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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洋 Wang Enyang (1897-5-20~1964-2-5) ⊙李豫川/文 雷康/编


  王恩洋先生,字化中,属,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市的集凤场水龟山。他的一生,主要从事佛学研究和弘法活动,旁及儒教思想的宣扬。治学勤奋,作风朴实,舍己为人,以苦为乐,人品光明磊落。他著作等身,成书达四十余种,议论风发,深入浅出,风行宇内,自应归入知识分子之列,但其过的却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在乡恂恂,与田夫野老无异;道途奔波,与贩夫走卒无殊。”给人的印象是既平凡又特殊。他曾自称“大志凡夫”,显然具有这种性质的含义。

王恩洋
王恩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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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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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现代佛学界和学术界的著名人物生于清代光绪二十三年(1897)农历丁酉年四月十八日。其远祖为三国时期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248年),世居南充(即汉代之汉安县)。其父王思敏初为塾师,后从商,正直诚信,被推为族长。他公正廉明,不谋私利,平讼息怨,甚得人心;虽淡于交游,然亦不迕于世;敬慎寡欲,终生如一。其母张氏,性情和顺,恪守妇德,心地慈悲,敬老恤贫。见人忧苦必过问施舍,闻善则终生服膺不忘。教子有方,常告诫儿女勿捕杀虫鸟。但她一旦认定了该做的事,则虽强力亦不能挠之,可谓柔中有刚。王恩洋幼承庭训,受其母影响尤大。终其一生,除蚊蝇虱蚤外,未曾杀生。他在北京读书时即开始食素,1945年又在重庆加入世界素食会,发表演说,宣扬仁慈,倡导祥和,消弭残杀。他待人平等守礼,不敢有欺虐之念,足见其善根之深厚。
  他七岁那年进入其父执教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十一岁时进入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在校期间,喜与人辩论,口才极佳,虽长辈亦不能屈之;又爱登台演说,深得师长嘉许;好闻古今英雄事迹,常引以自励。1913年,十六岁的他考入刚开办的南充中学,以作文见长,下笔千言不起稿,议论风发,异于常人。其性格宽宏大量,课余喜读四书五经及宋明理学诸家著作。他十分钦慕明末忠臣义士杀身成仁之高风卓节,购《四忠遗集》读之。其理解力、想像力及思考力均超出一般人。
  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学校开会抗议。十八岁的王恩洋愤然登台演讲,以知耻、自觉、自任三义激励同学,声讨卖国贼;并作《亡国惨》一文警示县人。此后他接触新学,阅读了梁启超(1873~1929)的《饮冰室文集》,章士钊(1881~1973)主编的《甲寅杂志》等进步书刊,拓宽了眼界,文思益进。但他颇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性格懦弱寡断,不适宜从政,乃立志以言论救世,终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次年他中学毕业,南充县立高等小学聘其任学监,他辞谢,改任修身课教师,引导学生去恶扬善。张澜、卢子鹤(1879~1963,建国后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先后聘其任家庭教师,均婉辞。这段时期,他所向往的是儒家思想。
  1918年,他深感学识之不足,乃发奋自修,上邑中铁峰山潜心研读史子籍,作《大学义疏》。又读佛教之《法华经》、《楞严经》,爱不释手。认为儒家言命,即西学所谓天演,在佛法则谓因果。这一认识,贯穿了他的一生。
  1919年3月,他去北京求学。临行前,亲友为其饯行,各勉以富贵功名,惟慈母诫以勿做官,学成便归家。舟行三峡,月明星稀,两三渔火,江山如画。5月抵达北平,正好碰上“五四”运动爆发,学生列队游行。他目睹这一壮观场面,感念国家前途,不禁潸然泪下。7月,他投考北京高等师范落榜。9月,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当时讲中国哲学(主要是道家哲学和宋明理学)的是马叙伦先生(1884~1970),讲印度哲学(包括唯识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是梁漱溟先生(1893~1988)。当时许多有志青年都渴望留法勤工俭学,他也不例外,曾一度进过法文专修学校,后因故作罢。
  其时,陈独秀、李大钊(1889~1927)、王光祈等人见失学青年处境困难,乃倡办半工半读的工读互助团,意在既为失学青年谋一出路,投身劳苦生活,培养互助精神,又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培植基层力量。王恩洋对这一作法深表赞同,积极发动在京川籍失学青年参加。这年12月,天津学生复因外交事件爆发示威运动,遭到镇压,又激起了广大北京高校学生呼应声援。当局出动军警,大肆拘捕,达二千余人,驱入天安门内。再拣择肇事首要40名,其中就有王恩洋。后经起诉定罪,地方审判厅叛处其有期徒刑四月。他在狱中,起初颇有自豪之感,后见一起被捕的学生产生不安以至怨尤情绪,“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甚至互相轻侮,于是深切体会到古代圣贤教人安身立命养气不动心的重要意义。故在狱中百余日,颇能自得,无怨无忧,读书静坐,颇有会心处。出狱前六日,他将狱中所学所思之得,归纳为《唯情论》、《善恶论》。出狱后携此二文请梁漱溟审阅,为梁先生所否定。然此二文,实为王恩洋二十四岁以前的哲学思想之总结。
  在狱中,他还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深感社会有实行改革的必要。
  1920年4月底,王恩洋出狱,抱着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加入了工读互助团,担任第四组组长,集众募资,擘划经营,置机打线,卖饭供膳,销售文具用品。他每天步行10余里前往北京大学听课,其余四、五小时和大家一样从事劳动。他们开始尚可支持,一月后即因经营亏损,产品滞销,经验不足加上人事不协调,社会阻力大等种种原因被迫关门停业,终至解体。经此一番波折,他对接受外来思想进行社会改革产生了怀疑,因而决心转向佛学的探讨,希望从东方文化中寻找出有条解决社会以至人生问题的适当途径。当时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阐论人生问题有三大方面:一是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它以向前要求为主。二是对他心的问题,它以调和持中为主。三是对因果生老病死的问题,它以向后解脱为主。对这三大方面的人生问题,西方、中国和印度各有其解决的途径。西方为民主与科学,中国为儒学,印度为佛学。中、印文化无可非议,惟早熟耳。西方文化正兴旺发达,物质文明成就特高,然其弊病亦日渐暴露,从长远来看,这种文化是否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尚值得怀疑。他主张中国当此积贫积弱之际,不宜排拒西化,而应采取“全盘接受,根本改造”的方针态度。即是说存在着一个如何去掌握或引导的问题。梁氏的理论,在当时曾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其是非曲直,难以遽下结论。王恩洋认为这是替孔子、释迦牟尼打抱不平,内心十分佩服。此后他继续研究儒、佛二学,寒假期间,整日呆在教室里研读《成唯识论》和《成唯识论述记》。
  1921年,梁漱溟为了便于进行学术研究,特开辟印度哲学图书室,选王恩洋负责管理。他乃利用此一便利,广泛阅读有关佛教瑜伽法相方面的著述,尤喜欧阳竟无的著作,如《瑜伽师地论序》等。而对儒家思想,因受梁漱溟的熏陶更坚定了信仰。不久,他经梁氏介绍,前往南京支那内学院,谒见欧阳竟无(1871~1943),提出对唯识学的五大积疑(此五疑梁先生当时亦未能解答)。即(一)阿赖耶识所缘为种子、根身、器界,此与六识所缘色、声、香、味、触、法为同为异?同则八识当同六识,缘无别故;异则种子、根身、器界当同真如,不同色、声、香、味、触、法故;以唯识百法识所缘法,不列器界等故;法相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外,亦不闻另有器界等故。如八识所缘为真如者,则与大圆镜智有何差别?(二)《阿赖耶识颂》云:“恒转如暴流”,《成唯识论》云:“如暴流水,非断非常;相续长时,有所漂溺。此识亦尔,从无始来,生灭相续,非断非常,漂溺有情,令不出离。王恩洋认为:众生生灭相续,即异熟相续;因此有情命者,亦称相续。惟其生灭相续,非断非常,是故无法无我。然则离阿赖耶识无别有情,其理决定。《成唯识论》谓阿赖耶识生灭相续,漂溺有情,那么阿赖耶识和有情是一是二?是一则不当云阿赖耶识漂溺有情;是二则阿赖耶识非常有情当常,无常漂溺有常,令不出离,此与数论自性神我之说有何分别?(三)世间生灭法,仗因托缘而得生起,因谓无始种子,缘谓偶值增上,除此因缘,别无自力。既无自力,缘何诸修行者,能依持自力,精进勤修?抑既无自力,唯仗因缘,佛法能不同于命定论否?(四)众生可度尽否?可度尽,则诸佛功德有尽;不可度尽,则诸佛功德徒为唐捐(虚掷、落空);究竟孰是?(五)玄奘大师在印度所立真唯识量云:真故极成色,定不离眼识,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喻如眼识。真唯识量但可自悟,难可悟他。以所立因,但为自许,非共了故。既难悟他,胡云能立?
  学识渊博的欧阳竟无立即逐条解答,且极力称许王恩洋善学善问,已有一定功力,日后定可深入法海。而王氏也由于积疑顿释,庆快平生,又得嘉许,油然升起大欢喜心及勇猛精进心,遂头面顶礼欧阳竟无大师,心悦诚服地愿终身执弟子礼。在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指导王恩洋先读大小乘各家戒本,参对异同,知何者当行,何者当戒。次读《成唯识论述记》,有疑即问,问则必答。如此数月,王氏如坐春风,如曝冬日,时雨之化,沾溉深矣。对有为法顿生顿灭义、山河大地光光相网义、唯识所变有情互作增上不为亲缘义、法尔道理本自圆成义等等均得到胜解,为他以后从事佛学研究和弘法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吕澂(1896~1989,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佛协常务理事)、熊十力(1885~1968,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等人也就读于支那内学院,彼此互为同学,人才济济,群星璀璨。
  这期间,王恩洋通读了清辨《掌珍论》、《思益梵天所问经》,悟得真如即诸法空性空理,非离色心等别有实法名曰真如,由是对印度佛教空有二宗的争执得以会通。他还整理并续成了欧阳竟无的讲稿《佛教非宗教非哲学》,欧阳大师阅后,极为欣喜。又作《唯识答疑》、《自杀论》、《佛法真义》、《心经略解》等论文。在《自杀论》中,他认为自杀虽缘于环境之逼迫,实质上乃由于内心之不安定,而内心之不安定则起于生活重心在外不在内。人生必有所需,故有求于外,而求于外者,本以养其内也。但求取愈多,欲望愈炽,则不以外养内,反以身殉物,此之谓生活重心在外不在内也。随各人之欲望不同,所殉亦异,古人谓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众庶凭生是也。既重心在外,故贪求无厌,愈无厌则不遂意事愈多,失望愈多则忧苦弥甚,渐觉天地万物皆不容于我,最终走上绝路。倘若能跳出名利圈子,不卷入滔滔物欲洪流,追求心灵之淡泊宁静,生活重心在内而不在外,则何自杀之有?
  1922年2月,王恩洋回到阔别三年的故乡,省亲访友。8月返支那内学院,见到了梁启超、陈炯明(1878~1933)、陈铭枢(1889~1965)、李石曾、邱檗(?~1944)、蒋维乔(1873~1958)等人。并遵欧阳竟无之嘱,校刊了《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枢要》、《成唯识论学记》、《唯识了义灯》、《能显慧日中边论》、《仁王般若测疏》、《顺正理论》等一百多卷要籍。
  1923年,二十六岁的王恩洋撰写了《大乘起信论料简》、《大乘非佛说辩》、《佛法根据》诸论文,力驳梁启超及日本佛学家考证《大乘起信论》乃唐人伪作之说及佛法由小乘而大乘次第演变而成,非全出于佛说之论,认为《大乘起信论》确系佛说,大乘小乘本来俱行,佛由大乘成,小乘由佛说。文出,世人大哗,常醒法师、东南大学教授唐大圆居士等人咸起争辩。王恩洋除答常醒法师一信外,其余均未予理会。是年他又在支那内学院新结识了韩文畦(1895~1983)、蒙文通等人。
  1924年,他因心多烦恼致病,终日礼佛发愿,行忏悔,由于用功过度,久之又得了吐血病及疟疾,不得不住杭州休养三月。病中仍坚持在杭州佛学联合会与大勇法师一起讲经说法,闻者无不感动。8月回支那内学院,9月返家省亲。
  1925年3月,回支那内学院。当时该院得梁启超、陈铭枢等人的资助,正建造法相大学。7月,他被欧阳竟无任命为法相大学主任,并主讲《瑜伽真实品》及《佛学概论》。其间结识了来此求学的陶闿士(1886~1940)等人。他的讲稿《佛学概论》即作于此时,该书简明扼要地提示了法相纲领和缘生要义,体制内容,别具风格。经支那内学院刊印后,对当时的佛学界起了相当大的影响。侨居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的华侨富商黄联科(原籍福建同安)读了此书后来信说:“本人感到人生的空虚,寻求解脱之正道,出入于东西学校而无所得,时萌自杀之念,因读此书而获得解救”,遂发愿资助王氏的弘法事业。此后王恩洋的出书和兴学活动,经济上多有赖于黄氏的捐款,遗憾的是两人终生未见一面。
  1927年北伐战争中,法相大学驻入军队,被迫停办。王恩洋怀着惆怅的心情,乘船溯江而上,返回故乡。途经重庆时,应佛学社之邀,讲解《心经》。不久吐血病复发,卧床月余,9月始抵家。创办龟山书院,设初中高三个班,接纳僧俗学生,讲授儒学、佛学等,提倡“教育兴国”。
  1928年是王恩洋最不幸的一年,母病、妻病、岳母病再加上自己亦病,贫困交集,种种不如意事接踵而来。在贫病窘迫中,先生仍研学不辍,通读了《瑜伽师地论》一百卷,颇会心有得。
  1930年,王恩洋去成都,与黄肃方居士论学。黄云:“四面八方来时如何?”王答:“观无我。”黄曰:“此古德打中间之义也。”……两人还就“开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言谈十分契机。此后,黄肃方成为王恩洋弘法事业的有力支持者。同年二月,王氏在南充集凤场创办了“龟山书房”,授徒讲学。年底完成《佛学通释》一书,次年由黄联科出资印二千部。自1929年至1931年,王氏家中经济情况异常困窘,病中医药费、家庭开支及“龟山书房”经费等等,皆黄联科资助也。同年4月,欧阳竟无计划办一“悲学”,特致信王恩洋,云:“内学以精简研究为主,悲学以持正开导为主。悲学主人,非我恩洋其谁克哉?”力劝他返南京。吕澂亦来信,请其速回支那内学院,共商大计。但王氏苦于吐血宿疾累发,加之山川路遥,作书辞谢之。
  1932年6月,王恩洋应成都佛学社之邀,前往讲授《佛学解行论》、《瑜伽真实品》、《广四缘论》、《八识规矩颂》,首尾达三月之久。在成都期间,他游览了大慈寺昭觉寺宝光寺草堂寺文殊院诸名刹,会见了四川佛教会会长禅安老和尚、文殊院首座昌圆法师以及黄肃方等人。
  1933年底,他的《人生学》完稿,在《海潮音》杂志上连载。全书共四章,二十八万字。第一章“人生学”,用佛学理论阐述人生的谬执矛盾,业果相续无已,总归于苦多乐少,故须寻求根本解脱之道。第二章“儒学大义”,认为淑善人生的初步,应以儒家修身立命,成己成人。民胞物与,天地一体之义为准则。第三章“解脱道论”,认为儒家虽能淑世而不能出世,不能得到究竟的解脱,故须依照佛教的戒、定、慧三无漏学断除烦恼,才能彻底离苦得乐,超出尘世。第四章“大菩提论”,认为仅仅追求一己之解脱属于小乘偏执,应当发菩提心,行大士行,同体大悲,不舍众生,成就清净法身,才是人生的最后旨趣。王氏之糅合儒佛,以佛法为体,以儒学为用;以佛法为究竟,以儒学为过渡的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于该书。故此书可说是他的代表作。
  1935年,撰《摄大乘论疏》。该书义本世亲无性者半,自所疏义者亦半,较旧注明白详尽,陈义不让古人。又作《论语义疏》,洋洋十余万言,对孔子学说特加发挥,多超越汉宋诸家之说。
  王恩洋认为:佛教以出世为宗旨,儒教以入世为宗旨。出世故易流于厌世,然一味厌世,而不知救世,则为声闻独觉之行,而非诸佛菩萨之道。入世故易流于顺世,然一味顺世,而不能济世,则为凡夫俗儒之行,而非圣贤之道。儒教以昭明德于天下为志,仁以为己任,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则儒家非顺世贪生也。菩萨不染生死,不住涅槃,大悲利生,方便善巧,则佛家非厌世怖生也。儒教以挽救世道人心,使众生和平安宁为宗旨,故律己甚严,待人惟恕。佛教以拔救有情解脱为究竟,故提倡绝情离欲,不与世同。然无菩萨之精神,则不能做入世之事业。而不能拨乱反治,使人类得以安生尽性,则佛法亦将无所施。是故二教可以交相为用,并行不悖。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杀人武器亦日益厉害,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尤当大阐儒佛之至教,挽救物质文明之弊,解斯民于倒悬。

龟山书房丙子『1936年』季上学期业终摄影纪念──王恩洋题
龟山书房丙子『1936年』季上学期业终摄影纪念──王恩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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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6月,王氏应成都佛学社之邀,前往讲授《世间论》,该讲义后由成都佛学社印行。讲稿分“价值论”、“本体论”、“缘起论”、“出离论”、“无住涅槃论”五章,为《人生学》之补充。后讲《摄大乘论疏》,历时三月,听众踊跃。上至耆年硕学,下至英俊青年,莫不具足。四川佛学院院长昌圆法师率全体师生来此听讲。邵从恩(1871~1949)、卢子鹤、黄肃方、叶秉诚(?~1938,时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游永康(即后之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隆莲法师,1941年从昌圆法师出家)等亦来闻法。说法堂为之爆满,后至者乃环立阶前聆听,场面感人。讲经结束后,已是秋高气爽的九月天了,他乃从成都望江楼登舟顺岷江而下,去青神县的中岩寺、乐山县的乌尤寺等地观光旅游,藉以放松一下自己。在乐山县,他结识了遍能法师,并应邀在乐山公园讲《心经》及人生哲学。旋回成都,会晤了勤研佛典的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炳英(1889~1957)等人,后返南充。
  1937年1月,他应重庆佛学社之邀,在长安寺讲《世间论》和《摄大乘论疏》,并会晤了前清翰林赵熙及其弟子遍能法师。四月归家,在龟山书房讲《孟子新疏》,七月讲毕,讲义由龟山书房油印刊行。旋应重庆的华岩寺之邀,讲《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称经释》,讲稿后出油印本。圣观法师(1886~1954)、朱之洪(1871~1951)等人亦来闻法。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朱之洪对王恩洋说:“吾得依佛法以送余生。”王开导朱说:“学佛不应如此消极,我们不但生应精神,尤须死得精神,菩萨悲心大愿,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入地狱以度众生尚可为,岂能以自度自了为宗旨耶?”朱闻言振奋,自谓于佛法得正愿云云。王氏还向华岩寺方丈宗镜长老推荐邱檗居士担任天台教理院『编者注:不知何方?』主讲,遍能法师任教务主任,圣观法师任事务主任,主客双方皆大欢喜。9月,再应重庆佛学社之邀,讲《缘生论》。10月归家,在龟山书房讲《辩中边论》。12月得欧阳竟无信,谓支那内学院已迁至四川江津,请他明年农历正月初七(公历2月6日)来江津会面。
  王氏不敢怠慢,1938年1月30日即动身,正月初三抵重庆,见到吕澂等人,次日偕吕澂、邱檗、韩文畦、蒙文通等40余人到达江津,拜谒欧阳大师
  1939年,王氏在龟山书房为诸生讲国学,其讲稿《老子学案》、《王国维先生之思想》,由黄联科出资在上海佛学书局印行流通。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欧阳竟无两大弟子风格迥异。一是吕澂,思想冷隽,治学精严;一是王恩洋,情深信笃,践履踏实。恩洋先生志切救世,热情充沛,尤喜接近社会下层人民。他布衣蔬食,安于淡泊,出门远行,背包挂伞,独来独往,不计危苦,对人对事,凡情之所至,理之所安,一身任之,能终其守。1940年11月,他从南充起程,前往江津拜谒欧阳大师,只身徒步,日行百余里。在其所作《南游记》中留有这样一段记载:“初六日,过八塘,日落如在山顶,下山犹十余里矣。山路曲折,两崖峻绝,别饶幽致。俄林间风动,草木有声,暮云忽起,遮蔽星月,余心随境入寂,渺然若丧乎我者。继而林木怒号,风力加急,飘举衣袖,余驭风而行焉。斯时精神倍增,脚力益健,仰望天空,忽夜月如钩,破云而出,余亦心光怒发,念六度万行,一切智智,趣之何难?直往而已。继复万象森罗,转觉心意两忘,无取无往,始悟精进之功,寂照不二之旨。既至八塘,余乐未歇。中夜风云顿作,大雨如盆倾也。
  1941年2月2日(正月初七),他再至江津,参加支那内学院师友聚会,与欧阳竟无吕澂、陈铭枢、高语罕等人欢聚一堂。6月,上海佛学书局《佛学半月刊》请其作一“法相宗专号”,他先后撰写成《法相义》、《法相体类》、《我之假立》、《缘起义相》、《共业增上》、《圣道转依》六篇文章寄之。该六稿加上后作之《叙论》及《答梅撷云先生论缘起书》,汇编成《法相学》,由华岩寺刻印流通。11月,他去江津拜望欧阳大师,与陈铭枢等人游山,陈问:“宗门早悟者每寡传,迟悟者门多盛,如岩头雪峰者流,何故?”王答:“迟悟者悲增,又历尽艰辛,知人心病,应机善巧,而早悟者仅智增耳。”同月,他在华岩寺讲《瑜伽力种性品》并在重庆钱业公会讲《心经》七日。归家后,整理讲稿,作《心经通释》,与《瑜伽力种性品疏》一起由华岩寺刻印流通。

王恩洋等六人合影
王恩洋等六人合影『不知其名,请您赐教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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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1月,他应太虚大师之邀,参观重庆的北碚的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并与法尊法师辩论《瑜伽力种性品疏》。2月,赴内江县开办东方佛学院,院址设在圣水寺。并应自流井(今四川自贡市)佛学社之邀,前往讲《人生学》及《心经通释》,历时十日,其间结识了自贡盐业公会主席罗筱元(1819~1966)等人。3月底返圣水寺,讲《二十唯识论》。6月回家途中,应重庆佛学社之邀,讲《法相学》三天。10月,在内江通俗教育馆讲《瑜伽力种性品》,并与黄肃方、廖泽周等人商议,决定将东方佛学院改名为“东方文教研究院”。同月,王恩洋通读了冯友兰(1885~1990)的近作《新理学》,觉得其理论体系支离破碎,不能自圆其说,谬误百出,很不成熟,乃撰《新理学评论》以抨之。11月,在重庆佛学社讲《瑜伽力种性品》,并去江津看望欧阳竟无。12月,应泸县佛学社之邀,讲解《心经》。年底,他的《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完稿,全书洋洋40余万言,为其生平第一巨著,堪与唐初窥基大师(632~682)之《成唯识论述记》相辅而行。但黄联科从印度尼西亚寄来的印书款,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折耗殆尽,以致上海佛学书局竟未能出书,显示每每引为终身憾事。其时龟山书房已停办,他利用余暇写成了《瑜伽师地论疏》六卷,原计划用三年时间写完三百余卷,后因撰写其它著述及政治方面的原因,终其一生也未能续作,惜哉。
  1943年2月23日,欧阳竟无病逝于江津几江镇,享年七十三岁。王恩洋惊闻噩耗,痛哭失声,立即束装就道,赶赴江津,匍匐奔丧。他对欧阳大师一贯师事谨慎,有疑必问,辩理必明,有时虽遭严斥,仍忠敬不渝。自1937年支那内学院迁川以后,他除因父母病重的一、二年外,每年都要去江津拜望欧阳大师几次,并对支那内学院尽力支援,学术界颇因此称赞其品德。为悼念欧阳竟无大师,支那内学院特出《纪念专刊》。门生弟子,各述功德,海内贤达,咸致哀辞,王恩洋也撰写了长文《追念亲教大师》。丧事完毕后,他返回东方文教研究院,为清福法师修改《源因略记》一书,并撰写《清福和尚传》。其时西藏佛教中观派的学说传入内地,风靡一时,以唯识为不了义,而内地许多唯识学者也不自信,附益此说,始终坚持瑜伽般若立场的王恩洋,乃撰《实有真空中道了义论》一书作为正面答复,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该书对汉藏佛教教理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月,他根据旧作《论语疏义》写成《孔子学案》。全书共九章,第一章“叙论”,明孔子学说之源流及群贤弟子。第二章“志学”,明孔子学说之宗旨。第三章“执礼”,明孔子立身范世之道。第四章“求仁”,言孔子内心修养之功夫。二至四章合为孔子之伦理道德学。第五章“为政”,叙孔子之政治生涯及政治主张,即其政治学。第六章“施教”,述孔子教育之道,即其教育学。第七章“知天”,论孔子对鬼神、生死、天命等的态度和认识。第八章“作圣”,云孔子对人格和人品的升华,自君子以至于圣人。第九章“行赞”,认为孔子的“大道”是现实的而非理想的,并赞美其功德,以为圣人之所以不同于哲学家,其区别正在于此。从该书及其后作的《儒学中兴论》等书里,可以看出他渐有置重于儒学的倾向。该书与《实有真空中道了议论》、《新理学评论》同为文教研究院印行,是为文教研究院印书之始。6月3日,他赴江津支那内学院参加欧阳竟无百日大祭,与吕澂、陈铭枢、黄忏华、李安、韩大载等新知旧友聚会,召开院友会,公推吕澂继任院长。并成立理事会,由吕澂、陈铭枢、王恩洋等七人组成,协助院长工作。9月,前往自流井讲《新人生哲学》、《瑜伽力种性品》、《八识规矩颂释论》、《二十唯识论疏》。讲经完毕,返文教研究院,埋头写作《大学新疏》和《大学略释》。10月《孟子学案》杀青。该书计十章,第一章“叙论”,简述孟子生平并论其学问大略。第二章“仁义”,明孟子学说之宗旨。第三章“心性”,论“性善”、“义内”说之建立。第四章“学养”,论孟子修养省察之功。第五章“天命”,论知天立命尽性践性之学说。第六章“人伦”,论父子君臣之道。第七章“主政”,论治国平天下之方。第八章“斥外”,述孟子对战国时代诸子学说之批评。第九章“尚友”,赞先圣之德行,明孟学之起源。第十章“传承”,言孟子之所教,道孟学之流派。该书与《大学新疏》等一起由文教研究院印行。11月,他应邀去重庆、泸县讲《瑜伽真实品》、《金刚经》。旋赴江津支那内学院参加校友会。12月,《新人生哲学》、《金刚经释论》完稿,他请四川莲宗院尼众部教务长隆莲法师担任校对,由文教研究院印行流通。总计该年成书九本,加上长文《追念亲教大师》,共约60万言,为其生平著述最丰、种类最多的一年。
  1944年3月,他应邀去新津县讲《瑜伽力种性品》、《心经通释》。并作《新唯识论者之思想》(后刊于文教研究院编辑出版的《文教丛书》第一期),抨击他旧日的同窗熊十力。旋应成都四川莲宗院之邀,讲《瑜伽力种性品》,四众云集,盛况希有。并在黄肃方家会晤了但懋辛(1886~1965)、刘光烈(1889~1978)、李炳英等知名人士。4月,应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朱光潜教授(1897~1986,现代著名美学家)之邀,前往讲授《佛学概论》、《儒学概论》课程,并在校演讲《新人生哲学》。当时武汉大学内迁乐山,他授课之余,常与乌尤寺方丈遍能法师、游子九居士(隆莲法师之父)诸人相过从。6月,他拟好试题交教务处后,即由曾任峨眉山金顶住持的圣观法师陪同,畅游峨眉山,领略天下名山雄、幽、秀、奇的景色。六日后归校,批阅试卷,见学生成绩优异,不禁感叹武汉大学人才济济,群星璀璨。7月归内江文教研究院。8月返家,得陈戒于信,谓四川福顺余次青读了王恩洋的著述后,慨然发愿弘扬东方文教事业,闻文教研究院经费困难,拟为组织董事会,募集资金。他阅信后欣喜不已。盖当时黄联科因日军侵占南洋,已破产两年多矣,所捐助之功德款也随之中断。王氏立即与余次青联系,决定在自流井成立文教研究院董事会,此举得到罗筱元等人的响应资助,公推余次青为会长。前后共募得资金三百万元,另加出版专项基金数十万元,罗筱元还私人捐助黄谷72石。由是文教研究院在经济方面得以摆脱困境,出版经费和对研究生的补助问题也相应地得到解决,开始发行《文教丛刊》。而且,从11月起,该院还每月资助支那内学院二万元。为表谢意,王恩洋在自流井旭川公园讲《人生哲学与佛学》,连讲三天。然后去乐山、峨眉考察,准备把文教研究院迁过去。朱光潜先生、遍能法师、圣观法师、游子九居士均不辞劳苦,整日陪他寻觅新院址,最后选定宽敞宏大又幽静宜人的峨眉山伏虎寺(后改变计划,将文教研究院迁至成都西郊罗家碾)。返回内江途中经过成都,应四川莲宗院之邀,讲《金刚经》七日,始得脱身。在内江,他将《人生哲学与佛学》、《佛说无垢称经释》二书稿交贞利印刷生产合作社付印。12月,在重庆佛学社讲《金刚经》,并会晤了陈铭枢和现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教授(1897~1986)。
  1945年2月,他从家乡起程,返内江文教研究院。途经遂宁,应爱道佛学社之请,讲《心经通释》七日。到内江后,即着手在文教研究院内分设研究部、修学部、问学部、函授部。3月,应邀赴资中县城讲《心经通释》和《二十唯识论疏》,并为高中学生讲《人生学》,旋回文教研究院。6月,写成《荀子学案》,全书分13章,计16万言。7月作《论世界大战与人类前途》,9月作《论建设中国之道》,均载于《文教丛刊》。11月赴江津支那内学院,参加纪念欧阳竟无诞辰集会。途经合江县,应邀至县佛教协会会长夏之时家中,畅谈终日。在江津会晤吕澂等人后,即应请去重庆佛学社讲《佛说无垢称经释》。年底,文教研究院应中央图书馆之请,将《佛说无垢称经释》、《金刚经释论》、《心经通释》、《孔子学案》、《孟子学案》、《荀子学案》、《老子学案》、《儒学大义》、《人生学》、《新人生哲学》、《文教丛刊》(一、二期)分赠英国远东非洲学院、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稿本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各一全套,委托中央图书馆转寄。与此同时,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湖南人)亦来文教研究院访问,与王恩洋畅谈至洽。王赠谭《人生学》及《文教丛刊》一、二期,谭意犹未尽,乃将王氏著述悉数购去。分手时,两人相约在发扬东方文化事业上密切合作。
  1947年,文教研究院迁至成都西郊罗家碾,扩大招生。这时,他获悉黄联科已倾家荡产,日食维艰,不胜悲悯。乃多方张罗,凑得数千元,立即汇寄黄君,并深情地说,现在应该是他作出一点报偿的时候了。
  1951年,文教研究院被川西人民政府接收,遂停办,人员星散。王恩洋返回南充故里,被聘为川北行政公署及川北政协顾问。
  1952年6月,他应川北行政公署文化教育委员会函约,撰写了《佛教概观》,连载于上海《弘化月刊》,并由弘化社出版单行本。9月,川北、川西、川东、川南四行政公署撤消,合并为四川人民政府,王恩洋被聘为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并被选为省政协委员。
  1957年3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上,王恩洋被选为理事。同年,他应北京中国佛学院之聘,担任《佛学概论》等课主讲。在校期间,他托上海佛学书局将1942年完成的巨著──《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复印了二百部,作为资料保存起来。
  1961年,王恩洋因病回到成都静养。次年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上,他连任理事。9月,四川省佛教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常务理事。
  1964年2月5日,王恩洋先生在成都病逝,终年67岁。生前内外学兼通,尤精于法相唯识。撰有各种内外学著述近200余本(篇),字数多达400万之富,为我国现代著名的佛教学者。

编者按
  本文原标题为:“现代著名佛学家──王恩洋先生的一生”。

传承『仅罗列直系上下各一代,欢迎补充、修订
  学生:惟贤法师。
  学生:心月法师。

资讯
  重庆市佛教界纪念王恩洋先生诞辰101周年
  1998-5-18日,重庆市佛教四众弟子聚会华岩寺,隆重纪念我国现代著名的佛学家·王恩洋先生诞辰101周年。王恩洋的学生惟贤法师(慈云寺方丈)、心月法师(华岩寺方丈)、大果法师(罗汉寺方丈)、柳禊居士(重庆佛学院教务长)以及重庆市佛协张和平居士、王恩洋之子王赐庸先生、市佛协慈善功德会工作人员、重庆佛学院师生近百人参加了纪念大会。此外,重庆市委统战部郑自立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王恩洋研究著名学者黄夏年先生以及《法音》编辑部主任陈星桥居士作为特邀佳宾应邀参加了纪念大会。
  在会上,首先由柳禊居士致欢迎词,他代表王恩洋的学生和亲友对有关领导和各位佳宾支持和参与王恩洋先生诞辰101周年纪念会表示衷心的感谢。接着,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惟贤法师对王恩洋先生的生平及其人品、学术思想作了生动的介绍。他说:

惟贤法师对王恩洋大师的回忆

  我12岁出家,13~15岁(1933~1935)在龟山书院读中级班,我兄长惟胜法师则读高级班。当时生活很艰苦,我们从小庙背米上学。后来军阀没收庙产,于是王先生每月资助我们一斗米,达二年之久,这很不简单。1936年我到北碚汉藏教理院读书,便与王先生分别。解放初期,王先生到重庆,我接待了他。1954年后,我在狱中想读书,写信告知正果法师和王先生,他们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王先生在病中来信嘱我在劳动中好好锻炼,以成为有用之才。对王先生之教诲,我真是刻骨铭心。我所认识的王先生的为学为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先生最讲伦理道德,是一位儒雅、诚实的学者,除讲学外就是著述,读起书来孜孜不倦,一生不离书案。
  2.先生生活淡泊、朴素,恤贫敬老,常与学生同桌吃饭。当年每半月轮流请学生到家中改善生活。少有积蓄,惟资助贫困学生和培养儿女读书、上大学。临终只剩人民币200元和大量书籍。
  3.先生崇儒、信佛,对于法相唯识多有建树,并贯穿于他的学术思想。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常早晨拜佛,晚上坐禅。因此他不但是佛学者,还是学佛者。
  4.先生非常爱国。他曾于1920年2月4日参加反日大游行,当时共有为首的43人被捕,先生即其中一员,被关押三个月之久。他重视国民的素质教育,力倡“教育兴国”。对于现代科学也有研究,主张用科学富民强国,用儒佛治理人心,改良社会,进而求得人生的解脱。末后惟贤法师总结说:“王恩洋先生是一位可敬的爱国者、教育者、佛学者、学佛者。我们今天纪念王恩洋先生,研究其学术思想,缅怀其为学为人的事迹,对于加强佛教界的自身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惟贤法师的报告赢得了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

  随后,心月法师、郑自立处长、黄夏年先生、陈星桥居士、重庆师范学院熊笃教授先后发言,高度评价了王恩洋先生的高贵品德和他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纪念会前,与会人员还参观了王恩洋先生的生平图片及其文献展。从中可以看出,王恩洋先生研究领域广泛,对儒释道及中西文化之比较均有其独到的研究。著述宏富,比较重要的著述有:《唯识通论》,3.7万字;《〈大乘起信论〉料简》,2.2万字;《大乘非佛说辩》,1.4万字;《成唯识义》,1.2万字;《佛学概论》(初辑),9.5万字;《佛学通释》(上)6.5万字;《八识规矩颂释论》,3.2万字;《二十唯识论疏》,3.4万字;《世间论》,5.1万字;《老子学案》,2.4万字;《说无垢称经释》,15.1万字;《摄大乘论疏》,16.2万字;《人生学》,33万字;《法相学》,5万字;《论语新疏》,20万字,《孟子新疏》,15.8万字;《教育改革论》,1.1万字;《人生哲学与佛学》,1.8万字;《心经通释》,5万字;《新理学评论》,6.7万字;《孔子学案》,17.6万字;《实有真空中道了义论》,2.5万字;《五十自述》,4.7万字;《金刚经释论》,4.2万字;《大学新疏》,2.8万字;《荀子学案》,16.4万字;《新人生哲学》,6万字;《因明入正理论释》,7.3万字;《儒学中兴论》,6.3万字;《人生之路向及人物之类型》,6.3万字;《名学、逻辑与因明》,1.1万字;《评新唯识论者之思想》,3.2万字;《周易之哲理》,1.2万字;《论诗经之艺术》,2.2万字;《论世界大战与人类前途》,1.5万字;《论中国建设之道》,1.8万字;《大足石刻之艺术与佛教》,2.9万字;《知识与文化评论》,1.7万字;《佛教概观》,2.9万字;《玉宝川新传》,3.5万字;《瑜伽宗综述讲义》,6万字;《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44万字;《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3.4万字;《论中西文字之优劣》,0.8万字;《王恩洋诗选》,1万字;《无常诸行的宇宙》,0.6万字等等。据悉,近年来,黄夏年先生与柳禊居士经过不懈的努力,已收集、整理出了王恩洋先生生前撰述的大部分著作和文章,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为深入发掘、研究王恩洋先生的学术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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