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宋思想家。张栻生于宋高宗绍兴三年，字敬夫，号南轩，属牛，生于汉州绵竹『今属四川省绵竹市』。曾任吏部员外郎兼侍讲、江陵知府等职。与吕祖谦、朱熹被并称为东南三贤。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理借助于气化生万物，理在事物之先。在人性方面，认为人应寡欲以至于无欲，才能去恶从善，私欲不萌，天理常存。张栻对孟子的性善论，周敦颐的主静说均有所发挥。著有《南轩先生文集》。

书生是非（湖湘人物之三张栻、朱熹）
　　岳麓山在湖南省会长沙。山上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山下是全国重点高校湖南大学。这山的命题十分清晰，那就是学问。
　　学问，几千年的命题。《论语》·《学而第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荀子》开篇《劝学》：“学不可以已，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学问”的话题太多，孔子只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四十五十而无闻，斯亦不足畏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学者求学不止，后学胜于先学，也就是这个命题最完美答卷。
　　这是谁的命题？我们追溯这座山历史的命题者张栻与朱熹，公元1167年9月，理学大师朱熹来到潭洲（今长沙），专程造访张轼，两人在岳麓山和张轼城南寓所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两地有湘江阻隔，朱张二人便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上。后来，两位大儒在岳麓之麓设坛论辩，远近学子云集，三天三夜，“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而两位学者渡江的渡口后人称之为'朱张渡'。我们今天已不能设想“张朱会讲”的盛事了，不能想象求学者有这样高的热情，不能想师生同堂的大辩论了，对他们探讨的理学也再无兴趣了。但人们总会记着他们把学问留给了这座山，山上留下个千年盛名的岳麓书院。
　　两位学者都不是湖南人。张栻生于宋高宗绍兴三年，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朱熹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字元晦，别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婺源县）人，然而他们都与湖湘有缘。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张栻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宏为师。胡宏是南宋理学名家，家住衡山之下，人称“五峰先生”。张栻的父亲对此人在儒学上的造诣十分推崇，认为“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胡宏）之上”，“卒开湖湘之学统”。张栻有书信述及先师：“时闻五峰先生之名，见其语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己之岁方获拜之于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国）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自在言语之外者。然仅得一再见耳，而先生没。自尔以来，仆亦困于忧患，幸存视息于先庐，细绎旧简，反之吾身，寝识义理之所存，……如是有五载……。”（《南轩全集》卷26，《答陈平甫》），可见张栻求学，为思得一义理，昼夜难寐。
　　不久，张栻父亲张浚去世，正当他极度悲痛时，朱熹从武夷山赶来吊唁他的父亲亡灵。丧仪结束后，朱熹连接三天与张栻长谈，讨论《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之皆中节谓之和”的问题。仅此一处论了三天，以后又常有书信往来继续讨论。朱熹写道：“时得敬夫（张栻）书问，往来讲究此道。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朱熹向李侗求教时寓所）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幸甚幸甚，恨未得质之！”为了能够向张栻当面领教，并想解决纠缠了多年未解决的“已发未发”的问题，朱熹决定到张栻的任所湖南潭州（长沙）一行。张栻师事胡宏，而胡宏又是朱熹老师胡宪之兄。张朱二人学问颇有渊源，《宋史·道学传序》称：“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两人相见后，抵足夜谈，互得彰益。据侍行的学生范伯崇回忆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两位大师切磋所得，辑成《南岳唱酬集》传世。
　　吕祖谦、朱熹、张栻合称南宋“东南三贤”，“理学”匡架便在一系列的辩论、问答建成。而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辩”，双方各执已见，又使得“理学”与“心学”分野。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学问分歧，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如约来到鹅湖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学问如何做？一个说要博览群书然后简约一要，一个说先使心性澄明，而后可使博览群书。陆九渊最著名的论断是“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强调本心之学。而朱熹谈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辩、行，“博学-积累-贯通-推类”，构筑了朱熹“格物、致知”的求学之方。
　　张栻与朱熹曾先后主持过岳麓书院，定下了书院的千年教规。朱熹在书院时留下“忠、孝、节、义”现代人总看着很不顺眼，要背着脸走过去。一提起朱熹就以一句“存天理，灭人欲”来定性，说这是封建社会灭绝人性的礼教。却不知“灭人欲”的来源却是佛老思想，道家主张“无欲”，释氏主张“灭欲”。而贪欲的结果又是怎么样？上层社会声色犬马的纵欲，我们将看到一个没有理性的政府，一个腐败的政府。南宋腐败，有首家喻户晓的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这样的皇帝自然听不进朱熹的提议“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帝王自然很讨厌，朱熹因此被多次罢官。有人劝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便说：“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朱熹的执着，使他身遭横祸。宋光宗三年，朱熹等五十九人被定为“伪学逆党藉”，而朱熹定为“伪学之首”史称“庆元党禁”。《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被列为禁书。除去万恶的“存天理，灭人欲”似乎更合符帝王的利益。虽被朝廷通辑，朱熹仍讲学不辍，继续宣讲他的理学直到老死，显见这位学者依旧固执。
　　千年之后，岳麓书院的光环渐渐淡去，消失了。而山上古木绿荫葱葱，亭台楼榭透出古韵来，这毕竟曾是千年学府。书院静幽幽，先贤曾经探讨学问的地方，已“藏之名山，纳于大麓”了。山下依旧热闹，一溜子小吃摊点，学子们拿着冰糖葫芦、烤羊肉串四处逛悠。身边呼啦一下穿过新潮的自行车，小轿车，再听不见朗声诵读声了。这使我想起要区分“学生”与“书生”两个似乎相同，又似乎很不同的概念来。
　　山下的是学生，山上的曾经叫“书生”。如今学生还在，书生却化为历史的尘土了。书生聚于书院，府首听讲，执疑而问，赞服其学说者则以师称之，疑而辩者则以友称之，学问不怕有争议；书生聚于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民言不平，言国政利蔽，讽议权贵，身遭东林之祸，犹不言悔；书生聚于书院，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挥毫作书，吟诗作对，雅玩竹菊梅兰。书生进则可以仕，退而可以为塾师，可以渔，可以樵，可以耕读，一切学问似乎都在随心所欲之中。
　　学生聚于学校，府首听教，所观者教材，所慕者文凭。疑而勿问，言不必及义，已有标准答案。千题万题压心，又怎顾得竹菊梅兰？怎问得家事、国事、天下事？
　　看来千年之后，该再谈一谈学之道，说一说这“书生”是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