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四川大学历史系举办“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暨执教七十周年纪念会”，时有的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的贺词最为精彩：

冉冉孤生竹 出身贫寒
　　1925年，二十八岁的徐中舒在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朱光潜等人于上海创办的学术刊物《立达》（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处女作《古诗十九首考》，一时洛阳纸贵，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1927年7月，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大白先生就是因此而聘请徐兼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929年，徐中舒进入当时国史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编辑员（相当于副研究员），月俸300银元；可谓是收入颇丰。据说这一位置是国学大师陈寅恪推荐的，据说陈也是看了《古诗十九首考》一文后因爱其才而所为的。
　　1929年，论文又在当时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六卷六十五期重载，其后有编者按：“某君《古诗十九首之研究》──单行本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系钞袭此文而成。其间割裂增损多失原意，因为重行刊印此。”由此可见当时的“文抄公”对徐的知识版权也颇为“青睐”。
　　1940年，文学家朱自清先生著有《古诗十九首释》，就是受《古诗十九首考》启发后写出的。对此徐中舒在怀念好友《忆佩弦》中叙述：“我初认识佩弦时我对于旧诗曾作了一点小考证，如古诗十九首之类，很能引起他的注意。以后见面的时候，他总喜欢谈这个问题。后来抗战当中，他随学校迁到昆明，战前的刊物在这些地方很不易找。他从昆明休假来成都以后，就写信到峨眉，要我的古诗十九首考，他在轰炸中怕我仅存的单行本遗失，他抄了一份之后，仍将原本寄还了我。”
　　一篇有关文学史的《古诗十九首考》而名动一时，而徐中舒一生所撰写的史学论文共约百篇，足见其在史林中的地位与影响。
　　在做写作准备时笔者曾拜读了《古诗十九首考》，有两点感叹：一是当年徐中舒如此年青便写出了如此高深的文学史论而令众多文史大家折服；二是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间据徐考证是东汉以后，那个满目苍痍，哀鸿遍野的年月，与徐中舒生逢的动荡时代何其相似！古诗十九首本身是缘情而发，内容多是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虽文温而丽，却意悲而远。昔人评为“一字千金，惊心动魄！”。叫人读后扼腕叹息感慨良多。
　　徐中舒生于1898年，即“百日维新”戊戌变法那一年；出生地为安徽怀宁县（今安庆市），世居安庆城西盛唐山下的月形山，族人聚居，又叫徐家坂。是湘军曾国荃部与太平军陈玉成部恶战之地；他初名裕朝，改名道威，字中舒，后以字行。
　　在采访中当问及徐老先生有无嗜好，徐中舒的后人告诉说：“老人家虽常年做学问伏案至深夜，却不吸烟连茶也喝得淡白，更不饮酒。”原因是徐中舒两岁丧父。徐父早年弃农改习木工，因敏慧异常，又身材颀长，谈吐不凡，所做的木雕镌刻之精留存在宗祠与城内的药王庙里，让乡人啧啧称道。但因当时国势衰退，昏馈颟顸的大清王朝已无力生聚教训自己的子民，听任鸦片烟弥漫灰暗着社会。徐父在外务工时不幸染上毒瘾，处境日渐穷困潦倒，身子日渐虚弱。后终在替人建房时不慎从梁上坠下摔死。是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北京城。幼年丧父，人生大不幸，此事在母亲的唠叨教育下徐中舒刻骨铭心。以至于他后来回忆：“吾三岁时，小叔尝问不肖，将来嗜吃鸦片否？吾答‘片不吃’，及后吾母见不肖于纸烟及酒皆无所染，每述此大乐。”
　　徐中舒五岁时随母入安庆清节堂。所谓清节堂早先是淮军将领为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孤儿寡母养生送死守节的地方，后成为收容节妇孤儿的旧式公益事业。清节堂只负责提供住宿伙食，其余穿衣及日常零用皆需自筹，徐母入堂后即在新设的织布厂做工，但工资微薄，常常是朝不虑夕，气息奄奄。然而不曾识字的徐母禀性坚强，通达事理。为一心一意把儿子抚养成人，机杼札札日夜劳作不息，“备极人世之凄凉”。至到徐中舒二十四岁时，才有能力将母亲迎养于家。
　　对于母亲的坚韧与艰辛徐中舒是铭记一辈子的，他在中年写的悼文《先妣事略》里回忆到：“每日辨色而兴，则促不肖起，不肖东行入学，则吾母西行入织，及薄暮，不肖归自学，则吾母归自织。入夜则一灯荧然，凡日间未竟之事，如不肖母子衣服缝治与浣濯，皆此时为之。往往刀剪声与砧杵声相杂下。或至凌晨，鸡鸣入息片刻即兴。吾母织作之勤，恒倍他人。每当盛暑，汗出如沉，机旁恒置水一盆，巾一方，汗下则出巾自拭。闲时绞之，则若小雨淅淅自檐溜间下注于盆。”其情其景让人如读现代版的《陈情表》而感人至深。
　　母爱无私，当幼子如有过错，徐母也是“痛抉之”而犹如古代孟母教子一样决不姑息。母亲是人生的第一教师，徐老先生一辈子纯谨厚重至孝品行的养成，是与徐母的严教分不开的。

庭中有奇树 游学名师
　　在有关资料中笔者看到一张发黄老照片，那是上一世纪初叶清华国学院行开学典礼留念合影。一代国学大师坐在上面：顶瓜皮帽甩小辫的王国维、额头宽大的梁启超、《渔光曲》的作者赵元任……作为学生的徐中舒也谦恭侧立其间。
　　典礼是在1925年9月9日进行的。是年3月12 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北大文学研究院是当时双子星座而辉映中华文化天空。为投学于大师门下，已在上海豪富人家当家庭教师的徐中舒毅然舍去年俸600银元优厚待遇，以偿自己多年心愿。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是：“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即所谓“整理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讲授《古史新证》和《尚书》；梁启超讲授历史研究方法；陈寅恪讲授佛经翻译文学；赵元任讲授语言学──这四位学术泰斗被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切都叫人充满新鲜感叫人兴趣盎然！大师们是巍峨群山，学生们当是蜿流的溪水在山巅之上蓄能积势，青山不老绿水长青，一朝挂落便自是一道风景！
　　对这一切的优越感动的不仅是学生们，就连最年青的导师陈寅恪也羡慕，援笔赠联与同学们道：“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因为梁启超曾为康有为（号南海）子弟，王国维曾为溥仪帝师，所以徐中舒他们当然称得是康南海的再传子弟、大清皇帝的同学了。后来，这批学生果然卓尔不群，出了徐中舒、赵万里、姜亮夫、刘盼遂等一批大学者。
　　“清华风景优美，图书丰富，经费充足，藏修息游，极其舒适。”徐中舒相当惬意，更宝贵的是他在这里奠定了自己一生学业基础，尤其受导师王国维影响最为深巨。平素寡言的王国维在讲授古史时却是高山流水令人神往：考证之精审，见解之新颖；在让人“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同时，又叫人“蓦然回首”而拈花微笑心领神会！徐中舒更加坚定献身于中国古史研究的决心，并且在找准了专攻方向后，调整了自己的学业安排。后来他在《学习之路》里回忆说：“一个人精力有限，要同时在两个方向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便放弃了对文学的爱好，将精力专注于中国古史上。‘狂者进取，狷者要有所不为’。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徐中舒是很能考试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那年录取新生，正取30名，备取2名。徐中舒以第4名被录取。他一年就毕业了，原因是他的先前的做家教的积蓄只够维持一年的学习与家庭开支。徐中舒的毕业成绩为第8名，在毕业论文《徐安淮夷群舒考》上有文化巨擘梁启超的魏晋小楷评语：“从音训及金文款识以贯串传注，精思独辟有左右逢源之乐。”
　　其实徐中舒小时候就天资很高，十五岁以优等的成绩被安庆皖省中学录取。但家境贫寒中途辍学回家自学。17岁又考取安庆初级师范学校，原因是那里不收伙食学杂费。这时他不但学了桐城派古文，而且还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社会通诠》等书，于半文半白的文字中，强烈地感受到西学东渐的浪潮冲击力量。
　　后又考取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同学中的结识未来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朱光潜，二人因家乡、家境、年龄、经历大致相近和共同的求学愿望，遂成为终生好友。一学期完后，徐又辍学，原因是高师虽说是公费，但旅杂及制服书籍等费仍是沉重负担，而且那时的徐母仍在清节堂里操劳，常令徐中舒寝食不安。
　　后来徐中舒又考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对这一选择，徐亮工说大概那阵子的祖父心存科技救国的抱负吧？但后来徐还是辍学了。究其原因徐中舒回忆说：“我先后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终因所学与自己的兴趣大相径庭，不忍舍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而辍学……学习本是一件极其辛苦、极枯燥之事，若无浓烈的爱好，是很难做到乐在其中的，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凡认真所学皆有所用，徐中舒有一篇论文《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就得力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知识，徐中舒虽然成为文史大家，他对自然科学始终都是尊重的。
　　自上中学以后徐中舒每次辍学后都做家教以维持生计，但仅有两次做家庭教师的经历使自己收获很大。一次是二十三岁时经人介绍在桐城方家主讲《左传》。方家主人父亲著述颇丰藏书也多，让课余的徐中舒大饱眼福。
　　另一次是在上海豪富人家，即李国松家任教。“李国松之祖父李鹤章是李鸿章之弟，其父李经羲在清季曾任云贵总督，北洋时代曾任国务总理。他家是安徽的大地主大官僚家庭。我在李家任家庭教师共三年半，学生二人：李家骝、李家驹。”这是徐中舒后来在《我的简历》中的叙述。在李家徐中舒还是讲授《左传》，教学相长，以至他将其弄得滚瓜烂熟人称“徐左传”。李家藏书更为丰富又有当时上海出版的新书，授课时间少束修甚丰，让徐中舒非常满意的同时也大开眼界。这时他也将在安庆的老母从清节堂接出，自己也成了婚。夫人江聪是徐中舒就读的育正小学校长的侄女，14岁起以童养媳身份入清节堂与徐母同居劳作，以资助徐的学业，并侍奉徐母。
　　然而他为了理想终究作出选择：暂时离开家庭，报考清华国学研究院。“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时间证明他当年的选择是明智的，他的舍得是正确的，也是他后来人生的转折点。
　　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整理国故的呼声很高，彻底改革旧中国的思想弥漫全国，古史讨论也很热烈，一切都很对徐中舒的脾胃。在当时的北京城除了北大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考证”在学术界响彻云霄外；王国维提出的有关史学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即将已有的文献材料与考古新材料相互印证明，相互补充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之中。）也是金声玉振的。亲聆导师王国维的教诲让徐中舒受益良多，特别是他的“古史二重证据法”让他登高望远受用终生。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徐中舒不仅大力运用这种方法，而且还有所发展：就是尽可能利用各门学科的科学知识，跨学科的，围绕主体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证，这就大大提高古史研究的完整性与科学性。这一方法也是影响深远的，2002年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史工程”就是大规模运用这一方法延伸推广的典型。
　　一日师终生之父母。1927年6月2日上午10时许，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悲情地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毕业不久徐中舒惊悉之后急拍栏杆悲哀不已，师恩难忘即送挽联：“独有门庭旁人错比杨雄宅，再无别计摇落深知宋玉悲。”笃于感情的他在一年中接连写了《王静安先生传》、《王静安先生致死之原因》、《追忆王静安先生》、《王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哀祭之中潜意着一种薪火相传奋然前行的自我激励。

涉江采芙蓉 成果丰硕
　　史学涉及的方面广泛：哲学、文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工艺学、建筑学还有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等学科都可以囊括其中。在当时就成为显学，而它的治学过程却是漫漫寂寞艰辛的。
　　1929年徐中舒32岁起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直干了九个年头。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同仁一道埋头整理八千余袋子重达十五万斤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这是一个巨量，整理地点在故宫午门楼上。徐中舒是从苦寒中过来的，生性不好游乐，不贪图享受而专心致志于钻故纸堆的工作。《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以及参与刊行《明清档案》甲编、乙编十数册，为传承中华文化燃烧奉献着自己青春年华。
　　徐中舒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两大部分：一是史学，二是古文字学。
　　也就是在史语所的岁月，徐中舒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史学论文，让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之击掌叫好，称赞他是：“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才高气傲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在与蔡元培的信中云：“徐中舒先生之著作近有极重之大发见，其所撰狞猎图考一文，论及古代文化之迁流，多人所未道。……尤使人欣慰者，为同人之精勤不息，奋力迈进。……此正目下所中之风气，最可珍贵者此也。”褒誉之情溢于纸面。
　　今天重新奉读徐中舒为探索古代北方气候的《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由象的逐步南移，证明我国大陆古今气候，实际上发生过剧烈的变化，从事实的指证过程可以看出徐中舒的学术视野之宽广，古今贯通而不囿于一隅。他在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一节中谈到：河南古称豫。“〈禹贡〉豫州之豫，取象、邑二字之合文。”又在周代象之南迁中指证：巴浦即汉益州地。《山海经内经》云：“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他以古文字学及多学科的深厚功力在论证过程可谓左右逢源，将古史与古文字以及考古材料数者结合而相互印证。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由汉语“想象”一词产生于四川，以及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中发现堆积如山的象牙，也可以佐证徐中舒在1930年的洞烛幽明。他在该文的最后结束语是：“于是三千年来由北向南辗转迁徒之象，除我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尚有遗存外，就中国全域说实已趋于绝灭。”这一结论现在看来也是富有科学性的。另外他行文的逻辑性与艺术性让人在今天读起来也是津津有味的。
　　同年发表的《耒耜考》也是受到国内外学术界赞誉影响深远的一篇重要论着。“耒耜”古代指耕地用的农具，形似古钱“布币”。后来日本学者关野雄因其启发，写出了《新耒耜考》；国内的《农业考古》在1982年还重新刊载。在该文中徐中舒是站在社会经济的高度加以认识与生发开去的，可谓高屋建瓴。
　　徐中舒还一篇遗作《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先后刊载在1999年的台湾《古今论衡》与大陆2000年的《中华文化论坛》上。其中有论：“至于铜器与两轮大车非我国所固有，在笃爱我国文化之人士言之，宁非憾事。但吾人由此知中国文化在远古并非孤立，此亦非无益之事。吾观殷墟文物之盛，即能撷取他人之长而迅即融会己有，且发扬而光大之。吾人今日之耻辱，不在仿效他人，而在他人发明与日俱增，而我即追摹仿效，犹不能仿佛其什一也。”海峡两岸的学者们读到这篇写于1948年的遗作都不得不赞叹史学家徐中舒的开阔的眼界与开阔的胸襟。
　　徐中舒在研究学术的同时亦注重交游。1933年7月他的同乡好友朱光潜自欧洲学成归来，在喜相逢欢谈之后，朱光潜不久便接到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聘书，一切顺利得让朱光潜有些纳闷。原来这桩好事是徐中舒携好友的《诗论》（初稿）向胡适举荐促成的。这一年徐中舒正好在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殷周史料考”。
　　在北京最美丽季节十月的金秋里，徐中舒还在著名的全聚德烤鸭店里宴请另一位来京的好友朱自清先生。三天之后，对方又回请。大家晤谈甚欢，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杨振声、梁宗岱、郑振铎、朱光潜、李健吾、朱物华、叶石荪、韦季斌等在那个时代小半个北京城的新生代精英都聚在席间了。
　　直到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徐中舒一共在史语所工作九个年头，这是他一生中流金岁月，也是现代工业文明曙光初照神州昙花一现的年景，那时候的中国真正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目睹世界列强的横行霸道与劳苦大众的苦难之后，都在努力为国家和民族的重新崛起而尽忠尽孝，以慰藉衣食无忧后的魂灵的时时不安。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外来的侵略阻断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梦想。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央研究院开始南迁，徐中舒一家也开始颠沛流离，因家累过重，终于在长沙时离开了史语所，后经傅斯年推荐，接受了中英庚款委员会和四川大学的聘书，成为四川大学历史系中英庚款教授。徐中舒携一家老小八口由长沙过洞庭湖转武汉乘民生公司的轮船溯长江西上入蜀，先至重庆后将家眷租住于江津县西门黄金街84号。
　　1938年徐中舒只身赴成都就任，是时朱光潜任川大文学院院长，流亡乱离之中老友重逢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也于上年受聘川大，徐、冯二人也是一见如故，后在川大共事长达近40年而结成终生莫逆之交。
　　在回返江津时，徐中舒还专门对已经江津避居陈独秀作礼节性拜望，因为他们是同乡。1939年5月陈独秀病逝江津时，徐中舒的母亲太夫人尚在江津，她还曾率长孙、次孙亲往陈家吊唁。
　　1944年好友朱自清从昆明来成都探亲，这时朱太陈隐竹在川大图书馆工作。徐中舒和一帮成都的朋友们都想让朱自清留在成都，但朱后终不忍离开清华，在暑假仍飞回昆明西南联大。
　　徐、朱两家关系一直亲密，1945年徐中舒老母过世，朱自清夫人陈隐竹女士在自己家里设香案祭奠。
　　慈母过世，徐中舒心恸大悲，自印祭文《先妣事略》以记哀思，后为成都《新中国日报》刊载。

青青陵上柏 老树新花
　　荀子云：“真、积、力、久，则入。”作为历史学家的徐中舒因为真性情在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中都无处可躲藏，然而他稍处安宁时总是不忘记身为历史学家的使命。
　　1951年经他呼吁到成都市造纸厂抢救出一批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及古代珍贵书籍。在刻苦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后，还发表《论秦与匈奴和统一及其经济原因》，认为牛耕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经济基础，但秦的牛耕只限关中一隅，未能向各地推广，这也是秦代国祚短促的重要原因之一，让人耳目一新。
　　1964年发表了《论〈战国策〉的编写及其有关苏秦诸问题》驳论了苏秦与张仪是同时代的敌对人物的传统说法，至于苏秦以连横对抗张仪的合纵可以说是传奇中的传奇。时至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证明了他的先见。

　　1977年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在荥经县古城坪清理发掘出三座秦汉墓，墓葬中反映的楚文化气息浓郁，并出土了土漆器二十六件，其中漆盒的底与盖外部各有朱书“王邦”二字；漆耳杯九件，其下部亦有朱书“王邦”二字。在室内清理阶段徐中舒被专门请来作鉴定，他兴趣十分浓厚地关注漆器上的“王邦”二字，不久即写出《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蹻的关系》一文。开篇立论：“古代四川丽水地区盛产黄金，为楚国西向移民的巨大动力。春秋、战国时代楚王在楚雄和荥经两地，先后设立两个移民总管作为他的代理人。”
　　在分论中又指出：“春秋中期，楚国开始在云南楚雄设官吏管理丽水黄金的开采，其间有航道可通，虽属便利，但黄金由此东运至楚，则山川间阻，途程太远；为此要选择一个途程较近，既便管理又便东运的地点，就应以四川的荥经，最为适宜。”“荥经是汉代蜀郡严道县之地，严道在东汉之前称庄道。东汉明帝名庄，凡人名地名之庄皆改为严，如庄道即称严道，楚庄王即称楚严王。……蜀郡严（庄）道，原以岷山庄王住此而得名。岷山庄王是楚庄王的后裔，以庄为氏，他是楚庄王派在丽水地区的代理人。”“岷山庄王和滇王庄蹻皆以庄为氏，庄蹻就应是岷山庄王的后裔；秦灭巴、蜀，庄蹻乃南迁于滇池之上。这一段历史，都是前史所不载的珍闻。”
　　徐中舒这一论文发表时，当时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在荥经的田野发掘的规模还不大，但对一线的考古工作者有极大的鼓舞和指引作用；当时的荥经县委和县政府读到教授的论文后也极为重视，当即决定由县印刷厂赶印二千份，分发到县、区、乡各级机关，以便加强对全县，特别是对古城坪一带文物的保护工作。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也因为受论文启示，认为在古城坪附近，可能尚有“属于岷山庄王宗支”的墓地。又继续在此一带作了许多田野工作，清理了春秋战国墓15座，秦墓1座，西汉墓2座，东汉墓6座。通过这一地区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完全证实了徐中舒关于严（庄）道开始的时间，即是开始于春秋中晚期岷山庄王（即所谓荥经总管）的论断，现今“严道古城”已经是荥经的省重点文物保护。人们还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手段的进步，徐中舒关于此地应有“岷山庄王宗支”较大墓葬的推论迟早都会得到考古证实。
　　正是这位目光如炬，直点真穴堪称史学界大雅宏达的徐中舒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成为对象之后，旧时所受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整一套传统伦理道德的良言金玉一夜之间就被摔碎成瓦砾一堆。向来论著高产的他在那年的撰述仅有“我的思想检察”。他深入检查的结果是：“1、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写公家信，但里面总夹杂些私人事件，犹其是致华大古物信闻宥先生信里，曾托他买书。这样公私不分，不但贪污了信纸信封，而且还贪污了邮票。再川大史学系曾托写信征询贺昌群先生能否来川大执教，我完全作公务处理，用公家信纸信封邮费，这不是贪污是什幺……”在今天读罢这位博古通今的一代鸿儒的这篇黑色幽默式的文字不是叫人哑然失笑，便是欲哭无泪。
　　再至于1958年的“大炼钢铁”，徐中舒因年事高被分配去砸碎破铜烂铁，熏得脸青面黑不说，同时将家中所使用的金属制品大部捐出。1968年徐中舒71岁时，最为惨痛是被驱逐川大校园，早在1956年由教育部审定为一级教授的他撵到国民党时代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公馆的门房内蜗居，那门房仅20m²，徐中舒老俩口及孙儿挤住一起。徐家所有的书籍共五板车全部被封在历史系博物馆库房查存。人生无奈，无奈人生。作为历史学家的徐中舒当时的历史境况是秉烛夜游，或踟踽，或茕立，人生苦长啊！
　　直到1977年徐中舒完全出来工作时，在几柱阳光透射下的川大礼堂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老友冯汉骥致悼词。
　　此后臻于高龄的徐中舒并没有倒下，而以淡泊的心志，史学的眼光，深厚的学养，开阔的气度，老树着新花，开始了自己的在史学上的黄昏之旅，而这途程中有着青铜器的光泽和甲骨文的峻峭让人仰止：1979年，82岁的徐中舒在开始着手领导编纂国家级科研项目《甲骨文字典》的同时，担任了由国务院批准下达的重点文化建设工程《汉语大字典》（八卷本）主编，直至1985年1月23日至24日徐中舒出席四川省词典领导小组于成都召开的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汉语大字典》（八卷本）的最后复审、终审及发排工作。至此该项工作告一段落，也是徐中舒一生中所参加无数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晚上回到家中即感不适。后确诊为脑溢血，收入华西医大附一院住院治疗，5月出院，但留下了下身瘫痪的后遗症，这时的徐中舒已是88岁的老人了。
　　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汇集徐中舒有关巴蜀文化的六篇论文成书《论巴蜀文化》。
　　1986年89岁的徐中舒知悉同乡老友朱光潜辞别人世间，老泪横纵，百感交集，北驰唁函，望北遥祭：“光潜先生，学界泰斗，学术湛深，咸蒙沾溉。一朝溘逝，百身莫赎。痛失良友，悲悼不已。并望先生家属强饭节哀，以就远业。”
　　1988年1月，《甲骨文字典》全书脱稿，93岁的徐中舒为之作序。3月又进医院后没有能再回家了。
　　1990年4月，《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由巴蜀书社出版，徐中舒的《经今古问题综述》刊载其中，这是他为纪念老友顾颉刚于1987年写成，也是他一生中亲手写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1991年1月9日晨七时二十分，徐中舒辞别人世间，享年94岁。同年1月17日，先生与十九年前去世的夫人江聪合葬于风景秀丽的四川省崇州市白塔湖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