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巴蜀，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数千年来，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学。涌现出一批享誉全国的文学大家。其中最早的一位，便是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字长卿，小名犬子，由于仰慕[战国]时期以完璧归赵、将相和衷而大名鼎鼎的蔺相如，因而改名相如。然而，他所生活的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正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帝国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时代，[战国]时群雄割据的现象已经逝去，蔺相如折冲尊俎的业绩也难以重演。所以，历史使司马相如把聪明才智转向了文学。在这个时代，新的文体汉赋正处于兴起阶段，涌现了严助、枚乘、枚皋、东方朔、朱买臣、庄葱奇、吾丘寿王等辞赋家群体。而以司马相如的艺术成就最高和社会影响最大。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以典丽宏伟的篇章，铺张扬厉的作风，萧散飘逸的意度，控引天地，错综古今，歌颂了汉王朝统一大业的兴盛，表达了伟大的时代精神，因而受到汉武帝的特别称赏。后来武帝读了《大人赋》感到“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更给司马相如增添了文学的荣誉。所以扬雄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司马相如总结创作经验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锈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卷二）他不仅最早建立了汉赋理论，而且在创作中吸取众长，匠心独运，为此种文体确立了固定的形体，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是富于传奇性的才子。他早年外游，梁孝王死后，他回到成都。不久，驻武帝读到相如旧作《子虚赋》，因乡人杨得意之荐，武帝召相如入京。相如终于得到施展了才华的机遇，赴京之时，其妻卓文君相送于成都北门城外升仙桥。相如此时对前程充满信心，于桥头之客观门上题字云：“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赤车驷马”是古代达官贵人乘坐的四马车。果然如所料，他的才华甚为武帝赏识。时值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汉王朝发生矛盾，西蜀不安。武帝接受了相如的建议，并任命他为中郎将，全权代表朝廷前去处理西南问题。他真的赤车驷马回到成都了。人们为了纪念豪言壮志的司马相如，特将升仙桥改名为驷马桥。至今就是成都市北上的必经之处。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司马相如是一个俊雅倜傥的风流才子。诚然，司马相如仪表堂堂，风度潇洒，多才多艺，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才士；他琴挑卓文君，赢得这位美女芳心的故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但是，如果仅仅将他视为“风流才子”，那就是皮相之见了。事实上，除了一表人才，满腹诗书之外，司马相如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堪称一代伟丈夫。与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固然是惊世骇俗之举；婚后生活拮据，夫妻二人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市中，旁若无人，也是一般儒生做不到的。更为难得的是，身为汉赋大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却从来不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从来不与那些阿谀逢迎、鲜廉寡耻之徒为伍，不愿作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而是有条件时争取有所作为，难有作为便努力保持自己的节操，“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汉书·司马相如传》）所以，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终其一生，除了出使西南临时挂过“中郎将”衔以外，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等低级闲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俸禄从比三百石到比六百石不等。另据司马贞《史记索引》引《百官志》：“陵园令，六百石，掌案行扫除也。”而当时县令的俸禄是六百石到一千石，由此可见相如官职之卑微。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这才是独具只眼的高明之论。
　　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凭着雄放的气魄和富赡的才华，勇于创新，锐意开拓，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29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天子游猎赋》（一般称之为《上林赋》，不当）、《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等几篇。这几篇作品，为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赢得了几个“第一”。首先，作为司马相如最重要的代表作，《天子游猎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在内容上，它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在形式上，它摆脱了模仿楚辞的俗套，以“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结构宏大，层次严密，语言富丽堂皇，句式亦多变化，加上对偶、排比手法的大量使用，使全篇显得气势磅礴，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确立了汉代大赋的体制。鲁迅先生指出：“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汉文学史纲要》）这就概括了司马相如在文体创新方面的非凡成就。正是这种成就，使司马相如成为当之无愧的汉赋奠基人。其次，《哀二世赋》是整个赋史上第一篇直斥秦朝暴政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全文只有158个字，写得情致蕴藉，感既深沉，警策凝炼，与《天子游猎赋》的铺排夸张、雄浑宏丽形成对照，开后代抒情小赋的先河。再次，《长门赋》是赋史上第一篇描写被锁闭深宫中的妇女的作品，通过表现她们的孤独和哀愁，暴露了封建宫庭的阴森黑暗，可谓文学史上宫怨体的滥觞。作品善于描写景物，烘托气氛，以情景交融的笔触，把人物感情的起伏跌宕写得维妙维肖，委婉动人，对后代的宫怨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几个“第一”加在一起，足以使司马相如成为汉赋的第一大家。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谕巴蜀檄》写于元光五年（前130）。当时，唐蒙从巴蜀通夜郎，由于处置不当，引起巴蜀民众的惊恐，汉武帝便命司马相如责备唐蒙，并作文告谕巴蜀民众，一方面说明唐蒙“发军兴制”等举措并非朝廷之意，另一方面又要求巴蜀吏民理解和支持“通西南夷”的行动，迅速达到了安定人心的目的。《难蜀父老》写于元朔元年（前128）。当时，为“通西南夷”而修理道路的工程已开展两年，尚未修通，民力消耗很大，朝中一些大臣因此认为“通西南夷”毫无益处。司马相如力主恢复秦朝便已在西南地区设置的郡县，得到武帝赞同，于是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获得成功，为加强汉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联系，发展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贡献。使毕，相如又写了《难蜀父老》一文，进一步阐述了“通西南夷”的重大意义。《谏猎疏》大约写于元朔六年（前123）。其时，司马相如随汉武帝到长杨宫打猎，便写了此文，着重从保卫皇帝安全，防止发生意外的角度来劝武帝不要“自击熊豕，驰逐野兽”，而没有进一步指出耽于田猎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意义显得比较狭隘。不过，此行返回时路过杜南宜春宫，那里是秦二世胡亥于公元前207年被逼自杀后埋葬的地方，司马相如触景生情，又写了《哀二世赋》，以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对武帝进行讽谏，认识上深化了一步。这三篇散文共同的特点是语言畅达有力，有辞赋之气。其中《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两篇，对后代的某些政论性散文很有影响。[东晋]文学家李充在《翰林论》中说：“盟檄发于师旅，相如《谕蜀老》（即《谕巴蜀檄》）可谓德音矣。”南朝梁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篇》中也指出：“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人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对这两篇文章作了较高的评价。《封禅文》则是司马相如临终时留下的“遗札”。它颂扬了“大汉之德”，主张举行封禅典礼。相如的出发点，仍然在于颂扬国家的兴盛强大，体现中央王朝的尊严声威。但文中对[西汉]王朝溢美过甚，颇有周颂的遗风。后代许多文人在褒美本朝，粉饰现实时，往往仿效它的写法。所以，《封禅文》在历史上是起了一些消极作用的。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的生年（前145）比司马相如晚三十四年，当他于公元前108年担任太史令时，上距司马相如去世仅仅九年。对于这位前辈作家，他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还可再比较一下：在《贾生列传》中，司马迁主要是把贾谊当作和屈原一样关心国事而不遇其君的进步作家来尊敬和同情的，而对贾谊的文学作品，只收录了《吊屈原赋》和《服鸟鸟赋》，著名的《过秦论》则附于《秦始皇本纪》之后。而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以后的历代文学家，或者将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相提并论，遂有“文章[西汉]两司马”之说；或者将相如与枚乘并称“枚马”，与扬雄并称“扬马”，屡屡加以推崇。南朝梁著名作家沈约说：“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即屈原）、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写道：“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他还以司马相如自比，自称“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杰出的边塞诗人岑参这样称颂司马相如：“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在阐述其著名的“不平则鸣”说时，认为“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明代著名作家张溥说：“《子虚》、《上林》非徒极博，实发于天材。扬子云锐精揣炼，仅能合辙，犹《汉书》于《史记》也。”清代桐城派大家姚鼐指出：“昌黎（韩愈）诗文中效相如处极多，如南海碑中叙景瑰丽处，即效相如赋体也。”类似评价，不胜枚举。我认为，用科学的眼光来看，还是鲁迅先生对司马相如的评价最精炼，最权威：“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汉文学史纲要》）
　　相如故宅在六朝及唐宋时曾是成都之名胜古迹，而被称为琴台，传为相如抚琴之处。李膺《益州记》云：“市桥西二百步得相如旧宅，今海安寺南琴台故墟。”唐代岑参诗云：“相如琴台古，人去台亦空；台上寒萧条，至今多悲风”。宋代田况诗云：“游人不赏凌云赋，只说琴台是旧基”。琴台故址，在今成都通惠门之东，原金花桥一带，近傍城郭，亦邻田野，景色清佳，然宋以后已荒废和渺茫了。近世相传成都西郊三洞桥一大土丘为抚琴台，抗日时期因挖防空洞于其下，始发现它乃前蜀国主王建之永陵。此虽传说之误，但说明了这位才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远远胜过一位土皇帝的业绩。这又为司马相如增加了一点传奇色彩。
　　司马相如的创新精神与宏富辞章，沾溉着一代又一代的巴蜀儿女。今天的成都，还保留着取自相如之语的“驷马桥”地名，还有纪念相如夫妇的“琴台故径”、“文君酒家”；经过整治的锦江之畔，又新塑起相如的花岗石造像。当人们在此徜徉之时，怎能不油然而生自豪之感，缅怀之情……

　　Xiangur Sima, a famous successful prose writer in Han Dynasty, ha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se writing fo Han.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he has had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Now there are still places in Chengdu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him, such as "Simaqiao" （a place name） quoted from his words; "Qintai Path" and "Wenjun Liquor" in memory of him and his wife, and a granite statue of Xiangru Sima on the bank of Jingj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