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四川潼南县的双江镇。出生的日子，原来模糊地记得是清代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前不久查到《潼南杨氏族谱》，才弄清楚是这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19O7年8月3日。
　　双江镇在涪江之滨，离潼南县城梓潼镇约10km，背倚青山，猴溪和浮溪二水环绕，在这里汇合流入涪江，因此得名。因为交通便利，早在清代初年，这里开始建场，每逢三六九，附近的农民纷纷前来赶场。到我记事的时候，小镇已经相当繁华，竟有“小重庆”之称。
　　滔滔的涪江，是四川盆地主要水系之一，上通川北的绵阳、平武，下达合川和长江边的重庆。江面上的木船，把射洪、蓬溪和遂宁的盐巴，潼南县的稻谷、土布运往重庆，换回来的是外国人倾销的洋布、洋油和洋火（火柴），南来北往，双江镇是必经的要道。陆上交通，当时虽然还没有公路，但有一条驿道经过双江，还有两条石板大道，西通成都，东达重庆，驮货物的牛马，抬滑竿、轿子的轿夫，终年不断。邮路也通了，“邮政代办所”设在我们家住宅前的店铺里，雇有几名“步班邮差”，他们挑着上百斤的邮件，步行到指定的地方，和相邻的遂宁、合川两县的“涉班邮差”会合，交换邮包，然后负责分发，每天往返50km左右，风雨无阻，昼夜运行。全镇300多家商号，分布在六条街上：中街最长，是贸易中心；西街可以称是“工业区”，有油房。醉房、票房等手工作坊；东街比较短，是屠宰行的专业街；北街濒临猴溪，以禹王宫为中心，除了经营盐巴、油饼等比较大的商号外，还有一批地主宅院，我的家就在这条街上，人称“邮政局”；南街和附近的兴隆街，靠近涪江码头，行商、力帮的客栈，船工的窝棚和水运货物的堆场都在这一带，附近一条偏僻的老猪巷内，是赌场、烟馆和寻花问柳的场所。一到太阳下山，各街口的铁栅门一齐落锁，小镇简直像是一座没有高墙的城堡。民国初年，科举已经废除，镇上没有一所高等小学，却有两座洋教堂，一座是镇东的天主堂，建于1911年；一座是兴隆街上的基督教福音堂，建于1912年。
　　双江镇又叫杨家场，因为居民中姓杨的多，但是，杨氏家族不是四川的土著，而是来自外省的移民。在四川，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吴玉章同志告诉我，他的祖先是福建人。朱总司令说，他的祖籍是广东韶州府（今韶关市）。原来，历史上四川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一次是元末明初，因为连年的战争，人口大幅度下降，土地也荒芜了，朱元球打下天下后，为了恢复元气，从两湖还有广东大量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第二次，是明末清初，起义的农民军和官兵连年激战，四川人口降到全国倒数第三位。据县志记载，安岳县甚至“户不盈十，丁不满百，难以设官”，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所以，清代前期又出现了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这次移民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各省有100多万人入川，占当时四川人口总数的一半。所以，清代四川的人口，大多是两次“湖广填川”移民的后裔。
　　双江镇的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杨光基定居在蓬溪县涪江左岸的姬家坝。他的第四代杨世绥，就是我的曾祖父。杨世绥大概是个精明人，那时荒地多，别人抢种熟地，他却雇人大量开垦荒地，凭借涪江水利和两岸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变跷瘠为沃壤，若干年后，居然拥有土地500多亩，就像是“跑马圈地”那样。他又结交官府，包揽运销官盐的专利权，成了闻名的“杨三泰”大盐号的主人，从此显赫起来。于是，迁出姬家坝，在涪江右岸的双江镇大兴土木，营造宅第。姬家坝和双江镇隔水相望，原来都属于蓬溪县，民国初，潼南县分立出来，就分属两个县了。
　　杨世绥生了7个儿子，我的祖父是“传”字辈的么房。么房出老辈，我小小年纪，就有人管我叫公公。1868年初（同治六年），曾祖父去世，大家庭解体，除了留作祭祖用的良田2000亩和街房 7通外，其余家产都分给各房。分家之后，各房纷纷建造宅院。我出生那年，父亲正在重修后来被称为“邮政局”的大院，其中最豪华的是六房的田坝大院，占地2400m²。我小时候，家里就有了汽灯，新式的吊灯，听人说，家具陈设是派人到江浙和广东采办来的。

封建家庭的没落
　　30年代在解放区土改时，查干部的家庭成分，我说：我家祖上七大房，全是地主，没个错。到我父亲这一辈，七大房繁衍为十九房，随着大家庭的解体，差别就大了。我的堂伯父中，有的财大势旺，霸公产，办团练，镇压起义农民，成为一方豪强。有的受了高等教育，走立宪派的道路，成为四川省咨议局的议员。我的祖父生了两个儿子，我父亲居长，名宣永，字作揖，号难清，没有功名，却捐了一个“蓝翎候选巡检”。据说，我祖母常年卧病，父亲侍奉汤药，读了许多中医书，居然“无师自通”，能号脉开方。他不挂牌行医，有来求的，义务给人看病，但从不给自己的亲人开处方，只是和请来的医生共同商讨。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给亲人治病，开重药下不得手！他爱国，开明，为人厚道，是地主中的“守成派”。他常常告诫我们要守本分，说：“本分本分，自有你一份。”家庭里的陈设，多少也能反映出他那与世无争的名士气。我家宅门上悬着“清白世家”4个大字，大厅上方挂了一幅水墨淡彩山水，题着“高山流水”。板壁上有副对联：“风散窗户静，月圆松竹深。”书房里也有一副对联：“事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留半亩子种孙耕。”他卧室里的大床上，居中有3个贴金的字：退一步。床上有搁板，放着《本草》、《内经》、《瘟症辨证》和《验方新篇》等中医书。父亲原配邹氏，续弦邱氏。邱氏就是我的生母。连同“寄名”到我家的孩子在内，我有N个兄弟，9个姐妹。因为族中的叔伯，见我们家子女多，人丁兴旺，都说：“淮清老爷，你家福气好，生一个活一个。”于是就把孩子“寄”到我家名下，求得“托福免灾”。但我的亲叔父宣蔚却没有子女，所以立我四哥杨周公为他的嗣子。
　　到了民国初年，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原因有几个：
　　第一，子女的教育费用负担重。父亲没有应过考，但喜欢读书。他主张子女都要读书，女孩子也要通文墨，至少要学会记账，男孩子书读得越多越好。甲午战败后，国耻日深，有志青年寻求救国的道路，联袂去日本留学。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舍得花钱的。所以，大哥杨剑秋（尚荃）早在1904年就东渡日本，进人中央大学经济系，在日本住了9年；二哥衡石（尚麟）1917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四哥闇公（尚述）同年去日本人士官学校。这些留学的费用，连同在国内的子女的学费，每年收的租谷不敷开支，只好卖地供子女上学。
　　第二，子女的婚嫁开销大。父亲的子女多。地主门第好摆排场，讲面子，所谓“大船破落，还有一百斤钉”。寒修了有失体面，每办一次婚嫁喜事，就得卖一次地。
　　第三，四川当时军阀割据，实行防区制，凡是有点实力的，都想找靠山，拉队伍，占一个防区，坐收田赋、盐税和厘金。
　　1913年，我大哥回国后也想拉“队伍”，父亲是支持的。但大哥的情况和一般的军阀又有所不同。他在日本时，经廖仲凯和吴玉章介绍，加人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当时，同盟会在四川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熊克武。辛亥革命后，他在重庆担任川军第五师师长。1913年，熊克武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二次革命” 中组织讨袁（世凯）军，任川东讨袁军总司令，大哥在总司令部负责军需军械工作。他回到双江镇，又卖了家里一部分地，身边带着几个背盒子炮的卫兵，熊克武封他为川北游击司令，招募些破产农民，每人每月发给一块钱他银。参加这次起义的还有我的堂兄杨宝民（尚懿），他是苏皖湘粤赣五省讨袁联军的总参议。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他们讨袁的决心并没有动摇。1915年底，反对袁世凯称帝时，大哥又担任护国军的团长。以后，孙中山反对段棋瑞把持的北洋政府，在广州组织军政府，维护民国的约法，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杨宝民为川北总司令。我大哥担任川北游击司令，司令部就设在双江镇。快近年关时，义军先打遂宁、乐至，进而直奔成都打段棋瑞在四川的督军刘存厚。义军提出：护法保家，撵走刘存厚，攻占遂宁过大年。敌人扬言要血洗灌南，杀尽杨姓族戚，掘坟焚尸。我们全家老小，就在春节前夕坐涪江的木船南下，避居重庆，在二府衙街安了家。1918年大年初一，杨宝民、杨剑秋部攻克遂宁，和同属熊克武部的团长刘伯承等配合，在2月26日攻克成都，赶走了刘存厚。孙中山委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不久，参加护法运动的军阀们争权夺利，将孙中山排挤出军政府，群“龙”无首，熊克武内部也发生分裂，川政落入军阀刘湘之手。1924年，刘湘和杨森联合将熊克武驱逐出川。我的大哥因此在政治上失意，十分苦闷，回双江镇赋闲，一度生活糜烂。这时，我的家分成三处：除双江镇老家外，一处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是大哥在成都时安的；：一处是重庆府街70号（今19号），是全家避居重庆时租赁的。所有的开支全靠双江镇老家留下的已不多的田租，真是坐吃山空。只听得父亲常常叹气：家败了，败了！
　　为了重振家业，父亲想搞点实业。先是集资买了一艘小火轮，搞涪江运输，大约可以载客一二百人。首航那天，全家老少上船，在控南到重庆的江面上旅游了一圈。但是，因为不会经营管理，不久，机器坏了，轮船转让给卢作孚办的民生公司。接着，他又开办“飞跃汽车公司”，谁知这年成都连降暴雨，一个多月不停，周围的公路、桥梁都被冲坏，车也翻了，汽车公司又办不成。轮船、汽车都是靠大家集资，后来债也还不起。父亲不死心，又改办板车运输，用六弟的名字，叫“尚仑板车行”，规模比轮船、汽车公司小多了。因为六弟进了上海法政学院，无心经营，又停了业。这样每况愈下，反而欠了一批债。最后，和人合股，在成都春溪路的繁华大街，办了个“知育电影院”，地下党员程子健隐蔽在电影院，作为我家股东的代理人。后来，股权卖给人家，家里又落了空。这些情况，发生在我离家出川以后，是后来幺弟白冰告诉我的。这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个别人有特殊关系，发了家，但也救不了国。

我的引路人
　　我 6岁发蒙，座馆先生吴仲儒，教的是《百家姓》、《三字纷、《千字文》。记得吴先生用清秀的柳体写的条幅上，有唐代李绅的《悯农》两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个地主家庭里的座馆先生，敢把这些诗写成条幅悬在墙上，既说明先生的心态，也反映出主人是比较开明和宽容的。不过我那时年纪小，对世事还没有什么辨别能力。两年后，大哥带我到成都，跟一位姓赵的老先生读《诗经》。我才八九岁，成天背诵“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哪里能理解得了。半年后，又回双江老家了。靖国军攻打成都时，我随家庭避居重庆。到重庆后，看到家境日益没落，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弄得民不聊生。脑子里产生一种想法，希望国家得到安定，但接触社会毕竟还是太少，想法也还是模糊的。这时，我家所住的二府衙街在重庆下半城，是一条小小的巷道，我家租赁的19号是三开间的二层楼房，后来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相当于省委）就设在此地。附近是商业场，示威游行的群众活动都在这一带。我进的私立泰邑小学就在附近，学校设在一个仓库里，三四十个学生，只有一名教师，学的是国文、算术和格致（科学常识）三门课。
　　我们家在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就有6个共产党员，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为什么从这样一个家庭里会出这么多共产党员？这有外部环境影响和家庭内部状况两方面的原因。从外部环境来说，当历史进人20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正陷于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家极度衰弱，备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濒临灭亡的边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四川，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线的四川保路运动是在我4岁那年爆发的；蔡愕率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军第一军在四川同北洋军队苦战是在我9岁那年发生的。四川有革命的空气。从家庭内部来说，同我四哥杨周公直接有关。
　　1920年秋，四哥从日本回国。他长我9岁，我们是同父异母兄弟，他又过继给我的叔叔，但我俩很亲近。他常常给我讲太平天国、义和团和白莲教起义的故事。他是16岁离开家的，先进南京的军官教导团。袁世凯称帝时，他跑到江阴要塞司令部，鼓动他认识的那位萧团长起义，事败后，北洋军阀要抓他，他逃到上海，远去日本，进了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那时他才19岁。他告诉我，在日本3年，曾被警视厅抓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和同学们组织读书会，读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这些书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虽然内容还很驳杂），被警视厅拘留，说是读书会没有经过学校许可，在他据理力争后释放了。第二次是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留日学生结队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口号中有取消袁世凯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的内容，竟被日本警视厅关押了8个月，以后被遣送回国。他的这些惊险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也很佩服他的勇敢精神。
　　四哥回到重庆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他动员家里的姐妹剪头发，放小脚。我六姐带头剪了辫子，上街时，人们笑她的“鸡婆头”。不久，四哥又到成都去联络留日回来的学友，也动员我到成都进高等师范学校去上学。
　　成都的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四川的最高学府，本科学制4年，另设附属小学。人学要经过考试。我在泰邑小学学的课程不完备，只好在高师的附小补习一年，第二年才进人本科。学校的校长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威望很高。教师中有共产党人挥代英等，教国文课的张锡待老师在课堂上也宣传解放思想、反对宗法主义，校内进步空气很浓，在我脑子里开始出现一种模糊的救国思想。这时，四哥积极参加“留日学友读书会”的活动，又结识吴玉章和刘伯承，并且和童庸生。廖恩波等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童庸生是高师的学生，那时已经秘密地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SY），廖恩波原来是内江中学的学生，五四运动时是内江学生联合会主席，被学校开除后，考人甲种工业专门学校学习。不久，四哥和廖恩波也加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吴老已年过四十，不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便和我四哥、郭祖劾、傅双无等20多人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那时他们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所以自己起名“冲国青年共产党”，英文缩写为YC。1924年1月12日，YC在娘娘庙街24号我们的家里正式成立，还创办了机关刊物《赤心评论》。这一天，正好学校放寒假，我回家度假，就和大家认识了。那时我还没有满17周岁。不久，四哥介绍我参加他们的读书会。记得读的第一本书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但我从书里开始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后，YC在我家里聚会时，他们并不回避我，我从他们那里常听到一些革命的道理。这年5月1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YC联合组织纪念五一劳动节并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大会在少城公园举行，到会的学生和工人有5000多人，杨周公在大会上作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演讲，号召大家向帝国主义进攻，为继承列宁开创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控制四川政权的军阀刘湘和杨森，表面上说支持新派的活动，内心十分害怕群众。杨森下令，不准参加大会的群众上街游行，接着派人接收高等师范学校，扬言要逮捕吴玉章和杨闇公。吴老不得不离开成都到北京去，四哥到上海去找中共中央和团中央联络。
　　在这期间，四哥介绍二哥和我阅读《共产党宣言》、《劳农政府》和《新青年》、《中国青年》等书刊。二哥早年在唐山路矿学堂求学时，曾加入京津同盟会。以后，他倾向于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从日本回国后任四川边防军司令赖心辉的秘书，驻地在沪州。我因为年纪小，阅读《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定困难，常常要请四哥解答问题。他离开成都后，我便写信求教，他总是热情地给我回信。后来，我在他的日记中发现有这样的记载：“午间，与五弟等一信，指示他进行方略，读书的捷径，对于主义研究所得的，全数告他，免他走歧路。”（1924年9月26日）他不仅指导我读书，还帮助我正确认识自己出身的阶级和旧家庭。他离开成都去上海时，途经双江镇老家。他在5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吾族的老幼人们，恃着先人的遗产，安坐而食，对于子弟的教育，都不把它当一回事……还有一种很危险的事，族间的人们，不问老幼，都视嫖赌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终日非嫖即赌，青年中几乎没有一个不犯这种毛病。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怎样能使他不存利己心，嫉妒心啊！”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镇上那个“若有若无的小学校”，和教会办的学校比，“真有天渊之别”，因此慨叹：自己的人民，不从教育人手去提高他们的知识，而“让外人来造他的内应军”，“这才是很危险的事啊！”这类见解，他常在信里告诉我，启发我认清腐败的封建家庭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时，我在信中表示一点幼稚的看法，他也感到高兴。他在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接五弟一信，论吾族的毛病，很得大要，足见他的思想已日渐趋于本道矣。心甚喜广”。1987年，在纪念杨周公烈土遇难60周年时，我捧读刚刚出版的《杨闇公日记》，泪为之下。正是在四哥春雨润物般的关怀启发下，我渐渐地接受革命思想，背弃了原来出身的阶级，投身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来。
　　1925年，我高师毕业，离开成都到重庆。由于刘湘和杨森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四哥和童庸生等都集中在重庆，经童康生介绍四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和团中央的特派员萧楚女取得直接联系。不久，共青团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童庸生为书记，四哥任组织部长，罗世文任宣传部长。我们二府衙街的家是团组织的活动中心，每天由邮政局送来一麻袋邮件。包括《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和《政治通讯》、《中学校刊》①等党团内部刊物。
　　到重庆后，我没有报考别的学校，因为四哥希望我到上海大学去学习，但是一时费用筹不出来，只好等待。四哥便指定我读两本书。一本是《共产主义ABC》，布哈林写的。原书叫《共产主义初步》，分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组织两部分，国内翻译出版的是它的第一部分。另一本书是《新社会观》，介绍社会主义。这两本书比较通俗，适合我的理解能力。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向青年推荐的。
　　团的地方委员会成立后，工作就全面开展起来了。包括“平民教育运动”、反对教会学校奴化学生思想的“非基督教运动”。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追悼大会，五卅惨案后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等，斗争一个接着一个，忙得不可开交。四哥分配我做些技术性的工作，如刻钢板、印传单、分发信件等。他们在我们家里开会时，要四嫂回避，但允许我旁听，有时，还让我帮助作记录。父亲不干涉他们的活动，但对不让他列席他们的会议，不很高兴，说“世间哪有儿子做事瞒着老子的道理！”又责怪我说：“你和你四哥搞到一起，什么都不肯告诉我！”刘伯承同志回忆说：有时候会开到深更半夜，“杨老伯下楼来探视说：你们这大夜还不睡，有什么话说不完啊！”又说：“我知道你们在开会，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才对呀！”
　　五卅惨案后不久，吴老经上海回到重庆。这时，他已由赵世炎介绍在北京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他人党后立刻写信给杨周公，“解散”他们所组织的“中国青年共产党”，成员可以“个别地加人共产党”。这件事，四哥从上海回来后就着手进行，但遇到了一些阻力，因为傅双无等要求团体加人。郭祖劾和我非常愿意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合作，四哥在这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得祖破五弟俩的来信，心稍慰。他们对于YC与SY主合作，心甚愿。此事自当积极进行。”接到吴老的来信后，这事得到解决。从此，四哥就全力以赴地开展团的工作。
　　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当时被西山会议派（右派）把持，吴老经过上海时，中共中央认为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特地请他回四川后，在国民党内发展左派力量，推进国共合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当时由左派控制）也请他负责整顿四川省党部。他回重庆不久，便在四哥和冉钧等共产党员帮助下，很快就把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组成了。冉钧是和邓小平（希贤）同志等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后来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回重庆后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吴老又办起中法大学附属中学。大伏天，重庆热得像蒸笼，他们东奔西走找校舍，购置教具，等到中午又回到二府衙，父亲常说：你们去忙吧，累了就回来休息、吃饭。因此，吴老说：“我们也就把周公同志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在通远门外靠近谭家花园的大溪沟，租赁了一幢旧式楼房作校舍，开始招生了。五四运动前，吴老是组织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法华教育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一次办的学校只招收中学生，所以叫中法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当然由在四川很有声望的吴玉章老自己担任，教务主任童康生，训育主任杨伯他，事务主任张克勤，教员有杨周公、冉钧、廖划平、萧华清、程子健等，差不多在重庆的共产党员都集中在中法学校。学生从哪里来呢？一批是在五卅运动中，为抗议帝更主义惨杀中国工人参加罢课斗争而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北江中学、合川联中、女二师等校都有一批人；另一批是在“用基督教运动”中被教会学校开除的学生。中法学校成立的消息传开后，各地受压迫的进步学生，纷纷前来报名，一次就招生三百多人。9月4日，学校正式开学。我的六妹杨义君，大侄女杨肇兰都人了学。我既不是该校学生，更不是教职员，而是给吴玉章和四哥跑“交通”的，经常来往于二府行街、中法学校所在地大溪沟和莲花池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就在1925年10月左右，我被吸收为共青团团员；1926年春，又加人了共产党，介绍人都是童庸生和张锡涛。（“文化大革命”前，张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任校长）；根据国共合作的要求，又以个人身分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我在接待从台湾省来访的朋友，谈起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往事时，我说：我是1925年的国民党，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哩！
　　在重庆的一年里，我和四哥朝夕相处，在他指导下读书，参加他们的活动，又帮助他们做点技术性工作，这才迈开了革命的步子。所以，四哥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他有几句名言：“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是新社会的催生者。”又说：“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在他的影响下，我M哥也在1925年加人共产党，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的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潼南县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的党支部。除了二哥和我以外，我的六妹杨义君，十一弟杨白冰和九妹杨白玲先后人党，一门出了6个共产党员，都直接间接受到四哥的影响。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任命四哥为书记，成为四川省党的最早领导人之一。

出川
　　1926年春天，家里为我筹了150元费用，我拿着中共重庆地委给上海区委的介绍信，出川到上海去了。到上海进什么学校呢？这涉及到我今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我们家庭里，这是一直有分歧的问题。父亲希望我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他经常督促我念英文，学数学，要我考交通大学，毕业后像我四嫂的兄长赵艳生那样当个有名的工程师。四哥不赞成。他说：国家这么乱，军阀不打倒，帝国主义列强不排除，实业救国是幻想，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这是社会的必然律和进化法则。所以，他竭力主张我进上海大学，学社会科学，走社会革命的路。二哥当年在唐山路矿学堂土木系，学架桥，但当时所学的都用不上，没有架桥施工的机会，后来想走教育救国的路，又走不通，这才接受四哥的指导，加人了共产党。在两种意见的争论中，他当时保持“中立”，说让五弟自己决定吧！
　　我在重庆的一年里，懂得了一些革命的基本道理，又认识了很多门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有的是从日本回来的，有的是从法国和苏联回来的，为了改造旧中国，振兴国家和民族，不顾军阀的压迫，奔走呼号。我对他们十分尊敬。虽然我不愿意直接和父亲顶撞，但内心认为四哥的话对。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四哥亲自送我赴上海时的情景：5月初的一天，他陪我来到朝天门码头，踏着长长的石级，走到长江边，登上一只小木船，驶到江心后，攀登长江轮的舷梯，上了甲板。这时，他向我介绍一个人，叫邹进贤，比我大8岁。四哥委托他一路上对我多加照顾。
　　邹进贤是四川亲江人，1923年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参加共产党。在旅途中，他告诉我：1924年他从高等蚕业讲习班毕业回乡时，正好逢到大旱，灾民遍野，他积极参加了赈灾募捐、清理积谷的活动。同年冬天，驻亲江的贵州军阀强迫农民种鸦片，如若不听，就向他们勒索“懒捐”。团中央特派员萧楚女发起“拒毒运动”。邹进贤是县拒毒会的代表，1925年春，他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进大会。他在一路上对我说：他过去也曾想用教育救国，但在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下，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路是走不通的，首先要用革命的办法改造社会。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次去上海，是中共重庆地委选派他去苏联学习的。1928年，他从苏联回国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1930年5月，被军阀王陵基杀害于巴县衙门前。
　　临开船时，四哥紧握着我的手，一再叮嘱我要听从党的教导，好好学习革命理论。说罢，他走下舷梯，登上木船。汽笛一叫，长江轮徐徐启动了。谁能想到，相隔还不到一年，l927年3月，风云突变，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屠杀革命群众，竟用割舌、挖眼和断手那样极端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四哥。我们在江轮上的握别，便成了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