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胡琴戏”，又称作丝弦。被戏迷尊称为“丝弦大王”的川剧名角天籁，其一批胡琴戏，风格独具，炉火纯青。而他的人生之旅亦颇有奇特之处。
　　天籁，姓冯名森，字荫伯，原籍北京，清代末随父入蜀，在成都市总府街经营裕川银号，资本颇雄厚。他的家庭充满艺术氛围，父亲酷爱京戏；京伶、票友成了冯家尊重的座上客；由于耳闻目染，冯森弟兄六人均善操琴、唱京戏。
　　17岁时，碰上辛亥狂飙岁月，天籁于是投笔从戎，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1915年底，蔡锷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率护国军出川、黔讨袁，冯森是冲锋在前的尖刀排长，在“泸（州）纳（溪）战役”中负伤，只好回到成都。转业在省政府工作，每月有100多银元薪水，收入还不错。可家庭却在军阀混战中被乱兵抢劫，元气大伤，不久，父亲去世。天籁居长，奉母抚弟的重担压在他身上，经济渐渐入不敷出。恰逢京剧入川，火红得很，遂以“天籁”作艺名，下海唱京戏，不想每月可得银元二三百元，高于他任公务员时的月薪──由于他幼习丝竹，嗓音极好、悟性特高，登台演京剧，竟能一步登天挂“头牌”，出台便走红。这样，天籁经历了从军、从政、从艺的三个转折。
　　天籁对京剧、昆曲、汉剧、秦腔、扬琴都有研究，而最为倾心的是川剧。在艺术事业的追求上，天籁野心勃勃、“得陇望蜀”，想再在川剧舞台上一显身手。他常说：“川剧令我最倾心”。
　　然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川剧艺坛正处于极盛时代，班社林立、行当整齐、高手如林。何况，川戏班里有门户、有师承、有行规，天籁要以“玩友下海”，再去一炮打响、争得挂头牌，那就非得参师、扎扎实实苦学一番。
　　天籁参师也奇特，他参的是主持“灯影班子”、有“北方圣人”之称的刘润生。刘润生尤精丝弦，且嗨过袍哥、久走江湖，对人情世故、戏班门道熟透了。当时刘已70多岁了，天籁却正当盛年又享盛名，身边有一群追星族捧场。可他却能虚怀若谷，向刘润生执弟子礼，陪他抽几口烟、泡茶馆，勤学川剧锣鼓、唱腔。刘润生被天籁的敬师、敬业所感，给他“过真纲”，将毕生的经验悉心传授。天籁就这样不显山、不露水地探索到川剧的堂奥。可刘润生说还不行，还得到实践中磨练、登上舞台“摆伸展”。又给了天籁一张自己的“片子”（袍哥名片），让他到自己当年风光过的川北去搭戏班。刘大爷的片子，绵阳、广元、江油一带“吃通”，戏班待之如上宾，天籁于是得以随戏班闯码头、杀田坎，在这些“试验田”里精耕细作、肆意创新。同一个戏，他设计的唱腔要与别人不同，有自己的韵味。比如《八件衣》，他用“陕腔”唱；《大盘山》故事发生在陕西，唱腔也有浓浓的陕味。《祭岳》韩世忠那段念诗：“西子湖边路，长桥复短桥。荒坟土垒垒，白杨风萧萧。故国尚荆棘、英雄竟蓬蒿。长眠永不瞑，鹏举，何处把魂招！”他借用京白，讲得声情并茂，每获观众掌声。又如在《北海祭祖》《马房放奎》中揉入了扬琴的“阴调”，分外动情、扣人心弦。天籁又“派”又“帅”的唱腔，很快传遍川西北，大有“天下翕然从公”的味道。这番“造势”，直接波及成都，也算“乡村包围城市”吧！
　　执川剧牛耳的三庆会慕其名，邀他到悦来献艺。天籁便回到成都演川剧，又是一步登天挂头牌！好事的戏迷，想方设法用“出堂会”的方式，让天籁跟生角泰斗贾培之同台演出“较劲”。于是他二人合唱了《二进宫》。据四川师大魏炯若教授回忆：“那真是黄钟大吕，洞心骇耳，戏迷们几天之后谈起，还感到余音在耳鼓膜上震荡。”天籁与贾培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不幸的是天籁吸食鸦片成瘾，更不幸的是那一年“六·三戒烟节”，伪成都市警察局徐局长要借一个名气大、又无后台的烟哥项上人头，向中央显示政绩，有人便举荐天籁。“六·三”那天，风声漏了出来，天籁正在“悦来”挂牌演《金水桥》。“捕快”已进入戏园，只等戏完抓人。
　　天籁的戏唱到中间半截，突然他卸冠摘须脱龙袍，如傻如疯，端出烟枪、烟灯向观众泪别：“……警察要抓我去枪毙。对不起，《金水桥》只好二辈子补唱了……我给大家打个滚。”顿时台下大哗，观众不依，抗议警察局把丝弦大王逼疯了。
　　灯影戳破就不灵。徐局长连声说“误会”，令天籁“取保释放、回家戒烟”。

　　关于天籁的疯，过去传说是国民党当局在所谓“禁烟节”那天要抓一社会名流来开刀示众，以迷人耳目。天籁恰中其选，虽未过现，却因此惊惧成疾。据我所知，此事对天籁虽然不无剌激，但并未精神失常。所谓他的“疯”，倒有另外一段缘由。
　　在“禁烟节”大难未死之后，天籁还参加了成都各戏院为刘文辉的母亲举行的祝寿演出。地点在方正东街“刘公馆”里，戏台是临时搭的。那天他唱的是《问病逼宫》。用内行话说，这个戏是他的“心肺汤”。当时的天籁，正像俗话听说是“赵匡胤流鼻血”──红得发紫。当天安排戏码的某后台管事对天籁心怀忌刻，故意叫扮演陈妃的演员不上场，想使天籁出丑坍台。同行中有人见事不妙，便叫琼莲芳唱《花仙剑》后不要下妆，代演陈妃一角。但又有人从中使坏，叼弄琼莲芳也不出场配戏。当时天籁正在化妆，听到此事后，先装着不知道，后来越想越气，就对一位管衣箱的说：“不要陈妃，我也要唱！这件事难不倒我！”果然出场以后，他灵机一动，急中生智，把唱词为“陈妃子坐帐中好个容颜”，就此敷衍过去，台下观众并不觉得陈妃没有上场，而以为陈妃坐在帐内。唱到“逼宫”时，天籁怒气难忍，竟吐了扮演国太的某男性老旦演员一脸口水，以泄其愤。这折戏虽经刁难，终算应付过来了。天籁准备赶到布后街成都大戏院去唱当天的夜台戏，不料却被人耍弄手段，用铁链将他锁在“刘公馆”，直到次晨才放他回家。他气愤已极，住在慈惠堂街二弟家里，从此闭门不出。于是外面便传说他“疯”了。这段经过是天籁后来对熊江湄先生讲述的。
　　数年后，成都银行公会成立“银联票社”，假悦来茶园（今锦江剧场）为某校募捐演出，天籁又应邀登台，演了一出《杀家告庙》，唱得悲恸激昂，令人惊叹，并无一点“疯”气。
　　天籁平生收徒不多，除了经他精心培养而名噪成都的何莲似（翠侠）外，还收了一个徒弟名叫芳泽。因自己精力不够，特请了三栖名票（京、川、扬琴）熊江湄先生代他教徒。有一次，他演出《戏迷传》，熊江湄先生唱旦，戏中要唱京戏，熊在成都京剧票界中很有声誉，但他的家庭不准他唱，于是改由容玉（戴雪如）扮演。可是戴雪如不会唱京戏。天籁唱京戏很有功底，京剧界不少名角都与他有过交往。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曾送过他一本精装的《游历欧洲史》。

　　天籁机智地以“装疯”逃过一劫，但逃不脱命运的悲剧。他经过这次刺激，精神委靡不振，1946年6月的一个夜晚，竟悄无声息地死在永乐戏院票房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