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在中国宝兴县邓池沟“发现”了一种野生动物，他捕获了一只并制成标本，带回巴黎展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后来，米勒·爱德华把这种被称为“新黑白熊”的动物命名为大熊猫。
　　现在，大熊猫已经成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形象标志（1961），成为全球自然环境保护的象征，成为中国国宝和动物明星。
　　大熊猫作为环境标志及和平使者，从四川西北山地走向世界各地，传递着环境保护的信息，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欢迎。但是，这些出访、交流、交换、调出的熊猫使者，坐的是“头等舱”，拿的是单程票。它们在为人类，为大自然，为它们的群体生存做出贡献的同时，往往要牺牲个体的权利和福利，有时，更可能以健康和生命来作为代价。
　　现在已经无法统计，自20世纪初两次世界性的熊猫热（也是灾难性的熊猫劫），到持续至今的大熊猫被迫离开栖息地，究竟有多少大熊猫背井离乡，一去不回。没人知道，这些旅居的濒危动物有着什么样的生命旅程。是因环境改变而伤病夭折，客死它乡？还是备受关爱，得享天年，无疾而终？难以计算，还有多少大熊猫独居在世界各地，在铁窗和空调的保护下退化机能，了此残生。也许，大熊猫自己也不知道，人类在保护它们的同时，它们的种群还需要交付多少“生命成本”。

　　十九世纪未至二十世纪初，世界因为猎奇，掀起了第一次大熊猫热，一些自然科学家成为第一批熊猫杀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因为市场需求，形成了第二次大熊猫热。此时，熊猫变成商品，资本成为主角。随职业化的熊猫商人的出现，中国大熊猫遭遇了空前的生存危机。1936年至1938年，被称为熊猫王的英国人史密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收购了12只四川大熊猫活体，其中6只在出境前死去，另外5只运抵英国和德国后也先后夭亡。只有美国商人坎贝尔寄养在华西大学，后来带回美国的一岁的雌性大熊猫“宝贝”，逃脱了夭折的命运。“宝贝”在圣路易斯动物园享受着庞爱，也品味着孤独。20年后，“宝贝”于1960年冬季因衰老自然死亡，享年21岁。
　　有的发现通向遗忘，有的介入导致中断，有的新生孕育毁灭，有的开始意味着结束。
　　20世纪初，当收购大熊猫已经平淡无奇时，亲手捕获或猎杀大熊猫，成为一些西方冒险家的新时尚。随着时尚新闻而涌入中国的冒险家，把四川汶川、宝兴等地变成了上佳的熊猫猎场和熊猫标本产地。在这些“熊猫新闻”的长长的名单中，甚至包括美国总统的两个儿子，他俩因捕获四川越西大熊猫而一举成名。
　　那时候，中国大熊猫只是一种可以变成商品，变成金钱的稀奇野兽。谈不上生命权和生存权，更谈不上居住权、生育权和起码的尊严。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冒险家退出了中国熊猫市场。但是，大熊猫的人为灾难并没有结束。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前苏联模式的影响，国内各类动物园大量兴建。大熊猫又开始背井离乡，担负起“镇园之宝”的角色，再度成为被捕获、驯育、调配、交换、甚至买卖的对象，成为外交使者、城市礼品和“可以换火车头”的经济资源，仅四川宝兴一县，就先后调出大熊猫活体115只。这种现象，被人戏称为“熊猫经济”。
　　毋庸置疑，建国五十多年来，中国政府为保护大熊猫资源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始终坚持着以保护为主的工作原则。从1957年建立森林自然保护区，1962年国务院明令禁止捕猎大熊猫，1963年建立五个以大熊猫为主要对象的自然保护区，到1981年有关部委与WWF合作在四川卧龙建立起中国保护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大熊猫的生存环境得到了初步的改善。目前，仅四川境内，就有20个与大熊猫相关的自然保护区，并正在融合成片，构筑成较为完整的中国大熊猫生态带和生命走廊。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的局限，中国熊猫政策还不尽完善。尤其在依法保护大熊猫方面，除去“89计划”和“93工程”外，适用的专项法规缺位，《野保法》有待修订完善。站在二十一世纪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过去的一些作法，还有待改进。比如，把大熊猫作为礼品、商品和交换物品的做法，应该逐步废止了。
　　四川是大熊猫的故乡，中国大熊猫存量有80%以上在四川，总量达到一千余只。四川西北及西南山地，从邛崃山系到岷山山系和龙门山脉，都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是中国大熊猫最后的家园。物竞天择，大熊猫选择四川为最后栖息地，是因为四川的生态环境和物侯环境最适合大熊猫生存，这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无关。因此，四川人民有责任为中国守护好熊猫资源，保护好我们尊贵的邻居，让它成为具有唯一性的旅游资源，并让大熊猫走出濒危困境，走向健康繁荣。
　　2002年12月25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举办了《四川省2003年立法项目公民意见征询会》。这是国内首次就地方立法向公民征询意见。在会上，我们针对四川大熊猫长期被调出，致使其存量减少的现状，提出通过地方立法加强大熊猫资源保护的立法建议。根据野生动物应在原产地就地保护和自然资源应合理开发利用的原则，我们提议：对大熊猫资源，应逐步做到不买卖、不赠送、不租借、不出境。如国家或地方政府特别需要，应只限于短期租借，租期原则上不应超过两年。我们的建议，得到四川省人大法工委的高度重视，并作为具有参考价值的公民建议选题，列入省人大2003年立法计划项目。
　　四川公民和成都市民首次参加地方立法咨询，提出了十三件具有参考价值的选题，其中九件列入次年立法计划，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第二天，主流报刊《华西都市报》和党报《成都日报》立即作出正面报道，这些媒体关注环保的立场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赞扬。令人不解的是，有些媒体对这一重要政法新闻和环保信息，不予报道或低调处理，反之，却在当日的重要版面大肆炒作“三亚要吃老虎肉”这一假新闻。有些报刊竟敢宣称：“三亚将会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以品尝老虎肉的城市”。一边在呼吁专门立法保护大熊猫，另一边却在鼓吹“养虎为吃”（照此逻辑，吃大熊猫、啖藏羚羊都指日可待！）。这个新闻事件，令人不寒而栗！这件事，使我们对立法保护大熊猫这一选题的社会意义有了新的认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都在积极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宣传环境保护，力图唤起公民的环保意识。然而，由于一些新闻从业人员职业素养较差，缺乏法律常识和社会责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使党的宣传任务得不到有效的落实。更有个别人为钱驱动，制假贩假，误导社会舆论，给政府添乱添麻烦，实在不应该。而我们极少数干部和新闻工作者知识结构老化，环境知识贫乏，在环保问题上存在认识误区，也亟待补课。
　　此刻，我们更强烈地感觉到：立法保护大熊猫，制止非法调用出境，还不是这个立法选题的全部涵义。我们认为：过去，大熊猫在野生动物保护问题上曾经具有标志性意义。今天，重新审视保护大熊猫的技术模式和社会模式，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对于完善《野保法》和其它环境法规，意义重大。为了防止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出现“熊猫经济”、“黑熊产业”和“老虎现象”，我们建议：尽快立法保护熊猫资源，通过法规使大熊猫不再离家。同时，我们更要呼吁：提倡生态伦理，宣传环境道德，让大熊猫回家！
　　我们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注大熊猫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命运。因为，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和十六大精神的今天，重新认识熊猫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态学问题，而是事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大问题。我们希望，通过为熊猫立法，有利于大熊猫和其它珍稀野生动物的脱危脱困；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建模和工程实施；有利于宣传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既定方针；有利于增强国民的公民意识、法律意识、环境意识和资源意识；有利于统一认识，增强凝聚力，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在保护大熊猫资源的问题上，历来都是高度重视，抓得很紧。四川拥有全世界最强的大熊猫研究队伍和科研机构。四川拥有大熊猫栖息地最好的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随国家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的深入实施，在林业、环保、科教等部门的紧密合作下，四川为大熊猫营造了最佳的生存环境。四川人民热爱大熊猫，全力抢救和保护大熊猫，正在加快各个自然保护区连片建设，把熊猫王国变成真正的熊猫乐园。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通过地方立法，有效地降低导致大熊猫减少的人为因素，大熊猫种群和存量的上升是大有希望的。

　　我们认为，在日益强盛的中国，大熊猫的生存环境已经得到较大改善，变得更加有利于大熊猫的繁育和生存，有此天时与地利，大熊猫确实应该回家了。而大熊猫家乡的人民，早在成都市斧头山大熊猫繁育基地，为它们搭建了逐步回归自然的良好通道和桥梁。人类爱熊猫，熊猫恋家园。世界要看大熊猫，不去动物园──请到四川来。
　　大熊猫调用出境的问题，包含着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动物学、环境科学和生态伦理学等多学科命题，无论从理论研讨还是技术实施上，都应该开展深入的调研和广泛的讨论，以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避免短期行为造成的长期后果，甚至出现不可逆转的恶果。
　　有关大熊猫离境的问题，需要的是立法依据。而实现大熊猫回家，则更需要科学的规划和周密的计划，需要大量的调研和项目设计，在此，我们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各国科学家和社会公众一起来想办法：大熊猫应不应该回家？何时回家？怎样回家？回到什么样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