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民国时期出任四川军政府审计院长、内务司长、贵州黔中道尹、四川政务厅长等职。
　　我祖父虽然在旧学上很有造诣，但并没有孔乙己那种没落。当年省内但凡文化建设方面的事项，我祖父都有参与，同时还是实干家、企业家，我祖父主办的慈善事业，主要经费来自办企业生产所得。据当年（1942年）国民政府的褒扬令所述，我祖父去世后，慈惠堂的总资产高达数百万①。我们一般所知的慈善家都是募捐筹款，象我祖父这种慈善企业家至今还没有被充分认识。最令人感动的是我祖父的清正廉洁。我祖父任慈惠堂总理二十年，在他的努力下慈惠堂的资产增值数百倍，且同时救助鳏寡孤独数千人，但到他去世时，他家没有私房一间。他家在马王庙后街租住的是洪钧亮的私房。我祖父去世后，洪钧亮要收回另租，我祖父的朋友们才知道他家没有住房，大家凑钱将我家租住房屋买下，我祖父的后人才有房住。尹仲锡先生经管慈惠堂二十多年中，从末领慈惠堂一分薪水。当年人民公园所立铜像，是由市政府倡议，在每张电影票上附加，以此集资而成。实在是全市人民共同出钱铸就的这尊铜像，足见大家感念我祖父的伟大人格。我祖父去世后，王干青先生作《吊尹仲老》诗曰：“家无半亩居，人得广厦庇，作身二十年，存活亿万计。”
　　尹仲锡先生虽然是旧科举出身的人，但他并不保守，不但自己锐意进取，同时也不遗余力奖掖后进，十二桥烈士之一，王干青先生亲口对他儿子王泽丰同志说过，他一生最佩服的两人，一为吴玉章，一为尹仲锡先生。王干青先生当年（1915年）只是一“通省师范”普通毕业生，尹仲锡先生时为政务厅长，因看重王干青先生的才干与正直，遂推荐王干青先生任古蔺县知事（县长）。大革命失败后，王干青先生潜回成都，尹仲锡先生很清楚王干青先生是共产党，如被国民党逮住是要杀头的，但他还是将王干青先生委为培根火柴厂的总干事之职（尹仲锡先生为总理，总干事相当于厂长）。1936年张国焘离开通、南、巴后。国民政府委托省赈务委员会对该地区实施救济，尹仲锡先生此时已年近七十，不可能亲自成行，便委托王干青先生代为成行。为此，他将王干青先生请到中堂坐正，行跪拜大礼，王干青先生只是我祖父的后生晚辈，比我祖父小二三十岁②，我祖父如此礼贤下士，以巍巍七十之高龄行如此之大礼，令王干青先生终生难忘③。
　　以上所述尽为事实，只是不曾见于公开资料，故补述于此。

注释
　　①：“昌龄没后百日，其妻集耆老故旧于堂，奉钥以授继任张澜、徐孝刚发之，得房宇管业证二十有七，计为房二百四十九间，又独院二十四所；田产管业证计八千三百四十八亩有奇，现金百数十余万”。以上这段文字引自国民政府褒扬令，当年是镌刻在立于人民公园的铜像基座上。
　　②：王干青先生生于1900年，祖父生于1868年，甲辰三月二十一。双流县志误为1869年。
　　③：此为王干青先生亲口向王泽丰同志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