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狗，四川省高县人。197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1971年分配到四川日报社，在编辑部从事采编工作。1983年任总编辑助理，1984年任副总编辑，1997年任党委书记、总编辑，2000年至今任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1992年受聘为高级编辑。1997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我国报业研究的一项可喜成果──评邱沛篁 唐小强主编的《报业通论》 ⊙欧阳宏生　黄顺铭／文
　　2002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四川大学报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邱沛篁教授和四川日报总编辑唐小强主编的《报业通论》一书。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邵华泽在序言中认为，《报业通论》体现出了几个重要特色：“创新性和系统性”、“理论性和实用性”以及“知识性与趣味性”，他高度评价该书“是我国报业研究中一项可喜的成果”，“是一部带有报业小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这个评价是颇为中肯的。学术研究可以从不同研究领域中去寻求发展空间，而每一个维度上的寻求可能都会丰富新闻传播学的科学性。毫无疑问，当我们把《报业通论》置于新闻传播学的科学性这样一种视角来审视时，它就从自己的角度丰富了这种科学性。下面，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简要说明。
　　第一，理论体系的完备性。
　　《报业通论》全书分为四篇：“报业理念”、“报业业务”、“报业经济”和“报业文化”，共包括46章。架构这样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因为，理论体系的架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研究能看到什么和不能看到什么。当我们的研究眼光聚焦于“报业”时，“报业理念”、“报业业务”、“报业经济”和“报业文化”无疑就是其中最基本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几大块内容。具体说来，贯穿其间的逻辑联系就是：“报业理念”是对于“报业”这一新闻传媒的结构的观念阐释，它解决的问题是报纸在社会中的定位问题；“报业业务”与“报业经济”分别对应于报业产品的“社会功能输出”和“维生功能”问题，具体地说，“报业业务”要实现的是报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而“报业经济”则是为了实现报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报业文化”则是对报纸这种特定传媒形态所保持的一种形而上的关注。由此看来，《报业通论》精心编织的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完备性。
　　第二，理论创新的意图性。
　　创新是我国当前的一种时代精神。学术研究自然也应当致力于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在这方面，《报业通论》最大的创新就是它完全以“报业”为研究内容，通过既丰富多彩又体系明晰的章节，创新性地建立起了富有时代精神的“报业新闻学”。很显然，这是基于历史之上的继承并发展。
　　我们知道，与新闻媒介的历史发展相一致，初始的新闻学研究就是报业研究。因此，“新闻学”就等于“报学”。世界上最早的报学出现在德国。台湾学者韦光正在《欧洲大众传播》一书中指出：“德国报学的研究始于1670年。”①徐宝璜在《新闻学》一书的第一章《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中明确指出：“此学名新闻学，亦名新闻纸学”，并为新闻学下了一个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②20世纪20、30年代，广播与电视先后出现；几十年之后，网络媒介又强势崛起。如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介共　同构成了一个层次异常丰富、传播能力空前强大的现代媒介系统。马克思说，历史从哪里开始，认识就应从哪里开始。这是认识上应该遵循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所走的也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可以说，每一种新闻媒介都吸引了研究者相当的注意，于是就有了《广播新闻学》、《电视新闻学》以及《网络新闻学》。这样一来，新闻学就显示出了两种相互依存的发展方向：一是专门新闻学，一是从各专门新闻学中抽象出具有一般性的东西而成为普通新闻学。
　　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报学”与“新闻学”之间传统上的相互指称作为一种思维惯性仍然存在。理性分析起来，我们都知道，新闻媒介的每一个亚类都具有区别于其它新闻媒介的媒介特性和媒介运作逻辑。与此相对应，新闻学的每一个亚类也就应该努力框架出自己的研究范畴，以便体现出特定新闻媒介的媒介特性和媒介运作逻辑。这才是理想的学术目标的自足性与自为性。尽管我们对于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的研究已取得了若干可喜的成绩，但距离理想的学术目标的自足性和自为性仍然有着那么一段距离。也许，这是一个高难度的目标。即便是某些已获知名地位的学术著作也难免有所缺憾。例如，在赛伯特、彼德森和施拉姆合著的学术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中，关键词“报业或报刊”（ the　press）就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用词。尽管他们开宗明义就宣称：“本书所用‘报刊’一词，是指一切大众传播媒介（原译‘公众通讯工具’，笔者改译为‘大众传播媒介’）而言。”③但是，作者们仍使用了主要指称“报业”的术语“the press ”。无论如何，使用“the press ”至少表明，他们还未能跳出旧有的思维惯性，从而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不良倾向：将“报业”的独有个性一般化，然后移植到对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介的理解上去。
　　《报业通论》表现出的理论创新性得益于两位主编对于“报业新闻学”、“广播新闻学”、“电视新闻学”和“网络新闻学”之间关系的清楚认识。他们严格地、细致地并且是创新性地将“报业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首先，“严格”，阻遏了越界的可能性。《报业通论》一书中的所有内容均严格限定于“报业”这一范围内，避免了越界可能带来的穿凿附会；其次，“细致”，减灭了粗疏的可能性。《报业通论》对于“报纸内参业务”、“报纸部主任业务”、“报纸阅评工作”等列专章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报业新闻学”的研究内容。虽然作为报业实践活动的“内参业务”、“部主任业务”和“阅评工作”其实一直就是存在的。但是，它们在过往的报业研究中大都处于缺席的状态，寂然而存。对它们的关注，无疑是细致性的一种具体表现。再次，“创新”，开辟了垦拓的可能性。这集中地体现在第四篇“报业文化”中。该篇从“市场经济条件下报业的文化特征”、“报业的文化功能”、“树立报业的文化形象”、“报业企业文化”、“新时期加强报业文化建设的新思路”等5个方面作了阐述，创新与时代感紧密交织。比如，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报业的文化特征”就旗帜鲜明地规定了论述的时代语境、论述主题，垦拓意识显而易见。

本文作者简介：
　　欧阳宏生是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黄顺铭是四川大学新闻学院教师。

　　《报业通论》主编简介：
　　邱沛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公开出版的专著有《新闻采访艺术》、《新闻写作艺术》、《新闻采写研究》、《郭沫若与报刊》等，主编或参与主编的著作有《大众传播论》、《新闻采写手册》、《实用广告学基础》、《报业经营管理学》、《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报业》等。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集体、署名第一），四川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韬奋园丁奖，1993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注释：
　　①韦光正：《欧洲大众传播》，第11页，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76年。
　　②参见，《新闻文存》（余家宏、宁树藩等编注），第282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
　　③见《报刊的四种理论》，第1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