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太宾，四川省盐亭县的两河镇赵家坝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属羊，卒于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赵蕤的生平事迹，刘煦的《旧唐书》和欧阳修的《新唐书》皆未立传。唯北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清代纪晓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他的事迹有简历和传略可查。
　　他自幼好帝王之学，“博学韬衿，长于经世”，并且“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因此闻名于当世。唐玄宗多次征召，他都辞而不就，过着隐居的生活。大诗人李白对他极为推崇，曾经跟随他学习帝王学和纵横术，当时苏琐向皇帝推荐人才就说：“赵蕤术数，李白文章”是“蜀中双璧”。李白是闻名全世界的伟大诗人，他的成长与赵蕤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赵蕤是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进步思想家和谋略大师，也是巴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蜀学的杰出的代表者。他的著作《长短经》已经出了60多种版本，在海内外广泛流传，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值得深入研究。

一、赵蕤家世与生平
　　赵蕤字大宾，又字云卿，出生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一直活到安史之乱时，大致活了80岁。他是唐代由极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见证人。赵蕤的先祖是西汉宣帝时（公元73～49年），蜀中著名的《易》学大师赵宾，到唐代时赵宾的后代定居于剑南道州盐亭赵村（今盐亭两河镇赵家坝），赵氏子孙一直繁衍至今，尚有《赵氏族变谱》可查。赵蕤年长以后，迁央到榇州郪县（今三台县）城北数里的长平山中惠义寺（今名琴泉寺），安昌岩隐居，从事著述。撰写《长短经》探究治国安邦的大道理。
　　《长短经》完成于开元五年（717）。书面世后，绵州李白慕名前来拜访。李白有济世安邦的宏伟抱负，对《长短经》中所讲治国谋略非常感兴趣，决定拜赵蕤为师，从学一年有余。赵蕤将自己的文韬武略，悉数传给李白，对李白的思想观念、生活道路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元八年（720），曾任宰相的著名学者苏琐，到蜀中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路过绵州，李白前去谒见。献出自己创作的诗赋，也谈到了自己的老师。之后，苏琐向唐玄宗上书，提出“赵蕤术数，李白文章”，是蜀中杰出人才。玄宗数次征赵蕤为官司，都被婉言拒绝，情愿过隐居生活。因他曾被皇帝征辟，故人称“赵征君”。李白与赵蕤结成了深厚的师友情谊，在李白辞亲远游，卧病淮南时，写了《准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中表达了对赵蕤深切的思念之情。在赵蕤晚年时，李白还给他写过一首《送赵云卿》，鼓励他在国难当头之时施展其治国安民之术。
　　赵蕤在50岁以后从事《易》学研究，为《关朗易传》作注。关朗是北魏时人，阐释《易经》，见解独到，但在传抄中有讹误和残缺。赵蕤加以整理校刊，并加评注。安史之乱发生后，蜀中也发生了战乱，赵蕤“从事于《易》，虽离乱中未曾释卷。”这时候他大约年已八旬，又处战乱，仍然未放弃《易》学的研究叛乱平息后他再回到安昌岩，终于将《关朗易传》编校完稿，不久溘然辞世。

二、《长短经》主要内容人
　　该书序言中说：“《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途，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他写这部书在于探讨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治国者能兴利除敝，巩固国家根基，达到长治久安。并非图个人之虚名。全书今丰收9卷64篇，近20万字。以治国谋略为经，以历史事实为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思想下论和安邦治国的主张。
　　1．政治思想：①以民为本：他对于“家天下”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君尊臣卑”的正统观念提出大胆批评。他说：“天下人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兽，得之而天下皆分肉；若同舟而济，皆同其利，舟败皆同其害。”他认为天下财富不是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天下百姓一都有权享用。人还说皇帝应当由品德高尚，能主持公道，能为民谋利益，善于审时度势，善用人才的人担当。如果是只顾自己享受，与民为仇敌的君主，或阴谋家早要被人民拼命翻。②选贤任能：他提出“得人则兴，失士则崩。”他对传授的重要性及识别、使用、考核人才作了说细的论述。反复强调尊重人才，善于识别人才，善于使用和管理人才的重要性。③重视发展生产：他提出治理好国家，都先要发生产，解决好民众的温饱问题。④礼刑并重，他认为“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即既用礼仪才华，又畏之刑罚。
　　2．哲学思想：①朴素的辨证法：他认为“天地变化，必由阴阳”，在《关朗易传》评注中提出了“一必有二”的光辉论点，他说：“阳必有阴，静必有动。”任何中物都有矛盾对立的双方。他以“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了先秦诸子的主张，既肯定其长处，也指出其短处，对诸子学说，不能盲目照搬，或全盘否定，而要扬长避短。②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治国不因循守旧，而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随时变通。”守一而不知变，固执而不知改的人是“愚蠢人也。”③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说：“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在一千多年前他就提出以“实事之效”，作为检验一切主张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长短经》的确是一本经世治国的奇书。他的治国安邦的主张鲜明的进步性，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张岱年教授评价说：“赵蕤《长短经》中主要讲政治问题，但也有哲学思想有辩证法思想，认为对于一个问题，可有一个肯定命题和一个否定命题，这二个方面都应注意……他认为事物是变化的，社会历史不断变化的，因此每一个时代政治措施应与以前不同。总之，赵蕤的《长短经》中有进步思想，我们应加以研究”。
　　《长短经》在“人才学”、“管理学”、“军事学”等方面都有许多卓越的见解。

三、赵蕤与巴蜀文化
　　赵蕤深受巴蜀文化的氛围的熏陶。巴蜀文化是一种杂交型、复合型的文化。战国后期杂家思想流传于巴蜀。秦汉时期巴蜀的学者显示出“博杂”的特点。赵蕤兼收并蓄，在他的《长短经》中我包容了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兵家、墨家、杂家……各家各派的思想，是名副其实的杂家。巴蜀文化还表现出一种对封建传统礼教的叛逆性的特点。赵蕤的《长短经》敢于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批评，提出“士”的独立人格，对君主“以傲为礼”。赵蕤《长短经》表现了唐代蜀学的特色。赵蕤对李白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蕤与李白都为巴蜀文化和蜀学增添了异彩。
　　赵蕤的代表作为《长短经》。《长短经》成书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共九卷64篇，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是黑白杂揉之书，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此书高妙完美，天人台一，振聋发聩，警世惩恶，是难得的谋略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