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人，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离开大陆。刚刚18岁的王锡爵也随国民党的空军学校迁往台湾。王锡爵毕业后，先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驾驶员；1967年，王锡爵转业到了“中华航空公司”，在那里担任飞行职务。从大陆到台湾一晃就是37年！
　　自1949年国民党当局逃台后，海峡两岸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接触谈判是在1986年5月。这是一起因偶发事件引发的两岸谈判，台湾当局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拉上了谈判桌。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货机缓缓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身上赫然写着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几个大字。飞机在宽阔的跑道上停稳，机门打开，机长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了下来。刚刚得到消息的当地有关负责人正好赶到，心情激动的王锡爵一见到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这一重大事件是如何处理的？双方具体的谈判经过怎样？恐怕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个“谜”。
　　《目击台湾风云》一书作者李立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揭开了这一事件的神秘面纱。

老兵想家驾机回大陆
　　童年的美好记忆，家乡的故土亲人，无时不在他眼前萦绕。他太想家了，想生养自己的父母，想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
　　1986年5月3日，56岁的王锡爵执行飞行任务。此次的飞行路线是从泰国曼谷经香港飞往台湾，王锡爵任机长，与他同行的还有副驾驶董光兴及机械师邱明志。他们3人以前常在一个机组执行飞行任务，互相之间配合得都不错。
　　中午12点53分，载有10万公斤货物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货机从曼谷起飞了。飞机在湛蓝的高空沿着A901航线平稳地飞行。
　　王锡爵坐在驾驶座位上，把握操纵杆，改变航向，向广州飞去。在距离广州不远的上空，王锡爵主动与地面的白云机场联系；得到许可后，飞机安全降落。
　　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飞到祖国大陆。王锡爵激动地说：“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王锡爵驾机到祖国大陆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当局既恼怒，又无奈。
　　大陆方面对于这一事件相当重视，立即作出了反应。
　　5月3日当天，一封电报从北京发到台北：

台北，中华航空公司
　　你公司的波音747货机一架于5月3日15时10分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我局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同我局协商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中国民用航空局

　　派人去北京，这怎么敢呢？这岂不违反了台湾当局坚持了几十年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中华航空公司”作不了主，请示最高当局。最高当局的调子，仍旧是：不正面接触。
　　5月4日，台湾“交通部政务次长”朱登皋表示：这个事件应由“华航”通过第三者处理，与“政府”无关。5日，台湾“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将通过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英国保险公司和国际红十字会三个途径同大陆交涉华航货机问题。”
　　然而，大陆方面一再申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无须经过“第三者处理”。“华航事件”陷入僵持状态。

田纪云：“顺乎历史潮流之举”
　　5月6日，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王锡爵驾驶着他从台湾驾来的这架波音747飞机，飞越多年来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长江、黄河，抵达北京的首都机场。当身着“华航”短袖制服的王锡爵走下飞机时，前来迎接他的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和他亲切握手，欢迎的人群向他献上了鲜花。
　　王锡爵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及100多名记者说：“回到祖国大陆是我多年的心愿。今天我回来了，感到非常高兴！”神情激动的王锡爵，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祖国提倡大陆和台湾实现通商、通邮、通航，今天可以说是大陆与台湾的首航。我希望海峡两岸今后常往来，大家可以回来看望自己的亲人、朋友。”
　　得到消息专程从四川老家赶来的82岁的王伯熙老人，也到机场迎接37年未曾见过面的儿子。鬓发花白的王锡爵，看到满面沧桑的老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父子相抱而泣，久久不能自已。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下了热泪。王锡爵的二弟王明安、四弟王平安和五弟王锡寿，也到机场迎接了大哥。
　　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接见了王锡爵及王锡爵的父亲、弟弟等家人。田纪云副总理说：“王先生的行动，表达了炎黄子孙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王先生这次回来定居，还实现了多年分离的家人团聚的宿愿，对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田纪云副总理指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进一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愿意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和平统一祖国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关于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二人的何去何从问题，田纪云副总理公开表明了态度。他说：“我们主张海峡两岸实行 ‘三通’，有来有往，来去自由。我们将充分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是言行一致的。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光明磊落的，是合情合理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台北这边仍旧保持缄默，未作任何反应。
　　5月11日，中国民航再次致电“华航”：

台北，中华航空公司
　　5月3日我局曾致电贵公司，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商谈波音747货机的处理问题，但至今未见答复，海峡两岸对此深表关切。
　　贵公司这架飞机的机长王锡爵先生希望在祖国大陆定居，董光兴、邱明志两位先生表示愿回台湾。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飞机、货物及愿回台湾的董光兴、邱明志两人都交回台湾，请贵公司派人来商谈并办理具体交接事宜。
　　我们早已申明，这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既然是交接，就应由当事双方直接地、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
　　因此，请你们还是派人来商谈解决为好。不必经过第三者，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那么，你们认为什么地方合适，也可以提出来商量。
　　我们这一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是对贵公司的处境和困难作了充分考虑后提出的。如果贵公司仍不愿意来办理接收事宜，则人和货机之所以不能迅速返回台湾，责不在我，请贵公司三思。我们再次吁请贵公司速做出决断，并尽快答复我们。

中国民用航空局

　　其实对“华航”来说，此事是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华航”是民营公司，经济状况并不景气。“华航”仅有两架巨型货机，王锡爵驾走的这架是1980年以6000万美元从卢森堡航空公司购买的；再加上机上的货物，“华航”的经济损失也是相当大的。然而，这次大陆方面姿态高，愿意主动将机、货、人交回，“华航”公司当然很想要。无奈，台湾当局迟迟不发话，他们只能在心里暗暗焦急。

“不让第三者插手”
　　5月11日，我方再次以民航局名义致电“华航”后，台湾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被迫于5月13日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姚刚先生向我方传话，表示愿意派人与我方在香港商谈。
　　中央指示，由杨斯德、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4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在香港的谈判工作，并委杨斯德以最后决定权。
　　杨斯德，1921年10月出生，山东滕州市人。历任华东野战军13纵队联络部部长，陆军、空军师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部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杨斯德一行于5月14日离京，15日上午抵达香港，旋即同先期抵港的张瑞普同志（中国民航香港公司经理）一道，向港澳工委的领导同志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时迅速了解并掌握已得到的情况和反映，初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当晚，参加会谈的中国民航另两位代表卢瑞龄、刘远落同志也赶到香港。
　　对于这次谈判的详细情况，杨斯德回忆说：
　　鉴于台方迟迟不予答复，我们遂于15日下午，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明我方代表已抵港，随时准备与“华航”会晤，现正等待台方正式答复。
　　15日下午，姚刚再次以私人身份向我方传话，台湾方面同意会谈，不再通过电报或文件正式答复，并称“华航”有给“国泰”的委托信。为慎重起见，我方要了委托信复印件，让姚刚转告“华航”可以着手商谈，并提出会谈前，双方进行一次非正式接触的建议，被台方婉拒。相反，他们提出，会谈时可否让“国泰”派1人参加旁听，作为公证人。另外，请1名香港律师到场。这两项建议均被我方以不要第三者参与之理由拒绝，只答应会谈前可由“国泰”1名先生引见一下。
　　在会谈时间问题上，台方一度有意放风，说我方准备不足，欲拖延至19日开始。我们按照中央部署，认为我方代表已先期抵港，并且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拖延时间反而不利，遂断然决定17日为谈判日，迫台方接受。
　　至于会谈地点，台方建议在太古大厦举行。我们认为该地点第三者背景太浓，后协商改为深水湾乡村俱乐部。谈判双方各派3名代表、1名记录。双方同意对会谈地点保密。
　　5月16日，我们做了一天的准备工作：向中央发请示电；汇报会谈时间、地点的安排；台方的动态及可预见性情况；我拟采取的对策等。并草拟了会谈交接书，请示批复。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定下我方的发言基调，由张瑞普同志进行试谈。
　　5月17日上午9时52分，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国泰”公司董事蔡仁志先生介绍了双方，双方握手致意，谦让着进入会场。会谈开始前，围绕蔡先生该不该留在会谈现场引起争议。台方认为，蔡先生是中国人，可以私人身份参加，对外可保密。我们则坚持不让第三者介入的立场，表示引到为止，会谈不要参加。蔡先生本人也表示充分理解，遂退出会场。
　　会谈正式开始。台方首席代表钟赞荣（“华航”驻香港分公司经理）抢先发言，称已接到我方11日的电报，并读了全文。同时，再次问我方，是否如电文所说的纯业务商谈。在得到我方肯定答复后，钟表示，大的原则他们都同意。
　　我方张瑞普重申了我们的态度。随后双方就人、机、货的交接地点、时间和方式进行讨论。我们提出交接在北京或广州，安全和技术保障都没有问题。台方表示广州可以，但要委托第三者。如直接交接，就在香港。我们未表示同意。台方代表陈恩锦（台“华航”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兼企划处处长）又提出是否先交接人员（包括王锡爵），飞机和货物再商量。我们坚持人、机、货同时交接的原则，同时明确指出王锡爵先生愿意留在大陆，我们尊重王锡爵先生本人的意愿，交接的人中不包括王锡爵先生。台方对此没有表态。这次会谈双方表明了各自的观点、立场和诚意，气氛很融洽。台方只要求与董、邱二人通一次电话，没有其他任何刁难性说辞。我们建议，双方互相考虑对方的意见，下次再谈。
　　此次会谈持续了1小时15分钟，双方约定次日上午继续会谈。
　　会谈结束后，我们立即向中央汇报首次会谈的情况，并请示首先力争在广州进行交接，若台方拒不接受，拟同意在香港交接。另外，我们还请示了在香港交接的步骤，并提出我们的建议。中央很快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于是，我们拟定了第二次会谈仍坚持在广州交接的方案。
　　5月18日上午10时，第二次会谈开始，我方代表张瑞普首先发言，重申了我方坚持在广州直接交接的立场。台方表示在广州交接有困难。台方认为，“双方观念不同，制度不同，这里面有个立场问题，不合适；而在香港双方都有公司，每天有十几架次的飞机起落，为什么不能在香港呢？”我方回答说：“香港安全恐怕有问题，目前又是英国管辖。在广州主要是为了交接安全、顺利、迅速，并无他意。”台方代表陈勋伟（“华航”香港分公司副经理、台湾情治人员）态度强硬地说：“在广州交接绝不可能，用不着再向公司请示，公司已充分授权给我们，再这样下去就没法谈了。”至此，会谈陷入僵局，双方建议暂时休会。回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我们向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中央指示，拟定在第三次中仍坚持力争在广州交接，若实在不行时，可伺机转入第二方案，即同意在香港交接。
　　5月19日下午4时，第三次会谈在香港马会大楼9层举行。
　　在第三次会谈中，当张瑞普说明在广州交接的好处时，台方十分紧张，手都发抖。当我们同意在香港交接时，会谈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台方情绪明显好转，赶紧招呼给我们倒茶。会谈结束后，我们一方面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一方面举行记者招待会，舆论上争取了主动。
　　第四次会谈仍在马会大楼，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7时。整个会谈比较顺利，主要是商谈会议纪要及具体交接事宜。台方表示，交接书很好。可以一字不改。至于会谈纪要，他们提出了修改意见。首先要求去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中的“台湾”二字，认为两个航空公司之间不必讲是哪里的。第二，把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改为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第三，在这句话的后面再加上一句，“中华航空公司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应基于人道立场，并按民航惯例，尽速交回飞机、3名机组人员及货物。”第四，将“友好协商”改为“业务性商谈”。
　　经过协商，我们基本上接受了台方的一、二、四条建议。但第三条我们不同意增写，台方也没有坚持。最后台方又拿出关于保留向中国民航要回王锡爵权力的信函，并解释说：“你们可以不接受，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当作没这回事。我们这样做，回去好交待，请贵方理解。”台方单方面签了字，我们未加理睬。会谈纪要签字后，双方鼓掌通过。
　　随后，台方对我们周到地照顾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并要将机组人员的食宿和其他方面的费用结清还我。我们说，都是同胞兄弟，一家人，这点钱就不用还了。
　　5月23日上午10时48分，“华航”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启德机场，我方和台方代表各4人先后登机，在机上办理了交接，我方将董光兴和邱明志两人的体检表、飞机检修记录以及货物清单，递交给对方，然后双方代表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完毕后，张瑞普祝董、邱二人与家人尽早团聚，并赠送他们礼品。他们表示心意领了，但礼物不能接受。双方代表都对谈判的顺利感到满意，双方高兴地在机上握手告别。自此，历时20天的“华航”货机事件，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众说纷纭话“华航”
　　“华航事件”的圆满解决，受到了海内外的普遍赞誉，新闻媒体和各界人士反响强烈。
　　杨斯德拿出他收藏多年的已经发黄了的报纸，上面用了大量的篇幅报道了这一事件的谈判情况，笔者看到这些报道内容，仿佛有了触摸历史的感觉。这里略举部分内容：
　　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一位台湾老兵的文章：“30多年前，数以百万计的大陆各省人士，自愿或被迫地随国民党来台湾，多少家庭破碎，多少骨肉分离！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懔于严厉的禁制，我们将人性中最大的需求，压在心灵最深处，只在深夜梦回之时，放枕痛哭！多少人等不及见到家人，客死台湾，饮恨终身！谁无父母子女？谁无兄弟姐妹？从少年步人中年，从中年迈向老年，这样的等待到底还要持续多久？难道只有用这种非正常方式，才能和亲人见上一面吗？”
　　香港《中报》发表社论《通向历史的转折点》一文认为，“从不接触到接触，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
　　台湾舆论认为，“谈判有益，有建设性。”“华航、中航虽然动机不同，但在香港举行会谈，标志着海峡两岸30多年的隔绝被打破，两岸首次面对面地谈判，这是一个突破，引起世人瞩目。”
　　台湾各界人士反响强烈，台“立法委员”谢学贤在向台湾“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中说，货机机长王锡爵说他飞到大陆是为了探望高龄老父。因此，出现这个事件，是台湾当局禁止民众回大陆故乡探亲造成的恶果。他指出，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思乡思亲情切，基于人道立场，应考虑准许他们回乡探亲。
　　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林洋港说：“华航事件谈判是民间性质，但不可避免地带有官方色彩，各方面反映都不错，国外反映比国内好。”林称这次谈判表明中共对台政策已有变动，在谈判中始终采取务实的做法，比较尊重台湾方面的意见。台湾内部有人提出，既然“华航事件”可以这样解决，那么统一问题也可以试着办，台湾可以提要求，开价钱跟大陆谈判。台湾一情治人员表示，原以为中航会提出在北京交接，改在广州已是松了一口气，最后同意在香港，更是放下了心。经过这次事件，今后双方接触还是有机会的。
　　国际上也很关注这次事件。美国报纸报道，大陆方面一直采取低调子，实事求是予以解决，没有大做宣传，以谋求政治好处，这是问题获得圆满解决的根本原因。美国驻香港官员普遍认为，中国在处理“华航事件”上干得非常漂亮，合情合理，其诚意令人敬佩。日本和韩国也很重视这次会谈，认为我们的目标在于建立直接接触，其他均属次要，而且目的达到了，使台湾当局的处境十分被动。

回归祖国大陆定居20周年座谈会
　　民革中央2006-3-15日在北京举办座谈会，祝贺知名台归人士王锡爵回祖国大陆定居20周年、韦大卫回祖国大陆定居50周年。
　　王锡爵和韦大卫都表示，从来不后悔回祖国大陆定居，希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能早日实现。
　　在当时两岸隔绝的状态下，他们的壮举，一时震惊了海峡两岸。尤其是1986年王锡爵驾驶台湾华航波音747飞机飞抵祖国大陆，迫使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同意由台湾华航出面与祖国大陆的中国民航会商，由此开启了两岸正面接触和对话的先例。此后，在中共中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推动下，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更迫于岛内民众、特别是国民党老兵对大陆家乡和亲人的强烈思念之情，被迫调整大陆政策，于1987年开放了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使两岸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局面。
　　座谈会上，王锡爵和韦大卫表示，回祖国大陆定居以来，亲眼目睹了祖国大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20余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深感自己当年的政治抉择是非常正确的，并决心要继续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今年76岁的韦大卫1956年返回大陆，在中国民航先后任职于航空队和培训中心。他说，在台湾生活七年，所结识的朋友、同学如今还有往来，大家在一起时都期待国家早日和平统一。
　　比韦大卫年长一岁，王锡爵三年前刚从中国民航华北局退休，仍关注中国航空业。他说，两岸春节包机要尽快改为不绕经香港的、例行性的天天直航，为往返的台胞省钱、省时间。
　　王锡爵多年来单身在北京生活，家人都留在台湾，每年来探亲。他希望把太太接到北京生活，孙子明年高中毕业后来大陆上学。
　　除了王锡爵、韦大卫等台归人士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外，出席座谈会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民革中央副主席童傅、朱培康，国务院台办副主任王富卿，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等。
　　何鲁丽在座谈会上致辞说：“王锡爵、韦大卫回祖国大陆定居后，先后在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民航总局等单位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王锡爵和韦大卫虽已年过古稀，却都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仍积极地为促进海峡两岸各项交流和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而忘我地工作。”何鲁丽代表民革中央祝福王锡爵、韦大卫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万事如意，并分别向他们赠送了花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