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仁安出生在四川汉源县富林和尚寺，少儿时读过几年私塾，但生性喜打爱斗，惹事生非，辍学后便游闲于社会学拳术，练武功。当时哥老会风行，羊仁安挤身于哥老会，由于敢于玩命，武术也好，很快升为舵把子，成为当时青年人中的风云人物。不久，羊仁安因打抱不平，在械斗中伤人性命，被官府通缉。他四处躲避，在一次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破墙越窗，仓惶中竟窜入一店主的闺女绣房，店主女儿正一人静坐绣花，沉着地将羊藏于旧式深边大花床内，追兵几次入房都未发觉。羊仁安脱险又升官后，为报救命之恩娶此女为妻，妻遂改名羊本玉，人称二太太，即羊二娘。羊仁安后因时局的变化，广拉队伍，组织武装，大难不死后竟很快发迹起来。辛亥革命时，清廷垮台，驻防西昌（原称建昌）的清朝统领马寿臣等率兵遁逃，路经富林，羊仁安不但不阻击，还亲自带所部乡勇，欢迎清兵入镇。马寿臣对羊的这一举动实感意外，在全国都众手齐拆清王朝殿堂时，竟有人敢逆潮流而动，所以对羊备加赞誉，遂取“仁安”一名号相赠，以“仁义安天下”相勉。清帝退位后，西南军阀四起，混战中，羊仁安官越升越高，这个出生草莽的地头蛇，所部为陈遐龄收编后历任川南边防屯垦司令部团长、第3混成旅旅长、川南边防屯垦司令。1932年12月辞职，重返绿林。

　　1930年代，羊仁安周旋于蒋介石中央政权势力派与刘文辉西康地方势力派中间，各方曲意逢迎，成为汉源县一带的首霸。羊仁安仅名媒正取的妻妾就有四个，除原配肖氏外，还有前面说到的羊二娘；三老婆王俊英，年幼时聪明伶俐，家贫寒，沿街叫卖油条被羊仁安路遇，羊为王的姿色所倾倒，纳为妾；四老婆唐锦英，是由川剧演员曼丽在成都给羊仁安介绍的一位姨太太，唐系成都北郊一农家女，年方21岁，而羊仁安时年已71岁，起初唐的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女婿”，后因羊仁安威逼利诱，以羊在成都购买40石租的田产作代价，唐母方许。年龄相差整半百的老叟少女艳事，曾传奇闻一时。
　　临解放前，羊仁安即带这位如花似玉般的娇妾居住在成都青石桥南街“羊公馆”内，他根据自己多年混迹于政治场合的经验，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他从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败退广州，继而再失上海等地中，推测着国民党军的失败已是在劫难逃。1949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歼灭了胡宗南的主力，解放了大西北地区，宣布“经过第三年度作战，共歼敌305万，全军总数增至400万以上”，这消息对在成都的羊仁安产生了很大震动。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等率部在长沙起义。消息传到成都，正忙着寻谋出路，观风察向的羊仁安，无不感到投靠共产党也是一个办法，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和闻名全国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曾有过一段旧情。
　　1909年，时年23岁的朱德步行去昆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途经川边第三混成旅的金沙江一线防地，被当壮丁抓了起来。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附体育学堂的朱德，与滥兵发生争执。朱德善辩的口才和出众的武艺，使站在旁边的该旅旅长羊仁安惊奇不已。出于惜才，他给朱德松绑，在交谈中得知朱德的宏伟大志后，赠路资和马匹送朱德上路。朱德后来找到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曾有书信给羊仁安，对羊过去的帮助表示感谢。所以，羊仁安在临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之际，也便想起了与朱德的这段旧情；“朱德与我有旧，国民党上层人物同我也有来往”。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隔墙有耳，这话同被国民党特务和中共地下党员听去了。
　　羊仁安说这话半个月后，即8月中下旬，一天下午羊公馆门外走进一个手持书信的儿童，这隔壁邻居的小孩说是一个高高个子的年轻人让送进来的，信封上只有收信人姓名“羊仁安先生收”几个字。诧异中，羊仁安急忙打开信，几行俊秀有力的毛笔小楷字映入眼帘，内容是：“希羊先生设法去香港，搭海船北上，欢迎前来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署名是“朱玉阶”，这是朱德的字号。大吃一惊的羊仁安慌忙把信抱在胸口，他绝不相信在这国民党政权还貌似强大的成都，会传来朱德的信。他惊疑不定地向亲信说，这肯定是宿敌，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边务处长安顺场人赖执中设的圈套，因为与朱德的这段旧情，只有后来变成仇敌的赖执中知道得最清楚。羊仁安让家丁严守大门，防止有人陷害。第二天，心神不安的羊正在公馆中吸大烟，花枝招展的小妾唐锦英扭着屁股走了进来，一封信从她手中飞到了羊仁安的面前。他一看信封上那与昨日一模一样的字体，不由惊得“啊”了一声，拆信一看，内容与昨日的一样。唐锦英说这封信也是由一个邻居家的小孩受人指使送来的。羊仁安将两封信放在一起，比来比去，他最后的结论是，中共在成都一定有秘密潜伏人员，第一封信的确是出自朱德本人之手，第二封信则是描摹的。但是，出于人身安全等各种考虑，羊仁安犹豫不决。
　　时仅隔一日，羊仁安的一位老相识，时任国民党中委的人登门拜访，此人当然大讲反共之词，说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的，不讲人情，并别有用心地指着大烟灯和唐锦英说：“这两样东西，在共产党那边可是犯禁的哟，羊老兄也一定知道。”说话到此，羊仁安心中已明白，来人是为“朱德的信”而来，知国民党特务已经盯上了自己，北上是不可能了。他思来想去，不愿意失掉眼前的“两样东西”，更不愿丢掉性命，便向来人告知了一切。这位中委最后向羊仁安通知说：“奉胡宗南长官电，他很钦佩你，并有心在西昌一带你的地盘上干番事业，特邀请你去汉中垂询一切。”胡宗南有如此盛情，这很使羊仁安感到有点意外，他与胡往日虽相识，但并无过深交情。羊仁安犹豫不决，去不去汉中呢？顾虑重重的他，此时担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朱德的信中所嘱北上事，二是川康将领对他若是去了汉中准会骂他吃里扒外。但胡宗南高悬起的给他一方“霸主”并组织装备军队的钓饵，实在太诱人了。羊仁安初步决定脚踩多只船，船儿开动再收脚，先去汉中把胡宗南的武器弹药哄到手，只要有人有枪，他把这股势力投向何方，谁都不会小瞧他。
　　8月20日，羊仁安避开一切耳目，携带着外侄罗荣和秘书袁子俊秘密乘专机到了汉中。胡宗南亲率多人迎候在舷梯旁，气氛非常热烈。胡宗南把羊仁安视为上宾，备加关照，安排羊检阅部队，这位操袍哥出身的地头蛇，从未见过如此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军容严整的部队，不免对国民党军队又抱起幻想。胡宗南设的圈套，羊仁安是个个都没有跑脱。胡宗南恭敬地说：“仁安兄，今后川康的事情，还要赖你多多帮助，西昌大陆根据地的事，更要拜托你了。”羊仁安痛快地回答：“胡长官，绝对没问题。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说，在西昌那边，我说话还算数。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去办。”羊仁安的本意是想让胡宗南给一些武器装备，由自己发展队伍，作为资本，以便见风使舵，走自己该走的路。没想到胡宗南让他来汉中是给他封官加爵，把他拉入胡的战袍下。在当年汉高祖拜韩信为大将的拜将坛上，胡宗南当面委羊仁安为新十一军军长，带五个师的兵力，回四川控制成都以南雅安到西昌一带地区。
　　若在过去，羊仁安对胡宗南的这个许诺肯定是求之不得，但在如今形势紧迫的情况下，他不能不有所考虑。最使羊仁安担心的是，行伍自古分派系，西南军阀更是自成系统，他若是接受了胡宗南的拜将，那川康将领定难同意。万一发生冲突，自己又怎么与他们抗衡，汉中的胡宗南现在还管不到川康去。若是那样，他才是自找苦吃。但当着胡宗南的面，羊仁安又不好推辞，万一胡顿时翻脸不认人，把他扣留在汉中，这眼前亏也是吃不得的。诡计多端的羊仁安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也表示愿意接受“军长”一职，最后与胡宗南反复磋商，达成如下协议：（一）委任羊仁安军长一职，暂不公开，以免羊回成都被川康将领加害，待羊回到富林自己的地盘上后再视情发表。（二）羊仁安正式就任军长一职后，胡宗南由在川部队中划出一个师给羊部，作为发展其它四个师的基本队伍。（三）拨给四个师的武器装备。对胡宗南如此痛快的答复，羊仁安感激涕零。为了表示投之以桃，报之于李，他诡秘地透露一条消息给胡宗南说：“你知道我这次由富林到成都那么急忙是干什么？我是护送了一个不寻常的人物，此人便是李宗仁代总统的五弟李宗藩。”胡宗南有点不以为然，羊仁安继续卖着关子说：“你以为他是来富林游山玩水的，错了，他是以代总统特使的身份来的，随员有华中剿总中将参军江余生及秘书邓自立夫妇。他们是由刘文辉派兵从雅安护送到富林的，刘并托再派兵护送到泸沽邓德亮那里。我略施小计，才从女秘书那里得知，他们此行原来是到泸沽索取李宗仁在年初竞选总统时，邓德亮在南京面许助选的1000两黄金。”直到羊仁安说出这个“1000两”胡宗南才总算知道这条消息的价值，羊仁安还在说：“黄金是取到了，也不知邓家得到了什么好处。殊不知，黄金难过麂子岗，连李宗藩都被土匪截住了，结果是李代总统亲自给我打电报，托我帮忙，我才护送这位五老弟到了成都。”这条消息，胡宗南当天就密报给了蒋介石，也就成了不久后蒋介石公开攻击李宗仁的“隐私”炮弹。透露这条消息的羊仁安在胡面前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既套了近乎，也说明他在富林一带说一不二的威风，使早就有意在西昌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胡宗南，对霸首羊仁安也就更加重视。
　　羊仁安在胡宗南的盛情款待下，变的百依百顺了，转而信而不疑胡所说的话：国民党军还没有失败到全军彻底覆没的地步，依靠西南一地和台湾，定能反攻复国。羊仁安在“党国元老”“党国柱石”的一片吹捧声中，飘飘然回到了成都。他自以为汉中之行很秘密，但当他回到成都后，方知川康许多军政要人均都知晓，而且知道得又是那么详细，这使羊仁安非常纳闷。直到几天后，报纸上突然公开发布他为胡宗南部新十一军军长，他才明白胡宗南已使“先斩后奏”之法在步步紧逼。
　　川康军政要人对羊仁安的偷偷摸摸汉中之行非常震怒，羊仁安的往日老友黄敬恒，黄慕颜等也纷纷指责他愧对川康父老乡亲。刘文辉则更是火冒三丈，把羊仁安叫到跟前，极尽责备，羊辩解说：“我原是想到胡宗南那里弄一点枪弹到手，带回来看看火色，谁知肉没吃成，反惹一身臊。”刘文辉为了拉住羊仁安不致跑得太远，当即以西康省主席的名义，委羊仁安为“宁雅边区汉彝民团总司令”，令其“捍卫乡土，保境安民”，并派西康省保安司令部科长饶代华到富林任主任秘书，实时监视羊仁安的活动。
　　抱定不吃眼前亏的羊仁安，只好把胡宗南交代所组新十一军的事暂时放一放，应急办理刘文辉所严令就职汉彝民团总司令一事，假意筹组司令部：任命九襄的曹伯伦为副总司令；原任第二十四军营长，时任汉源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曹裕如为参谋长；饶代华为秘书长；罗席源，周洪刚任副官长；罗席翰任军需处长。司令部下设4个总队，以羊炯明，罗席翰，曹迪光，刘宇庄分任总队长。总队外又设一个特务营，由羊德清任营长。不过，“宁雅边区汉彝民团司令部”的架子虽然搭起，连牌子也制好写出了，但羊仁安心中却另有打算，他迟迟不举行就职典礼。刘文辉多次催促他速回富林，宣布就职，而羊仁安总是推托待成都的事办的差不多了就走。他今天进茶馆唱川剧，明日到北郊面见比自己还小30余岁的岳父，岳母，从不提回富林就职一事，却四处游说道：“我在陕西看到胡宗南的部队，全是美式装备，士气旺盛，力量雄厚，胡长官有办法，国民党垮不了”。原来，羊仁安在历史即将发生巨变的交叉点上，选择了胡宗南给他指出的路。“霸首之梦”使他再也没有睡醒。
　　羊仁安自恃有胡宗南作靠山，在成都甚是招摇，羊公馆竟也一时“高朋”满座。人群中有一双目失明老者，由人牵扶着，也歪歪斜斜来到这里，此人便是四川老军阀，辛亥革命保路运动中的军政府都督尹昌衡，他也因慑于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来找刚由汉中回来自称很有办法的羊仁安，商量退路问题。10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入川中。几日前还大吹大擂的羊仁安变的神情紧张，他与尹昌衡等人推测到，成都是平原之地，无险可守，很快就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还是趁早离开找一个较安全的地方躲避。羊仁安于是决定返回汉源富林镇，尹昌衡一家6口人也一同随行。
　　汉源地名，取自于“汉水水源”含义，古汉水（今名流沙河）源出自该县西北飞越山，公元605年，故将此地命名为汉源。这里地形构造复杂，1930年代，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在这里考察后，将这一带的岩石取名为“富林杂岩”；这里又是我国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之一，素有“富林文化”之称。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独特的人文地理，使人为之注目。在临解放时，更由于此地正处西昌胡宗南国民党军残部和雅安的刘文辉起义军及解放区之间，所以这缓冲地带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解放前汉源县城址在清溪，这里是扼进出雅康宁三属之地的咽喉要道，虽土瘠民贫，远不如本县城镇富林，九襄富庶，但这里特殊的军事地理价值，使此地从隋朝起作为州，郡，县治长达1379年之久。但在国民党政权时期，党，政，军机构却并不只驻于清溪县城一地，这里仅驻有县一级的行政公署。而国民党县党部则设在以南14公里的九襄镇，其它一些不属县辖的驻县单位，则又设在距九襄镇以南25公里的富林镇（今汉源县城）。由此县治的混乱局面，可见这里的社会治理也异常难办，更由于霸首羊仁安的飞扬跋扈，新任县长杜国清面对危局真是一筹莫展。
　　羊仁安回汉源后，即大摆威风，抵清溪时，杜县长怎敢有半点怠慢。以酒席接之，又以酒席，重礼送之；抵九襄时，羊为了大摆排场，先一步回富林，组织地方士绅迎接尹昌衡，并让时驻军九襄的刘文辉部骑兵团第四○七团团长张永锡组织士兵官佐参加迎接行列。张永锡虽知尹昌衡既不是现职要员，又没有接到上司的指示，但慑于羊仁安地头蛇之威，不得不派出尉级军官和士兵届时前往列队恭迎。由此可见羊仁安在汉源的威风是不亚于县长，团长的，“霸首”之名并不是吹牛。羊仁安回到富林镇后，镇长羊茂盛也是百般逢迎，并将尹昌衡接到安乐鹤悟家中，住了10多天，待为座上宾。羊仁安特为尹昌衡在其公馆左侧安排了住所，两人都喜欢座唱川剧“玩友”，有时在公馆中唱，有时也到街上茶馆中参与座唱。羊仁安这时考虑第一位的问题，即有国民党政权在，他就会有钱，就会有官。当务之急是保钱升官，不管是来自何方的官衔，羊仁安打定主意：暂且都收下。胡宗南的新十一军军长一职，他要；刘文辉西康省政府委以“宁雅边区汉彝民团总司令”一职，他也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要组织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他也要钻营托人搞个一官半职，并派外侄罗席翰赴成都参加训练。
　　转眼间，进入12月13日，刘文辉起义的消息传到了汉源。驻军第四○七团接第二十四军军部，省主席刘文辉电示：西康军政起义，所属部队，立即行动，响应起义。汉源县长接此电令后，于次日在县政府礼堂召集各科室和在县城机关单位负责人开会，宣读起义通电，宣布汉源县从即日起响应起义。继又电令县属各单位，乡镇，学校停止执行国民党颁布的一切政策，法令，保管好物资，维持好秩序，迎接解放，听候接管。汉源县顿时从乡到镇，欢声雷动。当即拆去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挂像，涂抹铲除街头巷尾的反动标语。驻县城的省属保安第四大队，全部奉命开赴雅安响应起义。
　　驻富林镇的刘文辉部张匡时营接起义通电后，立刻将营部院中画在墙壁上的国民党党徽涂掉，全体官兵摘下帽徽，整队上街游行，沿街张贴标语，欢呼起义。街头上喧闹的鞭炮声传入羊公馆，眼瞎耳不聋的尹昌衡停止了他那如破锣般的清唱，问羊仁安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正当羊、尹二人侧耳细听时，张匡时营长进来了，简单明了地说明第二十四军已起义后，把刘文辉给羊仁安的专电递了过去。据张匡时营长回忆，这封信的大意是：“本军自12月9日起义，亦望你真诚响应起义，否则有杀身灭门之祸”等语。羊仁安看完这封信时，显得非常地痛苦。张匡时问：“司令官，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羊仁安皱着眉头说：“当然响应起义，有啥，张来张百姓，李来李百姓，刘文辉何必在后面说那两句话。”
　　善于见风使舵的羊仁安见富林控制于起义军手下，也就暂时收敛言行，表示拥护起义，伺机再动。12月22日，起义军侦悉由川西溃逃出的国民党黄埔军校学生，国防部部分人员，及由川东溃逃而来的宋希濂残部，正沿乐（山）西（昌）公路向西昌逃窜，团长张永锡令驻富林的张匡时营赶往富林镇以东乐西公路要隘皇木厂防堵。当晚，该营驰抵目的地，并派出侦察和警戒。该股敌人在此时已过天险蓑衣岭，到了距皇木厂以东仅7公里的冷竹坪（今永利）。在得知前有起义军拦截后，即派人与当地土司岭光电见面，再托人找张匡时疏通，让该部通过汉源境地去西昌，当即遭到张的拒绝并劝他们就地起义。几小时后，这股近千人的敌人采取强行过境手段，组织敢死队，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轮番向起义军阵地发动进攻。起义军据险顽强抗击，战斗打得异常艰苦激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又是在作拼死挣扎，起义军伤亡甚重，被迫向后撤退，最后一直退过富林，撤到了九襄，乐西公路被这股敌人打通。时在富林镇的羊仁安喜上眉梢，他在随起义军退出一公里后，又偷偷脱离部队返回富林，亲自接该股敌人的指挥官“潘副主任”等到羊公馆作客。这股敌人在接胡宗南电令其速赶到西昌的指示后，于两天后离开富林镇南去。羊仁安由于没有得到胡宗南的允许，不敢私自去西昌，也就暂时隐匿于富林。
　　敌退去后，起义军张永锡团长率张匡时营又返回富林驻防，再次封锁乐西公路。羊仁安又把起义军奉为座上客，伍培英率部由西昌突围出来后，27日抵达富林镇，羊仁安亲率富林士绅数十人，乘马到镇外葫芦岩迎接，邀伍入羊公馆下榻，极尽慰问。伍培英在离开富林时，令“屯垦”团第二营副营长刘琪光等人留在富林，暗中监视羊仁安的动向，并要刘等人利用与羊仁安的孙子羊德清学校干训班同学的关系作掩护，把这里作为起义军的联络点，把4挺三十节式重机枪留给刘琪光，偷放在羊德清卧室的天花板上，以备日后取用。非常机警的羊仁安已察觉起义军对他并不放心，也就处处表现自己倾向革命，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了起来。
　　却说胡宗南在由川北败退至成都时，曾为组建新十一军之事，亲往青石桥羊公馆去找过羊仁安，而这时羊已返回富林。胡宗南建立西昌根据地心切，一方面急派人前往富林找羊仁安联系落实此事。一方面亲自在成都物色凉山地区的知名人士，胡找到了罗席翰和岭光电。罗，岭二人无以应命，却也不好再推脱，只好去找尹昌衡的儿子尹绍援，知其正筹组部队。尹绍援系黄埔军校洛阳分校高教班学员，正受到逃来成都的一些国民党军官、同学的推荐，出面收拢部队。由于其父尹昌衡的牌子，他竟也很快拉起了近千人的零散队伍，本想投靠大特务徐中齐，不料徐提前逃命了。尹绍援在苦于无处投靠之时，恰好闻知胡宗南在为羊仁安招兵买马，而其父现又正投靠羊仁安，便欣然答应了胡宗南的这一要求，在成都先代羊仁安组建司令部。新十一军司令部筹备处设在成都市内王家坝街，由尹绍援和岭光电负全责。
　　此时已是12月中旬，蒋介石都逃台湾去了。新十一军由尹绍援任副军长，王维凯任参谋长，下设5个师：第一师师长由羊仁安兼任，在富林组建，由罗席翰立即返回富林通知并协助羊仁安筹组；第二师师长由尹绍援兼任，在成都组建，也即是尹准备交给徐中齐的全部人马；第三师师长由威远县国大代表罗秉衡担任，在威远、荣县组建；第四师师长由岭光电担任，在凉山彝区组建；第五师师长由盐边土司诸葛世槐担任，在盐边、盐源地区建立；到了12月下旬，川西战局巨变，其参谋长王维凯率部宣布起义，新十一军在成都的招牌也就摔在了庆祝解放的人群万人脚下，而此时返回富林复命的罗席翰还在途中奔波。罗返回富林后，羊仁安方知自己已被举为“军长”，成为世人已知的公开事实，喜形于色，但因慑于刘文辉的监督控制，也不敢公开以新十一军军长的招牌妄动。
　　刘文辉在通电起义后，考虑到羊仁安年事已高，在接防川康边以来还没有正式公开闹过矛盾，近时也没有反对解放军进军的举动，便决定值此关键时刻，拉羊一把，免入歧途。但多次发电和警告，羊仁安只阳奉阴违地声称：“既然都是西康省的人，当然响应起义。”但羊仁安在一有风吹草动的情况下，便一切都露了馅。几天后，又有几十个国民党溃兵经过此地向西昌逃窜。起义军与羊仁安商量，待这些人抵富林后，由羊出面接待，这时藏匿于公馆厢房中的起义军相机解除这股敌人的武装，并答应其缴获战利品全归羊仁安。不料羊在席间却故意透露风声，暗示公馆内已有埋伏。众溃兵非常警觉地操起了武器，酒足饭饱后，在羊仁安的相送下，走出公馆。起义军怕混战中伤了夹在溃兵中的羊仁安，只好作罢。羊却装憨说：“那么几条烂枪，我还瞧不起呢！免得血迹脏污了我的公馆。”
　　到了1950年1月上中旬，拉锯中的富林形势已发展到关键时刻。随着国民党军第三三五师王伯骅残部的到来，羊仁安也就逐渐露出真面目了。由此西昌之战的外围防线争夺战，也即先从这北线入西昌腹地大门富林一带展开。国民党第三三五师，成立编组于1949年7月1日汉中，即羊仁安去见胡宗南的前夕。羊在胡的陪同下，曾到该师视察，所以这个师的主官，羊仁安都很熟悉，加之胡宗南对该师下一步将先移入西昌有重要打算，故羊仁安对第三三五师也特别关注，猜测这个师将来可能就是胡宗南答应他组建新十一军时作为基本力量的那个师。第三三五师由汉中入川后，驻防乐山，接收新兵，补充整训。摊子还没全部铺开，解放大军即已逼近乐山。与解放军激战数日，伤亡甚重，撤退至沙湾以南、大渡河西岸的葫芦圩。
　　师长周学文见大势已去，决定临阵起义，先借口师部电台不敷应用之名，将各团部电台勒令收缴，扣发军用地图，并作了起义前的相应兵力部署。这异常情况引起了团长王伯骅的警觉，他多次打电话询问，并亲自到师部探明情况，在知道师长已经决定起义后，不禁失声大哭。师长劝说道：“伯骅，你脚踏实地、苦干硬干的精神，可嘉！但尽忠党国，应至此为止，国民党对不起我们，今天浴血苦战，无衣无食，如为其牺牲，有谁知之！有谁谅之！现为全体官兵寻谋生存，只有此法”！“师长是我的老长官，我以师长的意志，个人毫无意见”王伯骅边哭边说。“既然没有意见，为什么要痛哭？”王道：“我们受党国培植二十多年，今另谋出路，乃变节行为！重要关头，如要无动于衷，简直是没有心肝”。“你的忠义，使人钦佩，此举实在出于不得已，既然你已同意，就回团整理部队起义吧，带上这40两黄金作为起义应急用。”师长捏着王伯骅的手告别，传令队长将王送出师部驻地，因王刚才进来时已不准带任何警卫人员。
　　王伯骅返回团部途中，立刻命令该团二营向师部放出警戒，通知该团各营长、连长速到团部开会。泪水洗面的王伯骅站在部属面前，大声问道：“各位全是国民党员，不少弟兄出生入死，抗战中卖命出力，入党之誓词还记得吗？”“记得！”“今天党国已到了危亡的的时候，我们都受党国多年的培植，身为党国干部，应当怎么办？”“拼到底！”“有人主张叫我们投降，是否能背叛党国？”“死也不投降！”有些死硬分子大呼。王伯骅突然放声大恸，再也说不下去了，他跪倒在地上，向众人叩头，与会者顿时也一起号啕大哭，相列跪拜，王伯骅即将师部决定起义的消息告知与会者，可想而知，如此场合下经他刚才那么一场煽动，众营长、连长一致表示反对起义，要求当即率兵攻打师部。王伯骅假充仁义地说：“我不忍趁此机会搞极端，不知者必谓我犯上作乱，我不愿意冒犯上之名，惟有各行其志。胡长官曾明令我部下一步的重点防地在西昌，我们还是赶快到那里去吧。”
　　次日，王伯骅即率该团脱离第三三五师，沿大渡河向西昌方向逃去。在逃窜途中，其第一连和团直属连全部被歼。至东篁店与乐山专员陈荣寿的保安团相遇合伙；又巧遇国民党保密局特工人员携电台潜行，迫其入伙任本部通讯联络；后又收容宋希濂部逃散官兵200余人。这支杂乱队伍到12月30日逃至金口河时，已有残兵败将2000余人，但武器装备却因逃命要紧，也掉的差不多了。于是，王伯骅乃想方设法收集武器充实部队。1950年1月3日，王伯骅率部逃到了即将进入汉源境地的寿平山，传令地方：凡截劫国军之械弹，自动送交乡公所者，以记名方式，既往不究；如隐匿不缴，以叛逆论罪。山里人怎敢得罪这位杀人杀红了眼的王伯骅，连忙将刚拣得的枪械上交。因此，王部共得马克沁重机枪7挺，轻机枪20余挺，卡宾枪30余支，步枪300余支，收发报机10余部。王伯骅不禁大喜，决心依此精良装备与解放军死战。在寿平山稍事休整后，即决定翻越天险蓑衣岭，进入西昌腹地。蓑衣岭，山顶终年积雪不化，时又值隆冬季节，许多士兵皆畏惧不愿前行。王伯骅则下了死命令：去者若死，不去者在此就死！并佯称解放军已经到了30多公里外的金口河。令部队当夜出发，天亮时进入雾区。由于天气太冷，仓惶逃窜中也不可能有什么准备，翻过山后，被冻坏手足者竟多达200余人。这支残部就此成为西昌之战中防堵北线大门的一支主力军。
　　1950年1月4日，翻过蓑衣岭的王伯骅残部进犯至12天前张匡时营阻击国民党军逃敌的皇木厂。当晚，王伯骅与羊仁安接上了联系，王请羊立即转告富林的起义驻军：如不迅速让出富林镇，则即遵胡长官命令，以武力攻取。并言，若地方上战火难免，羊公馆也势必在劫难逃，意在促羊仁安尽快周旋，迫起义军退出富林。羊与王伯骅在汉中虽有一面之交，但此时非第三三五师全师之名义出现，心中也多存疑忌，乃决定等摸清虚实后再从长议事，遂派出随身副官、参谋共3人，带信策马先前去接应，暗示富林的问题在于起义军，只要把起义军赶走，一切事情都好办，并明言让王伯骅去找镇长羊茂盛摊牌。
　　5日晨，王伯骅在接羊仁安密信后，即于皇木厂北端整队出发，当晚宿营，距富林镇仅30公里。次日，王部向西进犯，行至马嘶山一带，遭到驻守白岩岗起义军的拦截。王伯骅速让其部散开，布置队形准备展开强攻。时受起义军委托前来劝告的县参议长、九襄士绅曹伯伦，突带几名随员赶至。曹伯伦先作自我介绍后说：“钧座孤军奋斗，不屈不挠，忠肝义胆，人神钦仰。但大势已去，数百万大军，次第瓦解。欲以数千之众，扭转大局，殊不可能。不但志不能伸，生存亦不可能。应思求自全之策，待机徐图。今攻富林，刘军据守天险，必不能克，徒糜烂地方，于事无补，不如适应环境，效仿刘文辉主席。”王伯骅极不耐烦地听到此，知曹等来意是劝降，双手按在手枪柄上，喝斥道：“不要罗嗦了，你是不是来劝降的？”“不！不！是请你起义。张永锡团长说，请你随便讲条件，只要宣布起义。”“呸！你也不问问老子是从哪一路来的。老子要先砍你的头，再杀张永锡、伍培英、刘文辉，以消胸中积愤。”王伯骅破口大骂，遂令警卫将曹伯伦等人捆绑起押入附近民房，转身说道：“等老子攻下白岩岗，占了富林，才来找你算帐。”带着部队向起义军阵地冲去。双方迅速展开激烈战斗，弹如雨下，炮火笼罩了半边天空。王伯骅将残部分成左、中、右三路，各有分成前、中、后3个梯队，轮番向起义军阵地发起进攻，几十挺轻重机枪喷着火舌作掩护。起义军则依靠白岩河天然屏障，占据有利地形对敌进行阻击，尤其是针对敌部署成9个方阵轮番进攻的阵势，对准敌群用迫击炮猛烈轰击，奏效甚巨。王伯骅没有想到起义军会有迫击炮，更没有想到命中率会这么高，惊呼：还说二十四军是烂队伍，可是炮还打得很准咧！便再也不敢用集群轮番进攻。
　　6日这天，战斗打了一整天，双方互有伤亡，胜负难见分晓。王伯骅残部武器虽好，但由于无后方供给，几千溃兵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弹药也快消耗殆尽；急得王伯骅决定采取谈判的方法，先通过这个关口再说，便派人向对面大喊：“只要让开道路，让我们过去，保证井水不犯河水。”起义军阵地上则传来话说：“让你们过去可以，但条件是，在汉源境内，所有官兵必须摘掉国民党帽徽才能过境。”看来双方临阵直接谈判不成了，7日这天，双方又时急时缓地打了起来。王伯骅却坐不住了，他知道再这样对峙下去，一旦弹药耗尽，起义军出阵反击，那必是全线溃败无疑。为此，他急忙作了3手准备：一是派出迂回部队，绕道干海子，经炒米岗包抄富林镇起义军后方；二是由他亲自出面再次进行谈判，要起义军让出通往西昌之路，根据地方士绅恐惧战火殃及家园和护财心理，决定由被关禁的曹伯伦出面作说项人。王想起羊任安密信中所说可以找富林镇长羊茂盛之语，其含意大概就在于此；三是正面攻击部队作好破釜沉舟的总进攻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就立即开展全线拼死进攻。
　　时富林镇长羊茂盛正在距此地很近的鹤悟老家，王伯骅部下苦于饿饭，已到该处饱餐了数次。羊茂盛为了本地区不起战火，也正四处说情，乞求双方停战，并请王伯骅来此就餐。而王在7日忙于战事，更不愿听言和，也就坚决推辞不来，直至黄昏决意谈判时，才在羊茂盛偕其子羊德凤再次邀请下，半推半就来到羊茂盛家。王伯骅进屋不免一惊：他的部属及办公人员均在座，刚放出的曹伯伦还坐在显眼位置，紧挨他的座位。王伯骅见此情景，一言未语，坐下便狼吞虎咽吃了几口热菜，准备吃饱喝足，看曹伯伦等人先怎么说后，再提谈判的事。大家也就相互寒暄之后开始吃饭。曹伯伦见王伯骅只顾大口嚼咬，并不准备发言，便先说道：“我说王团长啊！只手难挽狂澜，大局所趋，无法挽转，识时务者为俊杰，应随机应变哟，我也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为适应环境，不得不如此！”正在吃饭的王伯骅，闻此言，顿时脸上青筋暴起，忽将满口饭菜向曹喷吐去，起而斥骂道：“呸！你以投机叛变为识时务、为俊杰！我不知古圣先贤所垂训之忠义贞节作何解释？你这种作法有辱党国，而竟以老党员之姿，矜示于人，呸！呸！不要脸！”骂声未绝，羊茂盛等人急忙走上劝说，把曹伯伦先拉了出去。曹在门口返转身有指着王伯骅说：“你根本没理解我的好意，我是怕你攻不克，吃大亏，措词虽有不当，完全是善意。”这时，王伯骅已由餐桌走到门口说：“用不着你担心，我今天攻不克，明天攻，明天攻不克有后天，最后都攻不克，我就自杀！”王拍着曹的肩头，似是嘻笑却又似真地接着说：“你既然很同情我，我很受感动，我自杀时一定不会忘记让你陪着我。”说完，挥手示意哄曹出了房门。
　　脸色十分难看的王伯骅回到餐桌旁，忽听内室传出啼泣，“谁在里面哭？”王伯骅问道。“是民初时原四川都督尹昌衡先生携家眷逃难住此，因感触啼泣。”羊茂盛似有准备地回答说。很感惊异的王伯骅说道：“我童年曾闻尹昌衡之名，不料此人尚还在人世，邂逅于此，还是见一见的好。”遂在羊茂盛引示下，走入内室。王伯骅给尹昌衡行了三鞠躬礼，表示敬重之情。尹昌衡让王走到跟前，握着王的手，哽咽着有气无力地说：“你在外面所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不愧为硬汉、英雄，有你这样的胆略和勇气，不愁白岩岗攻不下来。你这凛然大义，人神敬仰，老天爷自然会保佑你，一时挫折，不足为惧。”尹昌衡用手一面抚摸着王的头和背，一面又唠叨着：“我是瞎子，看不见，以手代替眼睛，让我看看你这位忠义汉子是个什么模样。”王伯骅很受感动，当即又请尹的一家入室相见。说到刚才的事后，尹昌衡向王伯骅劝解道：“你不要加害于曹老，你没听出他话中有话，这事倒有点奇怪，可再召他来问一问。”曹伯伦进门作了个揖，见此时仅有王伯骅、羊茂盛及尹昌衡夫妇等人，便诡秘地小声说：“我此来是迫不得已，被逼而来，同来两者是监视我的人员，我不得不照他们预定的话来说。”王伯骅不仅为之愕然，连连向曹陪罪，并问当前克敌之法。曹伯伦进言说：“当前起义军这两个营，10多年来未出川康一步，毫无战斗经验，不足为虑，他们现在也已到了实在再难顶住的地步，你军若再加把油，准保攻克。现在所虑的是援军，如不速战速决，旷延时久，后果将不堪设想。”王伯骅闻言当即返回部队，连夜组织配备兵力。次日凌晨再战，白岩岗起义军不支，被迫撤退。
　　1950年1月8日，王伯骅残部占据了富林镇，原坚守白岩岗的起义军张匡时营退守富林镇北18公里处的唐家坝，防敌再北犯九襄和县城清溪。汉源县府在县长杜国清的领导下，多方想办法筹措物资和人力，支援前线阻敌，维持地方秩序。此后不久，起义军鉴于多方面的因素，决定再后撤一步，把富林至清溪一带变成游击区，诱敌深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县长杜国清也决定：一、县府和各单位的档案公物逐一清点封存。原二十四军设在清溪的武器库，交城区镇长兼县自卫中队长蔡连云看管；二、凡能撤走的公务人员，原则上都撤走。但因钱粮拮据，不能维持全部人员撤走后的开支，又改变为，籍隶汉源和有家眷拖累的外籍人员，留下不撤，回家隐蔽；三、县法院和军法室，释放在押全部人犯。所撤退人员，在杜国清县长、秘书张子清、地方法院院长张烈、检察官陈敦泮和部分公务人员的分头带领下，撤过大相岭。汉源县城大撤退，留下了一座空城。
　　王伯骅占据富林后，并没有像他原来所说的仅是由此过路，而是在这里住下安营扎寨。不久，国民党第六十九军军长胡长青也率残部300余人逃到这里，富林镇成了胡宗南据守西昌的北线防御阵地桥头堡。羊仁安出于各种考虑，率100余人携武器潜到乡村美罗镇，留下其孙羊德清在富林与王伯骅、胡长青相联络。白岩岗一战，王伯骅残部弹药几乎消耗殆尽，侥幸占据富林镇后，王伯骅急电西昌，一是告“捷”，二是要胡宗南、贺国光速设法送弹药来，否则，一天也难坚持，难以摆脱起义军的拦截追击。邛海岸边的胡宗南接此电讯后，喜出望外，原正愁北大门没有人守，现在突然冒出个“虎将”王伯骅，再加本部有名的战将胡长青，又有羊仁安这地头蛇，固守大渡河防线大概是没有问题的。胡宗南急忙把沈策叫来，让其速去布置由台湾空运武器弹药至富林一事。同时，立即电令慰劳王伯骅、胡长青部，升王伯骅为第三三五师师长，胡长青为第七兵团司令，把羊仁安为新十一军军长的命令又重复公布了一次。胡宗南唯恐时在富林仅靠虚张声势、却枪中无弹的王伯骅部遭到起义军突袭，即电令王伯骅部速由大渡河北岸的富林镇撤到南岸的大树堡，好依靠大渡河天险据守，待武器弹药空运到后，再侍机向北进攻。由此可见，蒋介石、胡宗南的西昌反共基地范围，在北线即是以大渡河为天然屏障，企图“划河而治”。
　　王伯骅接电令后，当天就率部撤到大树堡，等待空援。富林镇留下羊德清团作守备，实是作炮灰，而羊德清竟也蒙在鼓里，连王部无弹药的消息，他也根本不知道。王伯骅是下了死命令，严密封锁这一消息，那些士兵身上鼓囊囊的子弹袋里面其实全是树枝木棍。起义军也一时为王伯骅的诡计所蒙骗，不攻反撤，在知王部撤离富林固守大树堡时，也没有悟出其中真相，失去了追击聚歼王伯骅残部的良机。王伯骅残部却在大树堡赢得了关键性的4天休整、静待空援时间。12日凌晨，邛海新村胡宗南发电至大树堡：9时空投！接令后，王伯骅残部在镇北端的一片河滩上，四角各燃起了一堆大火，衣衫褴缕的国民党士兵还在向火堆中投放着干柴，熊熊的火光直冲天际，卷着青烟飘荡在大渡河上空。空投场正中，用白布铺设的“富林王”3个大字，仰卧在河滩上，迎向天空。王伯骅趾高气扬地一会看看手表，一会望望天空。一队卫兵头戴钢盔，荷枪森严地侍立一边。在晨风吹动中，肚子挺得涨鼓鼓，一身戎装的王伯骅瞧着地下几个大字，得意地笑了。此时，台湾的记者若在，准会闪光灯频频，蒋介石要给他记一大功的。9时过，一架巨型运输机准时飞临大树堡上空。王伯骅喝令道：“把火烧得越大越好！”士兵们把准备的煤油向柴堆上倒去，顿时火焰翻腾，浓烟骤起。空中的飞机看准了目标，盘旋一周后，状如莲花的降落伞便从天而降，落入“富林王”空投场。这架漆着青天白日徽志的运输机先后盘旋投放19次，共32伞。据资料专载：计投黄金500两；银元3500元，另有顾祝同犒赏银元1500元；密电码本1封；地图4份；俄式枪弹16000发；七九型枪弹14000发；炮弹190发；A型电池14支，B型电池12支；药品20公斤；摩利时香烟2条。王伯骅得此补给后，士气大振，他把空投的物资尽数发了下去，以鼓军威，将500两黄金尽作“犒赏”，伤官每人发黄金2两，伤兵1两，未受伤士兵每人2钱。另外送随行的乐山专员陈荣寿10两，保密局电台人员共10两。剩5000银元，全作副食费发给部队使用。由此，王伯骅的威望也骤高，上至台湾蒋介石，下至汉源乡村僻野村民，都知道固守西昌北大门有员“虎将”，名王伯骅。
　　13日一天，空投的物资才发放完毕。14日，由胡宗南从西昌派出、彝务边防大队护送的武器弹药、慰劳品及现洋等装备物资也顺利运抵大树堡。王伯骅更是骄横狂妄，当即电请胡宗南批准，移师富林镇，正式打出大渡河北岸反共军旗号（半个月后由胡宗南命名为大渡河北岸挺进军）。这天晚间，在大渡河南岸，王伯骅站在黑鸦鸦的队伍前面，大声狂叫道：“现在，我们就要反攻了，先占住富林镇，再北攻雅安，直下成都！蒋总统亲自指挥我们行动，我们必获全胜！”大吼大叫的王伯骅指着地上的一箱香烟说：“这是今天刚收到胡长官由西昌送来的10条英国香烟，现在我宣布全部送给弟兄们，我算了一下，除师部、团部的官佐这次不发外，其余每人刚好分得一支。我们大家要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发烟！”一支支香烟迅速按方队传到了全部士兵的手上，这种特殊的出征仪式，的确也使有些士兵非常触动，眼泪滚落下来。“以往我们出征是用酒壮行，祭酒洒热血，今天我们没有酒，我们就祭烟吧！让这火种点燃西昌反共基地的冲天大火，听口令：点烟！出发！”随着王伯骅一声令下，大渡河南岸闪起一片亮光，转瞬间变成一串串飘动着的红炭般的亮点，如流星幽幽，似鬼火乱窜，扑向富林镇……
　　王伯骅率残部移师富林镇后，反共气焰甚嚣尘上。时逃到汉源富林的除胡长青、尹昌衡外，还有唐式遵、罗子舟等反共死硬分子，这些人的职位大都比王伯骅高，但因为成了光杆司令，不得不寄王篱下，连胡长青也因兵少势单，不得不仰兵多气粗的王伯骅的鼻息，王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富林王”。这时，由西昌警备总司令贺国光委派的汉源县长钱桂清（炯尧），在1月14日也随护送枪弹到大树堡的彝务边防大队一同到了此地。15日，羊仁安得知富林已经完全处于国民党军队控制下，急忙由美罗返回富林镇，公开了反对起义、阻止解放、死心塌地投向蒋介石国民党的真实面目。
　　这天，汉源县反共应变会在富林镇士绅陈正纲家中的二楼上召开，参加者有第七兵团司令官胡长青、新十一军军长羊仁安、第三三五师师长王伯骅、西康省政府新委任汉源县长钱桂清，另有各方军政要人刘集贤、罗荣、罗曰智、杨为先、康范伍、宋九恩等。王伯骅虽职衔不高，却是这天会议的主持者和议案裁决者。王伯骅声称，他要把富林建成第二个“西昌”，誓为党国反共急先锋。羊仁安提议，为了固守富林，国军的防线应立即延伸至北与雅安之间的天然屏障大相岭一线，以泥巴山垭口（海拔2408米）为军事分界线；东与乐山之间的天然屏障蓑衣岭（海拔2950米）为军事分界线，建立以富林为中心的基地。羊仁安此议虽别有用心，意在巩固自己在富林的地位，却也符合蒋介石、胡宗南在西昌建立大本营的战略意图。新任县长钱桂清求官心切，正急于赶到清溪县府走马上任，也就对北线进攻方案特别关心。他提议，王伯骅部应迅速“北伐”，占据在九襄、清溪一线，兵力部署在泥巴山垭口，将师部设在九襄。心中自打小算盘的胡长青、羊仁安巴不得王伯骅离开富林镇，以显自己在富林的威风，也附声应和钱桂清的这一提议。
　　16日，王伯骅举兵北犯，兵分3路，进攻富林以北25公里处的九襄镇。中路由富林沿道路直接向九襄发起正面进攻；左路沿流沙河西岸经市荣、到河西以北两公里处过河，迂回包抄扼守于河东岸道路上的起义军，与中路会合后再北上；右路出富林镇东绕道白岩岗，经过万里，插向丰厚，直逼九襄，这是王伯骅迂回包抄起义军的一路奇兵，这一路虽说行程多于中路三、四倍，在山岭中绕了一个大圈，但对于起义军来说却具有致命的威胁。王伯骅这种双重迂回包抄战术，从军事上讲是很高明的，从此后的战局可以看出王伯骅绝不是一个草包。这时，起义部队也正紧急部署，防堵敌人进犯雅安，进驻汉源县境的部队除原有的两个营外，又增派来一个警卫团和另一个营，计4个营，共1500余人。刘文辉西康省政府警卫团团长肖谦，是刚由原雅江县县长调任的，他受任当天即率该团3个营由康定弛赴汉源。3个营的营长分别是陈甘霖、康汉光、阙龙惠。另一个营的营长是刘元华，比警卫团早两天由雅安增援汉源。看来，刘文辉也是用尽全力防堵敌人。起义军6个营相继到达狙击位置后，由伍培英负责主持召开了各团、营长会议。与会者多数认为，以起义军现有兵力且武器装备远不如敌军精良，是难以把超过起义军一倍多兵力的敌人赶走，要消灭敌人，只有等待解放军来。会议最后决定，与当面之敌形成相持状态，步步阻敌于富林以北地区，绝不能让敌突过大相岭。前线阵地布防于富林镇以北10公里处的小关子、三营岗一带，扼守要道，由每个营轮换各守10天。第二道防线布防于九襄以南4公里处干溪坝一带沿道路线上。
　　战幕拉开后，两军首战小关子防线。起义军此时轮守小关子部队，恰好是之前与敌对阵于北岩岗的张匡时营，他们依靠有利地形，多次击退具有优势火力的进犯敌人，给敌以重创。正当起义军全神贯注痛击当面之敌时，不料背后传来枪声，原来王伯骅所部署的左路迂回部队已经过河包抄到了起义军的背后，王伯骅的第一路迂回包抄战术奏效，起义军被迫弃关北撤第二道防线。干溪坝一带，起义军两个营据险把守。敌人中、左路两路兵力合在一起向起义军发起一次次进攻，均被打了回来。王伯骅亲自督阵，组织敢死队，但总难越过这一关。起义军仅能凭险据守，也不敢脱离阵地展开追击，双方僵持胶着在了一起，整整打了3天，也未见分晓。狡猾的王伯骅后来不再强攻，仅是以少数兵力吸引住起义军，其它部队却撤到一边养精蓄锐。原来他是在等待他所部署的第二路迂回部队出现，他已沟通了右路迂回任务部队的联络。集中兵力防堵抗击敌人的起义军，却没有觉察到敌人的阴谋，坚信凭其险地阻敌北上是有可能的。大出所料的是敌右路迂回部队经过三天多的长途跋涉后，于19日上午插到了九襄镇与干溪坝之间，从起义军背后包抄过来。起义军腹背受敌，只好弃阵北撤。又因为苦无后援，力不能支，当晚全部撤守清溪，王伯骅残部进占九襄镇。
　　王为了虚张声势，建师部于九襄镇士绅王懋功家大院。委马鸿英为副师长，水绍禹为参谋长，专门负责反共特务工作。当晚，王伯骅电报胡宗南，大肆吹嘘北进战果。胡宗南为了鼓励士气，当即决定再次空投弹药慰劳品，以扩大影响、广造声势。王伯骅大喜，立令部队在九襄准备空投场和空投标志及准备工作。令两个营的兵力占领九襄镇附近高地，一个营的兵力布置空投场，由各连编组突击小组，每组一班或两班人组成，以排长或资深班长任组长，负责空投物资的收集搬运。王伯骅再三训示：这里的地形可不比大树堡，需要百倍警惕才行。20日清晨，九襄空投场上，“汉源王”3个大字已仰卧在一片沙地中央。王伯骅起床还未穿好衣服，传令兵突报：飞机来了！一架巨型运输机正在九襄上空盘旋着，王伯骅急忙走入空投场，连声喝斥：“怎么搞的，赶快点火！”这时，周围的烟火信号已来不及点燃，飞机因为找不到投放目标，仍在盘旋，直到空投场上有一股浓烟腾起，飞行员大概才看见了标识，开始空投。由于空投场仅燃起了一堆火，空投范围标志不明确，致使有些空投物资落到界外，有的还飘得较远，当地一些老百姓偷偷去拣，不料伞绳还未解开，就被紧追而来负责警戒的士兵当场击毙，白丢了性命。王伯骅为此当场特别嘉奖这些追回空投物资的士兵，并说：“死几个人算什么，活该！”这次空投物资比上次的多了近一倍，使王伯骅的腰杆更粗了。
　　他以大量黄金白银为诱饵，大肆招兵买马，扩充部队，致使许多青年因为这几个钱由此误入歧途。九襄，在战火中颤栗着！王伯骅在得到空援后，迅速在九襄地区发展力量，首先就是广招兵员。他以封官许愿，给黄银相诱，挂出牌子明讲：凡能约8～10人的当班长，20～30人的当排长，50人的当连长，以此编组第三三五师独立二团。原富林羊德清团由此也依序排为独立一团。九襄新组建的独立二团，王伯骅委李涛为团长，郭成斌为副团长，下辖4个营，营长依序分别是：敬绍清、李明志、张继谦、王槛平。另外，团直属还有学兵连和特务连各一个。团部设于九襄镇下街倒座庙。这个貌似庞大的独立团，实则仅有受骗入伍的中青年300多人，仍穿着老百姓衣服，枪也没有一支，有的人在这里吃了饭后，又回家种田去了，到了吃饭的时候再来。王伯骅较为满意的是他以师的名义，在大树办的“干训班”和在富林办的“政工队”。干训班主任由师参谋长水绍禹兼任，主要任务是培训下级士官，以补充到刚招募的新兵部队中充任排长。下分3个区队，区队长全由黄埔军校第二十一期和第二十二期毕业生担任，每区队收学员50人左右，所收学员多是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的男性青年。每日操练队列基本动作，并兼砍柴做饭于训练之中。政工队主任由师政工处程副处长兼任，主要任务是培训政工干部和医佐人员，以充实到部队作为耳目和监视官兵行动。男女青年计有20余人。
　　羊仁安见国民党军残部在富林扎住了根，也就公然在胡宗南所加封的军长职衔下，自成体系，广拉队伍。他又委曹伯伦、李云、李伯约3个为“游击司令”，委羊德清、刘宇庄、李天才3人为独立团团长。他见王伯骅的干训队收拢了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也效仿此法高薪聘请有文化的人，到他的部队中任职。在富林教小学的大多数教员，都被加委为羊仁安军部的参事官。一些在前几年参加过“抗日远征军”、“青年军”的退伍军人，于此时更是为了几块银元活跃起来，有的竟又自成体系，打出了“青年反共救国军”的旗号。王伯骅对其绝不排斥，也不收编，反给予鼓励，说：“不管你扯什么旗号，就是挂‘齐天大圣’招牌也行，只要反共，我都支持”。富林、九襄一时满街走官，街坊邻居见了面，称呼竟也变得快，“刘连长”、“马排长”、“朱班长”的吆喝声，听起来都让人感到别扭。
　　这时局动荡中，总要惹几台新鲜事出来。一些跳梁小丑也借着炮火硝烟作道具，纷纷登场。国民党残部攻取九襄后，不久又向县城清溪发起了进攻，时驻军在城内指挥的伍培英师长见时局紧张，遂决定去雅安搬救兵，行期定在次日晨。这消息不知怎么让街上一个名叫黄兆烃，绰号“黄平子”的人知道了。此人长相丑陋，挤眉眨眼，不是干正经事的料，但为了弄碗饭吃，所以在平时总是靠嬉皮笑脸、耍赖皮弄几个零花钱。特别是每遇官员过境，他必放挂鞭炮，趋承迎送，想得几个赏钱，其滑稽可怜相，使汉源皆知“黄平子”一名。连戴季陶、刘文辉一说起汉源，总也忘不了这个爱放鞭炮的黄平子。这天早晨，天刚破晓，黄平子为了给伍培英送行，手持鞭炮，进了县府大堂就点上了火，噼里啪啦的响声，使处于战火中的满城人都紧张了，纷纷披衣下床准备逃难。伍部警卫人员更是紧张，急忙追向大堂，黄平子见势头不对，拔腿就跑。设在十字街口的机枪射手，刚吃惊地听到县府有动静，继而看见晨雾中一人正被后面的士兵紧追着，迅即开枪。不料黄平子滚的快，一缩身滚入街边刚开门的小吃店桌凳底下，倒把正卖汤圆的李大娘和一个想赶早吃了汤圆就陪伍培英回雅安的师部青年医官当场击毙。黄平子却逃之夭夭。黄平子不适时机的此举，无论对伍培英来说，还是对不久后占据清溪城的王伯骅来说，都是厌恶至极。所以黄平子不但没有得到任何赏钱，却因一挂鞭炮惹出了人命案，赶紧离乡逃去。
　　伍培英率起义军撤离清溪，县起义政府也在杜国清县长带领下撤过了大相岭。这时，国民党军残部还未攻进县城，清溪镇进入了“真空”时期。就在此时，清溪古城又惹出一场闹剧来。杜县长撤离县城时，为了保护未撤走居民的安全，留下了县自卫中队长蔡连云，以建立联防大队为名护卫县城和百姓。蔡当着杜县长的面，满口应承，一副恭顺的样子。然而，当县府和起义军一撤走后，他就翻脸不认人了。蔡连云俨然变成了一县之长，他先是四处勒索百姓，借护城之名欺压居民交钱交物，强派民工为他修建护院碉堡。他利用看守武器库的职权，盗出大量枪械弹药倒卖，大发横财。此时，据守泥巴山垭口的起义军，曾派数名士兵到“真空”时期的县城购买蔬菜，被蔡连云的乡丁抓捕，蔡连云下令将为首一士兵执行枪决，他公开表示背叛起义，投入国民党阵营。
　　1月24日上午10时，王伯骅派一个团兵力攻占了空城一座的清溪镇。敌兵先以一路部队进城，占领城中制高点南、北两门楼，布兵于旧城墙上，据守旧衙门、武器库等地；另一路直接沿清溪镇右侧，经柴坪、古城上、水坪子，攻击南可断清溪后路，北可直插起义军所守高地圣钟山（海拔2243米）。可见王伯骅是惯用迂回包抄战术的，不料城中无战事，联防大队蔡连云率部“反正”。中午12时过，两路敌人沟通了联络。圣钟山下之敌，先燃篝火为号，城中之敌出城由右翼向起义军阵地发起进攻，城外之敌又分左、中两路，向圣钟山攻去。蔡连云率其大队为前驱，先与起义军尖兵排接上了火。起义军吸取了前两次吃亏的教训，在给敌以重创后，且战且退，向纵深险地后撤。敌见此计未能兜住起义军，赶忙再改变战术，再次编组兵分3路：左翼由清溪镇西的马厂向泥巴山垭口下的碗厂口实施大迂回；右翼由圣钟山下沿狮子沟包抄；正面部队出羊圈门、盘脚下直攻起义军据守大相岭防线之左翼天险草鞋坪（海拔2905米）。大相岭上，顿时枪炮齐鸣，鸟兽竞相逃命。轻重机枪、手榴弹爆炸声，夹杂着轰隆隆的八二迫击炮、小山炮炮弹的炸袭声，使山谷颤动，古木摇残。敌军占领了草鞋坪阵地后，正欲欢呼“胜利”，不料起义军已在两侧设下伏兵，时已天黑，山高林密，坡陡路险，敌人那还敢据守草鞋坪，慌忙弃阵下山。起义军却愈战愈勇，当夜又下山奇袭清溪镇北羊圈门，激战竟夜。天亮后，敌鲍团长不敢再进攻，他本来不足一个团的兵力，昨日一战损失惨重，仅剩下一营多点人，慌忙电报王伯骅，极尽吹嘘起义军守地有天险，遍山都是起义军。王伯骅大骂一通后，也唯恐这个团片甲不还，同意该团弃守清溪，退回九襄。
　　这下可急坏了蔡连云，他本以为国民党军会长期驻下来，自己可以仗势称霸一方，不料连一个晚上的梦都没有做好。他亲自到敌团部驻地央求鲍团长能多住几天，却白挨了一顿骂。他想跟着去九襄，但鲍团长下了死命令，让他守在清溪，否则──鲍团长扬起左轮手枪，向枪眼中吹了一口冷气，那意思人人都明白。蔡连云惊恐不安地龟缩在家中碉堡内，并谣传说：“清溪的人得罪了伍培英，前有黄平子，后有蔡连云，伍培英说了，攻入清溪后要血洗三天，烧光杀尽”。让城中老百姓在咒骂黄平子、蔡连云同时，也紧张万分。一天下午，蔡连云由10多名乡丁护卫着，正骑马巡视防地，突然北面山岗上传来爆炸声。不一会儿，就有人来报，乡丁黄万福在摆弄拣到的起义军的手榴弹时不慎引爆被炸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蔡连云却听成了黄万福被起义军的手榴弹炸死了，起义军一定是在发动全面进攻了，他吓的急忙跳上马背，连妻儿也不顾了，带着乡丁沿街策马向九襄逃去。急促的马蹄声踏过街石，惊的街民连忙从窗户洞中向外窥视，不看心直跳，一看更是吓了一大跳，原来是蔡大队长在逃命。顿时，全城像翻了锅，“大队长”都跑了，说明局势已发展到了最后关头，满街扶老携幼，女哭男嚎，出城而逃。蔡连云的妻弟媳妇也在慌乱中把枕头错当成了睡在床上的娃娃，抓上背起就跑，累得实在跑不动了，才倒坐在路旁，准备休息一下再逃。忽然想起背上的娃娃怎么不哭不闹呢？待放下来一看，背的竟是一个枕头！知道没被捂死就好，可这娃娃象变戏法一样哪里去了呢？她冒着胆子又沿路沟沟坎坎找了回去，到家一看，娃娃还在床上梦乡中呢！
　　第二天，蔡连云见起义军没有来，在鲍团长的斥骂下，又返回清溪。城中居民知道这次举城逃难完全是因为蔡连云心虚肉惊而造成的后，酸涩的嬉笑中总忘不了咒骂蔡连云这个“龟儿子”两句。然而，惊魂还未定，夜里又闻城中响起枪声，天亮以后方知，又是蔡连云这“龟儿子”夜中疑神疑鬼，听到风吹门响，耗子上梁也误以为是起义军来了，放上两枪，以壮贼胆。由此，四十余年后，笔者实地考察旧战场，一些当事老者，在述说当年两军对阵之时，说得较多的还是黄平子、蔡连云这“文武双猴大闹清溪镇”的趣事，尾音中也无不带着几缕苦涩的历史硝烟。
　　王伯骅残部自在清溪以北受挫后，又曾多次派出小分队前到大相岭、泥巴山一带探视道路，侦察情况，这些人仅行至途中，就被崎岖的山路和连绵不断的峰峦叠嶂所吓倒，赶忙退下了大相岭。这时，康定地区发生叛乱，刘文辉省府急令据守大相岭一线的肖谦率省府警卫团回援康定，堵击由懋功窜来的国民党军田中田师。至此，大相岭一线起义军更加势单力薄，也无力对国民党军残部实施进攻，有限的兵力仅守点也感力不能支。人民解放军在成都战役后，正忙于作进军西藏的准备，兵力还一时难以达到雅安以南地区，大相岭一线战局也就暂时稳定下来。因此，清溪县城的“真空”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侥幸由川西溃逃翻大相岭到此的国民党军残部所占据填补。该股逃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员杂、单位小而多，什么特务连、工兵连、卫生连、政工队、文工队等，显然是在正规战斗部队交战中，他们从夹缝中逃了出来，由一个姓彭的带领，号称一个团，姓彭的也就理所当然成了这个杂牌团的团长。
　　彭团长到了清溪镇，也更给这个已经饱经战乱摧残的小城再度蹂躐。他们分散驻在县府机关单位和民房，撬门板、拆窗子作柴烧，引火用品自然殃及县府的文书档案。县府各机关，在遭王伯骅部抢劫后，再次遭洗劫，狼籍遍地。一时间，县城街头商贩的包装用纸和有些人家裱糊壁头的纸尽是公文档案。这个杂牌团的到来，也平给小城又添了几件话题笑料。由于该股逃敌多系军级机关以上单位人员，一些女文工队员、女报务员、女卫生员、女医生等也就充斥其间，而且占了很大比例，300多人的“彭团”竟有女兵100多人。可想而知，一旦住下来，战乱中的男女不可避免在生命暂时能有保证后，寻求一点异性刺激。尤其是在如此朝不保夕的战火中，许多人也就抱定了“及时寻欢作乐”的想法，若明若暗地半公开配起了对。彭团长本来准备在此休息两、三天后再向西昌逃，近日来的四处逃窜生活是够艰辛的。无奈一夜过后，平增许多风流韵事倒不算什么，争风吃醋者竟玩起真家伙，自相残杀起来。彭团长本以为“一个招待三个”是足够分配的，谁知这种买卖并不像简单物资的分配。前几日，彭团长象发毛巾一样，把哪个长头发点给谁，双方都会不吭一声相互接受，因为那时都在逃命啊！现在当大家知道已经进入“反共基地”，特别是那些长头发们也就不再那么顺从了。一夜之间，随着刺耳的奸笑声、叫骂声，女的与男的打，男的与男的之间打得更厉害。长相好、身材好的女的门前，往往站了好些男人排着队，因争风吃醋先后在门外打得鼻青脸肿。有的女兵在川西逃跑路上，早与某个救其性命的男兵结为烽火鸳鸯。此时女兵却被分配给别人，那男兵自然有千股怨恨，对着床铺一刺刀下去，一穿两个。分配不均，竟也使一些排在最后的士兵眼见天快放亮铤而走险，闯进了连、排长的“洞房”。此时，那连长或排长已瘫睡在床，几个女的横七竖八倒在那赤裸裸的男人身旁，冷不防闯进几个士兵，掀掉棉被数条，抓住长头发的就像饿狼一样，连扑带压上了床。再结实的木床也经不住这十多条人的重量和撞击，顷刻散了架了，已从死睡中醒来的连长或排长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鉴于彭团长说过的“以鼓士气”，也就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却不料身旁一女兵死活也不让那突然窜来的士兵上身，她连拽带咬，使那士兵如打断了腿的癞皮狗，痛得嗷嗷直叫。这一下，全屋如炸开了锅，打单挑的急忙从已垮了的床上爬起，在漆黑的夜色中随便摸一件衣服就往外跑。不料，痛得“嗷嗷”直叫的士兵已持枪堵在了门口，扳机一扣；堵枪口的倒在了门前，那些双双绞在一起销魂、刚才懒得挪动半步的男女们，也魂飞西天。全屋人几尽全部报销，唯剩下一名女报务员，侥幸脱逃，赶忙跑到彭团长那里去报告。
　　由此，也留下了能够记下这段文字的活证人的被采访者。在那连长或排长（这女报务员几十年后仍说不清，仅记得是一个当小官的）瘫睡如死时，这女报务员还没解衣轮上号，床上已挤满了，她只好和衣蹲在墙脚，搓着冻得发麻的双手。后来几条黑影闯入房间扑向床上时，这女报务员大气不敢吭一声，直到那“嗷嗷”大叫的士兵突然冲出房外，她顿时意识到要出事，连忙跑出了房外，侥幸脱逃。清溪一夜，荒唐离奇，若不是发生在这极特殊的环境和时间，真难以让人相信被采访者所讲的这些可让闲者专门辟题著另书的怪事。还有许多，为此人身本能的需要而抛弃性命的不计其数，自然也有破墙砸门入民房者被暗中处死的，也有双双私奔离队的“失踪者”。
　　这天天亮后，彭团长在一夜“点将”中筋疲力尽，突有许多人前来“告状”和报告情况，方知昨夜本部淫乱已大打出手，出现了内哄。急忙令各单位紧急集合清点人数，待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一名士兵提着裤子被当官的拉到队列中，确知昨日一夜损失了60多人，这对于仅有300余人残部的彭团可是个大数字啊！女兵少了8人，人虽少，但这可是彭团赖以维系成为一个团的“凝聚力”所在和“精神食粮”。彭团长深知这些女兵在该部所起的重要“团结”作用，若没有这些女兵，他这个本属于不同建制的临时组编的团，也就会四分五裂，那些男兵准会投奔到别的溃军中去。有些沿途收编的溃兵即明言是看上了这些年轻美貌的娘们儿，才愿意跟着来的。男兵的伤亡和失踪，对彭团长也是块心病，队伍就这样再过上几夜，就会自动全军覆没，没有了部队，他这团长也就等于自动撤职。所以，当彭团长在发出“若再发生昨晚那样的事、格杀勿论”训令后，连忙向西昌胡宗南发报，请求该部准调西昌，却未敢讲昨晚小城一夜风流大伤兵员事，严密封锁消息。
　　胡宗南对北线反共前哨能有一团国民党军，尤感意外高兴。此时，南线金沙江防务已令顾葆裕军固守，而北线兵力却较单薄。所以，当即电令彭团继续驻军清溪，下一步由王伯骅师负责派团轮换，并派第六十九军军长、新任第七兵团司令胡长青亲到清溪督战，因为彭团这部分残兵，即多原属第六十九军。又令从川西突围出来的残部，除刘孟濂部留西昌编入朱光祖师外，其余一律统归胡长青指挥，与王伯骅师一道担负固守北线任务。胡长青到达清溪后，迅速采取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方法，固外安内、调解矛盾、男女分居、严令军纪，原来乱哄哄的彭团也暂时稳定下来。胡长青为了与地方官绅拉好关系，以中将身份，亲自登门拜访当地士绅李奎聚、陈景曦、冯骥生等，要求多多维持。而这些士绅，自黄平子、蔡连云“文武双猴大闹清溪”后，怎敢在乱世中作“出头鸟”，纷纷谢绝了胡长青的相邀。有不愿酬请者，却也有不请自到者，此人仍是蔡连云。他在前几日一夜数惊之后，象迎天神一样盼来了“彭团”，他万般奉承，彭团有求必应，这下，清溪及四乡的老百姓可又遭了殃。蔡连云大肆搜刮百姓钱粮，派丁四方，充作胡长青残部的开支。他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把百姓的房屋拆来，为胡部构筑防御工事。
　　清溪成为国民党军残部据守的一个巢穴后，许多反动势力也如蝇逐臭，追集而来。一些往日不敢在光天化日下出动的土匪（此地方言称棒老二或棒客）队伍，也公然大摇大摆上了清溪大街，打着“反共”的旗号，以赢得国民党残部的信任和支持。这时，人民解放军在川西等解放区已发动了大规模的剿匪反霸战役，许多漏网的土匪也就翻过了大相岭，下了泥巴山垭口，到了这个国民党残部的暂时统治区。这自然得到了胡宗南的大力欢迎，胡宗南相继委任这些巨匪头子官衔，让他们充当反共急先锋的角色。继羊仁安被委为新编第十一军军长后，此时又委逃到清溪的天全县巨匪李元亨为新编第十二军军长，芦山县巨匪陈志武为新编第十三军军长。在清溪镇城隍庙戏台上，新编第十二、十三军军长就职典礼大会宣布召开，会议由胡长青亲自主持，他代表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讲话，并授予两军长委任状和印鉴。李元亨头缠青套头，身着对襟衫，一副江湖气派打扮，他在接受委任状后，一套江湖黑话和手势，使人如入匪穴黑幕：“我兄弟姓李字元亨，天全小码头，惊闻贵龙码头山头一绿哥弟，尤恐款式不合，掉红掉黑，卷边折角，言语不清，口齿不明，礼节不周，请候不到。我兄弟多在山岗，少在书房，只知江湖贵重，不知江湖礼节，一切不周不到，还望各位大哥高抬龙袖，谅个膀子。龙凤旗，日月旗，花花旗，给我兄弟打个好字旗。”李元亨对着胡长青和台下站立的袍哥队伍、国民党残兵败将说完杀子，双手一举，并在头顶，不知这是黑道上哪路礼节，弄得胡长青一时晕头转向。陈志武本人未到场，由其“参谋长”代为受委。礼成后，继由彭团的文工队演出游艺节目助兴，这些女文工队员们的一扭一跳，倒真的使那土匪头子神魂颠倒，台下众袍哥也哇哇狂叫。
　　1950年2月6日，蒋介石的亲信、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在由川西逃跑途中，于江安被人民解放军擒获。消息传至富林镇，唐式遵当着羊仁安的面，也挤出了几滴眼泪，而心中却暗暗高兴，继而向羊仁安又大表对党国忠诚之心，要继承王陵基主席之“遗志”，言下之意，他已瞄上了“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这个空缺。羊仁安也心神领会，先言偌大个四川省不能一时没有“主席”，又言这主席一职唯唐式遵递补最为合适。说此话没几天，2月12日，胡宗南来电请羊仁安去西昌参加军事会议，唐式遵当仁不让，也非要同行。2月14日，羊仁安带上四老婆唐锦英，由富林镇出发赴西昌。同行的有尹昌衡、唐式遵、罗子舟、李玉光、羊炯明、罗席翰等。王伯骅派其副师长马鸿英亲自带一个加强排护送，浩浩荡荡100余人，前呼后拥，大显威风。羊仁安一行经海棠、过保安、到越西，19日抵西昌，行至距城还有10多公里处，胡宗南、贺国光即已派人带汽车迎候在路旁。
　　羊仁安下榻在前行辕主任张笃伦的公馆“晴园”后，立刻得到了胡宗南的单独亲自召见，设专宴为其接风洗尘。胡宗南想方设法要拉住羊仁安，比在汉中还过犹不及。次日，羊仁安从胡宗南处领得电台一部，日式机枪2挺，100余支步枪。羊部立即装备起来，把旧枪倒卖给了地方，用这笔钱回敬胡宗南，并表示一定要把新编第十一军训练出个样子来。同时，贺国光省政府又委任羊仁安为富林行署主任（有资料说是康北行署主任）。羊仁安在得胡宗南垂青后，并没有返回富林之意，而是在西昌住了下来。由于他本是此地有名的袍哥大爷，黑社会个个山堂都跑得熟，所以他一到西昌，青、红帮舵把子郭俊才、傅国祯、赵仲泉、余孟池、付屏先等，纷纷为羊设宴接风，各山堂口子人人要出大洋一、两元，在文庙内大办宴席，一天就是上百桌。他天天酒宴中进出来去，兴致高时还和“玩友”座唱几唱川剧。他留在西昌未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西昌清理他的商号，收拢钱财。国民党在西昌唯一的“农民银行”，处于倒闭状态，金元券满天飞，物价一日三涨，在这里只有金条、大洋、钢洋、铜板才行得通。市场上已经返古到“收物易物”的商品交换方法。市面上许多店铺倒闭了，倒帐之风盛行。相当多店铺在前几日悄悄将货搬走隐藏，然后突然宣布倒闭，债权人只有自认倒霉。城关镇镇长郭俊才，即邀请一些遗老遗少，天天在镇公所坐阵，解决这些债权债务纠纷。而羊仁安在这段时间，就把许多精力花在“倒帐”上，许多债权人又如何奈何他？羊仁安在西昌成了八面来风的新闻中心人物，而瞎老头尹昌衡虽然资格老得多，可这里的人都是势利眼，好象都把他给忘了。羊仁安也认为尹的作用，大概就用到此了，便有意甩掉这个包袱，将尹昌衡及其一家安置在孙子汶那里，再也不过问。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昌北线右路部队，是由第一八四师政委梁文英、副政委张希庸、参谋长徐振旺率领的第五五一团，团长唐人、政委张振西。他们由雅安翻越大相岭、泥巴山于3月2日进入汉源县境。往日在清溪镇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军胡长青残部，趁夜悄悄向南遁逃。他们没敢惊动城中居民，惟恐群众围而不放。3月23日清晨，寂静的大街上再也没见到往日横行乡里的国民党兵瘩。人们相互问道：“那些龟儿子是什么时候走的？”上午10时过，一支军容严整、排成一路纵队的解放军警惕地提枪穿城而过，追击国民党溃军。后面紧接是由梁文英政委率领的第五五一团大部队。汉源县城清溪镇，不费一枪一弹，宣告解放！人们沉浸在欢呼声中。清溪解放的消息传到西昌，胡宗南坐不住了，他不相信胡长青发出的这封电报是真实的，他怀疑是其部下怕与解放军交火而坚持撤守大渡河南岸。胡宗南大骂胡长青是被解放军吓破了胆，如此重要的反共前哨清溪县城，怎么连一枪都不打就弃守呢。胡宗南急忙派出侦察机和轰炸机各一架飞临清溪上空。参谋长罗列向飞行员下令：“清溪若已发现共军就投炸弹，没有共军就返航，再令胡长青返守清溪。”中午时分，清溪古城沿街顺台阶坐满了暂时休息的解放军指战员。天空中突然响起飞机的隆隆马达声，胡宗南派出的侦察机和轰炸机接踵而来。侦察机在清溪上空盘旋着，街上的解放军却镇定自若，仍各自谈笑风声。地上的未动，却吓坏了天上的飞行员，轰炸机竟吓的把炸弹丢在了离清溪几公里远的泥巴山山坡上，急急忙忙回去向胡宗南复命。清溪镇又传出一片片欢呼声。
　　随起义军撤离的原县长杜国清，这时随解放军部队返回清溪镇。他召集原各机关单位人员，着手清理县政府向人民政府移交。解放军也抽出部分力量，协助汉源县的建政工作，主力部队继续乘胜向南追击。此时的九襄镇，国民党溃军已经乱作一团，争相逃命。王伯骅下令残部由九襄先撤退到富林镇。行前为了防止新招募骗来的士兵逃跑，将一个参加“独立团”没几天就开小差的李八二抓来，在九襄大操坝以“临阵脱逃罪”，当众枪决。王伯骅同时拿出一些搜刮来的土布和银元发给士兵，驱使这些炮灰继续为国民党卖命。然而当王伯骅率部到达富林镇后方知道，富林镇东的解放军也正向这里夹击而来，王伯骅急令所部出镇抵抗，伺机过河。解放军在北线担任中路进攻的第一八四师五五二团团长罗志友，政委张敏在师长林彬的带领下，由东至西，越过蓑衣岭。已于3月18日进击至汉源县境，与国民党王伯骅、胡长青残部接上了火。战斗初始几天，国民党军还拼命抵抗，但他们看清对手是头戴五角星的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后，马上意识到末日来临了，纷纷向后退去。
　　23日下午，在北、东两路解放军的夹击下，反共死硬分子王伯骅抢先渡过了大渡河，急令残部利用大渡河天险，凭借优势火力，妄想“划河为界”与北岸解放军对峙。被胡宗南吹为战将的胡长青，胆小腿长，跑得最快，在王伯骅还在大渡河边上船时，他已经快跑到了西昌，而其部属却还在大渡河北岸，正吵吵嚷嚷争船渡河，互相残杀。王伯骅在渡过河后，解放军的追击枪声已经听得十分清楚，他在得知胡长青残部文工队已撤至北岸岸边后，立即下死命令先抢运回这些女文工队员。北岸水边，人声嘈杂，那些体弱劲小的女文工队员怎能挤过拼死逃命的男性败兵，只有急得在岸边跺脚大哭，无人再管。这些男兵此时哪还顾得上娘们儿，挤不上船的，纷纷跳水游向对岸。一只小船由南岸飞弛而来，北岸一群败兵见有船来，蜂拥挤在了水边。小船还未拢岸，几个败兵恐怕上不了船，先跳水向船上爬去，不料船头响起枪声，几个败兵立刻顺流漂去。原来这船是王伯骅派出专运女兵的。那些正哭天嚎地的女兵，忽闻有船来载，真是如大喜临门。这时，夜幕开始降临。小船离北岸回驶，而那条大船却因人挤人，始终开不得船，谁也不让谁。相持之下，不料解放军先头部队赶到了大渡河岸边，船上人顿时乱了套，10多人挤落下水，船缓缓开动了。解放军在夜色中见有敌人最后一只船离岸启渡，用机枪立即封锁了船行航线，有的敌人被击中落水，有的跳水逃命，慌乱中船只倾覆，很快就被大水吞没。
　　解放军第五五二团先头部队抵达大渡河岸边后，迅速组织部队沿河寻找渡河工具，一面也准备简便器材作强渡打算。同时命令炮兵营立即占领阵地，以炮火掩护部队强渡，决心趁敌在河对岸立足未稳之机给以打击，强渡抢占大树堡。然而，第五五二团在大渡河岸边遇到了比第五五○团在牛日河岸边险渡时的更大困难。宽有300多米的大渡河，加上上游连日暴雨，河水猛涨，水深流急，王伯骅残部在对岸大树堡一线布置了重兵，并以重火力封锁了渡口沿线。为了阻止解放军追击，王伯骅下了死命令，烧毁了附近老百姓的船只，剩下几艘被扣在了南岸，并将北岸的船工胁迫到大渡河以南。一路路出去寻找船只和船工的人都失望而回，林彬师长的额头上渗出了汗水，时间不等人啊！他向第五五二团发出了强渡的命令，一些用门板和竹子扎成的筏子抬到了河边，推入水中。敌人已发现了解放军试图强渡的行动，用猛烈火力扫向北岸。解放军炮兵营也立即进行掩护射击。很难控制的筏子在激流中剧烈摆动着，没行几米就被浪头打散了架，林师长又指示连放几筏，都未成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损失，他决定连夜召开各种战前动员会，最好是能找到当地老百姓，人民是靠山啊！
　　强渡准备在天亮后进行。这时已是3月23日近午夜。林师长带部分参谋人员，星夜访问未被国民党军抓走留下的一些老百姓，知当面之敌退到大树堡后，把拉去的20多只船封锁在了南岸的大漩头，并在龙塘山到观音阁约两公里长的地段上部署了重兵，配备了密集的火力。另又从大树堡街上到晒经关一带处处设防，北阻解放军渡河追击，控制败退西昌时的大道。心如火烧的林师长连夜奔波，各方也传来消息，仍没有打听到何处有船。第五五二团火速命令各连找木杆、门板等渡河器材，做好次日的强渡准备。巧的是船工郭贤云家中也住了一连解放军，郭是刚从国民党手中逃出来的，躲在家中再也不敢与当兵的见面。当解放军住进他家院中后，却见这些兵露天宿营，对人彬彬有礼，郭贤云逐渐打消了顾虑，他推开房门向正举灯扎筏的解放军战士问：“你们这是做啥？”“扎筏渡河，追击敌人。”一解放军战士面带微笑回答。“是不是打河那边的国民党队伍？”郭贤云将信将疑地问道。“是的，我们是解放军，是当年从这条河上北上抗日的红军，是专打国民党反动派的。”“真的！那太好了！”郭贤云脱口说道，他早就听说过红军，他激动地接着说：“解放军，是这样的，我知道还有一只船没有被国军拉走，你们就不用扎筏子了。”“你有船？”一名战士急忙问道。“不，是白登高的船还在河这面，他是昨天晚上才从那边回来的。不过要用他的船，还得先找李栋材，他是甲长，白登高就归李栋材那个甲管”郭贤云又说。“你是船工吗？”“是。”“船工都是穷人，我们解放军就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你能不能帮我们一路去找李栋材和白登高？”师部陈参谋这时刚好来到这里，听了郭贤云说的话后走上前来说。郭贤云爽快答应了陈参谋的要求，很快找到了李栋材和白登高。
　　陈参谋立即向领导汇报了这一重要情况，并派出一个班的兵力速将这只船保护起来。24日拂晓，解放军第五五二团指战员全部进入阵地，作好了渡河准备。林师长听说找到一只船的消息后，马上来到了白登高家，陈参谋快步上前报告情况，指着眼前几位船工说：“他们就是船工，河边上的那只船就是他们的。”林师长高兴地紧紧握着船工们的手说：“老乡，你们辛苦了，我们的部队已经来了，请你们作好渡河的准备吧。”郭贤云也紧紧握着林师长的手，激动地说：“可把你们盼来了，国民党在这里把我们糟蹋苦了，他们把我抓去了几次，你们若再不来，我都不知道再向那里躲逃。”几个船工都很高兴地表示愿意为解放军开船。“你们所说的隐蔽渡口在哪里？”陈参谋问道。“就在前面葫芦岩渡口。”林师长等人在船工们的引路下，踏着晨雾来到葫芦岩渡口。这里水势平缓，河面不宽，无支流岔道，离国民党军在南岸居高临下据守的马家山较远，是一个理想的抢渡渡口。手持望远镜的林师长细致地搜寻着对岸的每一个可疑点，然后放下望远镜说：“很好，敌人在这里设防也很薄弱，王伯骅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6里多远的葫芦岩渡河，对！就这样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陈参谋，传达我的命令。渡河指挥所就建立在这里，让团长们赶快到这里来，马上研究抢渡作战计划。告诉他们立即组织渡河突击队，突击队要好好照顾船工，过河后要留专人保护船工。”林师长大声向随行人员下达了准备抢渡的命令。
　　这时，由师政委梁文英率领的右翼部队第五五一团，在由北向南相继攻占清溪、九襄后，一路扫荡残敌，其中一部也赶到了大渡河边，与第五五二团胜利会师。中共地下党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大渡河支队，由清溪过猛虎岗后，也取道包家沟，翻王岗坪，直抵农场包抄国民党溃军向西昌逃窜的退路。3月24日上午的大渡河大树堡一带，枪声炮声又连成了一片。在这一带，国民党残部集中了约4500余人的兵力，妄图依托大渡河天险阻止北岸解放军的行动。所以，突破天险大渡河敌防线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大树堡一线的地形很险要，地处流沙河和大渡河的汇流处，从大渡河两岸地势看，南高北低，解放军进攻部队冲击出发阵地及渡口娃娃营一线，海拔均在780米左右。而南岸国民党王伯骅残部控制的制高点均在1000米以上，由东至西路重火力点配置分别在马家山（海拔1210米）、大树堡（海拔870米）、杨家沟（海拔1541米）、龙塘沟（海拔2231米）等地。由北岸山脚渡口至南岸山脚下距离约3公里，水面最宽处不到半公里，其作为滩头阵地的沙滩碎石地段就占去了大半前进路程。在这长约5公里，宽约2公里的狭长地段上，由东至西散落着大树堡、大瑶、麦坪、中坝、海螺坝、上坝等村庄。而这个宽阔地段又是解放军强渡登岸后的必经之路，完全处在国民党军设在马家山、杨家沟、龙塘沟的重火力监视之下。由此可见，解放军第一八四师强渡大渡河之战必是一场恶战，师首长向第五五二团发出强渡命令后，各营纷纷请战。师、团领导根据各营兵员素质情况，最后决定把渡河突击队这一光荣的任务交给兵强马壮实力强的三营。三营王营长受命后，立即兵分3路，展开渡河准备工作。一路是组织船工拉船，一路是选拔抽调编组突击队，一路是暂留北岸构筑工事作火力掩护。组织船工由娃娃营拉船至葫芦岩的战斗任务，由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作掩护。林师长神情严肃地向这个排的战士说：“你们的任务就是由两人保护一个船工。船工的安危，直接关系到这次渡河的成败。船工出了事，我要拿你们是问。”“坚决完成任务！”30多名战士齐声回答。
　　这拉船的任务是完全处在敌火力监控下进行的，当两名战士护卫在船工身边将这条大船缓缓沿河岸驶出原隐蔽处后，对岸山上的敌人很快就发现了，重机枪、火炮一齐向这边打来。北岸解放军就此先展开了火力压制，全线轰击。是时已近中午，大渡河上的水雾云障早已散尽，居高临下的国民党军对北岸边上发生的一切看得很清楚。解放军和船工们的拉船也就变成了一场激烈枪炮战中的抢船。急红了眼的王伯骅心里清楚，解放军一旦把船弄到手，驶到渡口，大渡河防线也就无险可守。手抓电话筒的王伯骅大声吼叫着，命令各据点倾全力打坏北岸正向上游移动的那只木船。他放下话筒便大骂责问是谁漏烧了那只木船，这自然无人敢搭话认错。密集的炮火夹着重机枪的扫射，铺天盖地向北岸正移动中的木船周围袭来。隐蔽在岸边树丛、田坎后的师、团首长和随时准备登船强渡的指战员们，无不都揪紧了心，大家心中也更明白，万一这只木船被击中，今日强渡战斗行动也就全泡汤了。情况万分紧急！双方炮战越来越激烈。沙滩河岸上，解放军与船工正奋力拖船匍匐前进。船工白登高在解放后回忆这段惊险的场面说：“我们每个船工由两个解放军保护着，只要对面枪一响，解放军就喊着叫我们卧倒。枪声稍停，解放军又喊起跑。那几里路我们卧下起来反反复复二、三十次之多。大家只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淋地冒着弹雨拉着船向葫芦岩迅跑，就这样，船工冯施林的裤脚还中了一弹……”有两名战士在掩护船工拉船中栽倒在木船旁，多名战士负伤，滴滴鲜血染红了纤绳，一条血迹铺成的生命之路在脚下延伸。
　　木船终于到了葫芦岩渡口，船工们一致推举有丰富行船经验，知水性、熟悉河滩的船工彭万银掌舵。三营编组的由90名战士参加的强渡突击队，已分3组伏在岸边，每人胳膊上都扎有一红布条作为识别标志。“重炮轰击！狠狠地打！”北岸的林师长与南岸的王伯骅几乎是同时向部属们下达了这一都令对方付出巨大代价的口令。北岸，王营长在万炮齐鸣中，大呼一声：“渡河！”从地上一跃而起，带首批强渡的30名战士跃上了木船。木船在北岸猛烈的火力掩护下，离岸南驶，木船周围，水柱四起，敌人的一颗颗炮弹在河中爆炸掀起巨浪。当船离对岸还有40多米远时，设在滩头上的敌机枪阵地突然喷出火舌，向渡船扫射，木船多处中弹漏水，战士们跳入水中，向岸上边打边冲去，有3名战士中弹沉入水中。林师长急得把望远镜都捏出了汗，船工们采取紧急措施一面塞洞补船向外舀水，一面开始返航。南岸山坡道路垭口上，一群群国民党溃军已经争相逃向西昌方向，扬起灰尘中，败兵象放羊一样，满山遍野由大渡河防线开始大溃退。但山头上及各险关要隘仍有一些国民党军死硬分子在据险顽抗，解放军每前进一步，都仍要付出很大牺牲。北岸解放军90名强渡突击队员，分3批渡过大渡河，又有8名战士身负重伤。
　　突击队员们在登上滩头阵地后，立即按原定战斗计划分3路向纵深发展。右路由杨家沟翻李子坪插晒经关，从侧翼堵截敌人由大树堡一带向西昌方向逃跑的道路；中路直趋大树堡镇上，捣毁设在镇中小学的国民党军王伯骅残部的司令部；左路沿大渡河直奔大漩头，夺取被敌人控制的20多只木船。敌司令部里，狼籍遍地。王伯骅刚才还在这里打电话的电话筒还悬晃在桌沿上，桌子上那张“西昌反共基地兵力部署图”，四角还用美制罐头压着，一盒已打开的猪肉罐头肉汁倒流在地图上，一只钢叉子上还叉着一块咬了半口的猪肉。显然，王伯骅是连这吃半块猪肉的时间也没有了。大渡河水面上，船行如梭，船只数量也迅速由一只增加到20多只，被蒋介石、胡宗南视作天险的大渡河防线终于被彻底突破，国民党军在大陆建立的所谓西昌大本营北大门，由此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解放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当日追至10多公里外的河南站，俘敌1000余人。其余残敌在王伯骅率领下，马不停蹄向西昌方向连夜狼狈逃窜。解放军第五五一团、五五二团部队及师直部队，在大渡河两岸的人民大力支持帮助下，即日起从娃娃营渡口至大树堡渡口连续3天3夜实施强渡。为了贯彻落实好民族政策，针对过河后部队即将进入彝区的新问题，部队决定一面尾敌追击，一面做好艰苦细致的民族、群众工作，采取稳进攻击的战法，步步向西昌腹地逼进。
　　28日，人民解放军第一八四师以本师名义，在大渡河畔盐关坡召集参加抢渡大渡河的100多名船工开庆功会。当师徐参谋长在大会上宣读13名荣获“人民水手”光荣称号的船工姓名时，会场上到处响起了热烈、经久不息的鼓掌声，他们的名字是：郭贤云、白登高、廖明扬、彭万银、冯施林、朱万高、朱明禄、刘树敏、彭少云、张树林、陈元发、白登富、李连富。师文工队以此为题材，当场即兴在大会上表演了歌颂“人民水手”等节目，锣鼓琴弦歌舞声中，脚下大渡河水也欢腾地唱出了又一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强有力劲歌。
　　1950年3月26日，对西昌的国民党军残部来说，是一个以分分秒秒计算的日子。胡宗南、贺国光、罗列等人紧张万分，依附于此的地方反动武装头目羊仁安等人，心中更是紧张。下午3时许，羊仁安神秘地来到西昌其副官李锡昌的商号内，单独找其部属刘琪光商谈，不得不作安排后事的打算。羊仁安清楚地看到，胡宗南这棵大树的倾倒即在眼前，他要刘琪光在这紧要关头组织好警卫人员，待胡宗南、贺国光撤出西昌后，所有人员迅速在南门城楼上集中，维持好秩序。羊仁安作出了一个见风使舵、不吃眼前亏的打算，秘嘱部属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刘琪光受令后，立即赶回羊仁安在西昌临时住处“晴园”，把羊的部属核心人物林世骥、杨诚及分队长陈志强找来，关门闭窗秘商“迎解”计策。
　　殊不料羊仁安的异常行动被胡宗南、贺国光安插在“晴园”的耳目察觉，胡宗南当天下午就派出中将副军长王炳炎来到羊仁安处监视其行动。入夜，王炳炎在城隍庙司令部又从罗列那里领得一部大卡车，硬逼着羊仁安等立即上车离开西昌。尹昌衡一家也随行。胡宗南的用意很明显，即使把这些老家伙折腾死或翻车入沟，也总比让他们“反正”影响蒋家王朝声誉要好得多。当晚，羊仁安率原班人到达离西昌26公里以北的礼州镇。在礼州，羊仁安将尹昌衡一家安置于孙子汶家中（后尹昌衡又向东北方向逃入大山、离此10多公里的立脚村）。
　　此时，逃到这里的还有刚被任命不久的国民党政府四川省主席唐式遵、大土匪头子李玉光、罗子舟等及周瑞麟、伍道垣等300余人。27日，在王炳炎的威逼统一指挥下，羊仁安这股近500人的残兵败将又向冕山、甘向营一带逃跑。王炳炎命令，由李玉光在前开道，刘琪光在后断路，当夜宿泸沽。次日天还未亮，羊仁安又吆喝着起床吃饭赶路，因为昨晚西昌方向一夜枪声惊得他从未入眠。在王炳炎的威吓下，羊仁安“迎解”的打算早已被逃命所代替，准备弃车步行北窜。羊仁安落地下床，早饭却是夹生饭。窗户外面已有人大声嚷嚷：“这是不详之兆，今天肯定要接火了！”这句房内屋外都听得十分清楚的话，传入刚下床的林世骥耳中，不料他竟失声大哭，边哭还边说：“这里是兵，回去还是兵，被共军捉住仍然是兵，干脆我再也不走了。”但他仍是被人强行架上了坎坷的山路。
　　路上一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羊仁安一个多月前由富林去西昌时的那股神气劲荡然无存，队伍稀拉拉地走在山道上。本系土匪武装的羊仁安等部，此时更显其乌合之众的本质。队伍中仅有两个女性，一是羊仁安的小老婆唐锦英，一是罗子舟的孙女。如此身份，谁敢再在寂寞的遥远山道上调情。队伍就这样要死不活地走着，各自心中都窝着一股气，哪怕是一丝摩擦，这时也会发展成互相谩骂斗殴。队伍刚过冕山，狭窄的山道上李玉光的部属与羊仁安的特务分队长陈志强无意碰撞了一下，本来就找不到地方发火的陈志强拉开架势，几拳把对方打翻在地，李玉光也不是好惹的，见部属挨了打，怎能相让，竟掏枪与陈志强的特务分队对峙在弯弯山道上。如果不是羊仁安闻讯快步赶来制止，这场内战马上就会打起。虽然没有打起来，但是相互之间的对立情绪并未从此消失，反而愈积愈重。
　　28日，羊仁安一行抵达甘向营。甘向营是本地军阀邓秀廷生前修筑的一个坚固山寨。从前，邓秀廷经常率部与彝人打仗，又经常被彝兵围困，所以才修了这个方圆有10多华里的大寨。这座彝区最大的山寨，建筑在一座石山的半山腰，坐北朝南，进深有3华里余，横有1华里多，可容纳近万人，所储存的粮食可供寨内两三千常住人口吃半年之久。寨四周都是用石条砌成的约10米高的城墙，城墙上遍布碉堡，易守难攻。羊仁安到甘向营后由邓德亮母子以贵客身份迎进寨内，住在邓家公馆，其余全住民房。羊仁安一行经连日长途跋涉，困苦不堪，想在此多休息一天，无奈邓氏母子婉言拒绝，催羊仁安尽早离开山寨。羊仁安知邓氏母子是怕引火烧身，在此时哪还讲得什么情和义，只得准备天亮后继续赶路。这时的甘相营，已住满了国民党军残部由南、北两线败退于此的溃兵。由大渡河溃逃至此地的胡长青、王伯骅残部有1000多人也正住在山寨内，其中即有胡长青文工队的40多个女演员。这些青年女子饱受了战乱的蹂躐和摧残，自随国民党溃军由川西败退后，成了国民党军残部用以激励士气的特殊工具，至今仍在劫难逃。当初百余人的文工队已分崩离析，在大深山中随着溃军像被赶羊一样忽东忽西，如今她们再也不想跑了，当听说羊仁安一行要北渡大渡河往回走时，这些女子们便提出随行北去，想返回家乡，再也不受此摧残了。
　　羊仁安仅让9个女子随驮队行进，平路上可以上马以代脚力。29日，羊仁安清晨起床后即又吆喝着赶路，有那9个女演员随行，这帮人今天好象都来了精神，吵着嚷着上了路。邓德亮派了两个彝族头人作向导。羊仁安与唐式遵预测到，这时解放军正沿大路向西昌进攻，要想偷渡大渡河回富林，只有避开正面的解放军，改走小道穿过彝区，所以才执意向邓德亮要了彝人向导。对于走彝区，唐式遵心中很不摸底，再三提醒羊仁安是否仍走大道。在唐式遵看来，共军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倒是那些成群结伙的彝人。前日，贺国光曾力劝唐式遵一起上飞机同飞海南再转飞台湾，而唐却是铁了心的，并骄狂自负地称：“我要以省主席的名义打回四川去”。所以，北归心切的唐式遵根本没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但却不愿走小路与彝人相遇。不甘示弱的羊仁安则向唐式遵说：“越西和汉源一带的彝人都怕我，都听我的指挥，走这条路绝对安全。”唐式遵鉴于自己身单力薄，眼下还只有依附羊仁安过了大渡河进入川境再说，只好随行。
　　路上，羊仁安除指派20多个人专门押送12个马驮子，“照顾”9个青年女子外，并令陈志强：“无论何人都不能夹在马驮子中间走，以免误事。”羊仁安的意思很显然，是防止那些滥兵趁机找9个青年女子的麻烦。有几个开初还争着向马驮子中间蹭的兵，在陈志强的劈头几皮鞭下，乖乖站到远处以饱眼福，一路上还算平安。这窜长达两华里的蛇行队伍刚走下一个山坡，没想到罗子舟那位桀骜不驯的孙女骑马在马驮队中间横冲直撞，本应是同为女性相怜，不知为什么这位罗小姐却是醋意大发，明言那几个女文工队员怎配像她一样也骑在马上。押送驮子的人对罗小姐这种蛮横无理进行干涉，罗小姐竟破口大骂，撒开了野，脏话不堪入耳。陈志强扬鞭走了上来，与罗小姐争吵不休，9个女文工却吓得赶紧下马，队伍拥挤在山洼中，再也行进不得。一些兵瘩也跟着起哄。羊仁安的小老婆唐锦英和其侄罗席翰闻声急忙赶来，唐训斥道：“老爷爷在下面，你们在这里停下闹个啥，真太不像话了！”“你们都提啥虚劲，解放军打来，都有这么大的劲头，我就说你们是对的。”罗席翰也接着埋怨说。一提到解放军，原吵翻了的队伍顿时鸦雀无声。队伍在停下来近半个小时后，又开始行进了。就这样，这支队伍走走停停，吵吵闹闹，有时打起来还动了拳脚和刺刀，于傍晚时分才赶到一个名叫四十八家的小山寨歇宿。
　　羊仁安一行这天虽没有走多少路，众人却是极度疲乏，又累又饿。陈志强在后来回忆说：“那时，就是当地彝人卖的两个鸡蛋要价一个大洋，或用两颗子弹换一个鸡蛋，大家都争着买换来吃。有钱的用大洋买，没有钱的用子弹换。为此，换鸡蛋耗去了子弹3箱，手中子弹仅剩弹夹里的几颗了，还谈打什么仗。”在这小山寨一夜，男女吵叫声不止，在此暂且不表，只说次日（3月30日）羊仁安率队继续前行，羊仍向唐式遵夸海口说：“怎么样？彝人都听我的，今日就可到达大渡河边了”。羊仁安这时不可能知道，原担任向导的两个彝人已与当地彝人暗中设定了计谋，彝人看上了羊仁安的财物。队伍出山寨，在向导的带领下，转了几个弯，上到小山。小山上，摆在他们脚下的有两条山路，一条是去汉山的顺山横路，一条是下坡去越西的通道。是时已是下午4时，“驮子走横路，人走下坡的路。”向导之一、外号叫金毛狮子的彝人站在这三岔路口上，高声喊叫着。12个马驮子和押送驮子的20多个人及9个青年女子全向横路走去，漫漫盘山道上，马蹄声回荡在山谷中，周围一切都异常地寂静。马驮子刚转过一个山梁，押送驮子的20多个人及9个女文工队员放目眼前，顿时被惊呆了：四周黑鸦鸦的彝人端枪拿棒站满了附近山岗，马驮子被围困在一片低窄的山洼地里。押送驮子的人急忙拿枪作护卫，那知枪还未下肩，即被为首的一个彝人举枪打翻在地。马驮子立刻被彝人包围抢劫。押送驮子的除有4人被彝人抓住捆回充作奴隶用外，其余10多个人和9个女子在彝人只顾抢驮子上的金银财宝之机，顺一河沟夺路而逃。不料没跑出多远，即被另一伙来打劫的彝人发现，穷追不舍。
　　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大小凉山彝区深山之地，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是十分低下的，刀耕火种，人民普遍是食不裹腹；加之这一地区产棉极少，百姓更是衣不蔽体。一件半新的粗布上衣足可换10背篓的核桃，足见这一地区穿衣之难。所以，在解放前，这一地区山民的穿衣更成了一个社会大问题。爱美之心人人皆有，穿衣对山民来说，更现实的是御寒遮羞，树皮、棕叶、羊毛皆成了褴褛之衣。所以，一些外乡人由此地经过，往往因“衣”而被打劫，虽能礼送出境，却已是赤条条一丝不挂，衣服自然穿在了山民的身上，这也许是他终生的行装。话说国民党军自溃退到此地后，与山民一再积怨，自然在山野中被山民强行脱掉衣裤的不少，满山尽跑光屁股的人，这也算是当时彝区战乱中的又一“特殊”景观。
　　且说羊仁安那10多个押送驮子的人和9个女子被人穷追不舍一段距离后，怎能跑得过那些山野男人女人们，不一会功夫，就已是个个被脱得精光。光天化日下，9个女子开始还是惊得苦苦求饶命，待发现山民是只要衣服不要人后，哭泣之下偎曲在一起又怕羞了。待山民扬长而去，10多个押送驮子的男人也一丝不挂地站在了那里。大家哭够了，互相望着，这些男人们、女人们从前谁也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仅在这一刹那，已被吓得半死的男人们、女人们也许根本还没有考虑到两性之分，有过任何邪念。直到女人们停止了啼哭，大家才想起了赶快逃命要紧。保命心理终于战胜了害羞心理，9个女子最后都直起腰来，跟在男人的后面，向山后一瘸一拐赤脚跑去。背后传来了山民的欢呼声，他们在庆祝自己的胜利，枪声由山那边传来。却说羊仁安听到山梁后横路上传来枪声后，急令陈志强跑去探视。待羊仁安等人折返横路过山梁后，彝人中“沙家利”的人已等候在那里。有的说：“我们是来迎接总司令的。”有的则说：“我们是找司令官谈判的。”羊仁安目光所及处，已不见12个马驮子和押送人员及9个女子，心中已知发生了什么事，清楚他这“司令官”的牌子已不起作用了，只好打圆场说：“你们要马驮子上的东西，可以。里面有两个红箱子给我留下，行吗？”“只要司令把枪弹及驮子全部留下，保证把司令官送到白牛湾。”对方回答说，那意思是说关于两个红箱子没有任何索回的可能。“缴枪？！”羊仁安闻言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熟知彝情的羊仁安知道缴枪后果将不堪设想，被脱光衣服别说，由于他往日手上沾有彝人的血迹，丢掉脑壳也恐就在此日了。
　　一不做，二不休，眼下只有以死相拼了。还未等羊仁安发出命令，其部属罗席翰、羊炯明即已顺手把一个彝人打倒在地，捆住了手脚。对方彝人首领一见羊仁安动了手，将披毡擦耳瓦一甩，向埋伏在附近的彝人发出了战斗信号。羊仁安的随从，当即先开枪射击，9个彝人顷刻毙命。彝人一见羊仁安作困兽犹斗，又伤了人，于是群起而至，开枪射击，举弓射箭，满山遍野响彻牛角号声和喊杀声，战斗非常激烈。此地系越西县境小山地区，小地名叫保安，周围遍住彝民近千户，枪声一旦传出，也就成了彝人们相聚的号令。牛角嘶鸣中，彝人由四面八方涌来参战，羊仁安一行已被彝人团团围住。唐式遵还指望羊仁安能有个说话的机会，劝羊赶紧派人与彝人联络，通融放行，一面指挥队伍散开抢占有利地形。羊仁安几次写信、拿名片，派人交涉，请求放行，但得到的回答都是：“活捉羊仁安！”气得羊仁安大叫：“反了！反了！”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彝人尚不知唐式遵也在其列，只呼：“活捉羊仁安祭祖！”唐式遵见势不妙，只好撇下羊仁安，带部分残兵妄图突围，不料激烈的枪声迎头盖来，乱枪之中，唐式遵和罗子舟当场毙命。周瑞麟、伍道垣乘乱逃脱。
　　羊仁安带着唐锦英和一个贴身卫士躲进草丛，狼狈不堪，两眼发直。四野一片喊杀声，羊仁安的部属正被彝人缴械脱衣殴打，到处是惨叫枪声，不知有多少人在此毙命。躲在草丛中的唐锦英见陈志强由眼前飞跑而过，忙叫：“陈志强，陈志强，你快把老爷爷扶起走！”陈志强好象没有听见，仍向前跑。唐锦英急了，由草丛中跳出，大呼：“陈志强！你聋了！”陈志强在后来回忆说：“我想此时此地，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逃命要紧，装着没听见，一口气跑到了小山脚下的小市。”大步流星的陈志强跑远了，站在山梁上的唐锦英却被山下的彝人看到了，吼叫着向山上跑来。卫士背起羊仁安撒腿向山梁另一边奔跑，唐锦英也没命地跟在后面逃窜。
　　几个强壮的彝人终于截住了羊仁安等3个人，但这几个青年人并不认识羊仁安，自然也就没有加害于羊，仅是把羊仁安、唐锦英和那个卫士的衣裤扒光后，满载而去。山野中，又出现了一健壮的男子背着一个干瘪老头儿，身后紧跟着一皮肤细嫩的美貌女子，3个人同是赤身裸体奔跑的一出荒诞怪剧。夜，慢慢降下了大幕。山风中，天气变寒。不知有多少人没死于乱枪滚石之下，却又冻病倒毙于此荒野山涧。山那边，那9个女子和10多个男子在奔跑得实在跑不动时，只好在夜色中就地找个岩洞躲避一下风寒。互相依偎中，正是青春萌动的年轻人，在一旦暂时躲避死神的威胁，静下来之后，胴体的相触，立即让人本能地耳热心暖。岩洞中，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柔软的枯草堆上，互不见面目拥抱相依为命的男女们，度过了一个离奇之夜。更奇的是，天亮忽识真身后，男女双双抱在一起的，竟在出洞后成了天地作成的夫妻。而另几个抱错了对象的男人也就自讨个没趣，甘打光棍了。
　　这9个女子，由此即流落在了大渡河两岸。岩洞一夜，安排了她们的终身大事，也结束了她们那种被国民党溃军当激励士气工具的倍受磨难的日月。她们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简述了这段难以启齿的往事，并提出一定不要暴露其姓名和现住所，笔者默默面对大山承诺。这些有幸保全了性命的女子，如今都已是祖母了。她们说，她们的队友们后听人说遭遇更惨，在大山里有被土匪拉去轮奸后又肢解者；有被人贩子强奸后又转卖几次者；有的至今未听说有下落者，大概是早已毙命荒野或被野兽吃掉了。命运最好的，还要数那几个因病没有逃过大渡河的，她们被解放军俘虏后，受到了特殊的优待。彝区一夜，不知制造出了多少可写数部书的凄凉故事……
　　羊仁安也最终没能逃脱。他和小老婆唐锦英及卫士赤身裸体跑了一夜后，卫士后来总算从血污尸体上扒下了几件衣服给其穿上，继续向大渡河岸边奔跑。当行至小相岭附近，正入解放军设在那里的警戒线，一解放军战士正手持羊仁安照片在盘查，羊自认倒霉，不得不供认自己就是羊仁安。他被送到了越西的中坝俘虏营中，后被关一间大仓库内。这时，羊仁安才想起了不久前由宜东马真武送来的中共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的信，他向审讯人员背诵说，信中有“希羊老先生速来雅安商量西康大事”的词句，还妄想以此作为护身符。后来，羊仁安毕竟是到了雅安，但他是被人民解放军战士押送而去的，在那里他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公正审判。
　　1950年4月初，西昌战役尾声中，近3万人包括家眷的国民党溃军散向各地，其中有万人裸身大逃亡！由于还处于奴隶社会的各部落彝人的介入，这些溃军面临绝境。国民党政府长期歧视压迫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群众对国民党军队早就恨之入骨。国民党溃军满以为可以如内地一样照常规逃窜，在潜入深山后就较容易避开沿大道追击的解放军，却不料在彝人最原始的滚木擂石阻击下，他们先仍枪，后缴物，被洗劫一空。好在贫穷的部落彝人仅是为了夺一套衣裤，就好象猎获一只野兽只为了取其皮以御寒一样，除此外一般不再伤其人身性命。一阵阵雨点般的乱石下，被脱得精光的国民党溃兵（其中有一多半是家眷）便返转身反而向着大道方向疾跑。于是，在这特定的环境时空下，上映了这万人裸身大逃亡的荒诞离奇一幕。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恐怕再难找到有如此大逃亡的天方夜谭般场景。那些往日每战必言兵书的国民党军将领们，万万也没想到他们果真入了《孙子兵法》上一再告诫的“死地”。
　　几天内，大凉山沟沟坎坎，突然间冒出了如此庞大阵容的裸身大逃亡人群。两人一伙，三人一堆，满山遍野蹒跚地跑着。如果这时谁的脚上还曾有一只鞋子或袜子，那准会被再次洗劫而去。非被剥得全身一丝不挂，这才不会再遭拦劫。然而，当野蛮的奴隶主见从这群全裸的溃军及家眷身上再也剥不下什么身外之物后，便打起了肉体人身的主意，他们开始掠夺健壮的活人，捉去充当娃子，也即是奴隶。据档案资料，在当时的彝区，奴隶的买卖是天经地义的事，其价格是：9～10岁的姑娘值10～11锭白银，男的值5～9锭白银；11～19岁的妇女值30～35锭白银（婚配后可繁殖小奴隶。当地风俗女孩在17岁之前即已经婚配），男的值17～18锭白银；20～29岁的妇女值27～28锭白银，男的值9～14锭白银；30～40岁的妇女值14～15锭白银，男的值7～8锭白银；41～45岁的妇女值4～5锭白银，男的值1.5～3锭白银。现在来了不要钱的，奴隶主自然非抢不可。所以，在大批国民党溃军及家眷逃过此地时，特别是在一些更加偏远的深山谷中，有许多人当即被抓去当了娃子。这里面既有原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营长、团长、也有其它一些人，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任奴隶主肆意使唤和买卖，奴隶社会本身就是这个样。这些被抢去当了娃子的国民党溃军官兵，后因多次逃跑未成，被奴隶主砍断了脚后筋，终生致残。他们眼见着自己的家眷被奴隶主分配给别的奴隶（在那时的奴隶社会，奴隶的婚配是由奴隶主决定的，奴隶仅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女奴隶还要充当繁殖小奴隶的工具），这些被重镣锁铐的国民党溃军真是喊天不应、叫地不灵。
　　他们由现代文明社会一下子掉入了奴隶社会的洪荒年代！时光骤然倒流了3000年。一切都变了样，思维方式不同，民族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到了这里，呆痴得绝不如一个会说彝语的彝族娃子。因此这些国民党溃兵在奴隶主的眼里，一个个都是呆头呆脑，受到了比彝族娃子还低下的待遇。3天不过，这些国民党溃兵就变成了十足的娃子形象：头发被剪成了仅留头顶一撮“天菩萨”，肮脏的脸上一双被折磨得暗淡无光的眼珠再也没有神采，一件破烂的羊皮袄裹在身上，赤脚踏转在牛粪满地的磨道里，或干着繁重的其它农活。外人再也难分出是汉还是彝，有少数人还被割去舌头，那就终生再也不能说半句汉话了。
　　国民党女兵及女家眷在赤身逃亡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土匪抢劫。在一片生长满黄连刺丛的山洼里，据目击者称，至少有50多名妇女在这里遭到几百名土匪的轮奸。有不少妇女被发狂的土匪“吃了葡萄”。少数侥幸未被致死者，有的被附近土匪抢去做了老婆，这算是较幸运的；有的被土匪掳去再多次经蹂虐后转卖；有的奴隶主抢去做了女奴隶，因为在这方天地里的奴隶价格，女奴可要比男奴多出一倍的价钱，再说如此不费分文跑上门的女奴此时不抢还待何时。黄连刺丛中，横七竖八倒下了一片血肉模糊的女尸。一批批国民党溃兵就这样失踪了，那些被奴隶主掳去充当娃子的国民党溃兵及家眷，大多数没有活下来，也从此消失了。等到至少是6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深入到这奴隶主山寨时，一些国民党溃兵娃子才被人民政府救了出来。有的恐于政治原因，从此隐姓埋名在大山间，分种一块薄地，已习惯于3块石头支口锅的简陋生活，却再也不愿返回人烟稠密的“尘世”社会，也从此失踪了。那些已被奴隶主转卖了几次或已生几个孩子的“女奴”，多数也认了命，永远嫁给了这座大山。民主改革后，她们虽走出了奴隶主山寨，但再也难离开奴隶主为她们婚配的男奴和生育的孩子，默默失踪在深山峡谷里。直到她们在新社会过上了较幸福的生活后，在笔者深入到这些地区进行采访时，她们仍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却说她们年轻时也曾有过一个当军官的丈夫，并已有一个孩子，但绝不说离开大山去找他们。这些可怜的女子们甘愿“失踪”了，并说在大山里甘心“失踪”者绝不止她们几个。她们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和工作队，使她们跳出了充当奴隶的火坑。她们憎恨万恶的奴隶社会，尤其奴隶主和愚昧落后、残忍野蛮的奴隶制度，憎恨国民党的无能，憎恨那些趁火打劫给她们造成终生残废和疾病的奴隶主们。说到痛心时，她们撕开外衣，裸露上身，向来访者声泪俱下控诉奴隶主的令人发指罪行：两个乳头早已被性虐待狂咬去“吃了葡萄”，如今干瘪的乳房上仍遍布牙痕。她们已羞透了心，死过无数回，她们无所顾忌地向来访者哭诉着所遭受的一切非人遭遇，但却始终不愿吐露前夫姓名，怕连累了原来的亲人和家庭。她们虽然还活着，却也是“失踪”了。
　　特殊的地域使西昌战役中的一大批国民党溃军及家眷，就是这样以各种方式化解在大凉山这片神秘莫测的泥土山石中。他们原来是有名有姓吃国民党军饷的，其军事实力是列入蒋介石、胡宗南部署“西昌反共大本营”数量之列的。西昌战役后，解放军以为这部分人漏网去了台湾或它地，因为战果统计中的毙、伤、俘总数字，是难以与胡宗南向蒋介石所报西昌国民党总兵力数量吻合的，除去胡宗南吃空额数量外，那葬身及“失踪”在大山中的国民党溃兵是无法统计的；那些进入大山再也出不来的人，包括已死的和还活着的，就这样悄然失踪，被社会所遗忘。只有那些裸着身跑上大道被解放军截获者，有幸立刻受到优待，分得件能蔽体的衣服，才没有被身后的大山注销了户口……

后记
　　自1979年以来，笔者曾先后三次到西昌战役战场进行采访，在此书付梓之际，首先向大山内外被采访者和为本书提供了史料、及素材的当事人、知情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写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西昌战役、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最后一个据点的覆灭，由于种种原因，的确存在着很大困难，所以40多年来竟无文史家来问津这片领地。10多年前，笔者也曾立志用三五年时间写成书稿，但一入其门，方知谈何容易。主要即是史料素材问题（其余还有民族政策、统战政策、内部团结、当事人声誉、保密等问题），尽搜这方面的电报、电文、档案史籍及回忆史料，至今屈指可数的就那么几篇。更令人怯步的是有些“史料”又互相矛盾。为此，笔者只好花上了这断断续续的前后跨度10余年的时间，进行了调查和考证，中间虽也曾一度搁笔，现在总算憋出了本书。为了尊重历史，本书全依据档案史料和口碑史料写成，有文必有出处，书中人物姓名全为真名真姓，个别地方遵当事人意愿，只列出姓不列名或隐去姓名。但正因为过“实”，必然牵涉到许多当世人、当事者，或许有些被引用入本书的档案史料，特别是口碑史料，存在一些错误或有以偏概全问题，笔者敬请批评指正。也许这本拙作再放几年“发酵”后，杂质会更少些，但为了满足近年来许多当事者渴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段历史公诸于世的要求，为了能使本书发表后抢在许多当事者还健在之际，并希望他们提出中肯的批评和意见，笔者决意拿出这部自己现已尽了最大心力的拙作作为靶子。也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