平天国的主将，摆在“辅依圣主”的地位，而无所逾越。
　　当时敌我双方对石达开都有不少评价。其评价虽不一定正确，但对我们今天正确地评价石达开，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石达开少年时代已有才名，洪秀全、冯云山曾经亲自去拜访他，邀他参加革命。这在太平天国史书中称之为“访石相公”。杨秀清对石达开非常信任，“喜其诚悫，故屡委以军事。”陈玉成认为许多太平天囯将领，“皆非将才，唯冯云山与石达开差可耳。”李秀成也说：诸将皆属“中中”，唯石达开“文武备足”，“谋略甚深。”敌人则对石达开切齿痛恨，如曾国藩说：“石达开狡悍为诸贼之冠。”“伏查贼渠以石逆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逆为最谲。”左宗棠则骂中有赞，他说：“石逆狡悍著闻，素得众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总之，从太平天国的领袖到广大军民，从自己人到敌人，对石达开的才能都是十分佩服的，对石达开在革命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估价很高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可耻的叛徒”呢？
　　由于史料不足，真相不明，石达开最后究竟是投降还是诈降，至今还难下结论。不能认为他一与“降”字有关，就轻易作出“叛徒”的结论。中国历史上，一些杰出的农民领袖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程度上，有这样或那样暂时接受过“招安”的行为，如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等等。我们对此要根据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看看是否属于斗争策略，不能一概斥为叛徒。列宁说过：“‘投降’一般说来是件坏事，但是这个值得重视的真理不能适合每一个别情况。”要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情节，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大渡河的失败是石达开主演的历史悲剧。说明阶级敌人的狡猾和残暴。他们交替使用两手策略：一方面是大军围困，一方面是甜言蜜语。石达开“身陷绝境”，急于寻找出路。他对敌人的刽子手、屠夫一面，通过多年革命斗争的锻炼，是有认识的，有思想准备的。但对敌人的甜言蜜语一面，则认识不够，缺乏警惕，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表现出主帅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没。这位能征惯战的英雄，没有血染沙场，马革裹尸，而被凌迟处死在敌人的刑场上，确是千秋遗恨，令人扼腕叹息！但是盖棺论定：这只是石达开的认识问题，不是他的品质问题；只是斗争策略的失误问题，不是屈膝投降的气节问题。总之，他只是犯了错误──也无论是多么大的错误──的革命英雄，而不是背叛革命事业的叛徒。
　　试想：古柱今来，叛徒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同志，出卖革命。哪里会有悲歌慷慨，视死如归，为了保全同志甘受凌迟酷刑而无怨的叛徒呢！
　　评价古人要有理有据，不偏不颇，才能得出实事求是令人信服的结论。在这一点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老前辈罗尔纲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他对李秀成的评价就是十分慎重，实事求是的。今年是罗老八十五岁寿辰，又是他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纪念。谨撰此文以表祝贺之忱。太平天囯最有才能的革命英雄石达开是广西贵县人，罗老也是广西贵县人。因此，比较而言，罗老对有关石达开的史料一定了解得更多，更仔细。此文希望能够得到罗老的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