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表方，属猴，清代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生于四川南充县中和场『今属四川省的南充市的西充县的莲池乡观音堂村张观沟』佃农家庭。幼年跟随担任塾师的父亲耕读，亲身体会贫穷农民的辛勤和疾苦，在他的幼小心灵中萌发了热爱人民的深厚感情。25岁中秀才，补廪生，先后执教于南充乡塾和广安紫荇书院。1902年被选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攻经吏。
　　1903年，顺庆府和南充县筹办新学，为培养办学人材，教谕骆文廷以张澜品学兼优，选送至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列强对中国的侵凌和日本的维新富强，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反对东京留日中国学生为慈禧祝寿，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被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将他押送回国。
　　1904年，顺庆府中学堂业已成立。张澜回国后，在顺庆府中学堂任正教习，所有校中规章制度多出其手。1905年，赴成都任四川游(留)学预备学堂学监。1906年夏，因抗议警察殴打学生，巡警道稽延不理，他愤而辞职，返南充主持教育工作，创办民立两等小学和南充县高等小学，兼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校长)。他主张妇女读书，创办端明女塾，提倡妇女天早，开四川教育革新和妇女解放风气之先。在教学中，他着重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为他半生从事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朱德曾在顺庆府中学肄业，深受他的教益。1909年10月，四川省咨议局成立，南充县人民公推他为咨议局议员，他坚辞不就，专心致志于教育事业。
　　1911年辛亥，清廷将原为民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转而将路权抵押予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举借外债，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川汉铁路股本，原系四川督署按丁粮附加征收而筹集的，因之四川人民都是股东，铁路收归“国有”，直接损害人民的利益，四川人民群起反对。南充县人民推举张澜等五人为股东代表，到成都与各州、县代表共商对策。由于他有胆有识，敢于斗争，被选为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副会长。他和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等领导四川人民保卫路权，成立保路同志会，反对清廷的卖国行径，阻止帝国主义势力的内侵；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成都人民罢市罢课，全川人民抗粮抗捐，逐步形成带有全民性的大起义。
　　这时，同盟会会员吴玉章、龙鸣剑等在川南的革命活动，与此互相呼应，声势日益浩大。四川总督赵尔丰企图镇压四川人民的这场大起义，遂于9月7日，诱捕保路运动的代表蒲殿俊、罗纶、张澜、颜楷、邓孝可、江三嵊、王又新、彭兰村、叶秉诚等九人于督署花厅；特别将罗纶和张澜两人大刀架颈，洋枪抵胸，胁迫他们屈服。张澜临危不惧，侃侃而谈，据理力争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修铁路，断不能认为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认为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为非法。要是出尔反尔，把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将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他的话充分体现了民族觉醒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行动，和反抗封建专制的民主精神。赵尔丰理屈词穷，拍案大叫：“张澜，你太强横!”当即喝令士兵将他们九人囚禁于督署中，加以“抗命朝廷”之罪，“候旨听斩”。成都市民闻讯，群情激愤，涌向督署，要求释放九代表，赵尔丰命令士兵开枪镇压，死伤约40人。噩耗传出，激起全川人民更为强烈的反对。各地保路同志会立即进行武装，兼程开赴成都声援，汇集成都城郊的武装群众多达十余万人，包括部分起义新军，将成都团团围困。赵尔丰派兵出击，屡遭挫败。清廷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3000入川救援；中途兵变，端方伏诛。赵尔丰于绝望之余，不得不释放九代表。由于鄂军西调，武昌城防空虚，造成了革命起义的有利条件，四川的保路运动也就成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导火线。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同年冬，四川成立大汉军政府，政权初建，各地局势混乱。张澜受命出任川北宣慰使，廉洁奉公，任人唯贤，为民除害，城乡安谧。同时，对发展南充的教育和实业，亦多建树，在职年余，川北大治。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于1913年春赴北京就任。他向往民主政治，由汤化龙介绍，参加民主党。当他发现各党派大都为权利而争夺，党员又大都追逐个人名利，他不屑同流合污。在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之际，蒲殿俊未经张澜同意，代他登记加入进步党，他断然退回党证，从此退出政党。在北京期间，他与蔡锷结识，过从甚密。鉴于袁世凯妄图称帝，擅自废除《临时约法》，践踏国会，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丧权辱国，他愤而离京，返南充继续主持教育事业，兼任南充中学校长。
　　为作讨袁准备，张澜除在南充组织学生军训外，争取驻防川北的混成旅旅长钟体道，广集枪支，增募队伍，扩编为四川陆军第三师；同时，组织川北二十余县民团武装，秘密成立讨袁司令部，钟体道兼任司令，张澜任政务长。当他确悉蔡锷已从北京潜返云南后，即派曾受他资助留日的杜步云前往昆明联系。蔡锷任杜为顾问，使其往返川、滇与张澜联络。1915年蔡锷在云南起义，率护国军北上讨袁。张澜立即同钟体道在南充宣布独立，川北全部、川西大部继起响应，以声援云南起义，共同护国讨袁。在护国军的打击下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中，袁世凯被迫取消“洪宪”帝号，恢复共和，袁亦因懊丧而毙命。
　　共和恢复后，蔡锷举荐张澜任四川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在职两年，励精图治，惩治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举廉能，除恶霸，革陋规，去稗政，人民安居乐业，声誉播满全川。1917年秋，他升任四川省省长，全川人民瞩望殊殷。惜为时不久，川、滇、黔军阀内讧，四川形成军阀割据局面，政令不行，他被迫于1918年2月，离四川赴北京述职。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张澜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潮。他支持新文化运动，并对学生运动深表同情。他的好友吴玉章常给他讲述马克思主义，心向往之。他出任《晨报》社常务董事，蒲殿俊任社长，李大钊、瞿秋白均参加《晨报》编务，并以《晨报》特派记者名义资助瞿秋白去苏俄考察。他在《晨报》负责时，支持发表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震动，使他受到责难。与此同时，他支持吴玉章等组织的华法教育会及李大钊、王光祈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以四川省省长名义，邀同教育总长傅增湘联名，商请交通部，拨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救济京、津、沪、宁、汉等地生活困难的四川学生五六百人；补助华法教育会基金，资助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川学生200余人的旅费。留法勤工俭学中的不少四川学生，如赵世炎、陈毅、刘伯坚、杨伯恺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革命家。他还嘱咐他的好友鲜英在重庆创办《新蜀报》，聘请萧楚女、陈毅、漆南薰等主持笔政，对西南地区的思想战线，发挥了启蒙的作用。
　　1920年冬，张澜奔母丧，返原籍。他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在南充创办《民治日报》，宣传民主思想；主张地方自治，实行司法独立，民选法官；开办地方自治讲习所，敦请吴玉章主讲人民权利的理论；发动地方人士兴办实业，改进植桑、养蚕，在各乡场设立苗圃，派技术人员下乡教导，并聘请苏州、杭州的丝绸专家到南充传授缫丝、织绸的新技术。1922年，张澜复任南充中学校长，重振南充的教育事业。他首先进行学制改革，南充中学除普通中学部外，增设农、工、医、师范等职业班，附设农场、工厂、医院，供学生实习，强调学以致用，实际上将一所中学办成类似综合大学，为四川有职业教育之始。他号召学生“脱下长衫，放下斯文架子”，参加校内的劳动，并下乡宣传民主政治，反对军阀的横征暴敛，遏制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他信赖四川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张秀熟、袁诗尧等，授予他们全权主持南充中学的校务。南充民主学风盛行，吸引川北各县青年前来就学，不断涌现出许多进步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如罗瑞卿、于江震、任白戈、贾子群、李泛山、陈同生、杜桴生、康乃尔等，他们都曾受到张澜倡导的民主思想和追求进步的精神的熏陶。
　　1925年，张澜创办成都大学，任校长。他主张民主办校，用人唯才，人事公开，财务公开，教职员工均可全面监督校务。他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口号，除罗致四川各方笃学之士来校任教外，并派专人到省外各大都市敦聘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为学习外国的科学文化之所长，他还先后聘请20多位外籍教师在外语、物理等系担任教职。在学术领域中，使偏处西南的成大，达到当时国内大学的先进水平。张澜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各种学派和不同政治观点兼容并蓄。他允许信奉三民主义的健行社、信奉共产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和信奉国家主义的惕社同时存在，使其各自在校内出刊物、开大会、宣传讲演，呈现百家争鸣局面。
　　由于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学生思想进步，敦品勤学，特别受到他的重视，他不惜以自己的薪俸，津贴他们先后出版《野火》、《定性分析》、《科学思想》等杂志，以致该社发展最快，影响最大。共产党员教授赖名珂、杨伯恺、刘绍禹等受到他的倚重。先后担任中共成大支部书记和共青团支部书记的李正恩、贾子群同他经常接触，关系密切。成都大学也就成为西南的民主堡垒，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阵地。
　　张澜在任成大校长期间，积极配合中共在四川的活动。1926年，万县发生英国军舰炮轰居民的九五惨案，川军驻防万县的宪兵司令、中共地下党员于渊(邦齐)奋勇击退英国军舰，为反帝树立了光荣榜样。张澜在成都积极声援，发动成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等，为配合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在成都创办《九五日报》，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组织“言论委员会”，请张澜任主任，掩护该报，他慨然允诺。
　　1927年，四川军阀王陵基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屠杀杨闇公、冉钧、漆南薰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张澜严词抗议军阀的暴行，并要刘湘取消对杨伯恺、肖华清、罗世文、任白戈、陈同生等的通缉令。四一二事变发生，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叫嚣“一个主义”之时，张澜于?月24日在成都大学发布《校告》，公开号召：“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校告》公布后，国民党骂他“宣传赤化”，说他是共产党，并由四川军阀派一旅长带兵去搜查他的住宅。他却处之泰然，照常不要保卫，独自一人步行数里，坚持到学校办公。
　　1928年2月16日，四川军阀向传义在成都逮捕了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尧，以及包括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学生6人在内的14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当天即子杀害。张澜营救不及，愤而辞去成大校长职，并在辞职书中揭露和谴责军阀的暴行。经成大师生的挽留和社会舆论的敦促，他始复职，与学生们一道继续斗争。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等20余人在重庆被捕，张澜闻讯，极力营救，终于使他们脱险。1930年，共产党员曹荻秋等在四川广汉发动兵变，成大学生参加者甚众。国民党迁怒于他，通缉成大教授杨伯恺和有关学生，逮捕他的秘书杜象谷，进而对他横施压力，强行将成大并入为国民党所控制的四川大学，迫使他去职。
　　1931年，张澜又返南充，继续办理南充中学，聘请原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学生多人来校任教。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他关怀人民疾苦，发而为诗，先后写了《乡居杂感》七言组诗数十首。其中描写苛捐杂税剥削下的人民苦况，如：“一年须上九年粮，饱暖无期日夜忙；已说罚金加滞纳，又催旧契验田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国土沦于日本侵略者，他忧伤时事艰难，又写诗道：“眼前百事尽悲观，薄酒孤斟强自宽；忽念方张华北寇，又令通夜寝难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露诗篇。
　　1932年秋，于江震、李泛山等领导南部县升钟寺暴动失败后，转移至南充、阆中各县，张澜尽力予以掩护。1933年春节前后，红四方面军进抵川北，他发动南充人民准备欢迎，贾子群等还参加了接应红军的工作。他期望红军入川拯救川民，御蒋介石集团于夔门之外，以增强抗日的力量。他还劝说曾被红军击败过的川军军长田颂尧与红军联系，避免冲突，使红军利用时间巩固川北根据地。
　　1933年3月，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深感蒋介石集团的压力日趋严重，亟欲联络省外地方势力以自固，邀请张澜以出川考察教育为名，前往宁、沪、粤、桂等地，与反蒋势力作初步的联系。张澜则因东北沦陷，大敌当前，蒋介石不御外侮，积极反共，存心消灭异己，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亦欲借此机会，出川游历，以期能对国内外形势有更多的了解，结识更多的爱国志士，联系某些地方势力，为反蒋抗日做准备。他接受邀请后，率鲜英、杜象谷、任乃强、杨达璋等出川考察。此行，使他对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回川后力主“川人治川”，以反对蒋介石的势力侵害四川。
　　同年夏末，张澜刚到南充，惊悉军阀杨森阴谋诱歼红军于蓬安县境内，他立即派南充中学工友袁义和星夜奔赴仪陇县马鞍场红军指挥部送信，使红军有所戒备，转危为安。在张澜老家南充西路一带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十分活跃。他的亲友和学生，不少人成为这支游击队的骨干。杨森攻击他“私通共匪”，要加害于他，他只得走避于成都。不料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大搞军阀主义，推行极左路线，人心动摇。四川各军阀乘机加紧“围剿”红军，残杀贫苦农民以“邀功”，迫使人民大量流亡，川北遂呈糜烂之局。张澜对此变化，极为痛心。
　　为收拾川北残局，在四川绅、商、军、政各界推戴下，他于同年冬，出任安抚委员会委员长。据《新川西北日报》1936年10月25日刊载：“安抚会是绅的性质，非官的性质。外间误认为安抚会是政治机关，此为一种错误。”至于该会的任务，则以救济为主。他曾提出口号：“一夫不得所，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强调救济流离失所者的重要性。为此，他特请民族资本家卢作孚任该会救济组组长，募集捐款，由他专返南充主持救济，安抚流亡，促使生产尽速恢复。在成都的安抚会会务，则由副委员长邵从恩、秘书长刘泗英(青年党员)等主持。1935年1月蒋介石反动势力侵入四川后，即将该会撤销。
　　早在1926年，张澜的次子张崿(慕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即赴德国留学，曾任中共旅德支部书记，并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办事处的工作。1933年，希特勒登台，屠杀共产党人，张崿离德赴苏联，仍任职于共产国际。1936年，日军深入华北，国难更形严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遂电召张崿回国，派至张澜身边工作。在张崿的影响下，张澜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共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积极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张崿又协助他开展四川的统战工作。当年川北大旱，张澜出任川北赈济会会长，募集大量物资，赈济川北灾民。张崿以“赈灾专员”名义，抱病前往灾区施赈的同时，深入老苏区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秘密整顿军阀“围剿”时遭受破坏的共产党组织。1938年春，张崿积劳病逝，张澜极为悲痛。同年5月，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由延安去武汉，途经成都，向他深致慰问。
　　蒋介石厉行法西斯统治，于1935年初，派参谋团和特务部队别动队等入川。张澜规劝川、康军政首脑加强团结，在由地方势力召开的广汉会议上，他继续强调“川人治川”，坚决与蒋介石的反动势力相抗衡，因之遭到蒋介石集团的攻击，和追随蒋的四川“耆宿”的诽谤。此后不久，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执行局情报处派干部张曙时到四川，通过张澜介绍，对刘湘开展统战工作。1936年冬，张澜促成刘湘派代表张斯可去桂林，签订《红(红军)、桂(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以壮大反蒋抗日力量。其后，他又促成刘湘派代表王干青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又派李一氓为代表来成都。刘湘委托张澜、鲜英、钟体乾等与李一氓商谈，达成中共与川、康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同时，由刘湘资助红军一笔现金，7购买大宗食盐、布匹、药品等急需物资，运回陕北。张澜为中共与刘湘终于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深为庆幸。
　　七七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派罗世文、廖志高、于江震、贾子群以及王干青等自陕北陆续回川，与张澜联系，便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抗战军兴，除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以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的身份公开活动外，中共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在张澜的掩护下，接受张崿转交的中共在川北一些地下组织的关系，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川北的地下组织。于江震恢复的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就设在张澜家乡住宅附近的小学校内，一直得到妥善的掩护。贾子群在张澜的帮助下，在南充创办建华中学，由鲜英任董事长，张澜负校长名义，贾子群任副校长，赵其文等共产党员主持教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使该校成为川北地下党的重要据点之一。王干青则在张澜主持的民间慈善团体－－成都慈惠堂任总干事兼培根火柴厂厂长，共产党员肖华清、周烈三、吴恩灼、袁观、袁钊、岳小平等均在慈惠堂负重要责任，使该处成为成都地下党的重要据点之一。周恩来副主席还在1937年秋介绍杨伯恺从上海回成都，协助张澜开展文化、教育界的统战工作。中共川东特委和川康特委的领导人，长期同张澜保持密切的关系。张澜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和社会影响之下，一贯不遗余力地安置、掩护和营救许多共产党员。先后担任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书记的几位同志都说：如果没有张澜的掩护，是不可能在南充顺利开展党的工作的。
　　为赴国难，张澜力劝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川军将领出川抗日。他则出任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主任，动员四川各界积极支援抗日战争。他还劝说邓锡侯、李家钰在山西前线与八路军配合作战。对此，朱德总司令曾致函张澜，向他表示谢意。中共川康特委在成都创办的《国难三日刊》，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张澜受聘为参政员，在武汉结识了周恩来以及中共方面的参政员秦邦宪、邓颖超等，他对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更加了解和拥护。当时，抗日形势十分险恶，投降危机极其严重，周恩来以张澜在西南地区的声望很高，殷切期望他能在西南地区协助中共开展统战工作，广为团结西南军政界、文教界、实业界和其他社会上层人士，群策群力，共挽祖国危亡。周恩来还指定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周怡和在成都的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蒋介石企图控制四川，自兼四川省主席，张澜在国民参政会上当面表示反对，蒋介石只得另委他人充任。为控制四川，进而控制西康，蒋介石曾以监察院院长的显职相许，诱他入彀，遭到他的拒绝。同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他立即发表宣言，声讨汪逆。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将他的宣言稿扣留，唯有《新蜀报》独家登载。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设立“防共委员会”，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还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法西斯法令。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张澜的强烈反对。他曾往见蒋介石，质问蒋：“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在此以后的几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中，他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排斥异己，荼毒人民，推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动统治，公开揭露，严加抨击，甚至当着蒋介石的面加以谴责。同年6月，国民党制造湖南“平江惨案”，张澜痛恨国民党继续屠杀共产党人，便在重庆上清寺鲜英的公馆特园，邀请董必武向各界民主人士报告“平江惨案”的经过。这样，既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消息，更激发了广大人民的义愤。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他的大女儿张茂延顶着逆流，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忠诚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张澜要求实施民主宪政，积极支持中共和其他党派参政员发起的宪政运动。为促进统一团结、共同抗日和实施宪政，同年11月，他与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他指责国民党秘密推行《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动措施时，特务当场记录他的讲话，并要他签名；他毫不畏惧地说：“我所讲的话，我绝对负责。”
　　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重演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故伎，制造成都“抢米事件”，借此屠杀共产党员朱亚凡等，并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西特委做军事工作的车耀先等。为此，董老特派潘梓年从重庆专程到成都，请张澜设法营救。由于蒋介石蓄谋杀害共产党人，向地方势力施加压力，他营救无效，罗世文、车耀先等后来壮烈牺牲。当他察觉蒋介石阴谋借“抢米事件”扩大镇压时，力劝邓锡侯、潘文华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尽力保释在特务查封《时事新刊》和《大声周刊》时被捕的共产党员。为这一阴谋事件，他还写信给蒋介石，警告蒋不要破坏团结，动摇后方，危害国本，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才暂时有所收敛。
　　鉴于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反共，无时无刻不想消灭西南不驯服于他的地方势力，张澜促成西南地区的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军政首脑在政治上向进步方面转化，支持中共中央的团结抗日方针，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了共产党的声势。这样，不但使蒋介石的反动势力长期不能突破西南地方势力的联合抵制，而且更使西南地区成为巩固的抗日大后方，为民主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
　　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为集合民主力量以利于调解国共之间的摩擦，制止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坚持团结，共御外侮，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于3月19日在重庆特园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初任主席。肆行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蒋介石，根本不容许中国有民盟这样的“第三者”政治力量的出现，立即下令查处，妄图扼杀民盟于摇篮之中。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甚至诬蔑民盟为“第五纵队”。在此期间，适值国民参政会派黄炎培赴南洋劝募公债，黄炎培辞去民盟主席。蒋介石获悉盟内拟推张君劢继任主席时，又令交通部部长张嘉墩出面，以重金收买乃兄张君劢，促其远走云南，使民盟顿时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张澜原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不属任何党派。
　　由于他刚直公正，申张正义，爱国爱民，德高望重，已为世所周知，各政团一致推举他出任民盟主席。当时，外有蒋介石集团的强大压力，内呈貌合神离的状态，张澜受命于危难之际，慨然以身许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致使难产达半年之久的民主政团同盟，终于同年10月10日由他出面主持集会，在重庆正式向中外公开宣告成立。在周恩来的勉励和帮助下，张澜领导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使民盟成为无愧于中共所期许的“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在194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张澜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成立战时正式民意机关，不得强迫公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费不能由国库开支，保障人民各种自由，取消特务组织，严禁官吏垄断、投机等十项主张。这一提案获得董必武、邓颖超等23位参政员的联署。蒋介石见此提案，势将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拍案大骂张澜说：“把我当成宣统了！”立即下令特务加强对他的监视。张澜在重庆寄居特园，军统头子戴笠便强租与特园毗邻的康庄，设置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他的活动。张澜毫不置顾，民盟仍照常在此集会；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仍经常来此与民盟领导人共商国是，使特园成为当时陪都民主运动的重要场所，被董老誉为“民主之家”。
　　为实施民主宪政，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成立联合政府，张澜同国民党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包括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从1942至1943年达两年之久，以示他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抗议。他痛恨蒋介石的暴政，不满浇漓世道，在1942年春又回到南充，完成《说仁说义》一书。当他的学生索取书稿去成都付印时，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委黄季陆乘机歪曲他的历史，遭到他的弃绝。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被迫作出关于“实施宪政”的决议。张澜写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小册子，揭露国民党“实施宪政”的骗局，强调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这本小册子被国民党列为“禁书”，不准发行，却得到中共的支持，大加翻印，在国内广为流传。
　　1944年9月，为接纳更多的进步人士参加民主运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继续当选为主席。他在会上提出民意必须自由反映，党争必须和平解决，关键是实行民主。他亲自吸收龙云、刘文辉、潘文华等云南、西康、四川军政首脑秘密入盟，使民盟在经济和实力方面有所倚重，以利于民盟在西南地区的活动。同时，一些共产党员为了工作方便，也参加民盟，不少同志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西南地区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实业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受到他的影响，大力支持民盟的活动，乃至加入民盟的组织。为供应民主革命的需用，他积极筹措经费；解放前民盟总部所需用的活动经费，基本上是由张澜在西南军政界、实业界的民主人士中募集的。
　　国民党军队在抗日前线一溃千里，对后方的统治却更加严酷。1944年10月?日，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约集四川、燕京、金陵、齐鲁、华西五所大学12个学生团体，在华西坝召开国是座谈会，邀请张澜讲演。他对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反动和腐败进行指责和抨击，深得青年学生们的拥护，为成都的学生运动打开了新的局面。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南方局先后派华岗、张友渔为秘密代表，去成都同他联系。他尽力协助华岗、张友渔的工作，使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到西南地区各界上层人士之中。当时，他的许多言论和活动，得到中共的支持，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经常报道，给予好评。
　　1945年元旦，蒋介石提出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张澜洞烛其奸，表示坚决反对由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
　　1945年8月10日，日本决定投降。同月12日，张澜发表谈话，强调抗战胜利结束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和平、民主、建国，因此，首先必须争取到民主的胜利。《新华日报》以显著地位登载了他的谈话。28日，毛泽东主席为人民革命利益，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张澜亲赴机场迎接。30日晚，毛主席在曾家岩桂园宴请张澜和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等。9月2日，张澜假座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并交换意见，尽欢而散。谈判期间，毛主席多次到特园走访张澜，有两次畅谈达3小时之久，张澜恳挚进言，毛主席欣然采纳；张澜发表公开信，要求把国共谈判置于全国人民的监督之下，促进谈判早日成功。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订，毛主席于次日飞返延安，张澜又赴机杨，与毛主席热情话别。
　　蒋介石处心积虑地夺取抗日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危机迫在眉睫。11月10日，张澜和沈钧儒、黄炎培、史良、邓初民等民盟领导人，发起筹备重庆市各界人民反内战联合会。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u月19日，反内战联合会召开大会，号召工人、学生、商人及一切纳税人，用罢工、罢课、罢市、拒绝纳税的行动制止内战。这一号召，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中获得广泛的响应。同年底，他又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问题、民主问题、军事问题和国家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并要求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下令停战。
　　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张澜是民盟的首席代表。会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即同张澜商定：中共和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采取一致步调，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虽屡施奸计，加之青年党叛离民盟，助桀为虐，张澜坚持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原则立场，与中共代表共商大计，一致同国民党作了坚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使政协会议取得了通过“五项决议案”的胜利。
　　同年3月1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竟全盘推翻政协决议，强化一党专政，积极准备全面内战。张澜抗议蒋介石出尔反尔的行为，断然拒绝出席3月20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并于次日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二中全会与人民为敌，严正声明“民盟绝不贸然参加政府”。鉴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加紧内战步伐，4月18日，由张澜领衔，同郭沫若等各界知名人士75人，联名致电美国和平委员会，呼吁停止美军协助国民党运兵进行内战。他还代表民盟，约集国共双方代表，并邀请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参加，商谈避免内战的问题，受到中共方面的欢迎，却遭到陈诚的破坏。他愤慨地谴责国民党对待和谈，是“大骗小骗，大打小打”。
　　根据政协的决议，在此期间，各党派讨论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为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和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为保证中共与民盟在联合政府委员名额中保持三分之一以上的否决权，和在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中保持四分之一强的席位，以保证施政纲领和宪法不被国民党恣意变更。周恩来向张澜亲切表示：中共方面愿意以自己的政府委员名额和国大代表的席位，同民盟的集合在一起计算，尽量满足民盟内部的分配。这种推心置腹、大公无私的行为，使他深受感动，称颂中共为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唯一政党。
　　由于民盟与中共的感情日益加深，巩固和发展了中共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特务对张澜的监视和迫害也就更加严重。国民党报刊大肆诬蔑他是“共产党的应声虫”，诬蔑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铁血锄奸团”特务在成都张贴“打死张澜”的标语，狂叫“法办张澜”的口号，举行诬蔑和恐吓他的游行，直至将这种游行丑剧演出到他的家乡南充。特务还逮捕了他的同乡老友、长期在经济上资助他从事民主运动的民族资本家奚致和，借以向他示威。?月中旬，特务在昆明杀害了民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他委托潘大逵以他的代表名义慰问烈士家属，办理善后事宜。他特别致电蒋介石，提出强烈的抗议。8月18日，当他在成都主持各界人士追悼李、闻烈士大会散会时，行至会场大门口，突然遭到特务的群起袭击，伤及头部；只因护送他的吕光光、沈自强保护得力，才幸免于难。他虽负伤，却对当天下午在另一地点遭受特务凶殴的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张松涛，备极关怀。
　　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郭沫若、茅盾等以及中共四川省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都为他光荣负伤，纷纷驰电慰问，严厉谴责特务的暴行。8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李闻惨案与成都暴行》的社论，盛赞张澜为民主革命前仆后继的精神。张澜遭遇种种白色恐怖，仍义无返顾，毫不畏惧，这就大大鼓舞了第二条战线的士气。
　　在撕毁“双十协定”与政协决议之后，国民党又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伪宪法。张澜多次公开发言，表示坚决反对。11月11日，即“国大”召开前夕的关键时刻，南京竟出现拉拢第三方面参加“国大”以孤立中共的阴谋。周恩来有鉴于此，即于次日(12日)早上，亲身赶到民盟总部，向民盟领导人建议：对于民盟是否参加“国大”这样的关键问题，应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民盟总部当即与因病滞留重庆的张澜主席通电话。张澜在电话中坚决反对民盟参加“国大”，坚嘱不可提交名单。他剀切地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在此严重关头，他心情万分急切，放心不下，又在当天下午和晚上接连两次打电话给南京民盟总部，再三叮咛。民盟总部当天发表声明：“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的依据。同人愿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张澜在这重大历史关头，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公然站在中共一边，公开反对“国大”。这样一来，就使国民党孤立中共、破坏民主力量团结战斗的阴谋，彻底破产，从而保持了民盟在政治上的纯洁性，巩固了中共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由于张澜领导民盟拒绝参加“国大”，渡过了严重的难关，历来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当周恩来从南京飞返延安的前夕，特别告知在重庆的吴玉章，敦促张澜东下，以推进民主运动。他赓即扶病出川赴上海，受到中共代表团驻沪代表处的同志和上海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热烈欢迎。1947年1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并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宁可长期不参加政府广而断不可一旦失去自己的立场。”他又在闭幕词中号召盟员“把已被蹂躏的政协精神复活”，“继续为政协精神而奋斗”。这就使二中全会坚持了正确的路线，受到中共的重视和董老的称赞。
　　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狗急跳墙，于2月底限令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代表机关撤退。不久，民盟在各地所办的报刊，全部被查封、捣毁或被迫停刊。6月，国民党特务在四川成、渝两地逮捕了包括后来壮烈牺牲的杨伯恺、于渊等，以及大批民盟盟员和进步人士。7月，蒋介石又颁布“戡乱总动员令”。对此重重压迫，张澜代表民盟，均严于反对和驳斥。10月初，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恶毒诬蔑民盟参加“叛乱”。10月7日，特务在西安杀害民盟中常委杜斌丞，张澜提出严重抗议，表示要向全世界控诉蒋介石的罪行。国民党反动派图穷匕首见，终于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民盟在南京、上海的机关。29日，国民党公布所谓《民盟参加叛乱经过》的材料；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攻击张澜“勾结”中共，投靠苏联，扬言他已落入特务的魔掌之中，并威胁说：“吾人希望治安机关不任其逃出国境，不使其写完郑孝胥、赵欣伯行状之最后一笔。”民盟总部为维护在政协会议时已经取得的合法地位，派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三人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国民党强迫民盟“自行解散”，强迫黄、罗、叶三人在南京写好解散《公告》，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以民盟主席名义发表《公告》；否则，勒令全体盟员向国民党“登记”，并威胁要逮捕民盟全体中央委员。国民党当局不待黄、罗、叶三人向在上海的张澜、沈钧儒等民盟领导人请示，即于11月4日派特务“护送”他们携带写好的《公告》回沪。
　　民盟在沪中常委立即于11月5日召开扩大会议；在既成事实面前，会议考虑到全国盟员的安全，保存民盟的实力，不得不暂且接受条件，用张澜主席名义于11月6日“公告”民盟总部“解散”，盟员“停止”活动。张澜对此万分痛心，彻夜不眠。次日，他以个人名义发表《D乎吁书》，全文说：“昨日本人忍痛通知民主同盟全体盟员停止活动，且宣布民盟中央委员会之解散。然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张澜的这一《呼吁书》，将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和视线引向了他自己，既掩护民盟各中委的转移，改变斗争方式，又号召广大盟员继续战斗，从事实上表示民盟的岿然存在，而决不是国民党的压力和诽谤所能扼杀得了的。
　　当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时，10月30日，中共中央即通过新华社指出：“这表示日暮途穷的蒋家何等恐慌，何等孤立，何等疯狂，此举不啻宣告蒋介石的最后政治破产。”11月6日，新华社还发表《蒋介石解散民盟》的时评，肯定民盟的光荣历史，强凋“民盟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中共在民盟最困难的时刻，给了民盟包括张澜本人以极其巨大的鼓舞。
　　张澜因病留上海，寄居永嘉路集益里八号和成银行宿舍。民盟被迫“解放”后，沈钧儒特别迁居到他的住所，同他朝夕相处，共商大计，表现了患难与共的革命感情。接着，沈钧儒潜离上海去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国民党“解散”民盟总部无效，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公开宣告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张澜在上海紧密配合沈钧儒在香港的活动，积极筹募经费，接济民盟在香港的活动，资助去香港同志们的路费。三中全会开会时，他去信祝贺，沈钧儒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贺信。沈钧儒还在三中全会的闭幕词中宣称：对于三中全会决定的“新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路线”，“上海同志们的来信说，他们每一句每一字都同意。”三中全会后，沈钧儒又派罗涵先由港返沪，向张澜汇报三中全会的情况。当时，民盟在港、沪之间信使不断，互相鼓舞，共同奋斗。国民党特务历来在民盟领导层中的挑拨离间，早为事实所粉碎。
　　张澜在上海，与民盟留沪各领导人如史良、黄炎培、楚图南、罗隆基等经常会晤，商讨和指示国内民盟的地下工作。他积极营救被捕的盟员，并接济其家属的生活；资助上海等地民盟地下组织的活动经费；要求四川、西康军政首脑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积蓄力量，作起义的准备，以迎接解放。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宣布下野，制造“和谈”假象，妄图争取时间以利再战。张澜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发表谈话，揭穿蒋介石的欺骗伎俩。代总统李宗仁派张群、邵力子、甘介侯到上海，请他出面调停。他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作调入。”予以断然拒绝。张群出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去重庆履新，临行之前前往医院探望张澜，向他“请教”。张澜告诫张群，不要跟蒋介石跑了，要张群为四川人民作好事，不要自绝于人民。他还要张群协助释放西南被捕的盟员，终于使被囚于重庆渣滓洞的部分盟员和个别地下共产党员如田一平、唐弘仁等获释。
　　蒋介石痛恨张澜“敌对到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遂于1949年春末，派武装特务数十人包围他所在的疗养院，拟将他劫持出去。幸得该院主持人郑定竹医生以身家性命担保，该院医护人员也纷纷具结担保，特务才将他和罗隆基软禁于该院病房内。上海解放前夕，正当国民党特务准备下毒手时，幸得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大力营救，他才九死一生，终获解放。上海解放的次日，陈毅司令员在百忙中去看望张澜，致以亲切的慰问。张澜感谢党对他的营救，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庆祝解放上海的伟大胜利。
　　1949年6月，中共中央邀请张澜来北平，参加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到北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在张澜抵达北平的次日，亲临他的下榻处所北京饭店看望，并邀请张澜去中南海家中共同进餐。周副主席见到他时，热情地紧握他的双手，表达自己在南京民盟总部的电话机旁，听到他坚决指示民盟拒绝参加“国大”，使自己如释重负的感情。同年9月，张澜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全国人民同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张澜一生的宿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得到实现。
　　张澜一生勤奋学习，诲人不倦。1951年，当《毛泽东选集》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时，他除认真学习外，分别购买200部，分赠川、康的民盟同志，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朱总司令每次外出视察归来，总要去看望张澜，给他介绍各地的大好形势，使他获益良多。就在张澜最后住医院的十几天前，周副主席还亲去他的家中，同他商谈国家的大政方针。他虽年老多病，仍努力参与国家大事。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张澜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他为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当众称赞他说：“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张澜铭记毛主席的勉励，更加勤奋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他常说：“我活到老，要学到老。”1955年2月9日，他因病与世长辞，终年83岁。
　　张澜逝世后，成立了以朱德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视含殓，向他的遗体告别，并以国旗覆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亲自执绋，送至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葬。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荣誉，在悼词中盛赞“张澜先生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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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为了纪念张澜先生，政府曾于1988年在张澜先生生前创办并任教的南充市建华职业中学内兴建了张澜先生纪念室。纪念室正门前左侧塑有张澜先生半身像。正门门楣上方悬挂着一块生漆木匾，上刻胡耀邦亲笔题写的“张澜纪念室”匾额。其生活卧室基本按原样布置，简朴、大方。其它展室展出了近百件展品和200余幅全国书画名家纪念张澜先生的作品，其中包括张澜先生80高寿时毛泽东、朱德的祝词和张澜生前的照片、部分著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