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猪，四川省新津县人。1966年高中毕业，1969年去解放军26692等处工作。1975年调成都钢铁厂宣传部任干事，1981年调四川人民出版社当编辑，1986年到四川政协报工作。
　　田闻一以擅写巴蜀重大史事、重大人物为人称道的四川省作家田闻一，继《成都残梦》、《八千里路云追月──尹昌衡都督传奇》、《赵尔丰──雪域将星梦》、《张献忠──大西皇帝梦》、《成都巷战·1932》之后，日前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争霸四川》。田闻一的书注重可读性、大场面，文史并茂，深受读者与专家好评。

　　《张献忠──大西皇帝梦》未出先红，引发媒体关注。较之尹昌衡、赵尔丰，张献忠给四川人留下的印象要深得多，尤其是“张献忠剿四川”的传说，在40岁以上人群中可谓深入人心。田闻一笔下的张献忠是个什么样儿？他为啥要写张献忠？带着若干问题，记者（以下简称记）日前约请田先生（以下简称田）就以上话题进行了交流。

记：关于张献忠这个人，民间有传说，学者有著述，是个隔远了模糊，走近又好像看不清楚的人，你为啥偏要选这个“高难度动作”？
田：用小说的形式为巴蜀历史文化存史，是我多年的想法。写了尹昌衡、赵尔丰后，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张献忠，这也算硬骨头留到最后啃吧！写《张》是想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在我看来，张入川这场浩劫不仅中国历史上罕见，就是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张献忠进入成都时，成都是40万人，唐宋以来就是全国五大繁华都市之一，有“温柔富贵之乡”称誉，从马可·波罗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成都的繁华。然而，张献忠撤出成都时，将成都一火而焚之，残杀数十万生灵。张献忠之后，整个四川有史可查的仅有几万人，成了虎狼出没之地，省会也迁往阆中……因此才有清康熙之年开始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左拉”的李劼人，对张献忠这段历史，一言以蔽之“总而言之，自有成都市以来，曾经几经兴亡，几经兵火，即如元兵之残毒，也从未能像张献忠这样破坏得一干二净！”正是这些促使着我提起笔。

记：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对农民起义头领的描写，作家都施以“英雄”笔法，你对张的这种还原式描写是否是想走出“英雄”套路？
田：农民起义现象本身是一个平衡打破后寻求新的平衡的过程，所以有功有过，张也不例外。我对张不文过饰非，而是把他当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写。张献忠是个能征善战、性格表面上豪爽，其实很诡异的人物。在长期的战争中，他每次失败，不像李自成宁死不屈，而行韬晦之计，假投降，这样就把打击力量转移到民军身上。他之所以很快打下成都，是重用了身边两个人，极善理财的柳娘娘──“老脚”和与他同时从陕北打出来的、才貌双全的左尚书王志贤，之初，他们打着拥明反清旗帜──利用民族矛盾并且采取与民施仁政策，得到川人拥护。
　　然而，进了成都后，张献忠难逃农民领袖覆辙，贪图享受，并且因为充闱情事，刀劈柳娘娘，给王志贤也动了“重刑”，逼迫二人分别出家二仙庵、大慈寺，让半路卷入义军队伍的半路文人汪兆麟乘势而起，篡夺了大西大权，摇唇鼓舌，怂恿张献忠坏事做尽。
　　张献忠一味迷信武力，大开杀戒，竟致最后人心丧尽，众叛亲离，不可收拾、一败涂地。他本人是什么人留给历史去评说。

记：你觉得张疯狂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呢？
田：主要在于张献忠的世界观、人生观有问题，现存于广汉房湖公园内的他的圣谕碑上写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自明，自思自量”。
　　背后，是当年与之长期对峙的残明大将杨展率兵从嘉定（今四川省乐山市）一直追到汉州（广汉）时，在圣谕碑后写下的“万人坟记”，记录了当初张献忠率军过汉州时的屠城惨状，解放后被抹平。
　　如果“圣谕碑”仅有警策意味，那么，一直矗立于人民公园（少城公园）内的张献忠的七杀碑，则是他大肆杀人的理论根据。内容是这样的：“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张献忠的手笔，钢叉大字，挟风带雷。七杀碑一直保存到解放初期，我父亲那代人都见过。

记：以前我们读过一些描写农民起义英雄的作品，大多干巴巴，像材料似的，行文也较拘束。你在《张》的叙述中，想必有出色之笔？
田：我酷守高尔基和恩格斯的名言，即：文学即人学。将观点蕴含于充分的艺术展示中，着重写人，写人的内心世界，在复杂尖锐的人物矛盾纠葛中，展现人物性格及命运。我力求语言准确、生动、传神、传情、不故作深奥；恪守文学作品应该好看好读、雅俗共赏的原则，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人物及人物命运，展现那个时期的风俗民情。让广大读者在得到充分的艺术享受、时代启迪的同时，得到多方面知识的熏陶──犹如推开了一扇扇别开生面的窗子，从这些窗子望进去，美或悲壮，别有韵味，继而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