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这本集子中的作品，是从我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中精选出来的，其中有多半是首次结集出版。
　　每当将出版一本新集子时，都想对读者朋友说几句，这次也不例外。可一提笔来，又觉得许多话以往已经说过了。我记得自己曾以《草原上的几朵野花》为总题，发表过一些有关文学的只字片言。我在这里抄录几则，就作为这本书的序言吧。

一
　　每当我一个人在空旷的草原上行走时，往往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时间似乎在这里停止了，空气也似乎在这里凝固了。天那样的高，太阳被钉在上面一动不动。草原是那样的宁静，再也看不到第二个行人。于是，我觉得自己的躯体在一种浓缩着的时空中永无休止地跌落着，而我的思想却在另一种被无限扩大了的时空中不断地升腾。也许经常处在这种奇妙体验之中的缘故，我特别爱读那种能浓缩或扩大时空的艺术作品，我也时常在自己那片像草原般宁静的创作天地里，认真探索和努力创造这种既能浓缩又能扩大的时空感。那种时空感缺乏弹性，甚至用电子显示器把人限定在刻板时空中的艺术作品，总给人一种斤斤计较的感觉。

二
　　草原上有一条通向远方的小路，我看见在这条路上匆匆忙忙地走着去朝佛的牧人，走着赶驮牛的驮脚汉，还有搬迁牧场的牦牛队。我时常跟随他们的足迹，有时也和他们结伴而行。旅途，似乎成了他们人生中的大事，也似乎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乐趣。我觉得他们完全不像塞林格笔下的现代流浪汉，他们从不厌倦生活，更谈不上逃避自由。他们是眷恋乡土的，一听他们路上唱的山歌就知道。然而，他们不停地在路上行走，完全是对生活自由的向往和寻觅，是为了达到理想的“彼岸”。在漫长的小路上，他们简装而行，有时连帐篷也不带上一顶。路上不管碰到什么人，也不管你来自何方，一见面大家就会成为朋友。我时常为此感慨，多少年来我们的文学总死守在一个疆域里，所背的包袱是不是过重了些？倒不如像牧人那样简装上路，随时结识新的朋友，岂不更自由轻松些？

三
　　这片草滩仍是那么寂静。一位皱纹里积满了尘土的老牧人，缄默不言地坐在帐篷边，他的亲人都去了远牧点，十天半月也回不来。我问老人一个人在草滩上感到孤独么？他们笑而不答，而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了前面的雪山。我们静坐了许久，老人才说他不懂什么叫孤独，多少年来每当他一个人静下心来时，雪山、草原、小河还有牛、羊，都会悄悄对他说话的。我心中一亮，能同大自然对话的人会感到孤独吗？其实，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应该是和谐的不可分割的。现代人往往爱忘记自然，这实际上是忘记了自己。我想作为所谓“人学”的文学，如果忘记了人的生存环境，那眼前这位老牧人在你的作品里，就一定会变成一尊被抹上时髦釉彩的泥塑了。

四
　　几十年了，牧人不再把汽车和拖拉机称为“铁马”、“铁牛”了（不过，我怀疑这古怪的名字，是不是被当时有些文人强加到牧人头上的？）银幕下也没有人再去拣剧中人丢下的烟头了。当然，收录机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但收录机中喇嘛高亢念诵的经文，反倒给草原增添了庄重而又神秘的气氛。有人为此摇头，有人称这是“最后一片净土”。我记得美国人本尼迪克特曾提出文化整合中的“无意识的选择标准”。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有明显的“意图”，而采取排它的态度。它是在自身发展的起程中，无意识地吸收了一些，抛弃了一些。那种一昧注重文化特性，而忽略文化整合的文学，相反还缺乏真实的可信性。用罗曼蒂克的思想去赞美原始部落的生活，实际是在自己手腕的表带上结绳计时。

五
　　同牧人们一起生活，或者要和牧人们交朋友，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需要真诚。有了真诚，你在草原上任何一家帐篷里，都能喝上香甜的奶茶；有了真诚，牧人们会把他们心中的一切秘密告诉你；有了真诚，在你危难之时牧人们个个都会挺身而出。虚假和欺骗是草原上人们最忌恨的敌人。一旦失去真诚，牧人们就不会再为你挡住帐篷前凶猛的牧犬了。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大谈其文学的真实性，真实性的原则似乎涵盖了一切文学艺术的领域。我想，文学的真实，其实就是作家做人的良知和对读者的真诚。有了这些，读者心中的那一顶顶帐篷的门帘，难道还要用棍子去撬开么？

六
　　有一次在草原上见到了一位说唱老艺人，他能演唱几十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他那惊人的记忆力真令人叹服。我问老人是如何把这部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背下来的？老人对“背”字不以为然，他捋着长长的白胡须神秘地说，他一生下来这部史诗就已经在他的脑子中了。我当然不相信老人说的话，但我意识到每一个民族民间的东西为什么会长久的流传，是因为这些东西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我知道，在藏民族中民间文艺其实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是他们命运和情感最真实的记载。我想，如果今天的文学也成为是自己民族命运和情感的真实记载，是自己民族生命中的一部分的话，这样文学就会长久了。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喜欢读“那种对人生有真切体验的文字，因为这不仅是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而且也是自己民族命运和情感的真实记载”；我喜欢读“那种质朴平易、外柔内刚的文字，因为这些文字善待和亲近读者，那怕是一个身影或一片绿叶，都会令人动容和长久的回味”；我觉得散文园“应该是一片清凉处，因为这里是在生命之路和创作之路上艰苦跋涉的人得以小憩的一片绿荫”。近几年，我在散文随笔的创作中，正是基于了自己的这种理念。我觉得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学创作都是非常艰辛的，散文也绝不例外。我没有那种在街上转一圈回来就能写几篇文章的经历，我的文章往往都是在胸中积淀了许久后才动笔的。有时为了一篇几百字的文字，我会连续数日坐卧不安。可以说我的散文随笔都是自己的真切体验，是自己心灵轨迹的真实记载。
　　自从在一家文学杂志当了主编后，这些年来我的小说写得少了，散文随笔也写得不多。曾有人戏言：“如果想让谁过不去，就叫他去当纯文学杂志的主编得了。”这话其实是道出了今天众多纯文学杂志主编心中的无奈。我曾在回答《小说林》编辑部关于“办好纯文学期刊，您有哪些新招儿？”的问题时说：“任何一家期刊的主编肯定都有一些新招儿，只不过要看这些招数管不管用，就像中国的足球，换了不少教练，用了不少新招儿，可仍然冲不出亚洲。”办杂志的苦衷就不便一一细述了，只是，我时常觉得这同时耗去了许多宝贵的创作时间，自己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我过去有不少著作是在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次又承蒙他们的支持，出版了我的这部散文随笔选集，这里特向他们表示我诚挚的谢意！

　　记得在三十多年前，我到遥远的巴颜喀拉山下的一个牧场工作，由于要骑3天的马，怕在路上挨饿，临行出发前就到商店称了两斤水果糖放在兜里。路上，肚子饿了的时候，我就像嚼干胡豆一样抓一把糖来吃。到了牧场后，我住进了一位老阿爸的帐篷，他有一个7岁的小孙女，长得十分可爱，一看见我就天真地笑。我摸了摸衣兜，才发现里面只剩下一颗糖了，就忙送给了小女孩。小女孩高兴极了，她剥开糖纸，只是用舌头舔了舔，又用糖纸包好并小心地放进怀里了。过了十来天，我工作结束准备返回县上了，在收拾马褡的时候，我听见小女孩在帐篷外小声地哭，就走了出去。原来是小女孩每天只是舔几下水果糖，她手中的糖纸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我给她的那颗糖已经只剩下小瓜籽那么点了，可她还舍不得吃完，只是伤心糖纸不能再用了。我当时懊悔极了，并用拳头打着自己的胸脯，怨不该在路上像嚼胡豆一样把一衣兜糖都吃完了。离开草原后，我却始终忘不了这个小女孩，这也许就是我创作短篇小说《依姆琼琼》最早的触动吧。
　　1981年，我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6·1”那天，我去了劳动人民文化宫，看见在被大人们领着的一个个天使般的孩子，他们手里捧着各种好吃的东西，在游乐场里尽情的玩耍，我不由地又想起了草原上的那个小女孩，想起了我在草原上见到的那些小孩子们。当时，一种难以抑止的创作冲动涌上心来，于是我就写了短篇小说《依姆琼琼》。这篇小说很快在《四川文学》上发表了，不久又被翻译成了日、英等国文字，而且还在全国获了奖。这算是我创作的第一篇儿童题材的小说吧。
　　其实我对儿童文学的研究不多，只是偶尔写了一些儿童题材的小说，也是在几家出版社的促成之下完成的。我觉得儿童小说贵在一个“真”字上，成人和小孩之间，除了年龄和知识结构的差异外，在“真”字上是不应该有差异的。我不喜欢那种成人化的儿童小说，也不喜欢那种说教式的儿童小说，更不喜欢那种成人学小孩嗲声嗲气说话的儿童小说。我觉得好的儿童小说不仅能打动孩子，也应该能感动大人，这才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依姆琼琼》这篇小说的篇名，在这本小册子的目录上是没有的，原因是我已经把这篇小说放进长篇小说《珠玛》中去了。在写《珠玛》这部小说之前，我曾写过一部电视剧《康定童话》，由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合拍，并获得过全国电视剧“飞天奖”。《珠玛》就是根据这部电视剧的故事来写的，是一部纪实性的小说，是青海人民出版社在出版“金鹰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时，编辑来成都约我写的。书中的小主人公珠玛身上有我女儿意娜的影子，她也有一个像书中白云一样的姐姐。特别要说明的是，书中珠玛写的那些诗，其实都是女儿意娜创作和发表过的作品。
　　《白云行动》这部中篇小说，是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出版“中国西部少年探秘小说丛书”时约我写，他们需要一部关于康定题材的小说，当时康定的报纸上正在开展有关《康定情歌》的词曲作者的讨论，而且许多少年读者也很关注此事，于是我就写了这部小说。我始终觉得《康定情歌》的作者是谁并不重要，可喜的是少年朋友们对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的关心，却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这本小册子是被列入“四川少数民族作家选集”丛书出版的。选编一套四川少数民族作家的选集丛书，是我从事四川省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工作多年以来的夙愿。这套丛书历经两年时间的奔波，现在终于要出版了，这里要特别感谢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民委和四川民族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感谢徐有胜先生为这套丛书撰写了总序，感谢意娜为本人的这本小册子撰写了序言。

　　不久前，一位热心的老读者给我寄来一本1956年7月出版的《草地》杂志创刊号，50年了，纸页虽然泛黄了，但杂志还保存得完好无损。他在信中说，几十年来他搬了无数次家，从来没舍得把这本杂志扔掉，现在寄给我是想让我们继续收藏这本杂志。我和编辑部的同仁们都十分感动，因为这是在《四川文学》创刊50周年之际，我们收到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1956年7月，《四川文学》的前身《草地》和《红岩》在成都和重庆同时创刊，是我国创刊最早的省级文学刊物之一。1959年10月，两家杂志合并为《峨眉》；1960年4月，更名为《四川文艺》；1963年1月，又更名为《四川文学》；1966年7月，《四川文学》停刊；1972年10月，又以《四川文艺》的刊名复刊；1979年1月，恢复为《四川文学》；1984年1月，又更名为《现代作家》；1991年1月，又恢复为《四川文学》。创刊50年来，《四川文学》虽然先后用过《草地》、《红岩》、《峨眉》、《四川文艺》、《现代作家》等刊名，但在几代园丁的辛勤耕耘下，《四川文学》一直是作家和读者最忠诚的朋友。
　　50年来，《四川文学》坚持弘扬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坚持为时代、为人民不断推出精品力作，坚持为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的脱颖而出摇旗呐喊的光荣传统，为我们时代谱写了美妙祥和的乐章，为文学园地培育了姹紫嫣红的百花，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丰富多彩的精品。在1950年代末，《四川文学》曾被中央宣传部列入我国最早向国外发行的四种文学期刊之一。进入新时期后，《四川文学》又先后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期刊”、“四川省一级期刊”，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双效期刊”，列入了“中国期刊方阵”。《四川文学》还受到了全国有影响的文学选刊的青睐，先后有近五百篇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散文、随笔、杂文和诗歌被选载。《四川文学》还有近百篇作品在省内外获奖，其中有7篇作品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评奖中获奖。《四川文学》还有不少作品被收入全国和全省的重点文学图书，有的还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支持。
　　50年来，《四川文学》在沙汀、李友欣、陈进、周克芹和邓仪中等历届主编的倡导下，坚持深入基层，开门办刊，联系作者，促进创作的作风，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刊物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编辑部在全省各市、地、州举办了近百次文学创作笔会，新老编辑几乎走遍了巴山蜀水。《四川文学》历年来还举办了十多次不同类别的征文评奖，发表了一大批优秀的小说、散文和杂文作品。进入新时期后，《四川文学》还刊发了二十余个地方作者的作品专辑，推出了一大批在省内外有影响的文学新人，为繁荣四川文学，壮大作家队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50年来，《四川文学》的新老编辑坚持全心全意为作者、读者服务的敬业精神，牺牲自己、甘愿为他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默默地改稿，编刊。他们从不问刊物为我做了什么，总是问自己为刊物做了什么，时时把刊物放在心上。有的编辑写给作者的回信，其字数甚至是来稿的几倍。有的编辑平时生活中很少计较个人得失，但为了文章中一个字的正确与否，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其实，《四川文学》的新老编辑的创作水平和创作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在外界都有很大影响，且大都是作家。但为了办好刊物，大家都只好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来创作，耐得住清贫，甘做“纯文学期刊”的守望者，受到了广大作者和读者的尊敬。
　　前些年，国内关于文学期刊“突围”的讨论沸沸扬扬，有人曾问我：“你们文学刊物的编辑何时下岗？”甚至有人还说文学期刊是“劳民伤财”。作为《四川文学》的现任主编，我和编辑部的同仁们一致认为，这场讨论虽然热闹，但实际上是忘记了作家协会“出作品、出人才”的根本任务。文学期刊“繁荣创作，扶持作家”的办刊宗旨，决定了文学期刊的特殊性。面对困难和压力，我们没有气馁，而是积极探索，努力提高刊物的质量。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的主旋律，把刊物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刊物的品位不媚俗；在任何时候，都坚决不发表低级趣味、格调不高的作品。我们的探索和努力，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关怀和帮助，也得到了广大读者、作者的理解和支持。不久前，四川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在关于把四川建设成为西部文化强省的战略部署中，还专门把《四川文学》等4家文学期刊列入了需要加强建设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给予了我们巨大的鼓舞。
　　不过，我们也认识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存了几十年的文学期刊，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今天，应该更加细致地思考如何面向读者的问题。因为，如果文学期刊都是大同小异甚至千人一面，则难免不会被读者抛弃。文学期刊只有在面向读者，面向市场中进行改革才会寻求到一条生路。而现在的读者，与文学一起在大浪淘沙中越来越精粹了，读者的欣赏习惯也在不断地求新。为了面向读者，我们《四川文学》广泛征求了读者和作者的意见，认真思考了文学期刊如何真正面向读者的问题。藉此，我们认识到，文学期刊在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文学期刊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正确的文化导向。同时，我们也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大潮，已把人们带进了多元并存的世界。故而我们认为，文学有品位高低之分，却不能用纯与不纯来衡量。为了面向读者，我们努力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文学期刊封闭的办刊思路中走出来，努力调整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文学期刊的审美视角，努力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刊物面貌，尤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文学期刊近乎雷同的板块结构。我们意识到，文学期刊板块形式的单调，必然会失去“杂志”的特色。为了面向读者，我们还正努力充实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文学期刊单一的信息储量。
　　这些年，我们的探索和努力，得到省委和省政府有关部门的肯定，得到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认可。中宣部有关部门的一位同志说：“这几年的《四川文学》使我非常惊喜，可以说是耳目一新，视野更宽阔了，更贴近时代和群众了，也更适应读者的需要了。同时刊物又保持着较高的文学品位和文化水准。这样办下去想必会赢得更多的读者。”《文艺报》的评述说：“《四川文学》在办刊思路、刊物面貌、审美视角和板块结构方面都有了大的突破，同时在跨学科、跨门类和加大信息量上也下了功夫。这并没有降低文学品位，作为文学刊物的性质是不变的。因为，《四川文学》仍以着力推出一大批读者喜闻乐见的高品位的文学作品为己任。”《中华读书报》的评论文章说：“从《四川文学》等刊物看出，改版的文学期刊的一些新栏目和文章还反映出当前文学界、知识界仍处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精神的沐浴下，读者对直面社会现实的精辟议论十分欢迎。”
　　为纪念《四川文学》创刊50周年，我们选编了这套《＜四川文学＞50年作品选》，选集共分三卷：中篇小说卷《望族》、短篇小说卷《山月不知心里事》、散文随笔杂文卷《韩非子的笑声》（编排均以发表时间为序）。在这套选集的选编工作中，我们广泛征求了省作协的老领导、编辑部离退休的老编辑和许多作家、读者的意见，认真翻阅了历年来的刊物和有关选集，先提出于目前三倍的候选篇目，然后又从候选篇目中，初选出的300万字作品，最后精选出目前的150万字作品。我们在初定选编方案时，原计划不选编辑部现任编辑的作品，后经有关领导和老编辑的劝说，我们选入了几篇现任编辑曾在全国全省获过奖或不在编辑部工作期间发表的作品。为增加这套选集的色彩，我们还以补白的形式，选入了《四川文学》这些年发表的封面文章。为了力求选编工作的较为全面和精当，我们采取了以选作品为主的原则，主要选编历年来在全国和全省获奖的作品，以及被全国重点报刊、重点图书选载的作品，和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一定影响的作品。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选编仍恐有不当，难免遗珠之憾，恳请作者和读者见谅。
　　《＜四川文学＞50年作品选》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50年来我省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风采，富有鲜明的历史踪迹和时代特征，具有阅读和收藏的价值。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和四川省作家协会对这套选集出版给予的关怀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