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虽然是乱世，却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群星璀璨能人辈出的时代，学术大师、军事天才、诗人……层出不穷，济济一堂。而能身兼军事、艺术两个领域之长可谓能文能武者，却寥寥可数，杨鹏升先生便是其中一位。
　　杨鹏升，别名泰坤、盖孝、蓬生，中年号劲草先生，书画署名铁翁。属鼠，四川省渠县的平安乡人，后迁居渠县的三汇镇。幼时，曾在渠县的义和、黄泥、三汇等乡镇及达县就学。18岁以前的这段求学时间，我们已无从考证他究竟师从何人，学了些什么东西，但这段经历无疑给杨的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过人的才华和学识在此之后便逐渐崭显露出来。

　　先说杨鹏升在军事方面的才能。
　　1919年，杨鹏升离开熟悉的家乡，外出谋业。先后任川军余际唐部川江防军总司令部书记官、陆军第六师司令部咨议、陆军邓锡侯部第三师司令部上校咨议、四川省清乡督办军法处处长等职。1922年兼任简阳护商事务处处长。1925年，经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罗文谟介绍加入国民党，由邓锡侯委任为金堂县禁烟分局局长。继而升任金堂、新都、广汉、温江禁烟统筹处处长。后因为母亲病故，遂辞职还归故里。
　　1928年，处理完母亲的丧事之后，杨鹏升再次离乡，来到了重庆。在重庆，杨的才华很快被赏识，先是在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部任少校参谋，后晋升为中校参谋，兼任重庆特税主任、重庆烟酒总局秘书。而军阀吴佩孚更是深重其才，于1929年委任杨为“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中将政务参赞，并指定杨为其私人代表，派赴成都鼓吹其政治主张。其后不久，杨投靠川军，任二十军上校秘书、二十九军训练部主任。
　　1930年，杨鹏升随日本驻成都领事赴日本，就学于日本成诚士官学校步兵专科，兼读明治大学文学系。在日期间，杨与日本前首相犬养毅和滨口雄幸有交往，并举办个人金石书画展。可能由于与日方交往密切的原因，杨鹏升对日本一直心存好感，而并未认识到日本人的野心。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赴静岗县日本步兵三十四联队，拜谒队长远藤五郎，表示说：“不幸事件‘九·一八’后，中日亲善浓厚友谊气氛日渐稀薄，深感遗憾，我的立场是愿意在日中亲善的道路上努力”，同时致函明治大学校长松本龟次郎：“中日两国国民同种，应永久共存”。日本当局遂令宪兵队、警察局保护杨鹏升安全。杨离日回国，日本高田之助少将旅长亲率将校级军官百余送行。
　　1932年2月，杨鹏升来到上海，任国民党第五军司令部上校参谋，同年9月奉调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校战术教官。
　　1933年11月，蒋介石调兵遣将攻打福建抗日政府，杨任北路“讨逆军”中校联络参谋，被派驻八十师。由于在攻占古田战役中有功，晋升为八十八师上校副师长兼参谋长，并在攻陷江罗、泰宁后，兼任两县县长。
　　1934年5月，杨鹏升任东路“讨逆军”第十纵队指挥部少将参谋处长，兼江罗、泰宁、建宁、明溪、陵化五县防剿指挥。占领五镇岭后，杨升任第十纵队特别党部指挥员，统辖四、十、五十二、八十八、八十九共五个师。同年8月，杨任蒋介石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上校战术主任教官，因病未到职。
　　1936年春，杨鹏升赴南京，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教授。同年6月，到四川万县，任八十八师少将副师长。次年夏，调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议、武汉防空司令部办公厅少将副主任。1938年夏，调任豫鄂陕边区绥靖主任公署少将高级参谋。不久以后，杨回到成都，任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少将参军。
　　1939年2月，由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推荐，杨任川东北28县清剿督察专员。同年6月，杨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少将高级教官，由他发起军校、华西医大、金陵大学、四川大学诸校师生，成立“在蓉国内外各大学毕业生同学会”和“曾（国藩）胡（林翼）学会”，杨任常务理事及会长。
　　1943年，杨鹏升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粮食部川西军区公粮包装材料征购处处长。
　　1945年春，杨鹏升调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中将参议，5月调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级教官。1947年，解放军解放沈阳、长春、济南后，杨向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关麟征献策，收罗云贵川康诸省失业军人及地方袍哥，组建武装力量，进行培训，以阻解放军进军西南。关采纳其策，在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者逾千人。
　　1949年夏，杨开办四川省“党政训练室”讲座。在讲授中，他主张以各县特委会秘书、警察局局长、自卫队总长、民训督导员分别组成“五人小组”，可就地直接逮捕、处决共产党人和其他“危险分子”。其行为列入“紧急事件”，事后上报。同年11月，杨被委任为反共救国军第二路游击总司令中将高等顾问。12月20日，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飞逃台湾，其职权交杨代理。杨接任后，曾委任谭介仁为反共救国军纵队长、汪大川为支队长。
　　1949年12月25日，杨鹏升随川西北反共救国自卫军第二路游击总司令王缵绪率部起义投诚。
　　至此，杨鹏升的军事生涯全部结束。从他的军事生涯可以看出，他的确具有很高的军事才能，才能够在国民党的系统中节节晋升，一直做到高级军官，虽然也做了不少镇压革命的事，但其时各为其主，在其位谋其政，却也无可厚非。

　　然而除了军事才能之外，他还具有极高的艺术天赋，而且即使是戎马生涯当中，却一点也没有影响他的艺术才能的发挥。
　　我们从他的履历可以看出，他显然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在书法、绘画、篆刻方面显示出他过人的天赋。1930年，他正值而立之年，在日本除了就读成诚士官学校以外，还兼读了明治大学文学系，并且在这个时候于日本举办了个人金石书画展，日本前首相犬养毅、广田外相、高桥藏相亲临捧场，犬养毅还赠行书直幅一张，上书“中国第一手笔”。展览取得极大成功，为杨鹏升赢得了国际声誉。除此之外，他还多次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个人书画、篆刻展览。
　　杨鹏升尤其长于金石。1934年10月，杨鹏升曾任国民党中央大学文学院艺术系教授，专讲治印和金石文字考异。
　　1941年12月，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请他为该会名誉采访。1946年10月，四川省政府教育厅聘请他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都书画展览委员会特约编纂。1947年，美国空军司令兰度，在徐中齐的陪同下前往拜访杨鹏升，杨为其鉴别古玉器200余件，馈赠自作画扇10柄。
　　1950年，杨鹏升敬赠一套《杨鹏升印谱》给毛泽东主席。1955年又将20余种金石书画著作捐献给北京图书馆。章炳麟选编了《杨鹏升印谱》数集。北京图书馆金石组认为，杨鹏升“印章风格豪放，其艺独特，与齐白石印章风格接近。打印精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杨鹏升对金石书画艺术执着追求，锲而不舍，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广交名家，曾与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郭沫若、刘开渠等人交往，常谦称自己为“后学”。
　　杨鹏升喜爱园艺。1940年，他在成都北巷子（九里堤）修建“劲草园”。成都古名“芙蓉城”，杨鹏升在园中栽芙蓉一万株，借以点缀“芙蓉城”的雅号；另栽梅花五百株，并配上四季名花。他用中国的传统园艺，辅以西方的整齐线条，使“劲草园”独具一格。每年开放一次，前往参观的入络绎不绝，受到人们的称赞。劲草园落成之时，郭沫若、张大千、徐悲鸿等前往祝贺，郭沫若当即赋诗一首：“与人论艺常称公，蜀派印圣一世雄。味道神韵逼两汉，劲草先生知疾风”，以称赞其才。由于杨对园林艺术有一定的研究，解放后被安排在南郊公园，专门从事园林艺术工作。

　　杨鹏升还与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交往甚深。杨鹏升从日本留学归国后，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认识了陈独秀。杨鹏升和陈独秀的交往，其实要追溯到更早。民国十二年（1923年）时，杨鹏升在重庆邓锡侯部当咨议，代理军法官时，喜欢阅读《中国现代文选》。对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章炳麟、高一涵等人的文章十分仰慕，多次写信赞扬，陈、蔡等人也回信表示嘉勉。从此，就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只是一直未曾谋面而已。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章士钊等四人作陈的辩护律师。杨托章代为慰问，还买香烟、水果等物送陈，加深了与陈独秀的感情。陈独秀被释放后，因好友高一涵在武昌，前往武昌小潮街居住。时逢杨鹏升在武昌任少将参议和武汉防空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这时，陈、杨才初次见面。1939～1942年期间，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生活拮据，杨鹏升不仅赠其金石书画等，还多次寄去钱物。杨鹏升的资助，是陈独秀晚年生活的重要来源。两人书信往来频繁，陈独秀在信中多次表达谢意。从1939年5月5日起到1942年4月5日止，前后不到三年时间，陈独秀写信达40封，几乎是一月一封，其中1940年高达18封。除写信外，陈还赋诗送与杨鹏升。1939年11月11日，陈为杨之妻包和平写诗一首，其诗曰：“前年初识杨夫子，过访劳君昨日情。可怜胭脂坪上月，不堪回首武昌城。”以后，陈又另写诗送给杨鹏升，即：“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友秋。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陈还为杨的亡父写过一篇墓表。
　　1950年杨鹏升受聘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授，兼任西南文教部和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重庆市文联美术工作者协会委员。1953年调成都市文化局任园艺技术员。
　　1954年12月6日，四川省渠县公安局以历史反革命罪将杨逮捕，羁押于渠县看守所。1960年2月17日，渠县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押送四川省第三监狱劳动改造，于1968年病故狱中。1983年2月4日，渠县人民法院以杨鹏升“确属率部起义军官”，撤销原判。
　　斯人已矣，而今日有幸得见杨鹏升先生的印谱，唯恐日久湮没，是以记之。

编者按
　　本文原标题为：“劲草先生知疾风──记杨鹏升先生”，是雷康特约好友张琦先生查阅大量文献后写就的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