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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琦 Yang Qi (1921-6-30~2006-9-12) ⊙麦芒/文


  原名杨其庄,纳西族诗人音乐理论家。属,生于云南丽江。1930年代开始从事文艺创作与艺术活动。1949年以前在《西方日报》驻南京记者站工作,采访过不少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后为四川音乐学院教授。
  主要作品有《为我报仇》(剧本)、《杨琦诗钞》、《旅美心影》、《微型抒情诗草》、《杨琦文集》等。

  在音乐界,一般人只知道杨琦是四川音乐学院教授、音乐理论家,很少知道他还是一位诗人;在文学界,大多知道杨琦是起步较早的老诗人,却很少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音乐理论工作者,前后出版了四部音乐著作。既是诗人,又是音乐理论家,这才是最真实的杨琦。在这篇短文里,我只想谈谈作为诗人的杨琦先生。

杨琦/大慈寺/锦江区/雷康 摄
杨琦
地点:文博茶园·大慈寺·锦江区·成都
时间2002-9-3 10:55:32

  1921年6月30日,杨琦(原名杨其庄)出生在云南丽江大研古城一个贫寒的纳西族知识分子家庭。1936年,还在丽江念初中三年级的他,由于受进步书刊和自由体新诗的影响,便在《云南民国日报》副刊发表处女作《深夜叫卖》,对一位沿街叫卖米花糖的老头寄以无限同情。翌年抗战爆发,云南省抗敌后援会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随滇军奔赴抗日前线,他又提起笔来,写了《出征曲──给妇女战地服务团》,刊发于《云南日报·南风》,年仅十六岁。从此杨琦与诗歌结缘,辗转昆明、重庆、内江、沈阳、南京期间,不论学习和工作怎样繁忙,始终没有放弃对诗歌的热爱和创作实践,特别是1941年到1949年,他写得最勤(除了诗歌,同时兼写散文、小说、剧本和评论),发表不少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诸如新时期以来被收进《中国四十年代诗选》(重庆出版社)中的《我在等待着》,大型选本《黎明的呼唤》(四川人民出版社)中的《记忆在发亮》,以及由公木领衔主编的《新文学大系1931~1949年诗集》中的《方向》──此诗因“富有代表性”,还被用作国家项目《中国现代诗歌史论》的题记诗,等等。鉴于杨琦当时的创作成就和在诗坛的影响,1948年,他的第一本诗集《方向》由诗人圣野、黄耘编入《星诗丛》,上海《诗创造》为此刊登了出版消息,遗憾的是不久因时局骤变而夭折。此间杨琦创办和主编了《诗行列》、《诗苗》、《文学新叶》、《文学新丛》等诗刊和文学副刊,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人才。
  不用说,杨琦是属于起步1930年代、成长成熟于1940年代的那一拨诗人,正如诗评家石天河所言:“时代赋予这一代诗人的特色,是强韧的战斗意志,激进的民主精神,对光明的倾心向往,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生活前途的乐观自信,对社会黑暗的鄙夷与鞑苔”。杨琦的主体诗歌也不例外,让我们来看看他写于1947-11-12日深夜的《该颤栗的不是我们》:

  该颤栗的……
  不是我们

  该恐惧的……
  不是我们

  该溃败的……
  不是我们

  该从丰收的土地上
  滚开的……
  不是我们

  该向人民伸出手
  求饶的……
  不是我们

  该在未来的年代里
  哭泣的……
  也不是我们

  这是一首政治性极强的讽刺诗,诗人的爱与恨、愤怒和不满旗帜鲜明地跃然纸上,矛头直接指向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阶级,是控诉,是呐喊,是匕首,也是投枪。作者寓大我于小我,面对血淋淋的现实,敢为人民大众鼓与呼,谱写民族和时代的最强音。读着这些用短句和叠句组成的诗章,不禁使我们想起抗战诗人田间。率真、明朗、单纯、朴实,充满革命和爱国激情,是杨琦早期诗歌的重要特色。
  1950年代初期,这些被国民党斥之为异端邪说的赤色作品,却变成反革命反人民的“大毒草”,作者被审查,作品遭批判,诗人不得不痛心地扔掉诗笔(一扔就是四十年),隐藏在柴可夫斯基的背后,独自倾听老柴的“心灵自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后南京市委党史征集办公室特邀杨琦前往南京座谈解放前南京地下党活动,竟把他随身带去在南京搞地下工作时发表的诗歌和文章剪报全部留下,交党史展览馆长期收存──批判材料突然成了文物,毒草突然成了鲜花──不知当年那些指鹿为马的“左派”先生们有何感想!
  直到1990年夏天,已从音乐学院讲台上离休下来的杨琦,在木斧王尔碑、高缨、杨山、白航、白峡等诗友的鼓动和支持下,忽然诗兴大发,一口气写了三十几首诗,其中《我回来了》这样写道:“长期被历史所虐待/我如古罗马的角斗士/我义无反顾地告别了/抽象思维之王国/我将重新拥抱/曾热恋过的缪斯//我还是我/虽然华发纷披/虽然满脸沟壑/但是胸膛里仍跳动着/一颗未被污染的心/眼眶里仍闪射着/两股柔和的光焰//我迈着大步/唱着一支橄榄的歌/赞美大地,赞美天空/赞美生命,赞美爱情……//亲爱的陌生的朋友/你们欢迎我吗?/不管你们是否理睬/我还是执拗地回来了
  好一个“我还是执拗地回来了”,好一个“迂回与复归”(石天河语)!杨琦正式重返诗坛的标志是1990年安徽《淮风》诗刊第4期刊发的《期待》等六首和长春《诗人》第11~12期刊发的《寻找》、《给──》、《赠海外来客》三首诗歌,自此诗人的形象思维被调动起来,随时都能触景生情,睹物思诗,仅1993年同夫人去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女儿处探亲,十个月就写了一百多首长短不一的诗,平均三天一首。从1990年至2002年十二年间,年届古稀、重新握起诗笔的杨琦先生,竟然创作和出版了《杨琦诗抄》、《旅美心影》、《微型诗抒情诗草》、《春天奏鸣曲》等五部诗集,真可谓诗心不老,诗如泉涌,果实累累,赢来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丰收期。
  杨琦晚年的诗歌挚诚地倾诉了大半生的心路历程,这里有缅怀,有追忆,有困惑失落,有期待向往,人生与时代,相互交融,诗句比过去更加精细凝炼,含蓄蕴藉,充满哲思,淡而有味。例如:“你在树稍瑟瑟发抖/还大口大口吐出赤血/暮云太薄,托不住你/沉沉向天边下坠”(《残阳》),短短四行句子,巧用“残阳”这一意象,把一位沧桑老人的悲壮命运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令人感叹不已,而“残阳”这两个字曾一度被视为“禁区”。
  这里不得不提及他偶尔写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首《问》,全诗共五节十六行,每节中间都有一句发问:“我是人吗?”这首特殊年月留下的特殊题材、特殊构思的诗作,道尽了那个扭曲的时代造成被扭曲的人的尊严和不甘屈辱的心态,充分展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苦闷、愤懑与无奈。由此可见,二十年折腾,十年磨难,在诗人心灵上留下多么深的伤痛和疤痕,至高无上的“万物之灵”,一夜之间竟成了黑猩猩们的“兄弟”!
  回归后的杨琦,积极响应重庆诗人发起的微型诗活动,一度热衷于1~3行微型小诗的探索与实践,先后创作二百多首微型诗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像“模糊了视线/模糊了记忆/模糊了美与丑”(《雾》),像“尼采的预言破产了/上帝并未死去/他还在人间显灵”,“我曾经随波逐流,浮浮沉沉/我总还保留了一点往日的深情/这才使我学不会犹大的行径”,“昨天,我找到了不是我要寻找的/今天,我失去了早该失去的”,“一半是纳西,一半是哈巴/我,一个旧秩序的叛逆者/高唱着一支永不屈服之歌”(以上均见《微型抒情诗草.黄昏之献》),倘若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没有坎坷曲折的生活阅历,没有对真善美的崇高追求和对缪斯女神由衷的热爱,是无法写出如此沉甸甸、令人咀嚼回味和思考的篇什。
  “我写诗,都是有感而发,即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也就是所谓的‘托物咏志’、‘借景抒情’。诗,是我的情感思维的载体。我写诗,从不考虑是否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我从不无病呻吟矫情造作,我提倡人格与诗品的统一,真实情绪与抒发对象的契合。我反对口号标语式的空喊嚎叫,我厌弃背离良知与人性的赝品,在风格与形式上不拘一格。”这是诗人对自已诗歌创作的一段剖析、回顾与总结,是比较恳挚和符合实际的,值得读者和评论家们关照与参考。杨琦今年已八十有五,除继续担任《诗之国》、《凤翥》诗刊的顾问外,仍旧笔耕不辍,时有新作发表问世,真乃“人生不老诗不老”。
  类似杨琦先生创作经历和现象的诗人不少,我所接触与认识的就有田野、艾砂、穆仁、舒塞、白莎、李一痕、马瑞麟、罗铁鹰、包白痕、陈道谟、黄稼、青江等,这是一些不应该被人遗忘的名字,他们理应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留下一笔。

注释
  本文原标题为:“说说诗人杨琦”。

我同杨琦夫妇俩合影/大慈寺/锦江区/雷强 摄
待送走流沙河后,杨琦夫妇俩合影
地点:文博茶园·大慈寺·锦江区·成都
时间2002-9-10 12:44:28
摄影雷强
纪实
  1. 2002-9-10日(上):相识文人流沙河
  2. 2002-9-3日:大慈寺相识杨琦
相关标签姓|属|纳西族|音乐理论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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