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很多人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知道胡适、陶行知；还有很多人可能至今仍未听说过晏阳初，而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教育家的世界影响，毫不稍逊于胡、陶，并且更具有传奇色彩。

　　看过一些资料，我了解到晏阳初博士1990年岁初在纽约寓所辞世。新闻媒介谥之为“蜚声中外的平民教育家”。博士以演说雄辩和组织事功擅场，是实践型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生平未尝着意著书立说。国内出版界1989年相继推出《晏阳初文集》、《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既慰前贤，又益后人，功德无量。晏阳初是一位坐而论道、起而力行的实践型思想家：从一次大战在欧洲战场十万华工中开展识字运动，历经二十年代初倡导全国识字运动，发展而为“乡村建设”的定县试验及四川、湖南试验，晏阳初的确是躬行践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他漫长而曲折的平民教育之路的。仅以“务把文盲除尽”而论，也许今日之我辈愈益感到这份历史遗产的沉重和艰辛。就此而言，称晏先生为先知先觉和先行者，也不应为过吧。晏阳初两个女儿，群英、华英就是在定县乡下长大的。他们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他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晏阳初指出：“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晏阳初传》，179页；参见《晏阳初全集》第一卷，201页）。而且，他指出：“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几年来工作愧少成绩，亦正以此。”（《晏阳初全集》第一卷，221页）。──多抄几句，除欲一显晏阳初雄辩风格外，也实在是觉得五十多年前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
　　如果说，知识分子有区别于芸芸大众之处的话，那就是知识分子对真理（或相对真理）的追求，对社会道义的承担和特有的独立思考精神。这种独立思考表现为一种不媚俗，不把权势或财富等同于真理，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叛逆和不合作，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能亲自践行自己的理论。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中有一种坐而论道的游戏的品格，正如鲁迅所说的虚无党那样；现今知识界充斥着“伪知识分子”，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热衷于谈论政治、思想、哲学、文学、艺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偶像是哲人、诗人、政治的改革家，是慷慨、沉思和浪漫等等，至少在八十年代前期，很少谈论日常生活，也很少有人深入关注经济制度和物质状况的变化。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生活，个人的“发达”。知识分子就无从获取对社会的真实讯息，无法培养整体把握现实的能力。知识分子自身对社会缺乏了解，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的现实的复杂性，而这是套用任何西方理论都难以深入解释的。古代的士大夫既是文化人，又是官僚的主体，这使他们常能非常深入地接触各方面的生活实际，逐渐孕育那种整体的文化感觉。可中国现在的社会分工却使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只习惯坐而论道的阶层，始至今日，中国的知识阶层已经习惯于坐而论道，习惯了拿书本丈量世界的鸵鸟策略，他们的视线越来越狭窄，越来越怯于到现实社会中去实践中检验真理。
　　很多知识者开始还猛批社会的弊端，后来获得了话语权和社会特权在讨论相关社会问题的时候，处于一种精英状态，指指点点，居高临下，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既得利益者，虽然口中还反复标榜是农民的儿子，搞些道德关怀，其实已成为书斋里的点缀，还不如说是在作秀；不论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还是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或者是国学专家经济学家，或者还有某些神学自由主义者讨论的基督信仰，抑或是某些民主斗士所极力张扬的民主和自由，我总觉得这些都是知识阶层玩弄的空手道，所有问题探讨到最后都变成争吵和漫骂，谁也不去想着实践那些堂皇的理论，他们把持着话语权，坐而论道，向民众兜售那些大而无当的宏论，装神弄鬼，摆出一福稳坐中心牢牢掌握真理的模样,他们热中活剥理论制造酷评，热中摆弄身体写作信仰写作，热中庄严地谈论宪政民主法制，更热中借虎皮当大衣，拉来文化名人为自己摆渡增光，总是有千个理由拒绝做一些力所能极的好事，谈起国民劣根性头头是道，剖析社会丑陋现象异常深刻，一柄柄小李飞刀从不虚发，至于身体力行去做事，他们总是找借口回避，暗地里盘算着自己的利益，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让人如何相信他所标榜的自由和公平？多做些事情，少谈些理论吧，种种表现在知识分子中的恶习，已充分暴露出了中国知识界的彻底破产。知识分子或者是少数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总是扮演着领头羊的作用，这些人尚且崇尚空谈，不去实践自己设计的理论，只会坐着做些脱离实际的学术或者只会写些永远也不去实行的道德文章，我们还能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呢？说实话，有人说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的年代，我却认为是空谈全面到来的开始，什么基督宪政自由内圣外王后现代之类，众声喧哗，透过这些，我看到了一个堕落时代的悲哀，与次同时，陈桂棣一本《中国农民调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由此我更深深怀念那位把毕生献给乡村教育的晏阳初先生，他居然还是外国名牌大学的博士，我为那些摆弄学问的博士硕士们感到脸红，扪心自问：我们除了忙着争名夺利，究竟干了些什么？想到那些功成名就有车子票子女子的还冒充自由主义的无耻学者，我感到一种愤懑。
　　中国目前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三农问题，这个话题快被说烂了，到头来，三农问题依然只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下所能解决的，医治病症需要一个慢的过程，那些痛心疾首者在批判劣根性的同时，要有一个认识，不要做盗寇式的破坏者，破坏容易建设难。从鲁迅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批判的声音不绝与耳，却少有亲身实践者，这一点，鲁迅也是有缺陷的，但鲁迅毕竟做过一些捍卫自由的事，总的来说，他的重点放在剖析国民劣根性上，胡适虽在制度层面提了一些问题，实践的空间有限，晏阳初先生能在三十年代主动抛弃城市优裕生活，举家搬到农村，这不正是基督精神和孔子思想的真正体现吗？想起那些言必基督的伪自由主义者，想起那些言必儒家思想的伪国粹学者，真为他们感到羞耻；我再次认定：中国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没有人真信，中国永远不缺乏学者，缺乏的是伟大的实践精神，如果不彻底改掉那包裹在知识者身上的病毒，中国就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