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宓先生学贯中西，蜚声杏坛，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早在他留学欧美期间，就有“留学生中的圣人之徒”之誉。
　　1920年代初，吴宓先生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后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为该院导师，成一时学术界之盛事，至今亦传为美谈。
　　期间他还创办并主编《学衡》杂志，对“五·四”运动中的消极面──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捍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及传统美德。他的莘莘学子中，后来成一代俊彦、成大师级学术领军人物的亦复不少，如傅斯年、钱钟书、王力、贺麟、季羡林等皆是。
　　一九四九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溃败，江山即将易主。当时时局混乱，由重庆赴台湾的飞机票，即使高官显宦、富商大贾也一票难求，而这时国民党高层却派专人持机票要挟持吴宓先生到台湾。吴宓先生则虚与委蛇，巧妙地脱离了监控，坚持留在了大陆。
　　遗憾的是，吴宓先生一生尽管从不染指政治，只醉心于学术研究及培植人才，以道德文章自许自律而又谨言慎行，但在他生命的后期，仍历尽坎坷，饱经忧患；“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更遭受野蛮的殴打和惨无人道的折磨，致腿残目盲，于一九七八年一月，终至愤懑而卒，逝于陕西省泾阳县原籍。哲人其萎，令人叹惋！
　　20世纪中期，我就读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现改名为西南大学）中文系，吴宓先生本系我院历史系教授，后调来我系教世界文学史课程，使我有幸成为他的受业弟子。
　　就个人来说，我知道吴宓先生对中西文化均极精通，造诣很深，因此曾就一些广泛的学业上的问题，多次向他求教。承他不倦教诲，字解句析，获益良多，感慨殊深。先生渊博精深的学识、高尚的道德情操、率真正直的做人品质、诲人不倦的育人精神、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一切，虽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然至今忆及，犹历历在目，宛似昨日，令人仰止。
　　吴宓先生中等身材，高约一米六二，面目清癯，双目炯炯有神，给人印象是一个非常精干的老人。在校园中见到他时，常身穿灰土林布的中山装，右手拄着手杖，目不斜视，步履匆匆，老像在急着赶路似的。上课总是挟着一大摞书籍，多为精装本，但他很少翻阅，即使偶尔翻检，也总是匆匆一瞥。
　　吴老师上课有一个特点，上午，一次上四节课；连续上两节，课间休息二十分钟后，又继续上后两节。当时他已是六十三岁、满头银发的老人了，在讲台上站着，连讲三个多小时，又是上大班三百人的课（我们年级人较多），可以想见其体力、脑力的透支是多大呀！但吴老师精神很好，声音虽不宏亮，但却十分清晰。
　　讲解中他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而许多引用的原话，均随口说出，又都十分准确。我们真佩服他的博闻强记。听吴老师讲课，既感到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师尊在传道、授业、解惑，如沫春风；又感到是在听一位雄辩家的动人演说，如聆纶音，确乎一种享受。
　　这时，我们做学生的，一点也不敢分心，全神贯注，唯吴老师之讲是听，手不停地快速记下他讲的每一句话，生怕有所遗漏。全课堂三百人，除吴宓老师的讲课声外，偌大的教室里，只有这几百名学生钢笔写在纸上的一片嚓嚓之声。
　　四节课讲完，我们的笔记本（当时流行大32K的软面抄本）已记满了好几十页。课后同学们相互校对笔记发现，吴老师的讲课，无论从语言、段落、章节，以及引证之原文，论述词语，简直就是一篇接一篇的论文。
　　当讲义发下来后，我们又与笔记对照，内容基本相同，而课堂上的讲解又似乎要生动、丰富得多。我们真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二
　　进西南师范学院不久，我们便听说了吴宓先生的这样几件事：
　　一是按他的学术水平及国内外的高知名度，本应评为一级教授（当时教授分三级，一级最高，月薪300元，二级教授月薪260元），但因他主办《学衡》杂志时，与鲁迅论战，挨过鲁迅的骂，故被降为二级教授。而当时全院能评上一级教授的只有谢立惠一人，他是电子专家、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西师学院副院长，后不久即调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任院长。
　　二是吴宓老师每个月都要在经济上帮助好友、《婉容词》的作者吴芳吉先生的遗孤。
　　三是他的继任夫人邹兰芳患病去世，吴宓在其室内长期供上她的灵位牌。
　　对这几点，我们同学认为，吴宓老师被降格评为二级教授，私下为他抱屈惋惜，而后两件事说明，吴老师对亲人和朋友是笃于情、深于义的。由此，对他的思想和人品，我们算是有了一点了解。
　　《婉容词》是1930～1940年代饮誉全国的一篇优秀文学作品。作者吴芳吉，四川江津人（今重庆市江津）。全词以浅近的文言文写成，充满哀怨凄楚的情调。该词叙述了一个受过良好旧式礼教教育，名叫婉容的年青女子，被一个让她痴心等待的赴欧美留学的青年男子所休弃，因而在哀怨和绝望之后，跳江自杀的故事。情节凄惋动人，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读者自然同情婉容的不幸而谴责负心之男子。
　　但是我将该词作者吴芳吉与吴宓先生联系起来，将词中描写的那个负心男子与吴宓先生联起来，却是在看了《吴宓文集》并和吴宓先生一次谈话之后的事了。
　　读大三时，我感到学院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专业性的不多，便常跑中文系教师图书室去翻书阅读。该图书室自然不对学生开放。但不知怎的，该室管理人员却例外允许我翻阅，当然不能借出。一次，偶然看到收架上藏有《吴宓文集》，我高兴极了，兴奋地浏览起来。该文集系民国时期出版，十六开本，精装，内容除辑有吴宓先生的诗、文（诗，全是旧体诗）外，并插有多帧吴宓在美国哈佛及英、法等国和国内各大学讲演、工作时的照片。文集前面部分还载有吴宓先生的父辈们与康有为、于右佑的来往书信及诗文，但数量不多。由此我知道吴宓先生还是世家子弟出身。
　　令我惊讶的是，文集后面部分竟还附有吴芳吉的不少诗文，而且文集中吴芳吉对吴宓先生竟然谦称“私淑弟子”。私淑，即私淑艾，出自《孟子·尽心上》，按朱熹注：“私，窃也；淑，善也；艾，治也。”意思是对自己所崇敬的人，不能及门受业，但私下取其嘉言懿行，来培养自己。
　　素有“白屋诗人”桂冠、享誉全国的吴芳吉，在吴宓先生面前尚且如此自谦，由此可见，吴宓先生受人之尊崇如此！自然，也使我对吴宓先生的尊崇更进了一步。
　　一次，我到吴宓老师住处，就《婉容词》的一些问题，想请教他。我说：“吴老师，弟子请问：《婉容词》中那个休弃婉容的留学生，生活中原型指谁？”我真没想到，他竟不假思索，随口便说：“就是我。”语气平静，但上身又似乎还微微摇晃了一下。
　　这一下使我感到吃惊。吃惊的是，怎么说也没有想到会是他！但事后我想，其实在看了《吴宓文集》后，以吴芳吉和吴宓先生过从之密，而且《婉容词》中还有“在美洲进了两个大学，在欧洲得了一重博士”这样的话，这更几乎是明指他为原型了。我应该早想到是他。
　　更吃惊的是，想不到吴宓老师竟是这样的率真、诚朴！试想，在并非知心朋友，而是在学生面前，这无异于坦承自己是负心汉！这需要多大的道德勇气啊！当然，吴宓先生是否真的如此这般休弃了发妻，我不敢肯定，但当时对话确乎如此。
　　他这一坦承不讳，倒使我感到自己太冒失了，太亵渎师尊了！如芒刺在背，惶恐起来。于是我赶紧站起来惶惶不安地说：“吴老师，真对不起！也许我不该问这问题，但我确实不知道，请原谅！”吴宓老师则连着说：“没关系，没关系！该问的，你们自然是不知道的。”
　　至此，我不便再问其他什么，就歉歉然地抱愧离开了。

三
　　我进西南师院的第二学期，正赶上一九五七年那个中国不平常的夏季的反右斗争。雷声隆隆，大地震颤，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降临了。
　　当时我院教育系讲师董时光先生，于一九五五年刚从美国归来，年约三十来岁，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鸣放劲头最足。他的一个兄长叫董显光，曾担任蒋介石的新闻局长（《侍卫官杂记》一书谐音为董贤观的便是），后去了台湾。另一个兄长叫董恒光，在我院体育系任教授。
　　在仅仅不到一个月左右的“大鸣大放”期间，董时光先生鸣放的大块文章、讲话，先后在重庆日报、四川日报（当时重庆属四川省辖）整版整版大幅刊出，重庆市十多所大专院校也纷纷请他去讲演，而在西师校内他主持了几次民主论坛，每次都有好几千人参加，轰动一时；同时校内几乎每天都有他写的油印短文，张贴在各主要路口等等，既然如此，结局不言而喻：他被打成全省最大的右派，划为极右分子，后在凉山州劳改中悲惨地死去。
　　在这“引蛇出洞”，在所谓“阳谋”的“大鸣大放”的气氛中，以吴宓先生这样不“红”而专的著名学者、“前朝遗老”，自然也会被“引”出来鸣放一番的。但吴宓先生头脑清晰，他不像董时光先生那样头脑膨胀，糊里糊涂地易于上套。在鸣放会上他的发言内容，根本不谈政治方面的敏感题目，只就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学术方面的问题，发表意见。
　　当时，学校已完全停课，到处都是座谈、集会及大小字报，很自由的。教师的集会学生自然也可以旁听。那时历史系与中文系都同在第三教学大楼内，凑巧我也有幸旁听了吴宓老师在教师会上的一次发言。
　　他的这次发言要点如下：第一，他不赞成文字改革（当时国务院设有文字改革委员会），反对汉字简化（当时已公布了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反对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汉字要走世界拼音化的道路”。吴宓先生说，这些都行不通。他并认为汉字作为一种记载语言的文字，具有表音、表义、表形的多种功能，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文字。
　　第二、现在提“厚今薄古”，但是没有“古”，哪来“今”？所以中华传统文化和道德必须坚持，孔孟之书还是要读的，经史子集还是要研究的，不可一概斥之为封建。
　　第三、他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繁琐考证和猜谜式的索隐，反对给作品中的人物贴政治标签，肯定了《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作品中无与伦比的地位。谈到这里，倒使我想起了早就在同学中流传着的一个笑话：吴宓说，中国够得上称红学家的人，只有两个半。一个是俞平伯，半个是郭沫若。同学们追问：那还有一个是谁？吴则笑而不答。
　　大家说，这自然是指他自己了。这当然是笑话，不足为据。这则笑话有两层意义：一是肯定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因一九五五年从上到下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批判，二是贬低郭沫若，因当时郭沫若的政治、学术地位都被捧得很高。而吴宓先生早就对《红楼梦》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是最早把《红楼梦》放在与世界文学名著范围中来进行比较研究的，是我国比较文学早期的开拓者、奠基人。
　　好了，还是回到吴宓先生的整风发言。表面上看，他的这个发言，不涉政治，都是语言、文字及学术研究等，但认真说，其中的每一点都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度及强烈的针对性，并非没有风险。这些，我想吴宓先生不是不知道的，但他仍然坚持提出，这正好说明，吴宓先生不论在何种环境中，都能恪守信念，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学术观点，不唯上，不人云亦云，不见风转舵，这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所应具有的学术品格和道德勇气。

四
　　一九五九年秋，西南师院中文系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外诗歌欣赏会，其特点是由教授们以传统的哼吟方式来吟诵中国古典诗词，并请吴宓教授朗读西方古典诗歌。
　　所谓吟诵，自然不是朗诵，这在时兴朗诵的年代，吟诵自然是别开生面的。
　　吟诵中国古典诗词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李景白教授和赖以庄教授，前者用北方方言，后者用四川方言，一为京韵，一为川味，风味虽然不同，但却让我们领略到了古人是如何哼吟诗词的。
　　李景白教授，河北人，五十来岁，举止斯文儒雅，教我们唐代文学。赖以庄教授，四川人，亦五十岁左右，留一八字须，善诙谐，健谈，长于经学，在学术界有“活字典”之誉。据说，无论何典何故，他都能准确指出于何书何处，何篇何章，乃至连版本、页数也能准确指出，真正是博闻强记。记得上大一时，他教《论语》，就一个“论”字，他列举了五六个不同的含义，均引经据典，诘难辨析，整整讲了四节课。其学识之渊博，记忆力之惊人，让同学们敬佩不已。
　　我至今还记得李景白老师吟诵的情景。他吟诵的是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七律。他一开始便曼声悠扬，发出长长的哼吟之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每一个字似乎都从鼻腔中发出，而又清晰可辨，且又拖得很长很长，音调也忽高忽低，时断时续，像一个浅斟低酌的诗人，正在为搜索、推敲某一妥贴的字词而冥思苦想，煞费匠心。
　　我们想，李白的“高吟”、贾岛的“苦吟”，以及古人所谓“吟安一字，捻断数根须”、“三句两年得，一吟双泪流”，大概就是这情景吧。
　　这次中外诗歌欣赏会最后一个高潮，则是吴宓教授用英、法、德三种语言朗读西方著名作家的诗歌。吴宓老师先用纯正的英语朗读了英国莎士比亚和拜伦的两首诗，全为十四行诗体，接着又用法语朗读了大仲马的一首诗作，最后用德语朗读了歌德的一首诗作。
　　吴老师每朗读一首诗，都要先对其内容、背景及艺术特点，作极简要的介绍，然后便声情并茂地朗读起来。吴宓先生以他那悠扬流畅的声调，把西方诗歌，特别是十四行诗体中，韵律的铿锵悦耳，节奏的跌宕有致，音节的抑扬婉转，像一首首动人的美妙乐曲，不断地演奏出来，回响在每个人的耳际，似乎把我们依次带进了不同国度的艺术殿堂，领略到了多种形式的艺术美，是一次超越国界的美的享受。
　　朗读结束，在座的老师、同学，报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无不为吴宓先生之精通多国语言、博学多才而倾倒、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