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本名王洪溥，属鼠，上海人。1948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作品逾六百万字。主要作品有《战争和人》三部曲、《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外国八路》、《浓雾中的火光》、《雪祭》等九部；中篇《白下旧梦》、《禅悟》、《黑色的监狱，白色的梦》、《夜的悲歌》、《香港猴脑宴》、《在“忠字旗”下跳舞》等二十部；短篇《滚烫的回忆》等八十篇。

一、两块最珍视的铭牌
　　今年81岁的老作家王火一生中最珍视的有二块铭牌，一块是已经锈损了的蓝底白字门牌：“洞庭路10号”；一块是烨烨闪耀着青铜光芒的：“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纪念牌。
　　前一块铭牌是南京故居的门牌，象征着故乡的云与童年的面包，在王火心底始终为一种汹涌而神秘的呼唤。后一块则是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由中国作家协会向参加抗日战争老作家敬赠的，年逾古稀的王火位列其中。时间1995-8-23日，地点北京西长安街5号。
　　对于作家王火的晓知我是从后一块铭牌开始的，原由于他是第四届茅盾奖获得者。
　　在已出版的王火长篇抗战小说《战争与人》（三部曲）三种版本中，我钟情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那个版本，书的装桢不知出于谁人之手，但设计者一定是体悟了小说真谛与创作者心灵的，还有那个大火燃烧的时代。
　　其实这个版本相当质朴：封面：大火天地燃烧；书脊与封底：红黄蓝三原色。
　　相比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八九年的那个版本的设计就太苍白平庸了；而后来获得茅盾奖的那个版本典雅是典雅，但规格统一，丧失个性。
　　今年，那一场民族大火已经结束了六十周年，但热力还在光焰犹存。历史会有新的思索。
　　因此，捧读抗日战争亲历者王火老先生的史诗性长篇小说《战争与人》（三部曲）。
　　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1980年1月～1983年10月写于山东，1984年～1985年改于成都；
　　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1986年10月～1987年6月完稿于成都；
　　第三部《枫叶获花秋瑟瑟》：1989年10月～1990年8月于成都。
　　仅前后创作的十年光景就叫人唏嘘不已，其间风雨艰辛谁知味？！知晓写作的实情以后更是让人肃然起敬，闻鸡起舞，鞭策奋进！！！
　　《战争与人》三部一套，163万字，沉甸甸的。
　　老先生在递给我时有点犹豫不决，说现在没有人读长篇小说了。还告诉一个故事：前不久，一个四川大学文科研究生在接手这部小说三天后，怒发冲冠的向导师报怨：肯定是作者的脑子出了问题！怎么写这么长的小说？！太有耐心！
　　听完这个故事，我神情郑重，向尊敬的老先生表示我会认真读完最后一页。
　　六十年前的抗战八年，那是我们民族的意志与决心；六十年后作为民族的一后生，如果连这样的抗日战争长篇写真集都没有耐心读完，不说对不起眼前的作者，还可能成为中外媒体的一条醒目新闻？！
　　“作品熔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于一炉，视野开阔，立意高远，笔意典雅，韵味苍凉。”
　　瞥见小说的内容说明，我想：那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作为中国文学界精英们的评介是不会打诳语的。虽说小说结集已距今十年了。
　　我还查阅了相关资料。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在第152期报道：最高荣誉的长篇小说文学大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在京揭晓。王火的《战争和人》（一、二、三部）名列首位，同获殊荣的还有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刘斯奋的《白门柳》（一、二部）、刘玉民的《骚动之秋》。
　　这一届茅盾奖最后共征集到112部作品，交由23 名年富力强、熟悉长篇小说创作的中青年评论家、作家组成的审评小组──俗称“读书班”完成初筛工作，筛出30部作品，又从30部作品中遴选20部作品，然后将两个篇目提交评委员最后定夺参考。
　　当时的评委主任巴金清楚地提出“宁缺勿滥”、“不照顾，不凑合”的意见，全体评委举手赞同。
　　当时的评委也有23人，除巴老外，还有刘白羽、邓友梅、朱寨、李希凡、顾骧、袁鹰、谢永旺、江晓天、雷达等当时中国文学界的扛鼎人物。
　　于是，王火在接受“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纪念牌两年后，年已72岁的他获得第四届茅盾奖。
　　王火在《月落乌啼霜满天》（战争和人第一部）卷首写下的最著名话语：
　　“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

二、永远美丽的继母
　　“暖和的太阳，太阳！太阳它记得：照过金姐的脸，照过银姐的衣裳，也照过可怜的秋香。秋香，她爸爸呢？秋香，她妈妈呢？她呀，每天都在草地上，牧羊！牧羊！……”
　　这歌名叫《可怜的秋香》写得有些现代息气，快活里夹着哀婉。1930年代的流行曲，作曲是大名鼎鼎的黎锦晖，他替小孩子谱了《小小画家》等流行儿歌；也为大人们谱了软绵绵的《桃花江上》，醉了江南，雌了男儿。
　　《月落乌啼霜满天》（战争和人第一部）第一卷写西安事变期间的那个国军中将管仲辉的女眷就是风琴这样的软绵，与风行当时中国都市富足阶层的《良友》画报一样格调。她们偶然也奏聂耳的《大路歌》，但，琴声忽又戛然而止了。
　　王火小时候叫王洪溥。他们家与黎家为邻居，和名学者章太炎家也是芳邻，三家过往甚密。王火的哥哥宏济曾经过继给黎锦晖做干儿子。
　　出生在新式高级知识分子、官僚家庭的洪溥，六岁那年就在上海法租界纳斐德路家附近的敦仁小学幼稚园里，懵懵懂懂的吼唱着《可怜的秋香》。从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变得那么可怜。
　　国民十九年（1930年），爸爸与妈妈离婚了！分割了家庭财产与子女后，他跟父亲王开疆到了南京。这是的王开疆早已做了南京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还在秦淮河边租了房子。
　　历史名城南京，名古称金陵，三国的建邺，再以前又叫秣陵、白下，建城近二千五百年，六朝胜地，十代古都。虎踞龙盘山川形胜，人文古迹汇萃之旧邦。玄武湖、莫愁湖、明孝陵、灵谷寺、雨花台、鸡鸣寺、中山陵、燕子矶、汤山温泉……。风和日煦风光明媚。距离家门最近的夫子庙前秦淮河边，白日酒旗高帜，夜晚红灯悬张，灯影桨声，弦歌飘浮……。
　　在南京，王开疆家里有两个秘书。其中年青的那位叫张景春，宁波人，黑瘦黑瘦的，没结婚，总是穿着一套很不挺拔的西装。这位后来成了小说人物的景春是自己儿时的老师、朋友兼监护人。不但照顾穿戴衣鞋，也教念字、读王人路编的《小朋友》、《儿童世界》，还偷偷带他去看《歌女红牡丹》，由名噪海上的胡蝶主演。王火回忆说当时他并没看懂，只觉得上面的人说话有趣。让他着迷的十八集武侠影片《火烧红莲寺》，也是蝴蝶的。事隔数十年后，他想起自己文学启蒙竟自这部蹩足的武侠片始，不禁莞尔。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替代填补洪溥对妈妈的苦思。后来，王开疆又领着儿子搬进一处私家园林“张府园”。长廊石山、亭台楼阁，高得穿天盖地抱粗的梧桐树、馥郁的茉莉、清幽的兰花、结怨的丁香……在这花香鸟语世界里的洪溥还是寝食不安，思念母亲，怨恨难抹。开头几乎夜夜无端惊哭坐起，手足冰冷，后来三天两头一回。吓得王开疆不知如何是好。而他还常常独自哀唱《可怜的秋香》。小小身子状况很差，不停的打针吃药。听说爸爸又结了婚，更是伤感。在见了继母吴德芳后，虽叫了一声“妈妈”，却忽然流泪抽搐起来。后来在美丽善良德芳妈妈抚慰下，又和从上海生母处回来的宏济哥哥生活在一起，才没有听见《可怜的秋香》了。
　　父母的婚变，让王洪溥从小起心灵就异常敏感而孤寂多思。从另一种角度讲这也是一种从事文学的潜质。
　　另一件深刻于他幼小心灵的是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件。美丽丰肥的白山黑水一夜之间沦陷在日寇的枪炮声中。这时的王洪溥可以捧起报纸半懂不懂的看上个半小时。除了大人们的议论之外，满街都能看到这样的漫画：中国地图像一张桑叶，日本帝国主义像一条啃叶的凶蚕；一个日本人，拖着木屐穿着和服，贪婪恶狠地举着刀叉吃一块肥肉，切下来的肥肉上写着“东三省”……
　　临界中学，王洪溥依旧多郁郁寡欢，在冬日高照的大白天常常坐在阴影处。直到一天德芳妈妈突然递给他一本厚厚的书，才彻底让他走出情感的困境。
　　这本封面印有长着翅膀的安琪儿和心形图案的书，赭红苍黄相间，开明书局出版，意大利教育家阿米契斯写的《爱的教育》，夏丐尊翻译，丰子恺插图。
　　这是一本穿越时空的专门写孩子们读的书，在今天的书店里也有。
　　德芳妈妈说：“洪溥，这本书非常好，我把它当故事讲给你听！”
　　意大利作家阿米契斯1886年创作的这本轰动了全欧洲的名著，以一个小学生日记方式叙述学习与生活，九篇故事都讲热爱祖国、劳动神圣、热爱生活，尊师敬老，奋发向上、严以律己、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在德芳妈妈讲了几个故事后，王洪溥耐不住性子抢先读完了最后一页。德芳妈妈微笑夸奖：“你真好！”对于少年王洪溥来说，那是灵魂的第一次洗礼，滚热火烫而略带感伤的文字让心灵颤栗不已，他开始反省，痛并快乐着。
　　“书籍是幼年人的导师”，《爱的教育》是影响他人生的第一本书！
　　坐进南京天空满满一天阳光里，王洪溥不但读《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鲁滨逊漂流记》、《万有文库》……还打开了父亲的书橱书架将中国的四大名著拿下来囫囵吞枣……。崇拜英雄，热血沸腾，岳飞、史可法、文天祥……
　　在那个铁定的年代，因心里有爱而开始幻想，因心里有恨而大声流露，这就是少年的心胸。王洪溥喜欢景春，但不愿意听他伊里哇啦学日语！ “中国同日本是邻居，日本又欺侮中国，中国需要一批会日文的人才方能对付日本……” 还是听了德芳妈妈的话，王洪溥不再吱声，但他才不会学日文的！
　　他考上著名的南京中央大学实验附中，父亲答应周六晚带他看电影。那天下夜雨，迟迟不见动静， 洪溥怨父亲不守然诺，自己生闷气。结果叫开饭了好久才下楼。
　　父亲得知原委后很凶的吼：“电影今天不看有什么不可以？！为这哭，太没有出息！”
　　德芳妈妈说：“孩子没有错。幸亏还有一场夜电影。不要失信于孩子。下雨不要紧……”
　　那晚洪溥感觉德芳妈妈好美丽哟，那美丽是从灵魂深处创造出来的。
　　德芳妈妈是新派女性。洪溥还记得在汤山温泉沐浴时的情景，她美丽得像一尊女神。在南京城东中山门外的汤山温泉，南京的“中央要人”多来这里。爸爸说：“日本的浴池叫‘风吕’，男女老少一起合浴，没有人大惊小怪。”汤山温泉就是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他们一帮在日本留过学的人主张修建的。那天，他们用一间家庭浴室。起初，洪溥不肯，后来在德芳妈妈的使劲催促下才脱衣的。水气氤氲，云雾缠绕。德芳妈妈伫立水中央，清彻透明的温泉绿翡翠一样衬映着她洁白如玉的胴体，乌亮的黑发瀑布似得披洒在光滑的肩膀上，整个人儿成了一尊圣洁的汉白玉雕塑。那时的洪溥对男性女性这些问题一点不懂，只觉得她美极了，就像童话中的仙女在碧波湖畔沐浴。
　　洪溥有一个小学同学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吴研因的儿子，告诉说：他妈妈洗澡时总是带着他。因为他妈妈说：不要把男人女人这种事看得大惊小怪。洪溥听了，想：爸爸和德芳妈妈带自己同浴，恐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
　　1935年秋德芳妈妈不幸病故。而他多年后还在感激这位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系的德芳妈妈，是她给自己的今世人生镀上了一层爱的光亮，每每遭遇世道晦冥之时，这道光亮便是拯救人生的力量。
　　啊，永远美丽的继母。
　　他们家后来搬进了南京洞庭路10号，望得见玄武湖的一幢青灰假三层洋楼房，这是王开疆自己修的。前面还有一亩半的花园，池塘里飘满绿萍，杨柳依依。还有竹子、珍珠梅、葡萄架，一棵野桑树好高，紫红的桑椹涂红了嘴酸甜酸甜的味……
　　这就是《战争和人》三部曲中的“潇湘路1号”。

三、父亲王开疆就是小说中童霜威的原型
　　《月落乌啼霜满天》主人公童霜威的出场：
　　“他早年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法律。回国后，做过律师，与现在中枢的一些要人一同办过《民国日报》。后来，又参与创办《上海大学》。加入国民党后，在暨南、大夏等大学做过教授，先后著有《中国法制现状之研究》《历代刑法史论》《刑法释义》《民权与法治》等书。因为早年留学日本，有些日本法界人士关系，一度应日本法学界之聘，去东京主讲过中国古代刑法。回国后，司法界一些上层人士大为重视，被请入南京，任过司法院顾问、法官训练所所长、中惩会委员。正因为他不属于任何派别，又有学术地位，外加留日的，遂被安排为现在的职务：司法行政部秘书长、中惩会委员兼秘书长。”
　　在《民国人物大辞典》里有父亲的辞条：
　　“王开疆（1890～1940）字启黄，江苏如皋人，1890年（清绪十六年）生，1912年夏，考入上海公学习政法，毕业后赴北京考取法官。1916年回上海，任《民国日报》律师，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深造，1920年毕业后回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并担任《民国日报》律师，又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开课讲授法律，与徐谦等人创办法政大学。南京政府建立后，任国民政府司法部惩戒委员会委员、秘书长（注：此处有误，王开疆先任‘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后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1939年拒任汪伪中央委员、伪司法部长等职后，被汪软禁。1940年2月9日挈子出走香港，中途被除数汉奸跟踪，激于义愤，投海自尽，年50岁。”
　　因幼时家境贫困，王开疆15岁便自荐于一代名流中国早期实业家张謇门下，深得赏识，16岁便被委以南通县渔团团练。
　　“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深受吴越风气影响，王开疆选定志向，剪掉了前清长辫，后在张的资助下，只身赴上海考入中国公学法律系半工半读，成绩优异。在此期间，还结识了反清志士章太炎、于右任、邵力子等。
　　1916年左右，他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发表演讲撰写檄文而险遭暗杀。时，上海出现悬赏他的通缉令。王开疆深造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是在他被迫亡命东洋扶桑权宜之举。
　　1926年北伐胜利后，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长，提请任命王开疆为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后又任命为中央公委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1936年他还当选为国大代表。在前，王开疆自日本回国后，主要在上海从事政法教育事业。
　　父亲身材魁梧，气质博雅，性情刚毅，但又几丝不容察觉的遇事多思的犹豫，旧时中国文化人的姿态。父亲的嗜好跟小说中的童霜威一样：爱作旧体诗，吟咏风月；也喝点白兰地酒或者煮咖啡，这是上层生活的时尚点缀。置满政经学法学和四书五经全唐诗全宋词商务印书馆开明书社最新出版物的书房墙壁上挂得多半是于右任的书法或者刘海粟的国画。
　　1930年代，百年中国社会生活变化急剧，人们的交往礼仪也忽旧忽新的，衣服也是换来换去，一会儿是西装革履，一会儿又是马裤呢黑披风，或是皮马褂衫，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装束。人们相互之间握手或者双方抱拳作揖，雪佛兰小轿车总是跑不停，王开疆穷于应酬，不断频闪在报社记者镁光灯眩目的光芒中。
　　1936-12-12日西安事变，震惊中外。《月落乌啼霜满天》描写“时局急转直下。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被释放，由张学良、宋子文等陪同离西安飞到了洛阳。12月26日飞回南京。从12月25日夜里到12月26日，南京中央各院部和中枢要人家里，都纷纷买了爆竹放。在凛冽的西北风里，市民们有不少也跟着放爆竹。‘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和‘乒一乓’的‘天地响’，此起彼落，连续不断，响了一夜。”
　　上午，司法行政部来电话说蒋委员长中午抵京，要王开疆到明故宫飞机场参加迎候，那天他就是顶一袭黑马裤呢去的。恭候最高领袖，这是一种待遇，但对王开疆来说也是一种落寂。在上百人的中枢大员中，他是有党无派没有倚靠的，；因为他是少数，属于上世纪三十年弃教从政的自由主义的教授之一，应召出山是基于“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与后来著有《中国近代史》的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蒋廷黼一样，属于进入国家中枢的学者型官僚。然而，这究竟是中国的官场，表面的堂而皇之，实际上有积千年之文化陋习的潜规则运作的官场，只有那些极为专营的三分刁黠七分媚的龌龊之徒才能春风得意。因此，王开疆，这位有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风骨的文化人是永远无法溶入这个上层专制，中层贪敛混账，底层无奈怒火潜行的泥潭酱缸社会。在外人看来，他是一个官场倾轧中失败者，是一个于时局无奈的“中间人物”。
　　《战争和人》中童霜威的原型有父亲的影子。
　　然而，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不等于现实中的人物。这是王火反复强调的。
　　小说《山在虚无飘渺间》里，童霜威是成功逃脱并到了重庆的，这样的设置是为了刻画陪都的社会，那一个“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世态百相。
　　王开疆的落寂并不等于怯懦。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大是大非面前，他骨子里保留的是刚正不阿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和本色。
　　抗战爆发，他与友人聂海帆创办三吴大学，掩护救亡运动。
　　不久，在一个阴郁的黄昏，聂海帆仆血于校长办公室桌前，系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务机关极士斐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爪牙所干的。时，王开疆的行动也渐入不自由状态。
　　“镜里才觑白发生，梦中又听铁蹄声。山河破碎空悲切，孤岛沦亡暂寄身。宗悫长风须振奋，元龙豪气敢消沉，浦江岁晚浑无赖，且把行吟涤泪襟。”
　　王开疆写下的这首自励七律《伤时》，格调阢陧低沉，意气悲沉忠贞。
　　“国将亡，必有妖孽”。在延绵数千年的封建极权专制传统之下，每当遭受外来侵略之时，中国社会从来都不会缺少奴颜婢膝的汉奸。这几乎成为一个历史的铁定。
　　其间，汪伪浙江省省长、前大夏大学代理校长傅式说曾数度登门游说无效，继而又上“特工总部”的通知书，王开疆通不理睬。后，事态趋向极端发展。最终一天来了四个执枪彪汉冲上门将王开疆绑架下楼，吼叫“汪精卫主席请王开疆先生去谈话。”
　　软禁“76号魔窟”后，王开疆大义凛然地拒绝了要其出任伪中央委员、司法部部长诱利后，便被囚禁其中。无耻的汪逆在召开伪中央全会盗用了王开疆的名字，令人痛心疾首。
　　这段经历在小说的第二部《山在虚无飘渺间》里，描述得惊心动魄。
　　一个晴朗的早上，王洪溥和哥哥半哄半吓也被带进了76号。
　　一天王洪溥在花园里玩耍时，无意靠近了汪精卫的宅子，被啾见带到了汪的面前，这个巨逆大奸假惺惺地问了一下情况。他的副官尔后又送来一张贰千元支票，说是给小弟弟买糖吃的，父亲怒斥叫退了回去！
　　好容易熬到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七号，在各方面的接应之下，王氏父子终于有了一个脱逃的机会。二月八号他们登上了荷兰邮船“芝沙连加”号去香港。
　　自由了，终于可以享受冬季难得的海上阳光。
　　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谁也不曾想到父亲会永远离开我们！
　　“第二天是二月九号，我起得很早，哥哥还在沉沉的睡着，我就到三等舱内去找父亲，他神态如昔的在舱里散步，告诉我晚上曾替我去盖了好几次被，接着又能问我：你看父亲好不好？我带着稚气回答他说：好！他又同我说：你到了重庆后要努力读书才行。我也答应了一声，因为当时我在中学里念书是相当不用心的，父亲的话当时很令我惭愧，但我竟何以拙笨到那种程度，我竟一点也未曾发现父亲殷殷嘱咐的真意。那时莫约是七点钟，四等舱敲锣查票，我就回到四等舱里去了，票足足查了一个多钟点，等到我和哥哥同去再找父亲时，父亲已经不在了。这睛天霹雳般的一击啊！我们再也见不到他，我们发现了他留在铺位上字条，那是罩在他的礼帽下面的，他跳海了！”
　　王洪溥于1947年10月17日在上海《现实》杂志写的一篇《为了国家民族的正气》的追述怀念文章。家国仇恨从此深植于心。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父亲都是不该死的，但是他终于死了，在那狂涛卷天的海水里，在那自由笼罩的光芒下，在把他的两个孩子带出敌伪的巢穴后，为了国家民族的正气，为了自己清白的人格，他抛弃了圆满的家庭幸福，抛弃了己身的荣华富贵，坚决的自杀了，毫不迟疑的自杀了。但是，对于他所珍爱着的孩子，这一腔悲怨，满心创伤，又要到那年那月才能平复泄除呢！？”
　　王开疆先生蹈海，当时海内外各大报纸都发消息，重庆的《新华日报》曾以《王开疆不为汪逆利用，投海自尽明志》为题，发了消息……
　　今天，江苏省如东县有爱国志士王开疆先生的纪念碑。

四、孤岛少年的最后一课
　　民族大火燃起来了。孤岛岁月煎熬少年的心。
　　1939年，孤岛少年王洪溥上初中。每天最爱读的是《大美晚报》的副刊《夜光》了。编辑朱惺公，又名松庐，江苏丹阳人，自由人士。他冒死宣传抗日爱国，发表有《中日关系史参考》、《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明代何以能平靖倭寇》、《汉奸史话》……在上海滩上流传，谈论甚广，学生争相传阅。臭名昭著的汪伪76号特工部对他发出恐吓信──死亡通知单──还附了一粒手枪子弹。但朱惺公毫不畏惧，反而又在《夜光》上撰写了一篇《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的自供》作为答复。文章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让人热血沸腾，王洪博他们在校园里争相传阅。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特务用“铲共”的名义将他杀害。其实朱惺公并不是共产党，而是自发抗日的。他死前在《夜光》上写了一首七绝诗明志，其中有句：“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
　　中国文化人历来都有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他的死激起了上海人民义愤，各界人士都纷纷前往《大美晚报》捐献赙金，赠送挽联。
　　王洪溥和他的两位同学也难过得流泪。他们凑钱捐给朱的遗属，还送了两幅白绸挽联：
　　黄埔江畔哭义士，死为鬼雄，先生应升天堂；
　　上海滩头恨暴徒，生是人渣，汉奸该下地狱！
　　挽联是王洪溥撰写的，同学都夸他。三个少年当时都落真姓名，就是要效法朱惺公将生死置之度外精神！他们还激昂的说：“活着像一条狗，倒不如勇敢的死得像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1940年5月一个星期天下午，王洪溥又和几位同学去上海胶州路看望著名的抗战“孤军营”的八百壮士和谢晋元营长。
　　上海“八·一三”抗战时，坚守在苏州河畔水泥钢筋七层楼的四行仓库（大陆、金城、中南和盐业四家银行共有仓库。）的八百壮士，在谢元晋团长率领下奋战了四昼夜后，因孤军无援，接受英美当局的劝告，避免无谓牺牲，奉命退入租界，在胶州路建立了一个营房。王洪溥他们那天专门捧一束彤红似火的月季花，去探望被公共租界当局围禁的壮士们。那天虽然没有见到民族英雄谢元晋，却也表达了一群孤岛少年的心意。王洪溥代表同学们向接待他们的团副上官志标说：“我们三个高中生，请授我们对八百壮士的致意！我们是来向你们致敬的！”
　　王洪溥他们在回家路上唱起了《八百壮士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1941年12月8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在上海租界读书的王洪溥他们在上学的路中，拈起日本兵撒发日本军报道部编印的《新申报》，有日本宣战英美的新闻、昨日奇袭珍珠港成功的“辉煌大捷”、日军今晨黎明在黄埔江中击沉英国炮舰“彼得烈尔”号和美国炮舰“威克”号升白旗投降消息。
　　濛濛细雨，沪上气氛阴霾压抑……日军又截断了公共租界到法租界的路线，公交车停驶了，全班只来了五位男生。
　　那天，瘦削、长衫、戴黑框眼镜的国文王佐才老师，一反平常的平淡语气，热力蒸腾地抑扬顿挫地给王洪溥他们上“最后一课”。
　　他有意选讲《世说新语·新亭对泣》：新亭对泣，刘义庆
　　过江诸之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候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铁簇飞疾，王老师悲愤的声音句句戳在少年们心坎上：“西晋愍帝建兴四年，匈奴族刘曜攻破长安，愍帝投降，西晋覆亡。次年，琅琊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在江南建康建立东晋，开始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当时，由北而南的士族官吏，一部分如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祖逖等是主张抗战恢复中原的，但多数只想偏安江南苟延残喘。《新亭对泣》正反映了南下的士族官吏截然不同的两种思想抱负。周侯指周，袭父爵为武城侯，故称周侯，是属于唉声叹气之辈的。王丞相指王导，是慷慨激昂有用抗战光复中原之志的，对比鲜明……”
　　王老师声音高亢：“要抗战！要光复神州！决不作楚囚之对泣！眼泪应当吞在肚里！把力量用在抗战上去！”
　　讲的是课文、是时局、还是责任！老师讲得泪流满面，学生听得满面泪流。
　　王老师止住了泪水忽然说：“作楚囚对泣容易，就是讲完了这篇课文，懂得了去光复神州而不应当相视流泪的道理后，我们也仍是不禁要泣下。但，哭没有用！同学们，记住今天我这最后一课上讲的话吧。也许，今后我不会再来教你们的国文了。谁知道会不会派日本人或汉奸来给你们进行奴化教育呢？你们只要记住曾经有一个58岁的国文老师给你们上过这样一堂课，那我也算没有白教你们这些学生了。”
　　下课时，王老师从长袍胸襟上取下一支黑色旧“新民”钢笔，应王洪溥的请求在他的练习本上疾书了八个字：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1937-7-29日、30日，在北平、天津转瞬陷落日寇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泸沟桥事变乃是民族继续存亡之最后关头，要求全国军民奋起抗战。他终于站出来了，戎装、光头，语调激昂沉雄。当时的会场引人注目的除了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最新进口的环形麦克风外，两边台柱上撰书的就是这副名联。
　　历史镌烙于心。上海孤岛的岁月在王火小说中几乎是完整的再现，仅人物的姓名变了而已。

五、三位影响力最大的教授
　　第一位是陈望道教授。1944年暑期王洪溥慕名投考了复旦大学新闻系。那时，新闻系的名声显赫，这与陈望道老师的声望及办学努力是分不开的。那年，报考人数竟达600人，而复旦大学当时全部在校生才800人！
　　王洪溥的同学、挚友张啸虎的录取很特殊。他的数学考了零分，但作文，一篇白话文《秋夜》，一篇文言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规定用毛笔两小时完成。他竟然都考了两个一百分！破了复旦的天荒！但照规定，主科如果有一门吃了“鸭蛋”就不能录取。但张啸虎的作文得分是“史无前例”的。幸亏有陈望道教授说：一个投考新闻系的学生，一枝笔这样捧，应当破格录取！
　　这事成了新闻，抗战的陪都重庆都颇为轰动。也开了今天复旦“以文章取士”的先河。
　　“宣扬真理，改革社会”是陈望道教授制定办学指导原则，“好学力行”则是他为新闻系题写的系铭。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系徽上有一个象征推动历史进步的银色齿轮图案，中间是一枝光芒四射的彩笔，笔上一个“J”字，是“Journa lism”（新闻事业或新闻记者）缩写。王洪溥说戴上这枚系徽就从心底产生一种要去“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愿望。
　　从未曾听过他慷慨激昂的演讲，从未曾见过他剑拔弩张的眉眼。但他于沉静中见凝重，于风浪中定方向。这是王洪溥对望道老师的评价。
　　1945-4-5日，在陈望道教授四方奔走呼号，复旦校友的支持和全系师生积极响应，复旦大学“新闻馆”终于浮出水面。馆门匾额是望道老的手泽，浑厚俊秀挺拔。对联是校友、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撰书：“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
　　开馆那天，山城的新闻界头面人物都聚首了，像办喜事一样热腾腾的。满头白短发的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宪政促进会秘书长、老同盟会员邵力子老先生、《大公报》总编戴金丝眼镜，西装革履披黑大衣的王芸生、重庆《新华日报》负责同志，瘦削穿长衫的潘梓年，遭过国民党电刑的，身体不好，看上去沉默寡言……
　　望道老师倡导新闻系的同学要有能在茶馆里写作的本事，应当写得快写得好，要养成在条件差的环境中写作的习惯。
　　望道老师还开设修辞学课程，教材就是他自己的名作《修辞学发凡》。他将复旦大学抗战流亡地重庆下坝，改为“夏坝”就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他说：修辞，不是单纯讲究形式美的，而是有内容，恰到好处的运用语言条件表现主观情感与客观情景的。他讲字形字义美，举例子说：“花”这个字美，“柳”这个字也美，但“花柳”二字放在一起就糟了！同学们大笑。
　　王火回顾说：几十年来，我从事文字工作，除了在治学严谨、工作踏实上觉得应当学习望道老师之外，修辞方面，也受到他的陶冶。我能从事文学创作，讲究文字之美，讲究写作速度与辞能达意，同望道老师的教诲也是分不开的。
　　在王火老先生家里，客厅也是书房的一部分。三个硕大的书柜，其中一个书柜的整整一层都是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文若洁夫妇的著作赠品。
　　萧乾、文若洁夫妇是他的老师和师母。
　　1946年暑假开学以后，从英国回来的萧乾为复旦新闻系和外语系兼课教授。他是第一位赴欧洲报道二战战事的中国记者，在学生中有很大吸引力。他教的是“英文新闻写作”课。第一天上课时他讲：记者这种职业，可以广泛接触社会，广泛涉猎人生，各种人各种地方都能够了解，是探索人生最理想的工作。当记者必须学好外文，要能说能写，英文新闻写作课就是教大家掌握作英语写作新闻的课，大家要重视。
　　王洪溥还在受业之前，读过萧乾老师当时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英伦通讯和欧洲战地报道。
　　这番话让王洪溥受到很大鼓舞。几十年后，还记得那天下课时，天雨，哗哗的雨帘中，闪过萧乾老师披着一件战地记者用的绿色军用风雨衣的背影，那才叫酷啊！
　　萧乾老师并没有想象中的英国绅士派头，相当亲切。那时候每位教授手里都有一本学生花名册，他有时也带来，但从不点名，对待学生宽松得很，脸上始终挂着他那著名的微笑。
　　他爱和学生交谈。有一次在课间谈新闻写作时说：新闻每每写作出来时有生命，时间长了，生命就消失了，因此，写新闻时，要注意加点“防腐剂”。所谓“防腐剂”就是指其中的文学价值、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等。这些教诲都让王洪溥受用终身。后来，王火小说被称为“社会小说、政治小说和家庭小说”，不能不说是受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们的深远影响。
　　热情似火，言行如风。在回顾老师时，王火很深情的说：“岁月已如逝水，死亡是一种生命的终结的状态，但对不少人来说也是一个生命无法停止其影响的状态，对于萧乾先生，就是如此。”
　　在重庆夏坝的岁月里，复旦的学生们还经常到北碚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去购买进步书籍，如《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虽然那时候国民党的新闻审查经常开报纸的“天窗”，但在政治军事风云的夹缝中这类进步书居然可以出售。
　　一方面钳制言路，一方面广开言路。那时节，社会文化人与大学教授们办刊物也是一种自由时尚，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所在，倒是让复旦的同学们开阔了视野，刷新了思维。
　　复旦教授中，储安平教授最独立特行，他的脑袋始终长在自己肩膀上，很难受时风左右也不迷信屈服权威。他21岁时就为新月书店编一本政论册子《中国问题与各家论见》，十多万字，收入胡愈之、陈独秀、罗隆基、汪精卫、王造时、梁漱溟等20位，学术界社会界名流各执一词的政论，而他自己则坦然为之作序并书写扉页题辞。后去英国伦敦读政治系。他的政论文写得极好。
　　1947年上半年，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第一次见到储教授时，他才38岁，颀长，爱穿长袍，或灰或蓝，黑皮鞋，提一只鼓鼓囊囊的黑牛皮大公事皮包，走路姿势潇洒有神，很魏晋风骨。
　　他开的课名为“报刊评论写作”。他所创办并主编的《观察》周刊在当时社会上颇有影响，每期都是“洛阳纸贵”，为国统区知识界、文化界特别看重。
　　同学们迷这门课的不少，大部分为慕名而来。
　　复旦新闻系的同学们当时大部分思想进步，在学生看来储教授过去在《中央日报》干过，在报人中可能属于右翼，后来思想起了变化，比如办《客观》，走到了中间；后来又办《观察》成为左翼人物，最终遭国民党通缉。
　　储教授的政治态度起最醒目的变化是在1947年至于1948年间。当时上海及一些大城市学潮蓬勃，他亲自撰写了一篇旗帜鲜明的长文《学生高举义旗，历史正在创造》，放在那期《观察》头篇，在进步学生反响很大。
　　“语不惊人死不休”。储教授经常借用杜甫诗句来提醒大家：写评论时如要出色动人，必须要有惊人的佳句，不能平淡无奇，这要依靠学识、胆识。但评论既是评，还应有较强的时间性和针对性才有生命力。
　　储教授说他办《观察》、《客观》都是周刊，就是为了及时评点国事，及时反映时局。
　　“这一个政府，凭藉他的武力、凭藉他的组织，凭藉他的宣传，统治着中国有人民，搞到现在，弄得民穷财尽，峰火遍地。这次，在全国人民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唾弃下，他终于屈服了一次。
　　……
　　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储安平教授这一篇发表在1948年《观察》上的《一场烂污》的政论，给心智已经成熟的王洪溥影响至深且巨。

六、一生追访抗战的记者
　　风华正茂却不书生意气。1946年已经毕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高材生王洪溥为各方面看好，并点名担任陈望道教授的助教：要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并已收到了有奖学金的邀请函，他有这份资格；要么到国民党官方的南京中央通讯社任采访部主任，他有这样门路。
　　当时的他，除受进步教授影响外，《大公报》、《新华日报》，是每天必读。但使王洪溥思想发生镭变的是在表哥的介绍下，直接接触了重庆的地下共产党人陈展，并深受影响。后来王洪溥一家还去南通用金条“买人头”营救这位共产党人，成为生死之交。
　　因而毕业时，他选择做一位自由新闻人，满怀希望的顶着无冕之王的佳冠，开始了自己的燃情岁月。
　　1945-9-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战胜利一年后王洪溥由重庆回到上海、南京，复旦大学也由重庆北碚迁回上海江湾。当时还是学生的他带有实习性质的兼做三家报刊记者：
　　新闻系曹亨闻教授在上海办的《现实》杂志记者；
　　新闻系王研石教授任总编的重庆《时事新报》“上海、南京特派员”记者；
　　复旦新闻系同学史习枚（雷歌）任副主编的台湾省报《新生报》“上海、南京特派员”记者，王洪溥当时用的笔名叫王公亮。
　　这是他人生刚刚独立踏上社会的霹雳时代，一个热力四射的科班出生青年记者，风雨兼程的飞来飞去，他采访了当时许多名人要人：
　　1946-10-4日重庆《时事新报》第三版上的专访南京政府监察院院于右任；
　　1947-11-28日上海《现实》新闻双周报《与吴国桢论上海当前问题》；
　　吴国桢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国立政治大学教授，1946年5月至1949年4月为上海特别市市长。
　　1948-4-3日台湾《新生报》上[本报南京航讯]《访问胡适博士》；
　　胡适当时是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国大代表。
　　1948-3-29日至5-1日，在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期间，王洪溥以新闻记者身份入场，近距离的五看蒋介石；
　　他的一支新闻的钢笔沙沙地记录社会风云。
　　……
　　然而这些都不是王洪溥采访的主流，他采访的重点是有关抗日的人与事，而且是他记者生涯全部主线，从1940年代用一直延续至九十年代，整整半个世纪。这就他的以笔为枪的抗战记者活动。而且，他的采访极具追问方式，他心底始终燃烧着一团抗战之火。
　　1995年7月王火在成都接受了南京电视台关于南京大屠杀问题的专访。因为在19476年秋至1947年间，他就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鸟瞰式采访报道。
　　1947年他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上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
　　第一位叫梁廷芳，刚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归来。是个有上尉军衔壮实汉子，很朴实，神色严峻，口齿清楚。他本是南京保卫战中担架队长，城破后逃进“难民区”而被清理出来，押至下关中山码头，在日寇架机关枪集体屠杀时他负伤跌入江中拼死顺流而下游到对岸脱险。
　　王火《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中司机尹二在南京大屠杀中脱险的原型就来自他。1990年12月，王火重访南京时，得知梁廷芳老人已经辞世，不胜唏嘘。
　　第二个幸存者陈福宝，南京大屠杀时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挖活埋坑时，因人小无力气被日本兵抓起来猛摔在地，当满面是血晕死过去，半夜才苏醒过来，遂逃生。在公审日酋谷寿夫前，一个阴寒的上午，陈福宝曾带检察官陈光虞等到五台山下寻找指证当年日寇活埋中国人的地方，挖出了发黑的骸骨。王洪溥是在场的记者之一。
　　第三位幸存者姓名李秀英。1947年初王洪溥采访时，她由丈夫陪着陈述。在南京城陷落时她已有身孕，丈夫躲到乡下去了；她随父亲躲藏在五台山一座小学地下室里，一些日本兵发现了要强奸她，她为了不受侮辱，一头撞墙，头破血流昏死在地，见状的日本兵走了。但，她醒后，又来了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上来动手，她自小跟父亲学过点拳脚，就同日本兵搏斗，结果脸上、身上被剌了三十几刀，成了血窟窿人，日本兵扬长而去。她幸由美国教会开设的鼓楼医院抢救，才得活命。1991年6月在美国新发现了已故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等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记录片，其中就有李秀英满脸刀伤卧在病床治疗的镜头。
　　小说里写到庄嫂在南京大屠杀中那惊心动魄的遭遇，基本是通过对李秀英采访获得印象生发而成的。
　　对于抗战采访，王洪溥总有一种追讨冲动。
　　南京大屠杀中残害我中国军民最多的是日军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十六师团长中岛因已死亡逃脱了公审。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于1937年12月20日傍晚，骑马提刀率先带兵破城入中华门，并向部下宣布“解除军纪三天”。他本人也强奸、杀人，犯下了滔天罪行。
　　王洪溥1947年曾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两次参加公审这个杀人魔王。尔后在1947年2月10日的重庆《时事新报》发表特写《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受审详记》。
　　此前，1946-9-18日他《时事新报》还写了一篇《战犯酒井隆伏法详记》。酒井隆是抗战后我国处决的第一个日本战犯。
　　对于当时公审抗战的奸逆，如头号女汉奸陈壁君、投机汉奸周佛海、“76号魔窟”魔头丁默邨、工商汉奸梅思平、老牌汉奸梁鸿志等等，他多次报道，其笔调春秋风格，快意恩仇。
　　且，这种追访一直持续到现在。2004年9月21日《南京日报》的焦点两篇新闻报道：
　　“第一个报道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不幸遭遇
　　 80岁老记者王火惦记李秀英”
　　“李秀英的儿子说──
　　 ‘妈妈时常念叨他’”

七、辉煌而艰难的抗战文学创作
　　抗战三部曲《战争和人》是王火一生最辉煌的成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65岁时出齐了全书。然而，似乎他之前的所有人生历程都是在为抗战三部曲作铺垫，生命之火为此而光亮。
　　为了写作长篇传记小说《外国八路》，王火从1976年开始收集、采访国际友人汉斯。希伯材料，到1981年出版，他以一位新闻记者兼作家的“韧”的精神，深入老区沂蒙山，奔走于山东省内外，数年之后最终复活了这位从德国来投身中国抗战的，最后将生命献给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汉斯。希伯。
　　这一次写作实践中，王火印象最深的一次：1978年雨季，为了收集有关希伯的事迹材料，他在东沂蒙山中的大青山一带，艰苦地沿着希伯当年足迹走过的地点采访，趟过山洪泛滥水深齐腰的蒙河，冒雨登山凭吊战场遗迹。恶劣的气候和自然、卫生条件造成的痢疾折磨着他，使他体会到当年一个外国作家兼记者，随八路军在那儿反扫荡艰苦状况。
　　希伯洒血沂蒙后影响不小，徐向前元帅有：“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希伯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题词；聂荣臻元帅：“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亲密战友汉斯。希伯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题词。
　　王火还专门几次访问过希伯的夫人秋迪女士。并写了《希伯与秋迪》一文，在结束段：“这一对安葬在中国大地上的不朽的外国夫妇，中国人民不会也不该忘记他们！愿他们安息！他们的英名将永远记载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
　　这也是王火的抗战情结又一次表达。
　　此前，他还写了中国的夏伯阳式的抗战游击英雄节振国的故事《赤胆忠心》（后改为《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长篇纪实小说）。当时在影响很大，话剧、电影、后又译成外文。这是王火以小说的形式复活了一位“生有光芒昭日月，死留正气壮山河”的中国工人游击抗战英雄形象。
　　但，他却因这篇小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殃的。
　　然而，王火的抗战情结始终在心底是永远无法泯灭的。
　　妖魔化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结束之后，他没有沉溺于当时的个人的痛苦之中，而愈趋强烈燃烧地着五十年前那一场民族大火情景，他在自己的笔下叩问复活那一段悲壮与惨重。这仿佛是他今生今世的使命与生活的意义。
　　实际上，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写出了抗战三部曲的百万字手稿，却遗失于十年浩劫里。
　　人民文学社的编辑一再信函、又是专程当面催促恳请下，王火终于又开始提笔重写，此时他已经秋霜双鬓，五十有五了。他的这种精神被誉为当代时迁。时迁为明清之际史学家，青灯黄纸春夏秋冬夜以继日，在完成卷帖浩繁的编年体明史《国榷》之后被窃失；时已五十有五，在仰叹苍天之后，俯首奋书重编，又燃灯苦熬十年，终于又将108卷《国榷》重新面世。
　　“太阳下去了，还会升起来。”朋友的鼓励，尤其是在后来成为小说责编的人民文学社小说组组长于砚章敦促下，在沉积于的抗战情结的腾越中，王火开始在山东沂河边上默默有声地热笔重写《月落乌啼霜满天》……
　　“一部多卷的长篇小说，很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主题，但写作时立意十分重要……有个现成的关于抗日战争的结论，人民胜利了！日本侵略者失败了！过去写抗日战争小说都是这样写的。但是否应该完全重复应用原有的这个结论呢？这个结论当然不错，只是在我亲身感受上所得到的立意是：与日本侵略者同步失败的还有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这个立意发掘下去大有可写。”这是王火在《战争与人》创作手记中的思考。
　　此是王火的不幸，亦是他的有幸。就是重写抗战三部曲时忠诚于历史。他回顾说，第一稿是从1950年代开始写的，但后来被极左污蔑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但实际上受当时许多意识态上的框框套套束缚。而80年代重新写的，便是从妖魔化的时期中走出，重返历史的真实，努力摆脱政治对历史的抽筋剥皮的乔装与篡改。
　　当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重新出炉后，人文社的编辑专程来成都如抱婴孩一样抱走手稿，生怕再次丢失。
　　初审之后，评价甚高，惊叹于王火的独立特行，不为时风左右。
　　人文社的编辑们说：“不同的描写对象和角度，使这部作品在题材上具有新特点”、“作者在人物塑造上遵循任何模式、坚持从生活出发，按照生活的原样来写，他既没有丑化人物也没有美化他的人物……它能够使人看下去的，主要不是靠故事，而是靠的‘小说中有诗’。中日战争风云，官场上、生活中一场场大大小小的风波，走马灯式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浓郁的诗情，优美的风俗画和风景画，所有这些都紧紧地吸引着读者。”
　　“这是一部一删就可以成为经典的长篇……”
　　王火也从善入流，砍了二十万字后，小说出版，令人耳目一新评如潮，脱销，一时洛阳纸贵。
　　然而，仿佛又是一场上苍的严峻考验。为山九仞，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就是一个人的一场抗战！
　　不幸的事件又发生了。当王火刚动笔进行第二部时，夏季一天大雨滂沱，他为了援救一个坠入工地深坑的小女孩，奋不顾身地也滑进深坑。小女孩获救了，王火却从坑中跃起时，撞在了没有注意的钢管上，头破血流，昏迷苏醒后让人送到了医院；更不幸的是第一次手术因医生草率失败；后转至上海华山医院，经手术高明医生全力挽救才保住了右眼，但视力只有零点八，左眼只剩下外形了……不幸之万幸，王火的大脑还健全清醒。他的情感世界如同三峡夜航经历一次人生急流险滩！
　　当时王火的心情自己借用唐代白居易的《眼病二首》（其一）来形容的：
　　“散乱空中千雪片，蒙笼物上一重纱，纵途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
　　这在煎熬里有乐观主义的精神。谈起他当时是在什么力量支撑下完成后来长篇写作时，王火说除了使命感的驱动之外，还有爱情的力量！
　　王火老师夫人凌起凤女士是一位优秀的女性，“她是我创作上最佳伴侣”王火说。
　　凌起凤，大家闺秀，是民国元老著名爱国人士凌铁庵老先生最小的女儿。
　　他们是同学，1950年前后他们相隔海峡，相隔着一湾浅浅的而政治高压深不可测的海峡。两岸情势相当紧张：大陆的“镇反运动”，台湾的“戒严期”。凌起凤只身闯香港，在王火母亲帮助下，上演了一出厌世蹈海的假戏，留下绝笔，以不连累在台湾亲属，然后改名进入大陆。王火这边也是为了爱情顶住了多方面的无形压力。
　　爱情无敌，弱女子的泪水化成一座虹桥飞架海峡，有情人终成眷属。抗战三部曲中的那个最美丽最纯洁的少女欧阳素心身上或多或少就有凌起凤的影子。
　　身为作家妻也是一种幸福。1981年第一期《花城》文学月刊上有王火的《明月天涯》，就是以爱妻凌起凤为原型的一出电影剧本，非常跌宕非常美满。
　　爱似春风，爱若岩石，爱如冰雪……
　　遭遇生理重创的王火，当时想自己的左眼完全是白雾茫茫，但还有一只健全的右眼。他用一句西方格言激励自己：“所有生命都是昙花一现，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在消失之前要散发出光芒来。”
　　作为一位严肃的历史小说家，王火是以新闻的求真态度来做小说的。在小说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与史实，他都是亲历或查阅了史料的。为了写好第二部《山在虚无飘渺间》，他不惜调离早已工作熟悉的山东，来到成都，重新体验巴蜀地域生活的风土人情。
　　独立特行是一位历史小说家最重要的禀性。王火说：“做人必须谦虚，但闭门独自写作时，自负些何妨呢？”这令人想起著名画家徐悲鸿的一句著名铭言：“人无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得益于少年时代开始的阅读，王火最喜受的十位外国长篇小说家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爱伦堡、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 狄更斯、哈代和德莱塞。大师们的影响是细雨润物，不知不觉的。在写完《月落乌啼霜满天》后，他才觉得谢元嵩这个人物有时受了巴尔扎克的笔法影响。安排在《枫叶荻花秋瑟瑟》中的桂林大火，突然想了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莫斯科大火，只是并非有意效仿，因为1944年9月的震动中国的桂林大火才是这一段能否出现的关键和依据。王火把这归于生活的赐予。他说：“可见艺术上，不可忽视大师的影响，更不可忽视自己的特色和独创。”
　　正是基于忠实历史与自己的独立思考，更有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个人所接受的教育与人生经历，王火在写作时保持了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叩问历史时良知。
　　在采访时，老先生告诉笔者：“评论这部小说的人很多，但好多人还是没有读懂。”
　　其实，除了真实反映那一场永远无法忘怀的民族抗战大火以外，关于小说构思的另一真意所在，王火在《战争和人》创作手记中已经说了：
　　“写作时，我想得很多、很远、很复杂、很无边际，自由自在：中国的人和事有多复杂？国民党这样的庞然大物当年是怎样会腐烂垮台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在统一战线政策下如何产生？今天有无必要再展示那已过去了的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年代中的人和事？我们应当如何以史为鉴？……”
　　如在三部曲中都有所刻画的国民党监察大员谢元嵩，具有变色龙一样的本领的角色，他心里可以没有什么信仰与主义，只有个人的专营与实用主义。这种人厚颜无耻的本领可以说是在任何地方都是吃香的。
　　另外，在各级政府之上还有一个党部，这也是国民党专制政府的反动。
　　小说对一个国民党县长江怀南的人事，也可以看出国民党的当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鱼肉百姓的劣行……
　　民国政府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疖子，溃疡流脓腐臭；民国社会失去了自洁能力，那怕在抗战非常时期也到插烂污。1942年即民国31年那个夏季，当时王洪溥18岁，他从孤岛上海奔赴大后方重庆。除了目睹沦陷区南京日寇铁蹄掠过满目疮痍，就是在国民党的抗战区河南见闻了“水灾、旱灾、蝗灾、汤灾”。
　　当时洛阳为中心的国军第一战区，军政实权在握的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声名狼籍。“不愿日本兵来烧抢，也不愿十三军来驻扎”王洪溥他们刚进河南省界，就听到这样的民谣，大吃一惊。因为十三军为国军的王牌军之一，竟如此这般！一个拉板车的汉子告说：“去年就大旱了，也闹蝗虫。飞蝗成群飞来时，遮天蔽日，声音嘶嘶哗哗，像落大雨似的，可骇人了！可是军粮还是照样征收，当兵的也吃不饱，有些兵像匪一样。上头还让百姓自带粮食工具去周家口到开封之间挖深沟工程提防鬼子来。为挖深沟，民房拆了好多，祖坟也给扒了。今年又旱，春天时就有饿死的人了！如今，更不得了！”
　　流离八千里河山，看透百态世间图。
　　王火回忆当年他在贵阳采访时，亲自了解到国民党军队的烂污：一个营，不足三百人，却要吃一个师的编制的兵晌。这已经写进小说《山在虚无飘渺间》。这是在抗日战争的弄虚作假，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是那个时期的写照。
　　在中国的苦难时期的历史记录上，从来都是人祸烈于天灾。一方面是析骨而炊的天灾，一方面是人民的艰苦卓绝的抗战，还一方面却是天天产生烂污。
　　当然这一切都实录于《战争和人》三部曲中。
　　……
　　四年，仅仅四十八个月，一个庞然大物的国民政府，在南京被扯下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一双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民众巨手，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下又无情地击碎了国民党的腐朽木桶……
　　采访时，王火老先生还专门提到了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著名的“周期率”论断。出示了他在1998年4月20日第四届茅盾颁奖会上的发言《有助于历史的前进》，结束语说：“这些作品应具备辽阔的视野、大气的格调，丰富的内涵，真实而不虚假，富于发现，富于创造，新颖、独特，能反映时代精神，塑造出典型人物，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写出人生，写出矛盾，有助于生活的美好，有助于社会的发展，总而言之，有助于历史的前进！”
　　其实，这样认识在他走出复旦大学校门的前后就开始形成。
　　“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二十年。二十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国民党有主义，有于理想，当初也是满怀热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何以执政二十年，反弄成今日这样一个局面：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国家社会，也给弄成千疮百孔，不可收拾。其中症结，实堪研究。”
　　这是《观察》第一卷第三期上的储安平教授《失败的统治》开头一段，言简意骇，鞭策入里。曾给青年的王火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加之他在民国时期全部人生经历的所见所闻都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历史总会被真实的记录，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无论是什么形式。
　　不管是春天决定秋天，或是夏天决定夏天，还是秋天决定冬天；中间总会有一个漫长而短暂的季节让人期待。在关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我们的民族每到关键时刻总会从绝望中跃进希望。
　　在抗战三部曲的尾声，王火是这样写的：
　　“他高高站在屋顶上，勇士似地高举着一面红旗挥舞。鲜艳的红旗，像燃烧的烈火在大风中呼啦啦飘动。白雾迷茫，红旗在浓雾中飞舞，像白色宣纸上润开的一抹鲜红，美丽地招展……
　　啊！流逝了的童年旧事在梦中又回来了！又回来了！……”

注释
　　本文原标题为：“火，在如此燃烧──茅盾文学奖作家王火与他的抗战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