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烈。字琴生，号国富，笔名施英、乐生，属牛，出生在重庆市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龙潭镇。他的祖父是鞋匠，父亲当过学徒和书童。后来成了商人兼地主，母亲出自一个贫苦之家，一生勤劳而坚韧。
　　赵世炎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赵君陶，李鹏母亲』。
　　赵世炎四岁就入了私塾，念“百家姓”、“千字文”，后来又念“论语”、“孟子”、“通鉴细目”。那时候，许多孩子不愿意念书，害怕天天背书，甚至逃学，有的甚至被父母捆起来送去念书。可是，赵世炎总是高高兴兴去上学，从来没有背诵不了的书。老师还让他给比他年龄大四、五岁的同学补课。
　　1912年，赵世炎进了“龙潭高等小学”。那时，正是维新时期，清朝封建统治刚刚被推倒，学校里仍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加上几门数学、史地、博物等新课，还上体操课。这些都满足不了赵世炎的求知欲。他小小年纪就翻阅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常常漫步在学海书林之中，读书成了他极大的乐趣。他阅读了《史记》、《资治通鉴》等，看了许多诗词古文，又迷上了古典小说，那时候，《水浒传》被列为禁书，看《水浒传》是不轨行为。可是，赵世炎被水浒梁山英雄的故事迷住了，看得都忘了吃饭，最后书被老师没收了。赵世炎不喜欢读那些文人谈情缠绵的诗文，他特别喜欢背诵的是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汉青”，这些千古绝唱。有一次，同学们都在晾晒自己的书，忽然看见赵世炎在愤恨地撕碎一本书。什么书呢？同学们过去一看，原来是一本《二臣传》，写的是明朝叛将洪承畴投敌的传记。可见，赵世炎从小喜爱民族英雄，痛恨叛国贼。
　　赵世炎在龙潭高小读书期间，正是辛亥革命的时候，在中国大地上燃起了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民族革命烈火。当时，四川人民组织保路同志会，掀起了反对清朝政府出卖四川铁路修筑权给洋人的风暴。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赵世炎在反对封建专治的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潮流中受到了洗礼。龙潭高等小学的地理教师王勤山对他就有很大的影响。王勤山是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会员。他在给学生讲述香港，九龙被帝国主义宰割，祖国山河破碎时失声痛哭，赵世炎和同学们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课堂上，大家呜咽抽泣，切齿怒目，在心中腾起反帝怒火。
　　赵世炎的二哥当时进了军校，加入了同盟会，常常寄一些革命党人的小册子。有的歌颂民族英雄，有的控诉外国侵略，主张打倒封建统治，二哥还专门嘱咐赵世炎好好阅读，在黑暗的夜里，赵世炎常常守在一盏小油灯下，如醉如痴地读着这些禁书，常常激愤得拍案而起，有时陷入沉思，在屋里来回踱步。有两件事给赵世炎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有一天深夜，忽然有人敲门。赵世炎侧耳倾听，原来是二哥有信到家。赵世炎披衣而起，急切地询问兄姐，幽默地问：“喜乎？忧乎？”四哥说“喜”，赵世炎合十而说道：“善哉！善哉！”又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神秘人物。当时，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想当皇帝。赵世炎二哥在贵州的一个朋友反袁失败，化名席正平潜来赵家避难。当时，赵世炎和二姐赵世兰，还有四哥，机智地掩护了这位革命党人。席正平乔装打扮，突然到来，又悄悄匆匆离去，革命党人的神秘形象给赵世炎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赵世炎于1914年在龙潭高小毕业，留校做了一年体育教员，后来，赵世炎的三哥在一所名牌工科大学毕业，任职于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他来信表示愿意资助四弟、五弟（赵世炎）去北京读书，于是，1915年8月，14岁的赵世炎和四哥一起来到北京，考进了著名的“国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也就是今天的师大附中。

　　赵世炎同志一生革命的生涯自师大附中开始。
　　1915年8月，赵世炎与四哥一起来到北京考入了师大附中，一直到1919年7月毕业。在师大附中的几年，奠定了他一生革命的基础，师大附中是赵世炎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航港。
　　当时，师大附中就是一所有名的实验学校，学校设有研究部，还成立了多种学会，办有《励学旬刊》，并且设有“国货制造社”和“国货售品所”，让学生参加了工商劳动和社会实践。这里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育人园地，许多有志之士和革命先辈都从这里走出。赵世炎在写给家乡亲友的信中就曾说：“进这学校是一种幸福，岂可白白放过！”，同学们，我们也要记住这句话，并且要好好思考思考这句话，珍惜在师大附中的时日，好好学习。
　　这里，我介绍几个赵世炎在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和参加革命活动的片断：
　　赵世炎在师大附中学习期间，学习非常认真刻苦，各门功课成绩优秀。他是四川人，学习英文发音不太准确。一次在课堂上他回答老师的提问特别认真，他还大段大段念英文，但发音不标准，有些同学偷偷地乐，他四哥使劲捅他，让他别念，但他一直念完才坐下。为了学好英语，他跑到教学去听传教士传教，可能就在宣武门那个教堂吧。有些同学不理解，有的同学还以为赵世炎信教了，其实，他是为了学好英语发音。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英文进步很快。一次，附中的英语学会请来一位外国学者来讲演，但担任翻译的人没有按时来。正在讲演组织者十分着急的时候，赵世炎走上了讲台，原来英文并不怎么好的赵世炎，此时在讲台上态度从容，翻译得准确、流利，同学们都很吃惊，也非常满意、佩服。后来，有位英文教员还带着几个学生去访问赵世炎，让他介绍学好英语的经验，赵世炎介绍了自己学英语的一套方法，并且常常抽出一些时间，比如上课前半小时，午饭后的时间去辅导同学们学英语。
　　赵世炎和四哥一块儿住在苦水井胡同的学生宿舍。四哥对赵世炎非常关心，主动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但他性格比较内向，只埋头于学习功课。而赵世炎在学校里比较活跃，经常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助人为乐，赵世炎在师大附中很快成了学生中的一位中心人物。他在师大附中的几年，用他的行动推动了学校的发展。
　　赵世炎是当时附中学生斗争的带头人。他带领学生举行罢课，抗议学校当局处分学生。当时，有一个英语实习教员上课时讲出了错，学生们提出意见。这位教员不认错，而且，越解释越乱，引起学生哄笑。于是，这位实习教员恼羞成怒，斥责学生是有意捣乱，拂袖而去，后来，他还和几个实习教员一起罢教。学校当局为维护“师道尊严”，偏袒实习教员。赵世炎英语比较好，在校长接见学生代表时，指出了英语实习教员的错误，说明了学生并非有意讥笑，毫无恶意。但学校当局仍然决定要处分学生。赵世炎即组织学生进行斗争，发动全校学生进行罢课。同学们推举赵世炎与学校交涉，迫使校方取消了处分学生的决定。当时，赵世炎和同学们是冒着很大风险与学校进行斗争的，那时，附中有一个规定，凡四年不缺课的学生，发一枚金质奖章。赵世炎所在的班大部分学生都品学兼优，很有希望获得金质奖章，但他们为维护正义，不顾牺牲获金质奖章的机会而坚决进行了罢课。
　　中学时代的赵世炎非常关心时事，并撰写了不少评论时弊的文章，一位教员就注意到，十六、七岁的中学生赵世炎，每天都到阅览室去读报，他关心的不是那些游戏小品，而是时事政治，他还经常撰写文章，评论时政。如，1916年下半年，赵世炎发表了《三代专制辩》，其中有这样的论述：“古之民意机关公于众，今之民意机关萃于一，公于众者名实相符，萃于一者有名无实。”赵世炎揭露当时的国会有名无实，锋芒直指军阀专制，是很不简单的，在“论王安石青苗法”的文章中，他提倡反潮流的精神，他写道：“苟利于民，则虽障碍坎坷，事务掣时，人言啧啧，几无以立足……必可收效于异日”。在《论图书馆》一文中，他写道：奴役人的尊者，只不过是自以为尊，而真正的尊者都是被奴役“小人”。
　　1918年，赵世炎的生活道路发生了一个飞跃--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李大钊正在注意发现有志的青年，准备筹建少年中国学会，进而筹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早就耳闻有一位崭露头角，非常有为的中学生，就是赵世炎。李大钊早就想认识一下赵世炎，一次，他在米市胡同便宜坊请几位著名学者吃烤鸭，到了开席时间，李大钊要求稍等一会儿，不大一会儿，有两位青年一起掀帘而入，这两个青年人就是赵世炎和毛泽东。

　　赵世炎在师大附中当学生的时候就参与了“五四”运动的领导，他是“五四”运动领导核心的一个成员。
　　“五四”运动的时候，赵世炎还是附中的一个学生，但是他认识了李大钊，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革命活动，在“五四”运动中，他成为领导核心人物之一，是“五四”运动的先锋。
　　“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在李大钊的领导之下，赵世炎即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活动，原来，李大钊等人决定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为准备这次游行示威。李大钊、赵世炎、黄日葵、许德珩等人参与撰稿、编辑、出版一个“五七”刊物。五月三日得到消息敌人准备在五月七日镇压示威，于是李大钊等人决定提前于五月四日举行游行示威，才发生了历史上的“五四”运动。
　　赵世炎是“五四”运动领导核心人物之一，直接参与了“五四”运动的领导。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但是，一些革命活动都是在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领导之下开展的。在“五四运动”时，一些核心领导人物经常在李大钊处举行会议，研究局势，进行决策。领导“五四运动”的还有一个“十三校联会”，是“五四运动”的前线指挥部，主要成员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瞿秋白，李大钊不是学生但经常参加十三校联合会议。赵世炎也是成员之一，他是师大附中的代表。
　　赵世炎直接领导了师大附中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在决定提前于五月四日进行游行示威以后，赵世炎立即通知了师大附中的同学会的邢大安，有人后来叫做“秘密通知”。赵世炎在五月三日的通知中告知：明天将有示威大游行，要立即做好准备。邢大安问：“何不把游行时间告诉同学们？”赵世炎说：“不妥，泄露机密，会影响全局。”邢大安又说：“附中同学可靠，不妨通知。这样有利于吸引更多同学参加。”赵世炎说：“要遵守大会纪律，不让说时不能说。敌人的惯技是攻破缺口，附中同学年轻，又已经受到注意，绝不可做一夫不慎，累及全局的事”。邢大安比赵世炎还大几岁，但他非常佩服赵世炎的老练。在赵世炎的领导下，师大附中的同学们组织严密，步调一致，参加游行的人数众多，斗争很英勇。
　　“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当局派了一个思想反动的人接任“附中主任”。他请了一个美国权威，即有名的杜威来学校讲演，之后，这个主任宣布要整顿校风，并悍然决定开除一个学生。身为一校之长的主任满以为自己了不得，没想到，赵世炎毫无畏惧，发动群众与之斗争，先行说理，继而罢课。那个主任不是赵世炎的对手，最后终于把那个主任逐走。
　　“五四运动”之后，反动教授胡适提出“多提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企图把青年关在书斋里，反对革命运动，掀起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当时，18岁的赵世炎也面对面地起来与胡适进行了有力的辩论，赵世炎那时担任《少年报》、《平民周刊》以及《工读半月刊》的主编，经常针对刚刚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说，力求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堂堂的胡适坐不住了，亲自到赵世炎住处访问。他一进门，见赵世炎还在奋笔疾书，就说：“别写了，咱们谈吧。”一个名教授，一个中学生面对面进行了辩论。
　　“五四运动”之后，赵世炎还勇敢地走到产业工人中去进行革命活动。他和邓中夏、许德珩等人到铁路工人中进行讲演，开办学校，还成立了“十人团”，开展革命活动。
　　“五四运动”使赵世炎经受了磨练，在实践中增长了斗争本领，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赵世炎从师大附中毕业以后，没有投考大学，也没有找工作，他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支持下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这也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19世纪初，我国的许多有志之士和知识青年，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学习西方的科学，纷纷去留学勤工俭学，形成了一个历史潮流，中国革命的许多先躯、领导者，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科学家，都曾经踊跃地加入勤工俭学的队伍。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热潮，人数逐渐增多，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出国参加勤工俭学，但他也是一位勤工俭学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赵世炎更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支持下，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的重要领袖之一。
　　留学法国勤工俭学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篇章，它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在留学法国勤工俭学的队伍中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领袖人物、有名人物都曾是留法勤工俭学的一员，这里不一一列举，像我们熟知的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朱德、陈毅、王若飞、李富春、李立三、聂荣臻、肖三、许德珩、徐悲鸿、张天翼等，还有邓小平同志都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这个队伍中还有被斯大林誉为天才政治家的陈延年和天才组织家的赵世炎。当时已40岁的徐特立为追求共产主义也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
　　赵世炎于1919年9月进了吴玉章主办的“北京法文专修馆”，这是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赵世炎一进“北京法文专修馆”就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在这里，他的生活非常紧张，半年多时间又要做学生会的工作，帮助贫穷的有志青年筹措去法国的路费，办理各种出国手续，还要参办李大钊筹建革命组织的活动。他学习法文和时间剩下不多了，也就是一个学期，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常常在学校里过夜，没有床，就在办公桌上卷曲身躯，曲臂当枕而眠，早上醒来，急忙翻身下“床”，买来烧饼就白开水吃，他风趣地形容为“饭蔬食饮小，曲肱而枕之”，同学们都为他那种吃苦与奋斗的精神所感动。
　　1920年9月初，赵世炎遵照李大钊的意见，制订了“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并接受了李大钊布置的任务：在国外配合国内共产主义运动，并了解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经验。赵世炎带领100多青年从北京到上海登船赴法国，于1920年5月9日乘“阿芒贝尼克”号轮船离开上海，在上海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赵世炎多次与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长谈。陈独秀希望赵世炎留在上海协助他工作，最后才同意他赴法勤工俭学，陈独秀与赵世炎约定了联系的方法。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陈独秀委派赵世炎为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
　　当时，赴法勤工俭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张从上海到法国马赛的船票就要一百块大洋。他们在船上买的是四等船票，在轮船的底部又住人又放货，100多人住进了长不过四、五丈，宽不过六、六、七丈的底舱里，拥挤不堪，空气混浊，机器轰鸣，伙食又很糟糕，一些青年情绪低落愁眉苦脸。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赵世炎提出成立自治会，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改善处境。经过讨论，大家都很同意，在自治会的领导下，赴法青年在轮船上开展了许多活动，过得很高兴、愉快，经过与船长交涉，伙食也有所改善，大家都满意，赵世炎与王光祈还合作创作了一首歌，就是电视连续剧《赵延年》中的那首主题歌：山之涯，海之角，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忆，奋斗到底，唯我少年有此志气。赵世炎还写了一篇关于赴法旅途情况的报导，发表在《北京晨报》上。他写道：“在波涛万状的大海之中有秩序的生活，实是最有趣的。”　　1920年6月末，赵世炎一行到达法国马赛，法华教育学会接待了他们。
　　自1921年6月至1923年3月28日，赵世炎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参加了很多革命活动。
　　赵世炎他们这些有志青年，当时去法国勤工俭学是抱着一个伟大的志向去的，这个伟大志向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之路，他们不是去旅游观光，更不是去追求享受现代文明，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这种探索与追求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赵世炎在法国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勤工，二是俭学，三是参加革命活动。勤工，主要是深入工人群众，学习工人阶级；俭学，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之路；参加革命活动，主要是为实现革命理想而磨练而奋斗。下面，我大致介绍一下赵世炎在法国勤工俭学与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
　　勤工：赵世炎到法国以后，非常重视到工厂去参加劳动，非常重视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他们，学习他们，并把自己锻炼成劳工之员，也就是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置身于劳动之中，化为工人阶级一分子。为什么这样做--为了代表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就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建立一个光明、幸福的新中国，做一个工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苦不苦？很苦。但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赵世炎非常自觉地去到工厂。他本来可以在华法教育学会等组织中担负一些工作，可以获得相当的报酬，解决在法国学习的费用，但是，他还是到工厂去和工人们一起艰苦的劳动，他先后去了三个工厂：1920年8月，他到巴黎西郊的赛克鲁铁工厂做杂工；1920年10月到三得建铁工厂；1921年4月至9月到了克鲁梅的乃德尔工厂。
　　当时，在法国的工厂做工是非常艰苦的。
　　他们的工资非常少。做杂工工资来就少，中国人做杂工拿的工资只有法国工人的1/2到1/3（10--15个法郎）（30至45法郎）。
　　他们干的活非常苦，所谓杂工，就是干杂活，没有固定岗位。工厂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干的都是重体力劳动，比如拉红铁，轧钢板，劳动既重，又有危险，精神非常紧张。拉出的钢条还是红的，热气逼人，你就得戴上石棉手套，双手挟住钢条让它通过机器。“红蛇”一条接一条飞奔而来，没有喘息的时候，8小时下来真是够受的。轧钢板，双手拿大钳子拖送火红的钢板，来回跑，高温之下，汗流如雨，衣裤都湿透了，污黑的手，污黑的脸，那苦劲，真是说不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艰苦中，在被剥削压迫之中，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工人阶级，什么是资本主义，才能真正懂得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
　　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差。他们住的是木板搭成的简陋工棚。几十人人甚至上百人挤在一个工棚里，几个人共用一只煤油炉做饭，吃的大都是白水煮土豆，有的时候用咸鱼就面包，偶尔吃点火腿、香肠，算是改善。赵世炎总是想办法让大家改善一下生活。一次下工后，他身背大面包，又拿了一些方糖，法国面包加方糖就算改善生活，有的时候，他带回一个大面包，再加点法国面酱，他总是想法让大家的生活改善一点。
　　俭学。用艰苦的劳动换来微薄的报酬去学习，赵世炎在法国工厂里每天劳动8小时，但是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之路，他每天下了工都坚持学习3小时，这很不容易，现在还留有一张照片，赵世炎在下工后，在朦胧的傍晚，坐在工棚前面静心读书。在这张小小的照片上，赵世炎题了“黄昏之贼”四个字，什么意思呢？“贼”就是偷，黄昏之贼，就是偷得黄昏之时，抓紧学习马克思主义，赵世炎以此为乐，不以为苦，因为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伟大的理想。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赵世炎在紧张艰苦的劳动之余，还花费了很大精力从事革命活动。
　　赵世炎到了法国以后，积极参加了华法教育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的工作和活动。尽自己所能，帮助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解决各种问题。后来，华法教育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都不能真正起到组织勤工给学会的作用，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还掌握在几个效忠北洋军阀政府的人手里，于是，赵世炎又努力寻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刘伯坚、李立三、陈公培等人共同组织了一个劳动学会，在组织勤工给学和开辟华工运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1年2月，赵世炎接到陈独秀的信，然后拿着陈独秀的信找到了张甲府，这封信就等于今天的组织关系。这样，由张甲府，赵世炎、刘清扬、周恩来、陈公培组成了巴黎小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巴黎小组是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8个小组之一，但因为当时没有联络好，巴黎小组代表没能参加第一次党代会。1922年6月，在赵世炎、周恩来、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陈延年等的领导下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勤工俭学青年学生中广泛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后根据陈独秀的意见“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赵世炎任书记，后因他去莫斯科学习，改由周恩来任书记。
　　这里再讲一件事，就是在巴黎小组成立后，在五人组成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中，赵世炎、周恩来、刘清扬、陈公培四人还参与领导了被称为“国外五四运动”的胜利斗争，这是赵世炎与周恩来第一次并肩指挥群众运动。
　　1923年3月18日，赵世炎，按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与王若飞、陈延年一起从巴黎启程去莫斯科，周恩来专程从德国来为赵世炎送行。
　　1921年春至1924年秋，陈延年在莫斯科，一个在东方大学学习，再一个是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924年秋，赵世炎回国。
　　1924年7月至1926年4月，赵世炎在北方党工作，作为李大钊的主要助手。他实际上领导了北方党的工作，担任北京地委书记。化名为施英。
　　1925年5月至1927年6月，赵世炎调到上海工作，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成为上海工人的真实领袖。他多次带领上海工人罢工，前后三次带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和周恩来的共同领导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上海市特别市政府，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又遭镇压。

　　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前，中央组织决定调赵世炎同志去武汉工作，因为脱不开而未成行。
　　1927年6月中旬，中央决定成立江苏省委，由陈延年任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赵世炎同志因要去中央工作没有在省委任职。
　　在上海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正在召开江苏省委成立会中间，得到情报，有个交通被捕，这个人知道省委的地址，省委决定转移。代表中央的王若飞同志分析，敌人不会很快来，会议开完再解散。会议开完了，大家已迅速离开，但是，午饭后，省委的三个同志又回到恒丰里104号讨论紧急部署的工作。就在他们再次开会的时候，省委全体被捕，在这种情况下，赵世炎又担任了代理省委书记，他立即派出交通员通知各联络点停止第二天召开的省委扩大会，并通知省委领导人已被逮捕，做好应变准备。
　　江苏省委被破坏后，赵世炎已决定搬家，他的住地离省委不远。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省委的三个领导人，郭伯和和陈延年先后被敌人杀害了，他们不愧是共产党人，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可恨的是，韩步先叛变了，他是知道赵世炎住处的几个人之一。敌人迅速来到赵世炎的住处，这是1927年7月2日的黄昏，因为大雨，赵世炎没有搬走。敌人把他的住处围住，破门而入，但赵世炎不在。敌人关上门埋伏在屋里。此时，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与岳母非常镇定。被称为夏娘娘的岳母，不顾敌人的阻拦，想走到窗口换警号--把窗口的花盆收进来，敌人横加制止。此时，夏娘娘急中生智，把花盆从窗台上推下去打碎。但是，大雨正在下，窗户与马路之间还有一道矮墙，在大雨中急匆匆行走的赵世炎没有听到花盆摔碎的声音，因而走进了屋内，一看，几个敌人正在翻箱倒柜。赵世炎非常镇静，质问敌人：“凭什么进行搜查？”然后机智地用简短的语言告诉夏之栩，若飞在某某旅馆第几号。敌人翻了半天没找出证据，只搜出了3万多元钱，但坚持把赵世炎带走。赵世炎当即声明，他是湖北人，叫夏仁章，是来上海做生意的，赵世炎在往外走时，慢慢回过头来看了夏栩和夏娘娘一眼，千言万语是说：一定要找到王若飞，一定要保住党。
　　敌人严刑拷问赵世炎，他坚持说自己是带巨款来上海做生意的，叫夏仁章，湖北人。他态度坦然自若，说的有板有眼，连敌人的军法处长都怀疑是不是抓错了，敌人又找来两个叛徒，一个是韩步先，一个是张葆臣来指证，7月6日，敌人公布抓住了化名施英的赵世炎。
　　我们党在赵世炎被捕后，立即由王若飞负责千方百计进行营救。
　　第一，用金钱收买，利用敌人贪财的本性，我党决定，只要能救出赵世炎，花多少钱都行，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买通敌人的有关人员，连敌人的刑警队长老婆都心动了。但是，敌人知道，赵世炎是非常重要的共党，他们摸摸自己的脑袋，不敢放过。
　　第二，截火车。敌人一般是把犯人送到南京处决，因此，我党准备在沪宁线上截火车进行营救，但根据可靠情报，敌人非常狡猾，不敢冒风险，决定在上海就地处决。
　　第三，劫刑场。我们了解到，敌人行刑前一般都要通知仁善堂准备棺材。我们收买了同仁善堂的人，一有消息就通知我们。再一个，敌人在屠杀之前要通知地保准备掩埋尸体，我们就派人住在地保家里掌握动静。三是准备了十几个忠诚勇敢的神射手，四是准备了两部汽车和各式衣服，五是在沿途做好了接应，还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掩护，我们劫刑场的队伍在敌人司令部附近潜伏了几个夜晚，敌人却采取了猝然杀害赵世炎的办法。7月19日早饭刚开过，就有卫兵来牢房问：“那个是施英？”好像是要提审，但赵世炎完全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泰然立起，整理了一下半新的西服，系好领带，扣好袖口，从容得像是去赴宴。他是到牢房门口，回过头扫视了一下难友，点头告别。一出牢房，他便慷慨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工农兵联合起来！”
　　赵世炎在上海枫林桥畔英勇就义，年仅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