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文坛的神童
　　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是我们成都人。田家英本来不姓田，姓曾，名正昌，1922-1-4日出生在成都帘官公所街的一家中药店里。他3岁时死了父亲，由于大哥不善经营，家里的生活每况愈下，母亲把希望寄托在聪明的小儿子身上，6岁就把他送进了私塾，教他念《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背诵古文和诗词。尔后田家英进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学读书，后来又考进了成都南熏中学，在班上他成绩优秀，尤以作文见长，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谁知刚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他母亲便去世了，哥嫂辞退了店里的学徒，不再供他读书， 13岁的家英一边在家里的药铺里当起了“抓抓匠”，一边在自己的蚊帐里写下了“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志向。他刻苦自学，一有空就到西玉龙街和祠堂街的书店和书摊上去“读白蹭”。所谓“读白蹭”，就是蹲在一边看书不给钱，老板发现后被撵开，转一圈又回去读，这样撵几回转几圈之后，一本书也就读完了。到后来他对新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动了“当作家”的念头，便用“田家英”的笔名在《华西日报》等报纸的副刊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书评和诗歌。两年后，他居然用所得的微薄稿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著名的成都县立中学读书，再次走进了课堂。
　　“田家英”这个笔名很快就引起了成都文坛的注意，可是他的庐山真面目，直到成都文坛上一场笔墨论战之后才被发现。那是1936年，即田家英失学的第二年，成都一位姓刘的老教授写了一篇“论文学救国”的文章，说是“文学救国，不得自作主张，非以国府（国民党当局）之方为准不可……”文章见报之后，田家英奋起反驳，刘教授不服，撰文以争，两人一来一往，笔仗打得甚是热闹，最后终因田文论据充分、立言严谨、笔锋犀利，使得刘教授无言以对，甘拜下风。事后这位刘教授左右揣度，觉得这位名叫田家英的论敌，要么与自己一样是位大学者，要么是一位化了名的资深左翼作家，特地前往拜识，要跟这个旗鼓相当的论敌交个朋友。谁知一见面，刘教授禁不住瞠目结舌：怎么是个14岁的中药铺里的小学徒？他面对着一张娃娃脸，连呼“神童！真乃神童！”事后，有位老学者拿田家英与唐初大诗人·王勃的少年时代相提并论，认为田家英自幼博览群书，过目成诵，且忧国忧民，志存高远，“真乃蜀中奇才，国之望也！”更有一位名叫陆石的“追星族”，从重庆追到成都，后来又追到了延安，直至成为田家英的挚友。

主席身边的秀才
　　1937年秋天，因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5岁的田家英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去了延安，相继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宣传部等部门任职，很快又在延安的报刊上崭露头角，发表了好些有见地的文章，其中于1942年发表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虽然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文笔却老辣深沉，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力透纸背，而此时的田家英只有20岁。从此，毛泽东便开始注意起这个“少壮派”。后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学习归来，因为在苏联的时间太久，他连汉语都讲不好，毛泽东便选中田家英做儿子的语文和历史老师。24岁的毛岸英非常喜欢这位比他还小一点的老师，这“两英”如影相随，连上厕所都一起去。不久，田家英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此时他26岁。此后一当就是18年。田家英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一度成为毛泽东的“大管家”，掌管着毛泽东的大印和稿费钱折，替他接待来往亲友，处理来往信件，应对日常应酬。这或许是因为他与毛泽东有着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说都喜欢历史书法，都喜欢诗词文赋……但毛泽东更喜欢的则是田家英的严谨和勤奋。毛泽东很多重要讲话，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及解放后的很多重要文章，都是田家英整理的。除此之外，田家英还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改正大跃进错误的《人民公社六十条》等重要文件；参与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选》甲种本和乙种本的编辑出版，后来又主持了对注释的校订工作；协助毛泽东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这两个诗词版本。
　　虽然田家英说过“有时候整理毛主席的讲话比自己写文章还要困难”，但他整理出来的文章酷似毛泽东本人的笔风，毛泽东之所以器重他，也有这个原因。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要田家英代他起草“八大”的开幕词。许多人都知道：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做报告、做演讲、写文章，从来都不让人代笔，唯一的一个例外，恐怕就是“八大”的开幕词了。这个开幕词，毛泽东曾经起草过两个稿子，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写完。后来让陈伯达写了一个，又觉得太长，扯得太远，不满意。于是找到田家英，对他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装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开会只有几天时间了。田家英连夜赶出了初稿，毛泽东看了比较满意，立即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其他有关同志，经过多次修改后最后定稿。这篇只有两千多字的开幕词，在毛泽东致词过程中曾经34次被掌声打断，有5次是“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其中的华彩段落“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个真理。”长期以来被人们作为“毛泽东格言”反复引用，这正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笔。致词之后，毛泽东来到休息室，很多人都称赞这个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对大家说：“知道开幕词是谁写的吗？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就是田家英。”

母亲坟前的孝子
　　田家英自从15岁离开成都之后，只在解放后回来过两次，两次都是为了搞调查研究。第一次回四川，是在 1956年初。34岁的田家英，已经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奉毛泽东之命，到全国各地调查农村合作化情况。田家英带着他的秘书逄先知去了山西，然后就赶赴家乡四川，一来是他认为搞调研最好到自己亲戚朋友多的地方，容易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二来呢，离家已经20年的田家英，也想借此机会寻找老家亲人，为母亲扫墓。可是老家在他的记忆中，只剩下“高墩子”3个字，至于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上来。省委有关同志费了好大的劲，问遍了成都附近的温江、郫县、新津、大邑和崇庆，最后才从双流县委第一书记叶开业那里得到准确的答案：高墩子就在双流的永福乡。春节刚过，田家英驱车到了永福乡。“正昌幺娃子回来了”的消息，立即在家乡父老中传开了。20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鲤鱼脊背一样的“墩子”已经不复存在，可是乡亲们还清楚地记得，每年都随着母亲从成都回来吃“清明酒”的正昌幺娃子，记得他爱在河沟儿里摸鱼，在竹林里搬嫩笋，在婶子的怀里爬上爬下……20年不见，这娃娃怎么就成了北京的大干部了？田家英笑嘻嘻地在农家的小院里坐下来，向围坐在身边的乡亲们调查了解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直到现在，好多人都还记得田家英处分了那个打人骂人的社长，给乡亲们出了口恶气；还记得他在县委不吃大鱼大肉，只要大师傅做“苕菜宴席”……田家英来到母亲的坟前，站了很久。去延安之前，少年家英每年都要来为母亲垒坟。他走了之后，这里没人管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土堆，母亲还静静地躺在这里，等着她心爱的儿子回来。田家英向远处望去，平畴沃野，一望无垠，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这片沃野就会按照国家的总体规划，建设成沟端路直的新型村庄，移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田家英向亲友交待：到了那个时候，请代自己将母亲的坟起了，将遗体火化后，把骨灰带到北京来。两年之后的1958年，大规模的起坟开荒开始了，田家英的姐姐按照弟弟的嘱托，专程从成都赶回来为母亲起坟。棺盖一打开，大家都愣住了：只见黑漆的棺内，装着大半棺照得见人影的清水，10多张青秀如鲜的竹叶漂浮在清水之上，犹如一只只漂荡在溪水中的小船，田老太太平静地躺在水中，犹如熟睡一般。按照传统的说法，这样开棺是不吉利的，可是，亲人们还是把她火化了。田家英用一个精致的小瓶子装着母亲的骨灰，放在自己常常看得见的地方，以纪念亲爱的母亲和故乡。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受陈伯达、江青的迫害去世后，“四人帮”派人来抄家，把瓶子和放在家里的骨灰全都倒掉了，田家英的夫人董边手里，只剩下了母亲的一对玉镯。

街头拉粪的中杠
　　田家英第二次回四川，是在1959年春天。此时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已经显露出诸多弊端，毛泽东派田家英回四川调查农业问题。这次田家英回到了他母亲的娘家──离成都仅仅20来里的大丰镇，田家英很快就摸清了这里虚报浮夸大刮“共产风”的底细。为了真正提高粮食产量，让家乡人民不挨饿，田家英发动上百名社员进城去拉粪，每辆鸡公车拉300来斤，板车拉1,000多斤，从大丰到城里一个来回40来里路，晚饭后进城，半夜才能回来。那时候，粮食已经出现了危机，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田家英就在途中建立了一个食堂，为每个拉粪的社员补贴半斤米的干饭。田家英身穿工农蓝布中山服，脚蹬草鞋，挽起裤脚和秘书逄先知、警卫员李文才共拉一辆车，他自己拉“中杠”。有一次他们到李家巷粪管所拉粪，天已经黑了，又下着雨， 3个人把车一放，跑到提督街省委招待所，缠着守门大爷要“住店”。看着3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拉粪的”，守门大爷发了火，田家英还跟他开玩笑，说我们就在这街沿下蹲一晚上行不行啊？大爷一瞪眼：“那也不行！”眼看就要“露宿街头”了，田家英才打电话叫来招待所的所长，这天晚上才总算有了个安身之处。第二天，他和李文才回到李家巷，发现昨天晚上放在这里的板车不见了。李文才有点着急，田家英却没事儿一样，带着他故地重游，先到祠堂街他曾经“读白蹭”的书店，再去春熙路古旧书店，寻觅他历来感兴趣的名人字画，下午才到簸箕街邮局，给李井泉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省委办公厅的贾主任派了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来到邮局，邮局的女营业员眼睁睁看着这两个穿得烂兮兮的“农民”大模大样上了小轿车，惊得一愣一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