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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我读余光中流沙河/文


  那时,北京《诗刊》每月发行四十万份,《星星》每月发行二十万份,一次诗朗诵,听众两三千,成都一地就有诗人三百以上。如此盛况仅仅见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不但空了前,而且绝了后。噫,大家忽然风雅起来了吗?非也。那时九州月落,长夜破晓,凡睡醒者莫不睁开眼睛,不过未敢贸然起床,深怕有所触犯,一个个都尖起耳朵,侦听门外有何动静。新诗在那时就是报晓的鸡啼。一句“天亮了”能使人心跳,翻身坐起。一句“政策必须落实”能引起朗诵会鼓掌的暴风雨。“中国又有了诗。”一个诗人这样写道。
  也是那时,我从故乡返回成都,从二十年苦役归队《星星》编辑部,心头快活,工作夜以继日,星期天当作星期七。日夜看稿改稿,同时写诗写文,还要覆信。某日从来信堆中翻出一封香港刘济昆写给我的,说他编的《天天日报》副刊连载我1957年出版的诗集《告别火星》,并且逐日寄剪报来。我很感激,就和他频频通信,虽未晤过面,却无话不谈。在某一封信上,刘济昆说,台湾诗好,有一个余光中尤其好。随即寄来三本台湾出版的诗集:一是《当代十大诗人选集》,二是《郑愁予诗选集》,三是高准《葵心集》。《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排列诗人顺序,第三是余光中。看照片人很瘦,属龙,大我三岁。这三本台湾诗集放置书桌上,时在1980年秋。当时工作太忙,我只读了高准《葵心集》,觉得诗风与我相近。又读了《郑愁予诗选集》,觉得精巧,有宋词味。固然两位都好,但难以惊悚我。《当代十大诗人选集》这一巨册,无暇翻读。刘济昆又来信,劝我读后写出一些看法,作为评论文章发表,当有益于海峡两岸诗艺交流,亦大好事。为不辜负他的美意,我翻开这一巨册,读了彼岛十大诗人之首纪弦。此老之作,短小活泼,潇洒之至。偶有“政宣”作品掺杂其中,未免扫兴。读完纪弦一家,又因差旅北行,不克续读。遨游两月归来,案头山积,更不可能读了。忙到1981年初秋,差旅东行。列车长途,不可闲度,终于在酷暑与喧噪里读完纪弦之后的九家。车上52小时,窗外景物一无所睹,唯神游于书中灵境。其间最使我震动的是余光中。读他的《当我死时》《飞将军》《海祭》诸诗,想起孔子见老聃时所说:“吾始见真龙!
  也就是在这时,在列车从成都到上海,转乘去南昌的车厢烤炉里,我反复权衡了刘济昆的劝说,立志要写《台湾诗人十二家》一书。《星星》主编白航嘱我为本刊写专栏,正好以此应之。差旅结束,回成都后,我便动笔。我尊重彼岛《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的权威性质,在现成的“十大诗人”之后,添上郑愁予和高准,得十二家,一一介绍。《星星》1982年一月号到十二月号,连载这十二家的介绍文字,并附录诗作数首,每月一篇。陆续刊出后,反应很不错。翌年成书,正式出版。《星星》三月号介绍余光中的文字并附诗刊出后,我给余光中写信表敬意,托刘济昆面呈。不巧的是余光中已离港返台授课一年,要等他回港才好面呈。
  1983年余光中回香港中文大学续任教职,给我写了回信。钢笔字,很方正,严肃坚定,一笔不苟。信中有一段话我最赞同,如下。
  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而后之诗人见贤思齐、创造中国新诗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

流沙河,余光中/雷康 摄
流沙河,余光中
地点:华西都市报·四川日报集团大楼·锦江区·成都
时间2005-2-24 15:58

  这是君子之言,和而不同。此后蒙他不弃,陆续来信赐教,并赠《余光中诗选》和他别的诗集多种。拜读既多,感想生焉。天下之诗汗牛充栋《星星》每月来稿二筐,可读的却很少,可读而又可讲的更少。余光中诗不但可读,且读之而津津有味;不但可讲,且讲之而振振有辞。讲余光中我上了瘾,有请必到。千人讲座十次以上,每次至少讲两小时,兴奋着魔,不能自己。回想当年盛况,觉得好笑。诗能迷人,确实如此。那几上内我讲过的余光中诗有《当我死时》《飞将军》《等你,在雨中》《罗二娃子》《所罗门以外》《乡愁》《民歌》《盲丐》《白玉苦瓜》《小褐斑》《长城谣》《唐马》《雨伞》《六把雨伞》《水晶牢》《橄榄核舟》《哈雷彗星》等等。例皆打印成件,人手一册,逐字逐句细讲,还要粉笔板书,就像上国文课。有一次讲完课下台来,一位先生上前低声问我:“余光远是你大哥?”我点头说是。他接着问:“余光中该是你二哥吧?”我赶快声明不是。猜想他是见我如此卖力宣讲其诗,故有此疑。
  《台湾诗人十二家》出书前,我又写了《隔海说诗》十四篇文字,在四川的《当代文坛》连载。其中一半篇幅都说了余光中。后来加上长序也成了书,正式出版。当时海峡两岸阻于政治风涛,尚无交往,我这样做,不免招来物议。一位外省诗人来警告说:“中宣部对你的文章有意见哪!”我答:“请写文章”。两三年后,这位诗人又著文说:“有的人介绍台湾诗很邪乎。”那是暗指鄙人。我当时憨胆大,自认为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拥护改革开放,此心可鉴,怕他个甚,所以全不放在心上。此前1984年初,“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馀波尚在,一位政工干部来编辑室窗外,隔窗盘问鄙人:“有个叫余光中的人吗?”我知此人有所风闻而来,告状的人岂少也哉,回答说有。来人冷冷命令:“把他的书拿来,我们要看。”我说不愿意拿,不再理睬来人。我的办公桌靠窗,放着一体《余光中诗选》,他可能瞥见了。几天后,桌上的这本书不见了。遍找找不到,遍问无人借,我就疑心,那是重庆诗人李钢,此崽最爱搞恶作剧,近日又夜宿在编辑室内,一定是他作案。可是李钢大呼冤枉,他说:“我已熬了一个通夜,把《余光中诗选》抄誊完毕,还拿书做啥嘛。”究竟是谁拿了,遂成悬案。我给余光中写信,谎说那本书被人借去不还。于是余光中又寄一本来,扉页题写“再送流沙河兄”。这也算是趣闻吧。
  1986年我又选余光中诗一百首,一一加以分析,作为导读文字,附在诗后,拿到安徽《诗歌报》上连载。此报面向全国,拥有读者甚多,遂使影响扩大(此前只在四川)。《余光中一百首》后来也成了书,正式出版,一印就三万册,(真实印数远不止此)。我在本书编者前言中说:“余光中的诗作儒雅风流,具有强列的大中华意识。余光中光大了中国诗,他对得起他的名字”。赞美当代诗人,我从未如此狂热过。惭愧的是此书印刷窳劣,又不付酬给原诗的作者,只给我二百五十元。我拒收,添成八百元。看在熟人面上,忍辱收下。此事我无法向余光中交代,至今横梗在喉,扼腕捶桌。
  大约是1987年,台湾陈映真来四川省作家协会座谈,介绍彼岛文坛现状,说余光中很右,属于官方诗人。陈映真是进步作家,服膺马克思主义,按理出牌,宜有此说。有些人的说法比他的更难听,我早已听熟了。轮到发言,我说:“无论此人是否属于台湾官方,都不妨碍我欣赏他的诗。”算是有来有往,维持平衡。大约也是这时,人民日报台湾专栏以香烟盒大小的篇幅刊出余光中1971年写的小诗《乡愁》。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党报对待一首诗的态度,显然是着眼于诗之本身是好是坏,而不像陈映真那样审查诗人左耶右耶民乎官乎。这样审查一个作者,曾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实行多年。谢天谢地,总算一去难复返了。
  又想起了段趣闻,不妨说说。1982年夏,余光中信上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信上故国之思,深深使我感动。四年后,他写的《蟋蟀吟》中两行:“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信上的那句话触动灵感,我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答,发表在香港的文汇报副刊上。朋友酬唱之诗,被人嘲谑为“利用蟋蟀搞统战”。1988年我差旅北京,北京电视台制作中秋节朗诵诗节目,已选这首诗。某部长指示说:“必须征询陈鼓应的意见。”陈鼓应是台湾进步教授,新来我们这边做了客卿,曾有讨伐书《这样的诗人余光中》在彼岛出版,敌忾既深,一见那首诗有涉余光中,便叫取消。真是外来和尚好念经,节目就取消了。翌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高中第四册语文课本选入这首诗,给中国数百万高中生读。并给诗句作注释云:“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现任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如今又过去十五年,高中生读者若累计计算恐怕上亿了。陈鼓应若有知,当大不快。
  二十五年浑浑噩噩一梦,醒来人就老了。新诗大潮早已消退,绝不可能再来二次。青丝成白发,炬火馀寒灰。昔年恩恩怨怨,群鸡争虫罢了。只是回头写来,堪作趣闻,娱人娱已,或可助谈资吧。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末,悟到自己缺乏天赋,乃停笔不再写长长短短的诗句。从前我写的诗,或偶有可读的,但是皆不可讲,因此太浅白太直露,讲起没味道。看清自己之丑,亦算明智。昔年读余光中,我最大的收获,正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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