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诗/为/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的诗/是/破碎的心灵/渗出来的/血和泪，我/为诗/而活着/也将为诗/而死……”
　　这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孙静轩所作的一首独白诗。他在诗集《世界我对你说》中还这样写道：“我生性爱诗，以诗为生命为一切，所以我写诗，哪怕为诗而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无怨无悔。倘若真如某些人所说，诗歌将会死亡，那么，我甘愿作一个孤独的守望者。”
　　当我试图通过这些独白去解读孙静轩的诗歌时，却突然间发现自己的想法有些浅薄，诗人的世界对我来说像是一部似懂非懂的天书。读懂一首诗，读懂一个人，并非易事。所以，当我受命采访孙静轩时，着实惶恐不安。

　　面前的孙静轩，一头花白头发，鼻梁上架一副眼镜，一副瘦弱的身躯，让我不禁联想到了三四十年代的教书先生。不曾想，当记者说明来意后，他欣然接受了采访，侃侃而谈。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是泰山的后代、子孙，是肥城的儿子。1930年我生在肥城县老城，小时候在县城读了一年的小学。我6岁开始读书，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一家人就离开家乡，逃到山区陆房。那时候我很小，我的哥哥，我的父亲，我的叔父他们一共是6个大人，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我当时八九岁，虽然很小，但也参加了儿童团的一些抗日活动，一直到1943年离开肥城，到了冀鲁豫边区，正式参加了革命。”
　　年仅13岁的孙静轩来到冀鲁豫第二军分区后，即被组织安排进入军属子弟学校学习，后又进入边区一中，与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田纪云同在一所学校。当时全国上下都处于抗战之中，孙静轩一面在校学习文化知识，一面参加地方武装开展斗争。1946年，孙静轩离开学校，被组织安排到郓城县当通讯员。在这里，孙静轩的文学才能得到初步展现。
　　“当时我自己一个人编了一张报纸，编辑是我，主编是我，印刷是我，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办了一张报纸，叫《郓城通讯》，是个油印的报纸。那是战争期间，内容整个就是郓城县的动态，它配合中心工作，也表扬好人好事。”
　　这是孙静轩第一次接触文字工作，为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1949年初，因工作需要，孙静轩回到家乡肥城，在建国学校任教。但此时的孙静轩早已为自己播种下一个文学创作的梦想。
　　“因为那时年轻嘛！仿佛生活在幻想中，老是想入非非，不安分，心好像长了翅膀一样。那时刚解放，就觉得世界很宽广，道路很宽广，就不愿意局限在、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面，就想挣扎。后来，我离开了肥城，跑到济南来。那个时候就喜欢写作。”
　　1949年3月，孙静轩到了济南。先后在《青年文化报》、《济南工人报》当记者，后又调到《山东青年报》干编辑。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孙静轩逐步涉足文学，并于当年在《大众日报》发表处女作，1950年出版根据苏联小说《铁木尔弟兄》改编的《小兄弟俩》一书，这无疑给当时刚刚步入文学殿堂的孙静轩一种极大的鼓舞。然而，真正让孙静轩走上专业文学创作道路的却是一次偶然的工作调动。1953年，孙静轩被调到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工作，恰在此时，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始第二期招生。怀着一种对文学的向往和憧憬，孙静轩积极争取深造，并受教于艾青门下，没想到这一去竟然造就出一位著名诗人。经过两年的学习，孙静轩于1955年到四川省文联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55年，到了四川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那几年进步得还是比较快，连着出了三本诗集，第一本诗集叫《唱给浑河》，第二本诗集是《沿着海岸、沿着峡谷》，第三本诗集就是《海洋抒情诗》。”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孙静轩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特别是1957年出版《海洋抒情诗》，使他一举成名，为平静的中国诗坛带来一缕清新空气，在文学界刮起了一股海洋风，由此，孙静轩有了“海洋诗人”的称号。他在《致大海》一诗中写道：“（海浪声、压混）那正是青春大好时光/我爱在岩石耸立的海岸游荡/看海的白帆悠悠/看浪尖的海欧翩翩飞翔/听那絮絮不休的海风/听那潮水拍岸的喧响/常常地/我坐在岩石上沉思……”不知不觉中，我们也仿佛跟随诗人来到令人心仪的大海边，采撷朵朵浪花，我们的思绪也跟随诗人在微风中拉长。
　　1957年，孙静轩以其高产的作品，独具个性的创作，一度成为最活跃、最受欢迎的诗人，以致于这一年被诗坛称为“孙静轩年”。
　　然而，就在孙静轩为其灿烂的明天勾勒美好蓝图时，一场灾难性的反右斗争将他吞没了。诗人在沉思中回忆起了往事。
　　“因为我的老师艾青是‘右派’，我的很多朋友是‘右派’，当时强迫我表态：艾青的问题你怎么认识，你怎么看？你要划清界限。当时我态度坚决地说，艾青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我爱我的老师。这样的话，后来就给我上纲上线，58年的国庆节，我也被打成右派。我是中国文学界最后一个右派。反右派让我的文学之梦结束了，我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
　　孙静轩被押送到重庆郊区的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浪漫和耿直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诗人，但也为他带来了灾难，从诗人变成了囚徒。
　　“我从小参加革命，一度是中国最活跃的海洋诗人、青年诗人，一下子变成了囚犯，那种精神上的压力是无法承受的。那种劳动强度很大，不是大跃进嘛，挖地时，经常挖着挖着就倒了，不管是水也好，泥也好，起不来，就睡了。日子后来更难过，吃不饱。4年时间，我什么都干过，当过伐木工人，烧过窑，当过炊事员，当过搬运夫，打过鱼，什么都干，4年嘛，九死一生。”
　　听孙静轩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孙静轩的著名诗篇《这里没有女人》和《月亮的回忆》。其中他在《这里没有女人》一诗中写道：“这孤岛/这死地/早已被上帝遗忘/连死神也不屑一顾/……/这些男人，这些犯了罪的男人/这些头发蓬松得像杂草/衣着褴褛得像乞丐/……/这些饿不死病不死生命野得发疯的男人/第一次被悲哀压垮/一滴滴淌着男人的无声的眼泪……”生活究竟给人开了多大的玩笑？是残酷或是多情？
　　从中国最活跃的海洋诗人、青年诗人，到右派分子，从浪漫的《海洋抒情诗》到《这里没有女人》，孙静轩走过了一条大喜大悲的炼狱之旅。
　　让人庆幸的是，磨难并没有击倒孙静轩，他以诗中存风骨的豪气挺了过来。正如他为自己所做的诗里写的：我是一个不服老的家伙/一头好斗的公牛/即使沉落地狱/仍将伸出我伤痕累累的猗角/也许它不是召过的旗帜/只是一只沉默的手/但所有的世纪都会看见/这就是一个诗人的骨头。
　　1962年，孙静轩经过四年劳改后，重又回到四川省文联工作，但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使他丧失了写作的权利，只能为别人做嫁衣，辅导别人搞创作。
　　一直到1978年，阴霾了二十年的中国天空出现了一道曙光，诗人自由了。虽饱经磨难，却并未泯灭诗人的创作激情，炼狱二十年，重返诗坛，相继出版诗集《黄河的儿子》、《七十二天》、《母亲的河流》、《抒情诗一百首》、《孙静轩诗选》、《告别二十一世纪》《世界我对你说》等力作，并担任了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了瑞典、芬兰等国，1992年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对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孙静轩说：
　　“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支配着我，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从小所看到的我们这个民族的巨大的灾难、沉重的苦难，促使我成为一个诗人。我经常这样说，苦难是一个人特别是艺术家最大的精神财富。古今中外一些有成就的、比较伟大的人物，或者优秀的杰出人物，他们都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都是在一种苦难中成长起来。”
　　作为一个诗人，孙静轩有着极其优秀的品质。我们不难从《凤凰涅槃变奏》、《长江咏叹调》、《东方狮变奏》等作品中窥见一片爱国忧民的赤诚之心。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当前文学界的一些现状，同样让他感到愤懑。
　　“泡沫文化是非常不健康的。我在新闻媒体、政协会上，各种会议上，都讲过这个问题，我说现在是一个最浮躁的文化时期，也是最世俗的一个文化时期。”
　　我突然间想起了他在《孙静轩诗选》后记中的一段话：“有一句话我是非说不可的，那就是我的爱国之心犹如赤子。”“倘若眼看着中国足球输了，没有一点牢骚，没有一点愤慨和痛苦，而是心安理得无动于衷，那岂不人人麻木不仁，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
　　孙静轩作为一个真性情诗人，在历史的嬗变中，虽饱经沧桑，历经磨难，但矢志不渝的是那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一行行诗，化作诗人在人生旅途上的行行足迹，一首首诗，如同诗人敞开心灵世界的扇扇窗扉。
　　“我以诗/为/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的诗/是/破碎的心灵/渗出来的/血和泪，我/为诗/而活着/也将为诗/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