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公认，诺贝尔奖是世界科学的最高荣誉。
　　有一种遗憾，20世纪中国始终与诺贝尔奖无缘。
　　有一种议论，中国科学家缺乏原始创新精神。
　　有一种预言，21世纪中国将攻克诺贝尔奖。……
　　总之，中国科学家是怀着遗憾和期盼的心情跨入新世纪的大门，诺贝尔奖是一个未圆的梦。
　　如何使美梦成真？必须大力提倡创新精神。人们常听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21世纪的今天，我有幸读到王德奎先生由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三旋理论初探》专著，不禁拍案称奇，眼前发亮，书中满布的新思想、新观点与新概念，使我坚信中国人并不缺乏原始创新精神，21世纪中国科学家摘取诺贝尔奖的预言完全有可能提前实现。
　　其实，早在15年前我就认识了王德奎先生。那是在福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他精彩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由此听到“三旋”这个词。不过当时只知道他叫“叶眺新”，原来那是他的笔名。此后，我比较留意他散发在国内一些杂志上的文章，不少学术刊物也经常把他的论文寄我评审。我总是比其他学者提前读到他的新作，他也不时来我家讲解他的最新进展，这使我对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他把我视为知己，有啥说啥，从无遮掩。
　　王德奎先生是一位可靠的朋友，耿正的学者。他为人厚道、真诚，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不抽烟、不打牌、不酗酒、不跳舞，不会说假话、谎话，可信度极高。他有时也发牢骚，说这世道尽亏不会说谎的人，他未能“长大”症结就在此。其实，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真正的学者是不能掺假的。我每次见到他，就联想到久远的三星堆文化和山区的老黄牛，古老、厚重、深沉、博大、纯朴、真实。
　　王德奎先生是一位难得的业余科学家。他是武汉钢铁学院毕业生，原在四川省盐亭县科协工作，后调到绵阳日报当记者、编辑。不论环境如何变迁，他总有一颗不变的心，那就是“三旋”情结。没有时间，他就挤占节假日，从无空闲之时。没有资料，他就自费订阅报刊，并四处求购。没有经费，他就省吃俭用，节约每一个“铜板”。没人讨论，他就登门拜师，写信请教。没有设备，他就自力更生，动手制造。总之，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挡他对科学的执著追求。他的痴迷精神深深感动了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妻儿也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理解，他有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
　　我常常感叹，在市场经济汹涌澎湃的今天，还有王德奎先生这样不为名不为利静心从事基础性研究的人，真是中国的希望，学界的大幸。对照王德奎先生，我们也深感汗颜和惭愧。我们有很好的实验室，有丰富的中外资料，有大型计算机，有同行和助手，可是原创性的成果为什么没有大量涌现？创新思维和拼搏精神哪里去了？科研体制是否应当改革？值得深思。

　　王德奎先生所著《三旋理论初探》，是他三十多年来艰苦奋斗的结果，在书中珍藏着他的智慧、心血、汗水、精神、足迹和梦想，书中随处可见闪光的思想火花和点睛之笔。通读此书，其原创性、系统性、综合性、实践性、直观性的特点深印脑际。原创性，是指其立意新颖，无人在先。“三旋”是王德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独立提出的新概念，至今尚无人超越他的研究，他的某些预言也被国外学者所证实。系统性，是指其体系完备，观点自洽。线旋、面旋、体旋、转座子，……一系列术语，构成了一个概念群，并有数学背景作支撑。综合性，是指其面广量大，无所不包。从基因、密码、基本粒子，高温超导到宇宙学、系统论、人体科学、非线性科学，皆有涉猎，并且言之有理。实践性，是指其根源实践，亲身体验。书中的思想、概念和观点，都是王德奎先生在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所感悟和抽炼出来的，然后又回到科学研究之中去。直观性，是指其例证常见，论述清晰。书中所列大部分论题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既熟视又亲切，把高深理论通俗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是一种真本领，也正是此书的特色。就思维创新而言，此书并不比某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工作逊色。
　　显然，《三旋理论初探》也是一本探索性很强的著作。三旋理论本身的基础还需夯实加固，其构架还需健全完善，其论述还要精化提升，其应用还要纵横拓展。但此书毕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窗口，挖出了一堆新宝藏，提供了一些新课题，是值得认真阅读和品味的。我相信它是一本交给新世纪的人们研究的书，是一本可以带来灵感的书。我也相信它是王德奎先生科研的一个小结，但绝不是探索的终结，它仅仅是一个里程碑，绝不是一个终点站。王德奎先生还要高歌猛进，大胆地往前走。
　　体旋、面旋、线旋，我们生活在一个旋转的世界。月亮、卫星、地球，我们相聚在一个美丽的家园。过去、现在、将来，我们奋战在一个前进的时代。
　　让我们举兴科学的旗帜，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去读书，去拼搏，去圆梦。

　　1960年代中期，狂热、迷惘笼罩着中国大地，武汉钢铁学院校园里，学生们热衷于搞武斗，偌大的教室空空荡荡。有一位青年坐在那里，就着一炉钢炭生起的火，专心致志地看书，他是那么专注，甚至忘记了窗外飞舞的雪花。
　　 许多年过去了，这位青年已是两鬓斑白，谁能想到，就是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奋斗探索了四十余载春秋，创立了“三旋理论”。

一部奇书他冲击了世界难题
　　“这是一部旷世奇书，作为二十一世纪理论创新是当之无愧的。”新疆刘粤生教授说。“书中的新思想、新观点与新观念，使我坚信中国人并不缺乏原始创新精神，21世纪中国科学家摘取诺贝尔奖的预言完全有可能提前实现。”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大学物理系教授李后强博士说。
　　 这是一部什么书？为何引起专家们如此的关注和肯定？这部书是《三旋理论初探》，作者是王德奎。王德奎是谁？是教授还是博士？在哪所大学或科研院所工作？都不是，他只是一名地方报纸的普通编辑，是一位“业余科学家”，他的成果都是在下班后和节假日里研究出来的。然而，就是这位“业余科学家”，在科学殿堂之外研制出了令科学界震惊的成果。
　　 陈景润、杨振宁、李政道、霍金等大师在科学殿堂研制“原子弹”，而王德奎则是在科学殿堂外解决多门学科难题。当今世界研究超弦理论的物理学家们，无一不在证明这一世界难题──世界上一切复杂事物，其实都只不过是同一种要素、一种力、一种在10维超空间中蠕动的能量环的不同表现形式，这被称为物理领域将迎来的第三次革命。但王德奎比它的第一个提出者要早10年就认识到了，并在如今已取得物质族质量谱计算公式及轨形拓扑卡拉比─丘成桐空间规范、DNA双螺旋的孤子演示链共轭编码模拟、量子与引力简并方程、宇宙大爆炸的三旋分形分维解、生物性起源的复杂适应系统分析、芝诺悖论多时空环路坐标与模糊宇宙分析等成果。这皆因很早他就认为：物质的基本粒子不是“类点”而是“类圈”（环）结构，圈应比点更基本，物质存在有向自己内部作运动的空间属性。他将这些创见贯穿于数理化天地生等领域中，归结为三旋理论：在书中他第一次用此把宇宙与基本粒子严密地统一起来，针对当代科学面临的相对论与量子论的统一；生物遗传与进化的统一；脑与认知的统一；宇宙、物质和生命的三大起源等四大难题，分数学与物理、生物与认知、宇宙与化学、经济与哲学等四大板块，给出了统一的数学解答。
　　 每每谈及凝聚了毕生心血的三旋理论，王德奎总是两眼放光、神情激动、话语滔滔不绝。从理论的最初萌芽到如今终于完成鸿篇巨制的建构，昔日英姿勃发的少年如今已年过半白。透过那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厚厚的、发黄的计算稿纸，那一篇篇登载在各种学报、杂志上的论文，我们看到的是无数个夜晚不灭的灯光、无数个节假日伏案演算的身影。

一个灵感他用大半个人生苦苦求证
　　出生在盐亭县天恒场一个贫苦农家的王德奎，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爱读一些科技类的书籍，他不仅爱读书，而且还勤于思考。1959年的一天，14岁的王德奎在上一堂代数课时，老师布置了一道求解人数的方程应用题，一位同学得出了三十二又二分之一个人的答案，老师批评他：“怎么会有二分之一个人呢？”这时，王德奎的脑袋里灵光一闪：既然一个人不可分，那么坚持“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没竭”是体现物质无限可分思想又怎能成立呢？这里的道理是：对于一个稍大的层次概念或命题，它虽包含有许多层次，但它不是无限可分的，它的无限可分体现在必须变换概念上，例如人有很多层次，可以分成很多数量和内容的集团，而当分到一个人的时候，不能把人分割了，还看成一个人，但可以在有机物和细胞、甚至无机物的概念上分下去。以此类推，粒子分到一定层次必然不是粒子，这使他注意到了物理与数学的互动影响，这一想法就是他的三旋理论的最初萌芽。
　　 那时，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十分困难，很多学生停学了，学校里，劳动代替了上课，学生得天天去大兵团作战，晚上再来集中补课；以后生活好了，种菜劳动仍然是学生每天的必修课。王德奎的初、高中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但他从未间断过对数、理、化知识的孜孜不倦的学习。
　　 1965年，王德奎考上了武汉钢铁学院机电系，仿佛一条鱼，他从知识的河流游进了海洋，他渴望在这里学到更多的知识，然而象牙塔里并不宁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学校的图书馆都封了，只有武钢图书馆还在开放，冬天里风雪交加，为了查阅资料，他要顶风冒雪走上6、7里路。他像一只勤劳的蜜蜂，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甘露，不辞辛劳地酿制着三旋的蜜糖。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重庆冶金部第十八冶建公司。整整十余年生活在川南綦江麻柳滩采选厂和重庆长江大桥等建设工地上，他同10多位工人挤住在一间昏暗的工棚里，周围是车辆、机器的轰鸣声和倒矿渣的声音。下班后，大家不是吹牛打牌，就是喝酒划拳。即便入夜也不能安静，梦呓、鼾声、怪叫，形成一种奇怪的“夜晚交响曲”。在这样的环境里，王德奎跋涉在拓扑学、量子力学等抽象世界的高原，时而如鹰击长空，挑战电闪雷鸣；时而又如鱼翔潜底，搅起圈圈涟漪。在艰难的跋涉中，他体会到了冲破粒子二旋思维的艰难，也领略了上升到环圈三旋高度后风光无限的美妙。他写啊算啊，沉醉于其中，为之烦恼、为之喜悦、为之清醒、为之颠狂。他没有桌子，就在床上自制了一张可以推进拉出的木板，木板不够大，就把所有的资料、稿纸都铺在床上。每天下班后，不管多么疲劳，满是油渍的工作服也没脱，他就趴在木板上开始演算。和时间赛跑，和生命竞争，就是在这张简陋的木板上，1974年，王德奎攻克了用三旋理论解决夸克的色动力学问题，这是他的第一篇论文。公司科技处领导把这篇论文拿给重庆大学一位老师看，老师看不懂，他又把它寄往中国科学院，也没有回音，直到1986年，这篇论文才在华东工学院学报和天津师大《交叉科学》杂志上分为两篇发表。
　　 他渴望得到的工作环境，终于在邓小平开创的科学春天得以实现。1981年，他被调回家乡盐亭县科协，这不仅给他提供了一个做学问的良好环境，而且也结束和妻子长期分居的历史，他搞研究的劲头更足了。他把三旋理论深入到自然全息、生物全息、大脑结构、灵感思维、宇宙学、气功学、地质板块、超导、经济学、周易、科技战略等门类。这些论文的发表大多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8年4月，他被新加坡自然疗法学院授为海外教授，同年9月，他又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思维科学研究所聘为副研究员和四川思维工程研究所所长。他每年以近8篇的速度在全国、省、市级刊物上发表论文，至今已发表论文100多篇。
　　 1992年，王德奎被调到绵阳日报社工作。在报社，他完成了三旋理论系统的冲刺。做时事体育版编辑的他，除了白天上班外还多年上夜班，但他心中的“三旋情结”依然没有改变。1996年，妻子患胆结石做手术，他要上班，还要给妻子做饭送饭，同时，关于物质族基本粒子质量谱计算公式正在紧张推导之中，这是当代世界的一大难题，如果解决，将攻克著名的标准模型难题，他试着用三旋理论去解决。如果说他一直在攀登科学的珠穆朗玛峰，那么，这就是珠峰。有一天，他直到下午一点才给妻子送饭去，手术后需要吃饭的妻子饿得发昏，一气之下妻子赌气不吃，急得王德奎不停地解释。望着丈夫鬓间又添的几许白发、眉头又增的几缕皱纹，妻子谅解了他，她明白丈夫的艰辛，理解他这些年是多么的不容易。

一腔热血他渴望用科学报国
　　李后强博士这样评价王德奎：王德奎先生是一位可靠的朋友，耿正的学者。他为人厚道、真诚，没什么不良嗜好，不会说假话、谎话，可信度极高。真正的学者是不能掺假的，我每次见到他，就联想到久远的三星堆文化和山区的老黄牛，古老、厚重、深沉、博大、纯朴、真实。
　　 王德奎就是这样的人。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叶眺新”，谐音是一条心，意指自己要一条心地搞科学，也希望大家要一条心地促进我国科学的发展，每谈及这一点，王德奎就十分动情：“感谢国家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要不然我还是一个放牛的农家孩子”。1960年代初，一个饥馑的年代，贫困山区落后的生产力并没有随父辈们那些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有什么巨大的变化，而在校园中和书本里，王德奎发现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他追随上了“科学兴邦”之路。
　　 印度伟大的物理学家拉曼是亚洲人中第一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位全力进行科学研究、以民族科学事业的发展推进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科学家，一直是王德奎崇敬的榜样，他身体力行着。现在，他赋予了一生心血的70万字的《三旋理论初探》终于由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他并不把这本书看作个人成果，他认为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希望全人类都能切实感受到他的理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三旋理论曲高和寡，王德奎虽然研制出了科学界的“原子弹”，但如何将它们投掷出去，却是目前现实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有些朋友议论，“原子弹要空投放才能引爆”，绵阳正在建设科技城，他希望能把这一理论作为科技城建设的一大成果奉献出去，引起国家乃至国际的重视。
　　 面旋、体旋、线旋，三旋是一门整理宇宙秩序，建构日常生活模式的科学，也是一门高新的数学技术，让三旋理论得到更多人的认识，让这门尖端科学技术得到普及推广应用，以实现其科学报国之志，他将用余生来实现毕生的梦想。

　　三旋理论是用量子类圈体的三旋模型来阐释天地生数理化以及人类社会的一门科学理论。
　　 三旋理论中的三旋是指比点（欧几里德定义）更为基本的物质基本粒子类圈体的三种自旋状态──面旋、体旋和线旋。该理论自洽地解释了物理学，生物学，脑与认知科学，宇宙、物质、生命起源，以及经济学中的许多现象，并给出了统一的数学图像。
　　 三旋理论能将“万物理论（TOE）”、“超弦理论”、“隐秩序”、“耗散结构学说”、“纤维丛”、“协同学”等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奥秘就在于分清了类圈体的自旋和类圈体上转座子的自旋，从而分清了场与实物。而历来科学界就遗漏了对三旋是一种基本几何空间的认识，忽视了物质向自己的内部作运动的功能。例如放在桌面上的螺钉，向下运动与向上的空间属性是一样的，只因被桌面材料的原子和分子结构的束缚才没显现，这可用水面作证伪。
　　 三旋理论阐明了“无限可分”的本体论实质。大多数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把物质微粒的几何形状的区别忽略了，忘掉了球面和环面不同伦的数学事实，注意到了动力学相因子而忘掉了几何相因子，把类圈体模型和类粒子模型混同起来，分不清“物质无限可分”和“粒子无限可分”是不对等的。如果物质微粒以类圈体取象，就定量地结束了粒子结构单元是无限可分的猜测。因为照三旋理论看，宇宙是由一个个量子类圈体构成，它们的自旋模式就是粒子质量和力荷的微观起源，决定着我们在寻常三维展开空间里观察到的那些粒子的基本物理属性，如质量和电荷。但自旋和质量与电荷的可分性是完全不相同的，量子类圈体的自旋一旦破坏，或有或无，不确定性很大。其次计算表明，类圈体的自旋只能并且只有三类62种状态，而不是无限多种。

　　中国科学不需要建立“通天塔”，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物质无限可分说世界科学大战，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界的将帅们向诺贝尔科学奖冲刺的一次伟大尝试。这场“战争”虽然远没有结束，但它已使中国的认知天平发生了巨大倾斜；然而沿着这块斜面向上攀登，确是一座通天塔。这就是中国科学界应该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与诺贝尔奖
　　毛泽东对诺贝尔奖是什么态度？我们可以从他生前接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的友好和热情上看得出来，他是承认诺贝尔科学奖的进步价值的。他发动的长达20余年的“物质无限可分说”的攻尖战，凸显了他企图通过权势、政治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为中国科学在世界上争得一块诺贝尔奖“高地”。
　　目前中国科学界有人认为，赵忠尧、王淦昌、邹承鲁、刘耀阳等四人应该获得诺贝尔奖，而遗憾诺贝尔奖评委会的不公正。我不是说这四人不够获诺贝尔奖，因为与他们取得相似成果的都获得了该奖；而是说国内没有首先及时授予他们科学大奖，以及他们的后继工作也有诸多的分散。
　　最有说服力的是刘耀阳，他原是中国科技大学很有才华的理论物理学家，1964年他还是年青教师时，持物质不是无限可分取得了与盖尔曼夸克模型相似的成果。同时他还被选入毛泽东组织的60多位专攻物质结构的科学精英小组，当时国家动用大量专款在北京召开五大洲科学家大会，应该说刘耀阳有很好的获诺贝尔奖的条件，但刘耀阳获奖的机会被活生生地扼杀了，他的论文只能象征地作为是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争鸣，摘要发表在国家一份刊物的未尾。今天当《科技日报》发表没有同盖尔曼一起给刘耀阳授诺贝尔奖的指责时，我们应不应该有一点自责呢？

毛泽东与坂田昌一
　　当然这里有难言之隐，刘耀阳的科学成果与当时毛泽东坚持的物质无限可分说不相合。而这场科学大战早在1955年就已开始酝酿。这年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提出坂田模型，在国际上很有影响，也引起了毛泽东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重视。这年他亲自召开的一次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的会议，有李四光、钱三强出席，在会上毛泽东问钱三强：“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钱三强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的认识。”毛泽东却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半年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子；一年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对此，有科学家说，毛泽东比我们这些搞专业的物理学家还行！但人们还难以想象，物质无限可分说会跟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有联系，虽然195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的社论。
　　但以后发生的以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的斗争，就明显地见到了以物质无限可分说划线站队所起的战斗作用。著名化学家徐光宪1959年编著的《物质结构》大学教材，绪论一章就说：“一派意见认为物质内部没有空隙，是连续的，可以无限止地分割下去。例如我国战国时代的哲学家惠施就有这样的看法，他说一尺长的棍子，日取其半，万世也取不完。另一派的意见认为物质不能无限制地分割下去。”这是一场艰难的站队选择，正如该书所说：“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唯心论哲学家，其中也包括某些自然科学家，是不甘心的。他们竭力歪曲二十世纪初关于物质结构方面的许多的发现。”
　　在1959年与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取得胜利后，1961年4月坂田昌一在《日本物理学会志》第16卷第4号发表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再次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的思维。正如坂田文章中说：“发现电子和放射性元素，而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们……深信原子是名副其实的物质可分性的极限，因此，在新的事实被发现时就惊慌失措了。”对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大跃进面前的“惊慌失措”，是否有相似之处呢？至少毛泽东坚定了“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到1963年于光远先生创办一份自然辩证法刊物，在创刊号上中国第一次转载了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再到1965年6月《红旗》杂志又加注释全文发表，《人民日报》和全国一些省的大报都纷纷转载这篇长文，这场物质无限可分说的大战是全面拉开了序幕。
　　这场大战是如此深入人心，许多年过去，不想在我家乡的一位贫苦农民出身的区委书记还记忆犹新。那是1974年我与家乡公社一位姑娘结婚时，我写的《基本粒子结构不是类点体而是类圈体》的论文，被那位连小学也没有毕业的区委书记偶然发现而很有兴趣。我很费解，他才告诉我，1965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坂田昌一的文章和编者按影响了他们这些人。
　　对于这场科学大战，周培源先生说：1964年8月，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开会期间，毛泽东接见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要我一一介绍。日本代表团团长坂田昌一在1955年前曾写过一篇关于基本粒子是由更基本的粒子所组成的这样观点的文章，当时，国际上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毛泽东却看到他的文章，并且对它很重视。当我把坂田教授引见时，毛泽东当面称赞说：“你的文章写得好”，使坂田极为兴奋。第二天，毛泽东约于光远同志和我到中南海去谈话，毛泽东从坂田文章谈起，谈到许多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阐明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以分，原子核可以分，基本粒子也可以分。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引下，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在1966年提出了基本粒子的层子模型理论。
　　朱长先生也说：20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看到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著作《关于基本粒子的对话》，就反复进行研读，并作了批注。我国物理学家们正是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和不同层次相对不可分性的辩证原理，提出了物质结构的层子模型。1977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会上，美国学者格拉肖提议，将层子或夸克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他的思想，在物质结构研究中的指导意义。直到21世纪，当年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的服务人员、四川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叶峻先生还在《文史杂志》上著文，追思大会的盛况，对格拉肖的“毛粒子”美誉回味不止。

物质无限可分与分歧
　　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一书，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中读过数百遍。坂田的新观点，在于把别人当作数学的“点”来研究的基本粒子，改为当作物理的“体”来研究，即把形的逻辑发展为物的逻辑。但他不重视拓扑学上的环面与球面不同伦，毛泽东也不懂拓扑学上的环面与球面不同伦。由此坂田把只具有位置而没有长度、宽度、厚度和体积的数学中的“点”，改为物理学的“体”，这当然是一次进步，也使人们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从大粒子可以分到小粒子，以至层次无穷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但这只是一门反讽科学，因为如果坚持基本粒子的象性也可分，从环面与球面不同伦出发就有所谓流形的点；另外，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出现，也使宏观物体的刚性概念在微观物质和高速的情况下变得不够明确，这就为拓扑量子圈态三旋模型提供了很好的描述。实际上，数学的点也是物理的体的抽象，只不过早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有关点和殴几里德有关形的描述那里，就发生了遗漏，例如没有把后来发现的电流环的磁力线转动，锅中沸水心液体向四周翻滚的耗散结构转动等，缩影反映在量子上，成为比球面象性多60种自旋状态的三旋结构。而这正是第三部门所做的工作。
　　科学与政治、权势结合，不失为是一种推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杠杆，但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也有失灵的时候。这里第一部门指政府所属组织，第二部门指营利性的企业、事业性组织，第三部门指既非政府又非营利性所属的范畴。清华大学秦晖授教认为，第三部门的作用在于调节“市场和政府失灵”。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第一部门、第二部门深深地卷入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世界科学大战。“四人帮”打倒之后，《文汇报》刊登了第一例对物质无限可分说持怀疑的人物，她就是第三部门的上海66级高中生曹南薇姑娘。这以后，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也有像杨明震、金吾伦等学者，持和曹南薇相似的观点问世。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应该说，我国的政治家们对过去工作中的不实之词，还是进行过认真的检查。相比之下，中国科学界的领袖和将帅们对我国自然科学理论，服务于已证明是错了的政治需要的不实之词，清理是很不够的。例如层子模型的指导思想与盖尔曼的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夸克模型是对着干的，但我国现在把这条界线隐盖了，把“层子”干脆冒充说成是“夸克”。其实无限可分的“层子”是不存在的，而被禁闭的盖尔曼的“夸克”确存在。层子学的领袖们，没有给刘耀阳教授以公平、公正的争鸣，就是一件公案。
　　当然物质无限可分说的起源，首先说，不是毛泽东的首创，有人把它推给恩格斯，这也不确切。实际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说沿袭于列宁分裂全球化和军事对抗全球化的需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林娅教授说：列宁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理论，本质是一种分裂对抗的全球化观念，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世界体系理论。这种理论从当前的现实出发，强调了世界政治军事斗争与对抗在武装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坚持闭关锁国的发展方针和策略，最终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力。
　　但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世界科学大战，它带来的科学探索精神是永远长存的。对于这场反讽科学，如果事情真像格拉肖正面说的“毛粒子”是一种伟大的科学发现，那么格拉肖为何不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推荐“毛粒子”的具体化的“层子模型”呢？要知中国政府给这一成果也发了科学大奖，组织过国际科学讨论会，并在多家我国刊物让其垄断发表论文；对其十分了解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大师也没有作这种推荐，而他们都是获过诺贝尔奖，有这种资格的。
　　其次，在层子模型描述的动力学相因子的数学方程中，正如贝里所说，也还缺少几何相因子，特别是缺乏对与球面不同伦的环面相因子的认识。查汝强先生生前说：他率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国外朋友询问物质无限可分，就明白无误表示不赞同。
　　层子模型创立者之一的著名科学家何祚庥先生，对霍金在北京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作弦理论报告评论时说，霍金没有说明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也可见何先生对环面与球面不同论的意义不理解。有记者称霍金为“对星人”，这除了指霍金因高度残疾，生理与奋斗行为与常人有巨大差异外，还指霍金研究的理论常人难以理解，而这种理论则含带有一种典型的环面空间特征。当然霍金不是不可以批评的。例如他用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置疑宇宙的统一理论，其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本身也不完备。证明是：哥德尔定理指出，在任何公理化形式系统中，总存留着在定义该系统的公理基础上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理论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完全正确。但在任何公理化形式系统中，确有能解决并已解决了的问题，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但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却没有说明何为这种命题的判据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不完备性，还可以延伸进对科学实验是证明科学理论实在的公约产生不完备的置疑，即实验检验的前提还存在环面空间与球面空间不同论的界面区别，在球面空间实验检验成立的事情，在环面空间检验就不一定成立。球面科学家把这种实验检验出现的区别，仅仅归结为模式规范的变换，这没有说到问题的实质，它的实质是球面和环面界面的变换，我们生活的球面空间仅是局域性空间，环面才是一种全域性空间，是超对称的。一些在局域性空间的实验证明和命题求证，是可以完备的。人类正是籍助此才得以生存和发展，也才一步步向全域性空间逼近认识。这就是《三旋理论初探》一书在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世界科学大战的废墟上，建立起的科学大厦。

一部饥饿史
　　1949年蒋介石政权垮台，城里一些伪政府银行弃钱逃窜，我家村里一位贫农捡回一袋票子，全是新的，他用那些票子来裱糊自己的破旧的茅棚小屋，惹得大人小孩都去看热闹。我也去了。“怎么用钱来裱墙？”有孩子问。
　　“那是国民党的票子，作废了！不用了！”大人们放声地大笑说。这事给我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大了我读初中、高中、大学，感到知识也如票子，要注意学现时性的能通用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废票子、伪票子、旧票子是不好用的。
　　1959年大跃进出现自然灾害，我家乡陷入大饥荒，又有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听大人讲，有一位老婆婆饿荒了，半夜爬到高山上躲起来，三天后人们才找到她，已饿死在红苕地里。人们说她是宁愿饿死，也不去讨口给社会主义丢脸。这个观念我非常清楚，从解放初到四清运动，我们家乡确实消灭了讨口现象。但1965年高中毕业，我考上武汉钢铁学院，上学坐火车在郑州转车时，出车厢看见很多忙完了生产出去要饭的河南农民，我惊呆了。“四川人真傻，何不学河南人在饿急了的时候，也出去逃荒要饭！”但我在以后探寻这些灾难的最佳解决办法的时候，逐渐明白了，中国人的任何一场生存饥饿灾难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中国人对最新知识的“饥渴”。我要能“测量”这些饥渴，就必须用20世纪以来的科学成果，打造一把尺子，这促使我写《三旋理论初探》。这其中，我看到了“饥饿”和“票子”的联系：中国人的教育，重视的是课本知识，解决的是国计民生和本职工作岗位内的科技大难题，而关系全域性的纯自然科学的抽象大难题，社会和决策者们一般是以作秀应付。这造成我国与当前国际攻关抽象纯科学大难题的方法不断创新相比，几十年不变的课本知识就显得是“旧票子”了，也缺少前沿攻关的通用性；这种基础即使打得再牢实，学习再刻苦，也还是“旧票子”，所以普遍的“饥饿”反过来又对新知识的进取造成共同性的遏止。
　　《三旋理论初探》反映的就是这样的一部“饥饿史”；对这种说法能证伪的是，社会对该书的“遏止”的观察。

与朗兰兹纲领相似的价值
　　北京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法国35岁的数学家拉佛格，因在朗兰兹纲领的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而获菲尔茨奖，使朗兰兹纲领之名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所谓朗兰兹纲领可浅介为，如果把数学比喻成是由未知海洋中的几个知识孤岛组成的，每个孤岛使用它们自己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别的岛上居民是不理解的；例如几何学的语言与概率论的语言有着很大的差异，而微积分中的行话，对那些只讲统计语言的人来说又毫无意义。而朗兰兹纲领的目的，则是要在这些孤立的岛屿间架起桥梁。所以朗兰兹纲领是关于数学领域中的一个无比宏伟的系统性计划和纲领，它精确地预言了数学中某些表面上毫不相干的领域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而具有巨大的意义。
　　把数学领域中的这种“语言”不通的现象，联系到天、地、生、数、理、化和经济等更多学科门类，对应它们之间的不通语言的相似，需不需要有一部与朗兰兹纲领性质相似的著作呢？我认为《三旋理论初探》一书是做到了。
　　中国科学界目前的领袖们，无时不在阐述科技创新跨越战略的意义，但真要向国际竞争能力看齐，达到有国际一流科学水平的集成跨越成果，仅仅立足于国计民生和本职工作岗位需要的高标准，对一个科技大国来说是不够的。如果把人脑比作电脑，装的软件陈旧，怎能攀登世界第一流的科学高峰呢？这种科学攻关正如国外有些大企业是分为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两个层次的，我把它们分解为十个认知阀层。这种认知阀层类似人的血缘伦辈现象，学历层次现象，与人的财富、地位不完全相关。即认知阀层一般与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以及记忆、反应、聪明、智力并不完全相关，只说明一个人对抽象科学攻关的兴趣和知识的贮备，以及越到高层学习越困难的程度。因此它是不管人们之间的阶层、财富、职业、年龄的差异，而按认知阀层的自然高低把他们分别送到十座孤岛上，各岛居民各自欣赏自己的语言，容不得别岛说三道四，这就是所谓点线面体文明的差异。
　　实际上，人类社会各种文明的递进，也是在造就这些认知阀层的层次。例如点线面体文明从古代算术、平面几何的低认知阀层，经过两千多年一点点地进步，才发展到今天的拓扑学、微分流形的高认知阀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出现大多数的专家、学者与普通群众一样，分不清环面和球面不同伦，这正是点线面体文明在这类国家中的分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虽然极力想通过大中专的普及教育和鼓励自学成才，缩短认知阀层的差距，但每个人的生命有限，也不是都能无师自通，加之生存压力常常冲击对认知阀层的进取，而学校教育大多数的教材和教师，本身都处在不高的认知阀层，因此这种国家和个人的努力，就只能作秀在国计民生和本职工作岗位的科技难题的攀援上。
　　其实，认知阀层也能用一些相对独立的抽象的数学结构、符号和逻辑系统来标识的。《三旋理论初探》为引导各个认知阀层的有志者去撷取科学圣杯，就抓住人类到20世纪以来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数学方程和解法，把杨振宁博士关于自旋是一种结构的猜想，与黎曼切口、极限环、墨比乌斯带、克莱因瓶和轨形拓扑等数学工具相结合，用欧几里德以来形成的公理化证明体系，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十座认识阀层的孤立岛屿间架起了三旋结构的桥染。

用国家自然科学奖准则评判
　　科学不仅是向自身内部的高峰去攻尖，而且也要向外部的评价权势系统找支持，才能传播服务于人类。《三旋理论初探》是属于理论学说的创见和研究方法手段的创新一类著作，成书初衷是想献给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因为他提出当代科学面临有相对论与量子论的统一、生物遗传与进化的统一、脑与认知的统一和宇宙、物质、生命的三大起源等四大难题，而该书对此已给出了一种统一解答的数学结构。其次，对照最近“中国科技网”上的《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具体一计量，该书已涉及到了其中的48个问题。
　　它们是：1、对深层物质结构的探索；2、协调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困难；3、力学的世纪难题湍流；4、高温超导电性；5、宇宙结构的形成与星系的起源；6、宇宙常数问题；7、磁元的争辩；8、宇宙论中的暗物质问题；9、太阳风的起源及其加速机制；10、日冕加热和太阳风加热；11、富勒烯化学；12、室温有机超导体；13、地球科学中的非线性和复杂性；14、地球构造运动驱动机的反演，15、气候系统动力学；16、自然控制论；17、生物学的理论大综合：遗传、发育和进化的统一；18、脑神经系统动力学；19、生命、人的思维、意识、目的等的物理学基础；20、探索生命和遗传语言；21、脑的诸模型能带我们走多远；22、未来的认知神经科学能给意识以新的解释；23、地球深化的理论；24、有机体信息系统的深化在物种生存、适应过程中的作用；25、脑的选择性自适应；26、脑的行为的自组织；27、思维与智能的本质；28、人脑如何组织其信息存贮；29、生命起源、细胞的起源和进化研究；30、注意的脑机制；31、智力的起源；32、大脑是怎样认识外界视觉世界的；33、统一医学；34、意识和思维动力学；35、人类疾病与基因；36、生命起源中的对称性破缺；37、客观世界的自组织；38、全信息理论与高等智能；39、关于“意识”问题；40、系统科学的困惑；41、复杂经济系统的演化分析；42、朗兰兹纲领；43、相变的数学理论；44、超级计算理论；45、庞加莱猜想及低维拓扑；46、黎曼猜想；47、中华民族及现代人类的起源；48、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
　　以上涉及的难题，大多数是抽象的关系全域性科学难题。而按国家自然科学奖成果鉴定，是分为1、数学与力学学科；2、物理学与天文学学科；3、材料科学学科；4、地球科学学科；5、工程技术科学学科；6、化学学科；7、基础医学学科；8、生物学学科；9、信息科学学科等9个门类进行分组评审的。因此，对《三旋理论初探》一书，应首先挑出一项课题去测评，而不是面面俱到。按此要求，我首先挑选数学与力学学科或物理学与天文学学科；具体的项目名称是：物质族质量谱计算公式及轨形拓扑卡拉比──丘成桐空间规范的研究；其主要学术成绩、创新点和科学意义是：本项目研究的内容是当今数学量子拓扑和物理学标准模型中极具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国际前沿性课题，是近20多年极富挑点性的热点之一。
　　物质族质量谱计算公式及轨形拓扑卡拉比──丘成桐空间规范的创新，是把弦模型、袋模型、膜理论一直试图描述、但未能实现的卡拉比──丘成桐空间定性定量表达给予了解决，并给出了用胶子球实验证伪的数据条件，检索实验结果也与理论相一致。从而回答了物质族分代何为三倍化的疑难，为真空破缺、夸克禁闭、类星体的超能量等问题提供了答案。整个研究具有前沿性、挑战性、新颖性和潜在的应用性。按国家自然科学奖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承诺，但愿能求得一个说法，这也是公道。

一、关于答辩的前提
　　韩锋教授对拙著《三旋理论初探》提出了尖锐批评，我非常欢迎。是学问，就必须争辩。但必须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虑到我不是在科学殿堂工作，因此，希望答辩对方最好不利用科学殿堂（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便利条件。除此，我愿与韩教授答辩。
　　事情的起因，是看了刘月生教授的来信说明，我有两点猜测：（1）韩锋教授没有看完过我的书，其中之一的原因，是我的书虽然公开出版，但在市面上大都买不到。（2）韩锋教授还有一些数学书没有读过，如张量数学。原因是他指出拙著第140页公式3.28—3.37有标量错误。这里我要说，3.28—3.37的公式，不是我的创造，这部分内容是为中国的读者准备的。因为我至今没有读到过中国人写的张量数学专著长篇。在中国学者证论广义相对论的错误中，很少有人从张量数学方面正面进攻的，鉴于此，我以我的水平，理解性地取用了前苏联数学家H.A.基利契夫斯基《张量计算初步及其在力学上的应用》一书的研究材料。这些公式中的符号，表达的是矢量的逆变分量、协变分量等的群或矩阵的记号，不同于一般式子的运算规律。韩锋教授提此问题后，我再次查对两书，这里的公式，我还没有抄错。倒是拙著在该部分里预言，中国学者对张量运算熟悉的人不多，也许韩教授正是我预言的那一类中国学者。
　　又如韩教授对墨比乌斯带、墨比乌斯体、克莱因瓶、挠率等数学也知之不多，并且分辨不清。例如墨比乌斯体，不是我的创造。在《一条永恒的金带》一书，有指长方形木块扭转后的对接，这种墨比乌斯体的例子非常多。因此把墨比乌斯带看成是压扁后的水管扭转一个面的对接，再充气吹胀，可以近似再现墨比乌斯体──这是我的解读。所以墨比乌斯体和克莱因瓶是两码事。墨比乌斯带是相对于平凡带圈的做法来说的，说扭转翻了一个面何错之有？其次，只有一个面和是平面或曲面也是不同概念。有挠必然在曲面上，墨比乌斯带是圈子，难道有既是平面又是圈面的东西。
　　以上我不想和韩教授这样的物理学家多谈，因为从历史原因上看，必须承认中国大学教出的物理学学生，数学基础知识课上得不多。正如林家翘教授所说：在中国应用数学领域的研究还相当欠缺。中国建国初期向苏联学习，大学有义务帮助国家、社会完成急需的工作，但不一定是学术问题，因此逐渐远离了大学的主要职责，实用数学被误认为是应用数学。实际，应用数学是不同于纯数学的一门独立的基础学科。无论是在讨论心脏中血液流动的情况，还是研究星系旋转的规律，应用数学都力图找出各种模型来描述它们，把它们联系起来。并从中做出各种推断。纯数学则是从数学本身的抽象问题中寻找定量及原理，并论证结果。实用数学则是满足社会上的需要，如计算导弹的发射以及登月等。而数学的发展告诉人们，数学思维比数学运算更重要，原因是，近代应用数学发端于英国，牛顿是应用数学的鼻祖。力学定律的内涵超越了那个时代传统数学的范围，牛顿不得不开拓新的领域、发明了微积分，然后再用微积分研究力学定律和万有引力，求得了行星运行的规律。
　　林家翘教授做博士的导师是冯·卡门。他们都坚信自然界具有数学的本质，并用毕生的经历从那光凭经验无法澄清的混沌领域中寻找数学解答。三旋理论也坚信上帝造物都很简单，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在这项工作中，中国人在1959年就发明了“圈比点更基本”的应用数学。虽然近代弦圈思想的发明者是卡路扎和克林，但他们是把弦圈重叠成圆柱面，再看成是一条线的。现代的弦理论也是如此。三旋理论的创立者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把这种图像戏称为“重高帽子法”，因为当时批斗人，造反派惯用戴高帽子。这是一种死圈论。虽然在1968年至1984年间，西方复活了卡路扎──克林理论，用弦的振动模式构造了万事万物。但三旋理论跟它们相比有自己的独特性，因为它们是以弦振动为主的三维形象，而“三旋”恰恰是它们的二维的全息图片。因为三旋从1959年至1966年间，虽然也尝试过用“重高帽子法”研究过弦圈，但发现它增加的维数会很高；其次，一根弦线的振动，没有单纯一个弦圈的自旋好分析，所以从1959年到1974年我都坚持把弦圈耦合成链条，再看成一条线的。到1974年，此理论第一次公开了三旋规范动力符号表及其与夸克的对应。再到2002年《三旋理论初探》一书出版，实际解决了弦理论、宇宙弦理论的三大难题：A、弦理论解决了物质族分3代与卡一丘空间3孔族的对应，但仍有多孔选择的难题。B、弦理论解决了多基本粒子与多卡一丘空间形状变换的对应，但仍有多种形状选择的难题。C、弦理论解决具体的基本粒子的卡一丘空间图形虽有多种数学手段，但仍遇到数学物理原理的选择难题。我今天根据中国人对三大难题的解决，向韩锋教授提出公开辩论的题目是：
　　Ⅰ、当代弦圈的发明权应属于中国人，而不是弦理论！
　　Ⅱ、美国的威藤、英国的霍金同中国的弦圈发明成三足鼎立之势，在发展超弦理论或超旋理论上有协同互补作用。
　　我的以上正题的论文，题目是《从卡一丘空间到轨形拓扑》，如果不出意外，将发表在公开刊物《凉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1期。如果韩教授愿意响应争辩，他可以发表在《河池师专学报》上。

二、《三旋理论初探》一书并不完善
　　我欢迎批评，并希望韩教授看完全书逐节逐字地提出意见。三旋理论本身是一种初探，缺点错误一定很多，我不忌言，但像韩教授那样一棒打死，未免小看了从1959年到现在，三旋理论经历的政治、学术和生活风暴及雷击。我想韩教授不会有意采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内斗手法,抓住《初探》之短，而小题大做：如印刷、校对、编辑、原著等　方面都有不少疏忽。例如第53页表1.7中，“引力子”一栏印刷有错，应与“胶子1”交换位置，才与前面第46页表1.6一致。又如第51页的公式1.2，编辑将原稿中的正切tg符号改为tan符号，并贯穿到第434页公式7.17，第569页的公式13.1。作者原稿和在多家刊物发表的该项公式，所用公式为M＝Gtgnθ+H，但出版社编辑却改为M＝Gtannθ+H。后知是当今的数学书，有已将正切符号tg改为了tan的。应该说“流行”原著是“流形”。虽然存在上述种种，但并不存在韩教授说的1、“物质存在向自己内部作运动的空间属性”是自说自话；2、“能相”和“形相”不可能谈统一；3、泡利不相容原理无须重新提出；4、波粒二象性既不是能量环，也不是几率波等大问题。并且我不想以这四大问题再跟韩教授公开辩论。因为从韩教授研究方向看，不是现代物理学型教授，从年龄上看，他不属丘成桐教授的研究生那一辈，倒像是洪定国教授的研究生。若真是如此，那么以上问题的答辩也就不必要了。因为有一年在湖南长沙开会，我已亲自到洪定国教授家中，与他作过交锋，洪定国教授除了重复外国人的说教外，并没有中国人的创意。正是在洪定国教授的挑战下，三旋理论以后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到2002年成书，都是在回答洪定国教授的问题。我没有必要再辩论。

三、简要回韩教授的问题
　　鉴于师徒有别，权当韩教授是新手，我还是简要说明一下，其中刘月生教授已回答的，恕我不再回答；并且我认可刘月生教授的回答。我的回答是：（1）为了避免出现韩教授反击的自说自话、各说各的；以及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有这种属性。我在拙著一开篇，就把它作为“公理”来处理，因为我在成都已与学者辩论过类似攻击。公理者无须证明。当然这会产生多种公理，但不要怕；多公理之争，正是选择少数的前提，大公理愈辩愈明。因为公理的前提是事实的真实。且不说水、风、沙有这种空间属性，就是整个量子力学都是基于这种空间属性──真空破裂，才产生量子涨落；只有广义相对论才是，空间是光滑无破裂的，这是黎曼张量的要求，但黎曼是近代科学的诸葛亮，留下死后一手──黎曼切口，这正是属空间破裂。空间破裂不是向内作运动，又是什么？如果韩教授硬说这条公理不能让人接受，至少A、您要证明整个量子力学是错误的；B、您要证明黎曼是笨蛋，否则不能说服我;且不说三旋一开初就与量子力学有关而起。
　　（2）分形中的很多混沌图都是能相，它们像丝卷圈，不知韩教授看过分形方面的书没有；其次，突变论谈狗的行为，如燕尾分岔，这也是一种行为形象，虽然不是圈，但如像狗一类有行为的东西，多有新陈代谢，这是一种生理与生态循环，这不是一个圈态，又如何能循行环。如此等等，请韩教授还是买一本“三旋”书来读。
　　（3）泡利不相容原理是自觉滚到弦圈自旋面前的，本来无须揭示，它却硬叫人顺便揭示，只能让人不得已而为之。一些事情顺便提提，也无不可。
　　（4）超弦当然不是超旋。我也不会像中国学术界、中国科学家中的精英，把层子说成就是夸克那样不讲道德。当然有一件事情必须提及，1987年（可能是这一年，不太准），我发现《科技日报》上有报道，说方励之的研究生李淼，用超旋的概念在国外发表多篇论文，使一个23、24岁中国学生被国外著名物理刊物聘为编审。这一消息，激起我向方励之写信询问，因为我向方励之寄过多篇论文，请他指正，都没有回信。我在1986年在《华东工学院学报》第二期发表的论文，已将三旋理论称为“超旋”，现在李淼在国外发表多篇论文用“超旋”概念，是否与我论文有关。方励之回信矢口否认，说超旋就是超弦，超弦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产物等等。后我查，60年代初根本没有什么超弦理论，最早也是1968年才产生靴袢理论，可见方励之不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
　　A、霍金、威藤等人研究，闭弦粒子是能量环；早有玻恩研究波粒二象是几率波，不知是韩教授的水平高，还是霍金、威藤、玻恩的水平高。
　　B、电子不分裂，但如果它是自旋极限环，总会有自旋分岔；本体分裂和自旋分岔是两回事，分裂被毛泽东说成是物质无限可分；极限环分岔却不是无限可分。朱棣文和崔琦的工作属于类似极限环分岔，与三旋是否有关，懂非线性数学的人自然明白。韩教授恐怕是因毛泽东讲过无限可分就立场坚定，坚持物质无限可分，只是说不出口，反说别人主张电子分裂。
　　C、奇点本身是个球面问题，环面不存在奇点；而平面与球面在约当定理中同构，在环面整体中属局域问题。弦理论克服广义相对论奇点疑难，道理还在这里。有了环面就有时间箭头，所以霍金说时间有形状，大爆炸前、大爆炸后也可解。这中间的向内部作运动，正如一根管子沿管内中心线运动，这为何不是向内部作运动的另一例属性。
　　D、三旋是不是一个好理论？三旋站不站得住脚？三旋是不是中国特色的超弦理论？三旋推不推得出新结论？有没有检验？这真要看运气了!并且不凭某个人的判断。
　　原因请看《陈景润传》，请看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1973年前，除了极少数的人，具有科学良知，令人遗憾的是打击陈景润的人，使陈景润差点无生存权、发展权的人，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不是无科学文化的人，而是最有科学文化的人，并且在最高科研机构，而且还不是少数，这些人有领导、有前辈、后辈、同辈。
　　既然三旋理论解决了弦理论的三大难题，这就说明它早有预言，而已被实验证实，如夸克三代对三种自旋及组合三代。然而不幸正是在中国科学精英袭断了的刊物上，从1966年到现在不能发表“三旋”一丝一毫的文字，这就是中国的万变不离其宗。这对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其实也无所谓。因为对这类人而言，他们在科学上本来就没有生存权、发展权。这也许是韩教授比较清楚的。然而中国科学在国际上的真实地位，正如中国诸多教授一样蒸蒸日上，但仅此而已。试向拿出原创性的理论又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