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孙静轩是在读师范的时候。十七、八岁的年纪，朗诵《海洋抒情诗》更多的是因为孙静轩先生在中国诗坛的赫赫名声，而对诗歌作为诗来阅读却表皮得很，不晓得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孬诗？反正一看见像诗歌句式那样排列的文字就都要读的。那时侯，孙静轩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神。
　　随着阅读和生活的积累，对诗歌作品我有了自己的评判标准，不再盲目地听信别人怎么说。我开始重视自己的感受。孙静轩先生的《海洋抒情诗》那种高呼、直白类型，不是我喜欢的。我更愿意相信那是革命时期的需要，是非常态下的“诗歌”，我信任我的阅读感觉。由是，孙静轩先生在我的心目中由神回到了人的位置。

　　看见孙静轩先生是在1990年3月的嘉州诗会上。他的演讲生动有趣，听起来说的都是真心话。能够在讲台上当着大伙儿的面高声大气地说真心话，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哦！其实，大家都知道，在讲台上，在主席台上，在镜头前面，有几个敢说真话的人呢？孙静轩先生说自己是个老革命，十三岁就迈进了革命阵营；又是一个老反革命，历次政治运动基本上都没有逃脱。他说诗人是背着十字架走向地狱的人。我请他留言，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上了：“上帝与魔鬼都是人的化身”。后来，我还听过一个讲孙静轩先生创作长诗《七十二天》的故事。那是孙静轩先生接受改造的日子。闷热的夏天里，他开始创作长诗《七十二天》。他们每天除了劳动，还要写一份改造心得体会，诗是绝对不允许写的。他们的管教是一个女人，孙静轩先生就想了一个办法，放下蚊帐脱光衣服在床上写作。这样一来，他的改造心得体会就写得很敷衍了，引起了女管教的注意。一天，女管教突然来到孙静轩先生住的房间，一下掀开蚊帐，羞得大叫一声跑出了房门。女管教派人把孙静轩先生叫到办公室审问：
　　你在蚊帐里干什么？
　　写改造心得体会。
　　那为什么光着身子？
　　因为热。
　　那为什么还关着蚊帐？
　　因为光着身子。
　　女管教问不出什么，只好作罢。此后，女管教再也不敢轻易闯进孙静轩的屋子里了，他的《七十二天》得以顺利完成。可惜，这首写巴黎公社的长诗《七十二天》至今我也无缘阅读。我从孙静轩先生的言谈中得知，《七十二天》是他的得意之作。再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了孙静轩先生的《这里没有女人》、《月亮的回忆》、《二十一世纪》、《黄土地》和长诗《告别二十世纪》等作品。诗歌的磅礴气势、诗人的人格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孙静轩先生在我的心目中又由普通的人上升到了伟大的诗人位置。
　　写到这里，读者诸君也许已经十分地厌烦了我这样颠来倒去地说孙静轩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变化，因为对你的阅读来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你想要关心的问题，但他于我却是很重要的。这为我后来出版个人诗集找人作序奠定了心理基础。
　　我的个人诗集定稿后，要找人写序。青年诗人远泰建议我找孙静轩先生，他说孙老爷子如果能够给你把脉，对你帮助一定会很大。我说孙静轩先生1990年我见过，他脾气很大，一般人很难放在眼睛里，我怕被他拒绝。远泰说他熟悉，他帮我去说说。我心里还是没底。过了不久，我去成都参加四川省第二届青年作家创作会，在花园宾馆大厅的会议报到处遇见了孙静轩先生，便主动上前作了自我介绍。静轩先生却非常热情地对我说：“哦，我知道你，远泰给我说了，诗我已经读过了，序还没有写。你的诗有点意思，比他们写得好，我要找你好好聊聊”。我不知道“比他们写得好”的“他们”指的是谁？
　　第二天中午，我们相约在花园宾馆的楼顶茶室里会面。我尊称他孙老，他提出让我做他的学生，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我说他给我的印象是高傲、脾气大。他说看对什么人？什么事？他还说别人都说他是诗怪，他说哪里怪嘛，就是管不住自己爱说真话而已，所以生活中遭受的折磨也多。那天他抽了很多的香烟，说了很多的话。他说的话很有意思，我以为是他把人生的真实感受毫无保留地告诉给我了，我怕自己忘记，重要的还做了记录。从此，我把这位老人正式地列为了自己的老师。在我的记忆中，静轩先生于花园宾馆茶室里讲的话有三点是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是把一个成熟诗人的一生划为三个时期，即美学时期、哲学时期、神学时期。这个观点在先生诗集《世界我对你说》的后记中阐述得十分清楚；第二是对开国元首毛泽东主席的认识。他认为毛泽东先生治国的失误是诗人治国的失误，这是因为诗人突出的极端主观个性和跳跃式思维造成的，诗人治理国家必然出现那种情况；第三是文学来源于生活。他说文学来源于生活是一种误导，许多人看到的和体味到的多是生活的表面现象。文学应该是生活背后的东西，是民族灵魂和精神的东西。世界上很多的优秀文学作品不是能够简单地用“生活”两个字就可以归纳的。
　　有一回，在成都喝茶聊天，阿来对着孙老戏谑地说，你的学生中“牛”肯定是最笨的一个。孙老知道阿来跟我是好朋友，是故意调侃我的，便笑而不语。师娘怕我难为情，就抢过话头说，他才不是最笨的呢！有个美国学生才是最笨的。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但是，我敢说孙老收我作门生他是不后悔的，关于这一点我有感觉。每次见面他都要给我谈诗，每次通电话他也要给我谈诗，还在电话里朗诵他认为好的诗歌作品，常常令我感动不已。

　　今年春节过后，孙老爷子住进了医院，我去看望他时他刚做过咖吗刀手术不久。瘦弱的身体仰卧在病床上，鼻腔里插着一根塑料输氧管，手腕上也输着液体。咳痰时要费很大的力气和工夫才能够咳出来，等痰咳出来背心就被汗水湿透了。我去看他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望病的人都走光了，只有师娘陪着他。老爷子见我来看他，硬要坐起来，我们只好依他把床摇起来，让他尽量靠得舒服些。他用微弱的声音又给我谈起了诗，我与师娘劝他闭目休息，他只管说着。他告诉我他现在找到了写诗的感觉，但是没有时间了，这次可能迈不过去这个坎。他要我关注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东西，他说杨炼写你们九寨沟的组诗触到了一些民族灵魂。他说要有当大师的心理，好些人的文章写得有血有肉，文采华丽，知识容量大，但却不是大师的作品。大师区别于普通作家的关键就是骨气，而骨气靠的是不同凡响的人格。我实在不忍让老爷子那样艰难地给我讲诗，我的脸上挂着笑容，眼睛里却包着泪水。我去医院前就知道了先生患的是肺癌晚期，大家都瞒着他。这种情形下听先生讲诗，我的心就像刀子割一样疼痛。
　　后来听说先生在家服用一位医术高明的中药郎中开的药，病一天一天奇迹般地好了起来。我又到先生家里去探望，果然亲见先生好了很多，大家都说是奇迹。就在先生去世的前十多天他还给我打来电话，说已经知道自己患的是肿瘤，做了CT检查，癌细胞全部没有了。声音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快乐。先生又谈起了诗歌。他说眼下诗歌太强调个人情调，离大众远了，大众离诗也远了。诗求变是对的，但万变不离其宗，诗还是应该要具有道德力量、人格力量、精神力量的。先生要求我说，你是办文学刊物的，要肩负责任。我告诉先生，为他写了一首诗，将作为卷首诗发表在《草地》文学杂志2003年第三期上，题目叫《诗人孙静轩》。先生很高兴，要我出去时带给他看。没想到这次通话，竞成了诀别，写给他的诗也无法读到了，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孙静轩先生是中国诗怪，好象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坛的共识，就连他的追悼会本该按惯例播放的哀乐，也遵照他的遗嘱改播成了他生前喜欢的音乐。就连死这样重大严肃的最后一件事情，也要按照他喜欢的方式走向天国。难道还有谁怀疑他不是诗怪吗？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看他的一生，读读他的诗歌，就不难发现他是一个坚定的做真事、说真话、写真诗的人。他不过是按自己的意愿在写诗和做人方面，做了自己想做愿意做的事，说了自己想说愿意说的话，写了自己想写愿意写的诗而已。先生的灵堂里，挂满了说他是中国诗怪、中国第一真诗人的挽联、挽词。中国历史上有诗仙、诗圣、诗鬼、诗囚等等著名绰号，到了今天，说真话写真诗的第一真诗人，竟然得了诗怪的雅号，我不知是为谁伤起心来，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说真话写真诗不再奇怪啊！
　　当我从成都先生的灵前听完先生喜欢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还带着淡淡的忧伤回转马尔康时，望着车窗外岷江河谷两岸的山坡上那些与蒿草杂生的野百合，看它们听凭山风评诉，而它们却只管从从容容地开放，我想这就是先生的境界了。
　　孙静轩，中国诗怪，一个平常而普通的中国人，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