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北京《诗刊》每月发行四十万份，《星星》每月发行二十万份，一次诗朗诵，听众两三千，成都一地就有诗人三百以上。如此盛况仅仅见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不但空了前，而且绝了后。噫，大家忽然风雅起来了吗？非也。那时九州月落，长夜破晓，凡睡醒者莫不睁开眼睛，不过未敢贸然起床，深怕有所触犯，一个个都尖起耳朵，侦听门外有何动静。新诗在那时就是报晓的鸡啼。一句“天亮了”能使人心跳，翻身坐起。一句“政策必须落实”能引起朗诵会鼓掌的暴风雨。“中国又有了诗。”一个诗人这样写道。
　　也是那时，我从故乡返回成都，从二十年苦役归队《星星》编辑部，心头快活，工作夜以继日，星期天当作星期七。日夜看稿改稿，同时写诗写文，还要覆信。某日从来信堆中翻出一封香港刘济昆写给我的，说他编的《天天日报》副刊连载我1957年出版的诗集《告别火星》，并且逐日寄剪报来。我很感激，就和他频频通信，虽未晤过面，却无话不谈。在某一封信上，刘济昆说，台湾诗好，有一个余光中尤其好。随即寄来三本台湾出版的诗集：一是《当代十大诗人选集》，二是《郑愁予诗选集》，三是高准《葵心集》。《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排列诗人顺序，第三是余光中。看照片人很瘦，属龙，大我三岁。这三本台湾诗集放置书桌上，时在1980年秋。当时工作太忙，我只读了高准《葵心集》，觉得诗风与我相近。又读了《郑愁予诗选集》，觉得精巧，有宋词味。固然两位都好，但难以惊悚我。《当代十大诗人选集》这一巨册，无暇翻读。刘济昆又来信，劝我读后写出一些看法，作为评论文章发表，当有益于海峡两岸诗艺交流，亦大好事。为不辜负他的美意，我翻开这一巨册，读了彼岛十大诗人之首纪弦。此老之作，短小活泼，潇洒之至。偶有“政宣”作品掺杂其中，未免扫兴。读完纪弦一家，又因差旅北行，不克续读。遨游两月归来，案头山积，更不可能读了。忙到1981年初秋，差旅东行。列车长途，不可闲度，终于在酷暑与喧噪里读完纪弦之后的九家。车上52小时，窗外景物一无所睹，唯神游于书中灵境。其间最使我震动的是余光中。读他的《当我死时》《飞将军》《海祭》诸诗，想起孔子见老聃时所说：“吾始见真龙！”
　　也就是在这时，在列车从成都到上海，转乘去南昌的车厢烤炉里，我反复权衡了刘济昆的劝说，立志要写《台湾诗人十二家》一书。《星星》主编白航嘱我为本刊写专栏，正好以此应之。差旅结束，回成都后，我便动笔。我尊重彼岛《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的权威性质，在现成的“十大诗人”之后，添上郑愁予和高准，得十二家，一一介绍。《星星》1982年一月号到十二月号，连载这十二家的介绍文字，并附录诗作数首，每月一篇。陆续刊出后，反应很不错。翌年成书，正式出版。《星星》三月号介绍余光中的文字并附诗刊出后，我给余光中写信表敬意，托刘济昆面呈。不巧的是余光中已离港返台授课一年，要等他回港才好面呈。
　　1983年余光中回香港中文大学续任教职，给我写了回信。钢笔字，很方正，严肃坚定，一笔不苟。信中有一段话我最赞同，如下。
　　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而后之诗人见贤思齐、创造中国新诗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

　　这是君子之言，和而不同。此后蒙他不弃，陆续来信赐教，并赠《余光中诗选》和他别的诗集多种。拜读既多，感想生焉。天下之诗汗牛充栋《星星》每月来稿二筐，可读的却很少，可读而又可讲的更少。余光中诗不但可读，且读之而津津有味；不但可讲，且讲之而振振有辞。讲余光中我上了瘾，有请必到。千人讲座十次以上，每次至少讲两小时，兴奋着魔，不能自己。回想当年盛况，觉得好笑。诗能迷人，确实如此。那几上内我讲过的余光中诗有《当我死时》《飞将军》《等你，在雨中》《罗二娃子》《所罗门以外》《乡愁》《民歌》《盲丐》《白玉苦瓜》《小褐斑》《长城谣》《唐马》《雨伞》《六把雨伞》《水晶牢》《橄榄核舟》《哈雷彗星》等等。例皆打印成件，人手一册，逐字逐句细讲，还要粉笔板书，就像上国文课。有一次讲完课下台来，一位先生上前低声问我：“余光远是你大哥？”我点头说是。他接着问：“余光中该是你二哥吧？”我赶快声明不是。猜想他是见我如此卖力宣讲其诗，故有此疑。
　　《台湾诗人十二家》出书前，我又写了《隔海说诗》十四篇文字，在四川的《当代文坛》连载。其中一半篇幅都说了余光中。后来加上长序也成了书，正式出版。当时海峡两岸阻于政治风涛，尚无交往，我这样做，不免招来物议。一位外省诗人来警告说：“中宣部对你的文章有意见哪！”我答：“请写文章”。两三年后，这位诗人又著文说：“有的人介绍台湾诗很邪乎。”那是暗指鄙人。我当时憨胆大，自认为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拥护改革开放，此心可鉴，怕他个甚，所以全不放在心上。此前1984年初，“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馀波尚在，一位政工干部来编辑室窗外，隔窗盘问鄙人：“有个叫余光中的人吗？”我知此人有所风闻而来，告状的人岂少也哉，回答说有。来人冷冷命令：“把他的书拿来，我们要看。”我说不愿意拿，不再理睬来人。我的办公桌靠窗，放着一体《余光中诗选》，他可能瞥见了。几天后，桌上的这本书不见了。遍找找不到，遍问无人借，我就疑心，那是重庆诗人李钢，此崽最爱搞恶作剧，近日又夜宿在编辑室内，一定是他作案。可是李钢大呼冤枉，他说：“我已熬了一个通夜，把《余光中诗选》抄誊完毕，还拿书做啥嘛。”究竟是谁拿了，遂成悬案。我给余光中写信，谎说那本书被人借去不还。于是余光中又寄一本来，扉页题写“再送流沙河兄”。这也算是趣闻吧。
　　1986年我又选余光中诗一百首，一一加以分析，作为导读文字，附在诗后，拿到安徽《诗歌报》上连载。此报面向全国，拥有读者甚多，遂使影响扩大（此前只在四川）。《余光中一百首》后来也成了书，正式出版，一印就三万册，（真实印数远不止此）。我在本书编者前言中说：“余光中的诗作儒雅风流，具有强列的大中华意识。余光中光大了中国诗，他对得起他的名字”。赞美当代诗人，我从未如此狂热过。惭愧的是此书印刷窳劣，又不付酬给原诗的作者，只给我二百五十元。我拒收，添成八百元。看在熟人面上，忍辱收下。此事我无法向余光中交代，至今横梗在喉，扼腕捶桌。
　　大约是1987年，台湾陈映真来四川省作家协会座谈，介绍彼岛文坛现状，说余光中很右，属于官方诗人。陈映真是进步作家，服膺马克思主义，按理出牌，宜有此说。有些人的说法比他的更难听，我早已听熟了。轮到发言，我说：“无论此人是否属于台湾官方，都不妨碍我欣赏他的诗。”算是有来有往，维持平衡。大约也是这时，人民日报台湾专栏以香烟盒大小的篇幅刊出余光中1971年写的小诗《乡愁》。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党报对待一首诗的态度，显然是着眼于诗之本身是好是坏，而不像陈映真那样审查诗人左耶右耶民乎官乎。这样审查一个作者，曾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实行多年。谢天谢地，总算一去难复返了。
　　又想起了段趣闻，不妨说说。1982年夏，余光中信上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信上故国之思，深深使我感动。四年后，他写的《蟋蟀吟》中两行：“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信上的那句话触动灵感，我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答，发表在香港的文汇报副刊上。朋友酬唱之诗，被人嘲谑为“利用蟋蟀搞统战”。1988年我差旅北京，北京电视台制作中秋节朗诵诗节目，已选这首诗。某部长指示说：“必须征询陈鼓应的意见。”陈鼓应是台湾进步教授，新来我们这边做了客卿，曾有讨伐书《这样的诗人余光中》在彼岛出版，敌忾既深，一见那首诗有涉余光中，便叫取消。真是外来和尚好念经，节目就取消了。翌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高中第四册语文课本选入这首诗，给中国数百万高中生读。并给诗句作注释云：“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现任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如今又过去十五年，高中生读者若累计计算恐怕上亿了。陈鼓应若有知，当大不快。
　　二十五年浑浑噩噩一梦，醒来人就老了。新诗大潮早已消退，绝不可能再来二次。青丝成白发，炬火馀寒灰。昔年恩恩怨怨，群鸡争虫罢了。只是回头写来，堪作趣闻，娱人娱已，或可助谈资吧。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末，悟到自己缺乏天赋，乃停笔不再写长长短短的诗句。从前我写的诗，或偶有可读的，但是皆不可讲，因此太浅白太直露，讲起没味道。看清自己之丑，亦算明智。昔年读余光中，我最大的收获，正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