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从1938年9月29日召开的。为了集中精力开会，中央决定这次会议不在延安而在桥儿沟召开。到会的人很齐。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大多都去了，项英也去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现在留下一张在桥儿沟教堂前拍摄的合影。
　　我去出席会议时已是10月份了。会上，毛主席肯定了华北的工作，认为华北已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的地区。会议还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决定少奇同志去华中工作。
　　临汾失守后，八路军总部已去太行，而北方局在吕梁山西麓的德县，偏处一隅，难以发挥领导华北地方党的作用。11月9日，中央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中央北方局委员，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北方局常委，以杨尚昆为北方局书记。”这样，北方局就同八路军总部汇合在一起了。
　　会后，我去晋东南时，和邓小平同志同行。我们经西安，先把少奇同志送到河南泥池，然后经垣曲去长治。林枫率领北方局机关人员，跟随已奉命去山东的陈光旅（三四三旅），从瞑县来到长治，同我会合。这以后两年时间里，我一直战斗在太行山上，直到1940年11月返回延安。

在太行顶逆流
　　在太行时期，北方局是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单位，跟着八路军总部行动。主要是靠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办法，站不住嘛！北方局平时开会就是朱、彭、杨3个人，其他委员分散在各根据地担任领导职务，如果要他们参加，就得出动部队接送，兴师动众，那是很困难的。后来朱老总也走了，百团大战前，前方只剩下彭总和我两个人。我回延安后，由彭总代理北方局书记。彭总回延安参加七大时，由小平同志代理书记。七大以后，北方局就没有了，小平同志到了晋冀鲁豫中央局。
　　北方局到太行后，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对军队的事情我不管，只管华北各地的党的工作。我们首先在1939年元旦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作为北方局的机关报；不久又创办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半月刊，我在这两个报刊上曾发表过不少文章，用来指导各地区的工作。同时，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充实了北方局的工作机构，相继设立党校、政权工作部、社会部。城市工作部、秘书处、调查研究室、华北财政委员会等。那时，北方局主要是对各地区进行政策指导。各地区的群众工作、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以及发展游击战争等工作，由当地党组织执行。
　　我＠侧到太行，正碰上晋冀豫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晋冀豫区就是晋东南或太行，是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等首脑机关所在地，是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和神经中枢，地位十分重要。我参加了他们的会议，并在会上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提出建设根据地。保卫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扫荡”的任务；部署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具体任务。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必须把政权工作、群众运动、武装建设和敌区工作引向深人。
　　正当我们积极部署加强敌后抗日斗争的时候，国内政治形势却发生了逆转，国共关系走向恶化。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把政策重点从对外逐渐转向对内，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华北各地反共磨擦事件逐渐增多。阎锡山对政治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很快就跟着向右转。他认为：“蒋先生脑筋中决无抗战之意”，“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3月份他在秋林镇召开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所谓高级干部是指军中师长及独立旅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秋林会议是阎锡山开始公开反共、倒退和对日妥协的重要标志。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要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能兼任军职，强调这是蒋委员长的决定，必须照办。这实际上是要缩小山西新派的权力，特别是剥夺他们的军权，限制他们的活动。会上新旧两派斗争得非常激烈。这次会开了几个月。由于北方局远在太行，同参加秋林会议的新派领导人之间又没有电台联系，难以及时了解情况，进行指导。好在秋林离延安较近，那里有王世英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过他们可以间接地了解一些会议的进展情况。直到6月初，薄一波、戎子和回来向我们汇报后，我们才了解了秋林会议的全部情况。
　　秋林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河北的反共磨擦事件也日益增多，日益严重，甚至发生了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部活埋共产党员的恶性事件；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又极力排挤我们，坚持取消原有的冀南行政专员公署，由他重新委派专员和县长，彭德怀同志代表总部前去同他谈判。一时乌云任城，党内许多同志对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理解，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许多疑问，“左”的、右的都有，思想比较混乱。为了澄清认识，5月1日，我在《党的生活》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统一战线与磨擦问题》，分析形势，指出：有些同志“对统一战线的了解只看其统一，不看其对立；或者只看其对立，不看其统一，都是不对的。”“磨擦是一种斗争，是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表现方式”；“进步是在斗争与磨擦中发展与巩固”的。“如对方磨擦，我们只是让步，会失掉自己政治上、组织上的立场，而取消共产党，统一战线没有了，抗战会失败”；“如果斗争过火，加上日寇、汪派的挑拨，统战也会破裂，抗日也会失败。”在“坚持统战、巩固国共合作”的前提下，“不能一味让步，必须正确的对付磨擦，说明我之正确主张与严正批评对方的错误。” 同时，提出了“扩大自己力量”，“发展党、严密党与加强党的教育的任务。”
　　6月7日，在听取薄一波等同志关于秋林会议的情况汇报后，我又向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写了《关于山西时局与统战问题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宜川会议（即秋林会议）是阎锡山向右转的一个会议。”阎锡山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确保山西地盘”，继续玩弄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的政治权术，一方面防范共产党在山西“窃夺政权”，竭力压抑新兴力量，挑拨他们与我党的关系，其举措是缩小进步力量掌握的各专员的权限；决死队改为独立旅，取消政委；取消晋西北动员委员会；限制工农运动等，预计今后阎与我党我军的“磨擦可能增加”。另一方面，阎也很警惕蒋介石的势力渗入山西。蒋的势力表面上支持阎，待站稳脚跟后拉拢晋军的旧势力和地主豪绅，彼此“互为表里”，以“瓦解山西力量”。“阎表面接受，实际抵制”，他的策略是“将与国民党中央有密切关系的高级军官，用升集团军总司令的办法，剥夺军权”。因此，我在信中指出：认识阎向右转是“必要的”，但同时要“防止夸大这种危险”，使干部群众悲观失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失却信心”。我认为从“阎个人及山西整个的局势，尚不致有基本上的重大变化”，这决定于客观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全国继续抗战；（二）山西的新兴势力渗透在各方，有5万人的武装；（三）抗战中新派表现了力量，旧派无能为力；（四）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因此，我在信中强调要“具体灵活地去执行统一战线，善于团结一切进步分子，善于孤立分化顽固分子，则争取阎锡山停止其向右动摇，推动其继续进步，仍然是可能的。”我们今后的工作“必需摆在这样一种积极的精神之上”，“继续扩大与巩固山西的统一战线”。具体办法是：
　　第一，在“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的口号下，提出“巩固山西内部团结”、“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巩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八路军与晋绥军团结”的口号下，用一切努力促进山西内部团结，推动阎继续进步。在山西各方面已得的阵地，决不轻易放弃，特别是军队与政权中。
　　第二，继续支持新派势力，帮助他们巩固阵地，调整与旧派关系，集中精力反对复兴社、CC分子。
　　第三，争取旧势力，特别注意农村中的统一战线，争取士绅地主阶级，团结其中较开明分子，助其内部分化，但决不帮助其扩大军队实力。
　　第四，抵制国民党，坚决反对顽固分子。
　　经过我们的工作，多数同志对统一战线和磨擦问题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可能到来的反共高潮有了一定思想准备；所以，当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压来时，我们是有所准备的。只有少数同志，如决死三纵队的领导，思想麻痹，结果吃了大亏，3个主力团的大部被拉走了，晋城、沁水。阳城、浮山共有七八十名县区村干部惨遭杀害，数十人失踪，200多人被捕。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1940年1月12日，北方局在山西武乡王家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在反逆流斗争中自卫反击的问题。2月1日，党中央发出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了讲话。经过我们的有力反击，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共逆流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反而吃了不小的亏，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2月，我在《斗争生活》上发表《论晋南政治事变（即十二月事变）的教训》一文，总结这次反逆流斗争中我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晋南地区的教训，强调：（一）要正确认识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才能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和斗争问题，坚决打击已经明目张胆地实行投降反共的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和中产阶级，继续抗日下去；严重的正确的斗争可以保持已取得的革命阵地，可以团结整顿革命队伍，可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二）要提高革命警觉，预见情况发展趋势，恰如其分地处理问题。临汾失守后，山西境内逆流横行，有人主张停止新设施，打击进步青年，排斥进步军队，有的同志常常从“顺境”方面着想，丧失应有警惕；原因是在民族抗战怒潮中发展起来的党，“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缺乏革命失败的切身体会”，这就要扩大政治眼光，注意国内国际的政治动向，学习党的历史，恰如其分地处理“可能到来问题”。（三）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战斗力，清除混入党内的不纯分子，彻底改造抗日的政权机构。（四）学习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等。

黎城会议
　　在山西取得反逆流斗争胜利的同时，在河北也消灭了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华北的形势好转了。在山西，我们同阎锡山仍旧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但是，过去那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已不存在，薄一波他们同阎锡山的关系也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新军决死队已列人八路军序列，牺盟会停止活动后，我们党已不必打着牺盟的旗号来做群众工作了。一切从事公开工作的干部都要改变过去采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由于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顽固势力已被排除，我们可以放手地建设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可以放手地对付敌人的“扫荡”了。
　　这时，华北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近三年来，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力量已经在7000万人口的区域内建立了敌后根据地，成立各级党委，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巩固西北、华北，发展华中，中央的战略部署是将华北直到皖南、江南的敌后地区打成一片，化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牢牢保持西北、华北和华中间的战略通道晋东南地区，中央曾指示：“晋东南是持久战争，朱、彭、杨直接指挥该区斗争，该区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新的斗争形势，要求我们把分散的根据地政权统一起来，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统一财经货币，统一认识，加强统一战线的政策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局决定召开一次高干会议。
　　1940年4月11日至26日，北方局在山西黎城一二九师的司令部召开了由冀南、太行、太岳3个根据地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通常称为黎城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宋任穷、薄一波、戎子和、杨秀峰、安子文、李雪峰、李达、黄镇、李一清、李警玉等。当时，朱总司令正准备去洛阳同卫立煌谈判，行前特地挤时间从总部到黎城来了一次，那时会议已快结束，他问了些情况后就匆匆上路了。
　　黎城会议由我主持，我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主要是传达3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的内容，并联系山西的实际，提出建政、建军、建党三项任务，纠正在反逆流斗争中出现的“左”的思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为适应新阶段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北方局已考虑把冀南、太行、太岳3块相连的根据地统一起来，精简机构，确立统一的财经政策和建立预决算制度，实行统一累进税，统一货币，抵制伪币，调剂金融，促进生产等等。北方局起草了一个《关于建政问题的结论》报告，考虑到报告内容由行政方面的领导人作比较合适，就由担任太岳行署主任的薄一波同志在会上讲，李青玉、李雪峰、安子文3同志分别作了冀南、太行、太岳3个区党委的工作报告。邓小平同志就成立三区联合办事处和财政经济政策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刘伯承同志在会上作了《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
　　会议决定：在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即后来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同时决定以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为边区统一流通的货币。这在根据地建设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在日军的反复扫荡和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下，各根据地的物质困难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特别是八路军已发展到十几万，要吃，要供给，钱和物资从哪里来？抗战开始，国民党当局还按八路军改编时3万多人的编制发饷；后来队伍扩大了，军切却一直没有增加，皖南事变后，连这点也没有了。但军队不能不吃饭，打仗不会没有消耗。靠阎锡山那个所谓“合理负担”以及没收汉奸财产和爱国人士捐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多数供给还是要靠政权，靠群众来解决。在山西，因为以前一直戴着阎锡山的帽子，虽然太岳和太行两个专员薄一波和戎子和都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是阎锡山委任的，名义上是受他领导的。阎锡山在经济上很精，对每一个县有多少粮食，怎么开支，都有一本详细的账，还要派人来查账，所以薄一波他们不能像别的地区那样放开手来供应八路军，相比起来晋察冀在太原失守后已经是半独立了，阎锡山管不了，情况就不同。而对太行、太岳，阎锡山可以直接过问。薄一波他们只得虚列账目，应付上级。这样，真正能供应八路军的钱物的数量有限。这就经常发生冲突：在下面的一些县长和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很有意见，总希望太行、太岳专员公署能多供应一些钱物。大家对薄一波的意见最大，认为他卡得最紧。阎锡山批准太岳行署可以发行钞票，八路军希望他提供一些“山西票”；他要求用法币去换。八路军许多同志不理解他的苦衷，甚至骂他，怀疑薄一波究竟是阎锡山的人还是我们的人？一二九师的领导同志也曾多次向我反映。北方局对薄一波的情况还是清楚的，尽我所能地向他们作了解释，但下层干部，这种情绪一时很难平息。
　　黎城会议后，我们在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晋冀豫专署。经中央批准，把发行钞票的权力也集中到专署所属的晋冀豫银行，薄一波也完全赞成，此后，我们有意使原来的山西票贬值，发行“太行票”来代替它，金融就独立了，阎锡山管不了啦。
　　为了克服困难，加强经济工作，各分区也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财政政策，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开办财政经济学校。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行政、银行粮食、贸易生产3个科，培养了一批财经干部。同时，经请示中央后，又决定将晋冀豫边区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山东北海银行和西北农业银行实行5行通汇；还决定在有较高工资收人的技术人员中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五。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来活跃经济，增加收人。当然，最基本的还是靠开展生产运动，不但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军队和一部分干部也在不影响作战、训练和工作的情况下参加生产运动。这样，华北各根据地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坚持敌后抗战。
　　黎城会议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在强调争取中间势力（这是对的）的同时，对晋冀鲁豫地区的进步势力发展估计偏高，群众运动发展得不够深人，不够巩固。进步势力是抗日力量的核心，没有强大的进步力量，不能有力地打击顽固势力，中间势力也会发生观望和动摇；而对刚发动起来的群众斗争中的局部性的毛病，指责为“左”了，“过火了”，也说得严重了一点。
　　黎城会议上对发动群众问题有过不同看法。后来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经过太行同彭德怀同志交谈时，批评太行发动群众不够，批评得很尖锐，彭总接受不了，两个人都拍了桌子。那时我已回延安，是后来听彭总讲的。我对少奇同志的批评也有些看法，后来，我看到新四军一个电报，反映新四军在军民关系上同样存在一些问题，我就去对少奇同志说。他马上严肃起来，批评我这是幸灾乐祸，说我这个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你少奇同志对我们批评得太厉害了，我们有点委屈。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在发动群众问题上的确存在一些缺点，但总的来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后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要补充部队，一二九师在太行扩大队伍30万，整个行军中没有开小差的。淮海战役中山东100万人推着小车支前，推着大军过长江。这些不是几天就能见效的，如果过去我们没有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没有使群众得到利益，这些是不可想象的。在延安时，也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批评我“右倾”，这种看法可能倒是“左” 了。

回眸百团大战
　　要谈百团大战，先得从交通破袭战讲起。
　　自从我们在华北各地建立根据地以后，日军就以我敌后根据地为“皇军之大敌”，认为“若不剿灭共产则华北明朗无望”，因此不断地对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为了割裂和缩小抗日根据地，他们竭力强化交通，所谓“东亚新秩序由交通出”。除了严密控制原有的铁道线外，在各根据地周围增修铁路、公路，并不断向根据地内延伸，在路侧还挖掘交通沟，修筑碉堡，宣称“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把各根据地装在他们的“囚笼” 中。这就是所谓“囚笼政策”。在反“扫荡”的斗争中，交通问题一直是斗争的焦点。
　　“囚笼政策”的确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那时，我们已经发明了地道战，首先是冀中发明的。这对粉碎敌军“扫荡”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为铁路、公路掌握在敌人手中，他们可以随时调兵，而我们的交通却非常不方便，所以很需要破袭他们的交通线，主要是破袭铁路。破袭铁路还有个附带的目的，就是想搞一些铁轨。当时华北好几个根据地都有了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晋西北贺总对这个抓得很紧，晋察冀和别的根据地也都有小型兵工厂，搞了铁轨来造枪、造迫击炮。铁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实际上，从山西、河北一直到山东，对平汉路。正太路等铁路，能够挖的地方都在挖铁轨，还有很多民兵参加。所以，交通破袭战在百团大战以前一直在进行着，不过规模都比较小，影响也不大。
　　百团大战原来叫交通破袭战，不过这次是有统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交通破袭战。这个问题在八路军高层领导中酝酿了很久，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而且在战役发起前也报告了中央，中央是知道的。根据总部在战役前发布的《战役行动命令》规定，只有20多个团参战；可是，由于各地吃尽了敌军“囚笼政策”的苦头，都想打破敌人的“囚笼”，大家踊跃参战，所以事后一统计，参战的单位100个团都不止。当然，这是把一些地方部队都算上了。那时的团也不规范，有大团、有小团，比如华国锋同志的家乡交城的那个团，只有几百人，也称团。这样加起来共有100多个团。
　　百团大战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在大破袭战胜利后，新华社要发消息，记者来找副总参谋长左权，问这个消息怎么发。他们在商议中觉得破袭战的名称不响亮，参加这次破袭战的有100多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吧！消息一发，百团大战的名声就传开了，对全国人民起了很大的振奋作用。当然，百团大战后敌人发动报复“扫荡”，我们也受到不少损失。北方局机关在敌军“扫荡”时被包围了，张友清等几个重要干部被敌人捉到太原去杀掉了。当时我已回延安，如果还在那里，可能也跑不掉。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很高兴。据彭德怀同志讲，毛主席曾发电表扬，并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9月11日，在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李富春同志的提议，讨论了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问题。9月23日，毛主席在杨家岭所作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中又说：“百团大战的估计：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它有打击了敌人。鼓励了人民、孤立了顽固派的伟大意义。顽固派不能再说什么游而不击”了。以后，还掀起了一个很大的宣传百团大战的运动。
　　后来，有些人批评百团大战，说它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兵力来对付八路军，减少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这也是事实。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百团大战。因为，它大规模袭击敌军，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战果很大，政治影响也很大，也减轻了友军的压力，这对抗日是有利的，是我们党和军队对民族、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而且让日寇控制着交通，把我们的根据地隔断，我们很不方便，也不容易发展。从现在来看，百团大战应该说是正确的。至于说日军的报复“扫荡”，确实使我们受到损失，可是，打仗总会有牺牲，就是你不打他，或者打他打得不厉害，随着敌后抗日力量的迅速发展，他同样要对我们进行“扫荡”。从我们在华北各地敌后建立根据地以来，敌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残酷“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灭我之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批评百团大战最厉害的是在七大前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议。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团大战，还批评了彭德怀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谈到反逆流斗争中有些地方不讲政策、随便杀人、不尊重人权时，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它成为华北工作会议上批判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内容，因为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时不高兴，认为没有阶级分析。文章发表时，我已经回到延安，后来听说文章是别人起草的，署名的也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平时，彭德怀同志个性正直刚烈，处事不苟且，不屈从；为人不矫饰，不阿决；治军严格，律己刻苦，但有时失诸急切，态度生硬，不免得罪一些人。所以，在20多天的批判中，不少同志的发言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公正。毛主席这时没有说百团大战不对。他说抗日战争期间的问题要等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才能作结论、才能说清楚，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不作结论。这样，表面上是不了了之，实际上是把问题挂起来了，彭德怀同志很不高兴。
　　会议本来是总结工作，后来发展到集中批彭德怀，不但事先没有给彭打招呼，连我这个北方局书记对会上批彭不断“升温”也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人同我来商量过。
　　所以，华北工作座谈会上这样批彭是不应该的，会议的结果不好，批评者上纲上线，被批评者有口难辩，会议不了了之，以致长期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使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心存块垒。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