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雨僧，又字雨生。属马，陕西泾阳人。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次年赴美留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南高师、东南大学英语兼英国文学教授，并与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等创办《学衡》杂志。1924年8月离开南京，先后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西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

弃北高而就南高
　　1919年2月，吴宓尚在哈佛大学攻读本科学位时，即已被当时访美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聘为英语科主任教授，“月薪300圆整，自到校之月起薪”。陈校长求才心切，面奉聘书，又允诺吴宓可继续在美深造一年、二年或三年，“可随时自由抉择而行”。这位校长的诚恳、爽直以及办事干练、迅捷，给年轻的吴宓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这年秋天，北高师骤起学潮，陈宝泉辞职而去，校内人事纷乱，令吴宓甚感担心。1920年10月之后，吴宓多次去函，始终未见回复，他代北高师购书所垫之款，亦未见清还。这些曾令吴宓心中不快，且生“进退维谷”之感。但一直到1921年5月上旬，吴宓仍准备赴北高师就职，并已将自己的大书箱海运至京。
　　戏剧性的突变发生在1921年5月中旬，吴宓接到他的好友、南高师暨东南大学教授梅光迪的来函，云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刘伯明“贤明温雅，志同道合，今后决以此校为聚集同志知友、发展理想事业之地。”“望宓即毅然辞去北京高师校1919春之聘约，定来南京聚首。”其实，南高师、东南大学聘吴宓为英语兼英国文学教授，月薪仅160元，几乎只有北高师薪金的一半。然梅光迪深知吴宓之个性及为人，因此在信中又云：“兄素能为理想与道德作勇敢之牺牲，此其时矣！”
　　梅光迪所指“理想”，也是有所指的。一为编辑出版《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别树一帜。此事梅光迪等在1920年秋即已与中华书局有约，但“此杂志之总编辑，尤非宓归来担任不可。”二是当时南高师的英语系主任张士一（名谔）教授，重语言而轻文学，对梅光迪“汲引同志”来南高之事颇不支持，意见不合多生龃龉。梅光迪认为南高师已停止招生，两三年后将入东南大学，且他已向刘伯明、郭秉文提议在东大增设一“西洋文学系”，届时独立自主，即可为吴宓“增薪，不成问题”。
　　吴宓对于薪金稍薄并不计较，但对张、梅的不合，颇有顾虑，他在日记中戏言：“然女未入宫，已遭嫉忌。卧榻之侧，强占一席。异日风波，正未知如何也。”但是，南高师和东大的办学理念和生机活力吸引着他，梅光迪等“同志知友”干一番事业的理想吸引着他，吴宓上午接梅函，午餐时见到汤用彤，就告知他的决定，下午即到邮局发出两份电报，一份致北高师校长，请辞去前聘约，另一份致电南高师兼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就其教授之聘。
　　1921年7月19日，吴宓登上海船“俄罗斯皇后号”，于8月6日抵达上海。在上海时曾逢清华学校斋务长郑之蕃，郑欲聘吴为清华教员，月薪200元，授英文，兼授财政、哲学、历史。吴宓“径即辞却之，并谓必须与梅光迪同在一处。”学成回国的吴宓渴望在南高、东大一展身手！

蜜月未过即赴南京
　　1921年8月23日，吴宓在上海一品香旅社结婚。9月4日，尚在蜜月之中的吴宓即独自乘火车赴南京到校备课。其热烈、急切之情可略见一斑。
　　由于梅光迪尚在上海逗留，吴宓在东南大学无相识之人，因而暂住花牌楼的华洋旅馆。不久，搬进东大单身教习房楼上居住。教习房居然没有厕所，只有两三只公用的木制马桶，放在楼角一小房间内。教师“每人每次大便或小便，皆须携取一马桶至自己住室中，关门而行之。”尤为难堪者，在倒马桶的女工往往旷职，一两天不来，则马桶中“粪尿已半满，或甚满，且气味甚恶，又有倾洒之忧”。这对在美留学数年、用惯了抽水马桶的吴宓而言，“实在是一种严重考验”。另外，一日三餐吃“包伙”，学校厨工将饭菜装在铝罐中送来，往往已凉，且饭硬而菜粗，难以下咽。
　　吴宓在此教习房楼上大约住了二十五六天（后搬入鼓楼二条巷24号小楼），可以说，吴宓的新婚蜜月，一半在大上海花团锦簇、富贵温柔的“一品香”度过；另一半则是在东南大学简陋的教习房楼上度过。形单影只，生活清苦，但理想之光照耀着这位甘作“苦行僧”的归国留学生，他心无旁鹜，“一切不顾，专心备课”，细读了《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国小说》、《修辞原理》等四门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并分别编写了英文大纲以备印发，又用英文写出讲稿，“可足五六星期讲授之用”。

一生最精勤之时期
　　9月底，东南大学开学。吴宓在第一学年即授课四门，每周12小时。由于他备课周详、充分，且刚从美国归来，用一口流利、畅达的英语讲课，因而深受学生欢迎。
　　吴宓也深为自己的学生而自豪。他认为他教过的英语系二年级、国文系四年级学生，堪称“东南大学前后多年最优秀之两班学生”。其中英语系二年级学生二十多人，女生6人，即中国大学最早一批女大学生（1920年先入南高师，后攻读大学学位）。其中李今英尽管面有微麻，却气质高雅，才识俱佳，最后成为梅光迪夫人。而国文系四年级学生十多人，是由柳治徵教授多年培植的颖异杰出之才，他们中的缪凤林、景昌极、张其昀等，后来均有造就。吴宓与这些才高识广之学生为师、为友，“教学相长”，颇有所得。他曾说：“以东南大学学生之勤敏好学，为之师者，亦不得不加倍奋勉。”他在东大三年，每年开设新课程，如《欧洲文学史》等新课，为当时国内大学所不多见（除吴宓外仅有北大教授周作人开设过此类课程）。此外，吴宓在授课之余，主持编撰《学衡》杂志，每月按期出版。他感到教、学有成，十分充实，因而认为“1921～1924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
　　吴宓在东南大学教学有方，声誉鹊起。1923年的《清华周刊》曾有文章专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又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文章最后大发感慨云：“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者！”

主编《学衡》“自上尊号”
　　在二三十年代影响颇大之《学衡》是由东南大学一批学者创办的。最初由梅光迪发起并主持筹办。参与创办者还有吴宓、刘伯明（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胡先、马肃（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萧纯锦（东南大学经济系主任）、徐则陵（东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柳诒徵（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承（暨南大学教授，当时暨大设在南京鼓楼南薛家巷）、邵祖平（东南大学附中国文教员）。除邵以外，《学衡》成员多为大学教授，又都为留美回国学人。
　　1921年1月初，梅光迪决定以南京鼓楼北二条巷24号吴宓寓宅作为《学衡》办公及同人会集之所。吴宓自制了白底黑字的“学衡杂志社”油漆木牌，钉于寓宅门外，以便邮差及客人寻访。《学衡》封面上两个大字，是请与“清道人”李瑞清齐名的著名书家曾农髯写的。第一次会议公推吴宓为“集稿员”，《发刊辞》由柳诒徵撰稿，各栏目编辑分别为：“通论”梅光迪，“述学”马承，“文苑”胡先、马肃，“杂俎”邵祖平。
　　早年负笈海外时，吴宓就曾与陈寅恪、梅光迪等论及：“中国学术必将受西方沾溉，非蜕故变新，不足以应无穷之世变。”他们认为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甚为偏激”，因此“更痛感欲融会西方文化，以浚发国人的情思，必须高瞻远瞩，斟酌损益”。学衡》杂志遂抱定维护传统、昌明国粹、慎择西学、融化新知的主旨。吴宓更是倾注了极大热情，在11月底即编好第一期《学衡》稿件，挂号邮穿上海中华书局左舜生。
　　在《学衡》社第一次会议时，梅光迪主张这一杂志应“脱尽俗气”，不设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吴宓则以为此举不妥，理由是“办事必须有一定之组织与章程，职位及名位亦必须明白规定。”等到1922年春《学衡》第三期刊出《学衡杂志简章》时，起草者吴宓当仁不让地加上“本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吴宓”一段。
　　对于吴宓的“自我加冕”，梅光迪等颇不以为然，曾讽剌责问，“宓不顾，亦不自申辩”。后来吴宓关于“自上尊号”一事，曾有一段绝妙的辩解：
　　盖先有其功，后居其名，故毅然自取得之。因此宓遂悟：古来大有作为之人，无分其地位、方向之为曹、为孙、为刘，莫不是自上尊号。盖非自上尊号不可。正如聪明多才之女子，自谋婚姻，自己求得幸福，虽在临嫁之日、洞房之夕，故作羞怯，以从俗尚。然非自己出力营谋，亦不能取得Mrs.So & So（某某夫人）之尊号。个人实际是如此，可无疑也。

依依回首台城柳
　　1924年8月，吴宓离开南京，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吴宓毅然弃北高师而应南高师和东南大学之聘时，何等“意气风发”！20年代初的南高、东大，俊彦云集，生机勃勃。吴宓“方谓此局可长，乃自刘伯明先生溘逝，事变纷来。”吴宓在痛挽刘伯明的长联中，即有“问今后，更何人高椋硕望领袖群伦”之感叹。东大政治系主任陈逸迅教授的挽联为“薪尽火传，君身不死。颜天跖寿，天道宁论。”12月初东大主楼口字房凌晨起火，吴宓在烛天的火光中“憬然悲叹”，目睹其焚烧净尽，“若有鬼妖来示此盛筵之已终者”，他更认为陈逸迅的挽联“薪尽火传”四字实乃谶语！
　　1924年暮春，学校又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于是梅光迪、楼光来、吴宓等皆萌生去意。5月底，吴宓新聘东北大学，为英语系教授。6月底，吴宓曾写《将去金陵先成一首》之诗：

　　8月3日，柳诒徵先生清晨6点即来为吴宓送行，渡江至浦口，一直送至北行车开。吴宓曾有多首诗抒发自己惜别南京的复杂心情，其中一首道：

　　毕竟这是吴宓留美归来施展才能、创业开拓之地，离开金陵古城，离开东南大学，他怎能不思绪万千，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