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清末民初之际，以文章、学问、名望著称者，有五老七贤之誉，荣县赵尧生先生，即五老之一，尊为赵尧老。
　　先生名熙，字尧生，别号香宋，四川荣县人，生于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丁卯） 九月十三日，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在城内桂林街“香宋”住宅病故，享年八十一岁。
　　世居县城北五里赵家坝，历代清贫，以耕田织布及挑运煤炭为业，至祖父国璧及父晓楼时，始兼设馆执教，先生少年聪颖，五岁即从父读经书，每及新课，旋即能成诵。
　　年十二（一八七九年）已遍及十三经，且大都能背诵讲解，对论语、孟子、诗经尤为熟练，乃习作诗文，着笔简稚精洁，不同凡响。
　　年十七（一八八四年）考中秀才，曾承父意设乡垫教书三年。
　　二十岁时（一八八七年）罢教去嘉定府九峰书院肄业，更露头角，山长胡旅垣特为嘉许，常以课考优异给奖金，先生即以自给。
　　廿四岁〔一八九一年）领乡荐，次年赴北京与会试，中进士弟，赓即赴殿试及弟翰林。时值一八九二年，廿五岁，清光绪十八年壬辰，故先生书画刊刻中有“壬辰翰林”一方。
　　选翰林院庶吉士后，留京与乡人刘光第及乔树柑以诗文相征逐，志节相低砺。
　　虽股试出于光绪皇帝老师翁同和之门，以无所希冀，从未趋承求助。
　　逾半载告假返川省亲，乘暇主攻诗文，任荣县风鸣书院山长。
　　一八九四年、廿七岁，再赴京与全官大考，领一等，授翰林院同史馆编修。
　　一八九七年、三十岁，迁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
　　后来名流江膝、向楚诸人，即当时得意学子。
　　一八九九年，再至京供职。迄一九O一年，沪州沈采竺创办“经纬学堂”，先生应聘回川任监督，学生百余人中，即有川中闻人谢诗（字惠生）、曹笃（字叔实）、黄树中（字复生），陶恺及巾国共产党元老吴玉章等人。
　　一九O三年、三十六岁，第四次赴京，担任国史馆协修、纂修等职。
　　当时以先生一八九二年首次经三峡、天津进京时所作《北游集分诗百三十七首，在京流传渐广，因而诗誉益著；名士梁启超即慕名投挚称弟子，请教诗文，先生循循诱导，为之别改不少。
　　一九O六年、三十九岁，奔父丧返棒，守制三年。
　　四十二岁再赴京，接任江西近监察御史。
　　先生秉性公正，刚直不阿，数行弹幼大僚，尤以盛宣怀借债卖路案，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肯为民请命，索为士林所推崇。
　　一九一一年辛亥、四十四岁，适袁世凯任总现大巨，瓜欲纲罗清廷旧臣，以达成个人野心，数吠人诱致“偕重”之意，先生恶袁所为，断然谢绝：旋与弟子周善培赴口避祸，至冬乃返重庆，广教门徒，讲学济世。
　　一九一三年，熊克武、杨庶堪在渝宣布独立讨哀，进攻成都，四川胡景伊报说。熊杨之乱，实赵主谋，衰曾指便加害先生，经久乃得解脱。
　　一九一四年，四十七岁时，携眷返荣，遂作见志诗云；“老屋无营四壁斜，苍麟青土夹篱花。从此曹死先人侧，已是山僧未出家。· ”并见先生仕途半生，终是两袖清风，廉洁自持。从此闭门不出。终日读书作文，离意书画，以此自娱。
　　一九二一年，五十四岁，虽曾应省长杨庶堪之聘主修“四川省志护，旋因时局不宁，未果其事。
　　一九二二年、义重桑梓，乃主任重修荣县志，率门人奥白史（清优贡），曹方汉（清秀才）襄办，历时八年成事。
　　一九三O年春，六十四岁将近，因孔子庙故址洒扫会产业，创办文学舍，考录当地及邻区（包括成、渝、嘉、键、筑等地）中，青年力学者约百人，进修古典文学。以三年为“小成”。尽邀县中闻人充任讲师，如虞白史讲文史，黄觉讲文字学兼哲学（佛学），借桂邮讲词赋，刘著存讲子书，曹方汉讲论孟，龙兰三（当时邮局长）教英文，吴国安（荣中教员）教数学。先生自任诗课，亲自选集《唐歌行》 作教本，从富嘉汉至李义山七言名篇，并附苏东坡歌行，共百五十三首，石印成册，传授诸生。凡此，对荣县旧文学风尚，诚裨益匪浅。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起，冯玉祥将军遍厉川中各县，募资助战。时先生目己成疾，淮激于爱国热忱，欣然奋笔亲书拼联多幅，与冯义卖助国。事后语人日：“此书，用手不用目矣。”
　　一九四六年，七十九岁，欣喜于抗战胜利，曾应亲友之约去成都一游。终以年迈力衰，不胜酬应之苦，逾月便归。此后虽老病集身，初犹坚持读诗书，展字画不椒。久乃意兴率说，长日枯坐，延至一九四八年戌子秋逝世。
　　先生治学谨严，一生勤奋律已，自幼至壮、迄老，未稍有怠，终生攻读，作诗文、习书画，孜孜不倦。
　　试观一九三O年（民国十九年），庚午秋六十四岁掌文学舍时，趁重旧佳节登高即兴，赋诗中，竞有：刹劳生难号赵闲闲，年比苏公踢更斑，) , “经岁书程不放闲，今朝竹杖泄苔斑。”及“秋晚聊为一响闲，诗如作虎不成斑。”等句，屡有“恒不兀以穷年”之慨。兼之聪颖过人，故生平所作诗词文章，数以千计。
　　现流传于世者，以诗而言。则有一八九二年由渝经津赴考，阅三月抵京，途中所作《北游集》诗百三十七首。
　　一九O九年后，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时期，常与京中陈石遗、罗塑公、杨的谷诸诗人醉酷所赋诗词十首，多载于《石遗室诗话》 。余如留渝、沪讲学，游西溜、峨眉、鸟尤、成都等地，叙述沿途山川风物，或即最生情诸诗，及乡居所作杂诗，概收入一九五六年由郭老（沫若）倡印，江庸、尹石公协助校勘，诺翌周善培作序的《香宋诗前集》两册内。
　　自一九一五年，乙卯起先生喜作词，两年得三百又三首。
　　一九一七年亲友在成都图书馆刻成《香宋词》三卷传世。
　　以文而论，先生固骄散俱佳，惟爱作散文，尤喜桐城派古文之作、现存者有：成都草堂寺、乐山鸟尤寺碑文。荣县民间散存蚕桑学堂碑、张虚堂墓志铭、詹长坡先尘神道碑、文学舍书藏记等石碑拓印品，与先大夫袁启，刘大夫（培村）传，为巴县志所撰冉慈、刘鉴、彭瀚章传等廿余篇、及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民国年间，先生主修《荣县志》中扼要文诃，大抵乃先生主笔或定稿，故亦可窥其大端。
　　诗文以外，对戏曲、书画，造诣亦精。
　　一九O二年因观木偶戏“活捉王魁”，嫌焦桂英凶相毕滩，无稍温柔敦厚之致，遂作（情探）川剧一折，继作《誓别》 后《听休》 及《其到》 三折，合为《 焚香记》 全场。词句优美，格调高稚，当时梨园名伶竞相排演，极川剧一时之盛。尤以《情探》一折，描尽女儿之失志钟情，婉转动人，询为戏剧中绝妙好词。所惜后三折与另写之《渔父辞剑》 、《除三害》 等剧本，皆已失传，寻觅无处。
　　先生书法，早年重颜（真卿）、柳（公权），中年习苏（东坡）、黄（山谷）、米（蒂）、赵（孟颧）诸家，归里闭门后，转摹此碑，间临欧、褚，前后变化，不类一手，
　　一九一七年，五十岁后，乃熔为一体，时人称为“赵派”。以县人临摹者极其普逸，风靡一时，竟有“荣县字”之称。及因各方乞求书法者与扫俱增，不暇应拂。
　　自一九二一年起，即于西街“方海处”裱被铺悬挂润格舍售，按纸幅大小及字数多少标价。当时川中军、政、学、商各界乞求者仍争先恐后以至，用是积资不少，先生晚年家财颇裕，借助于书写润笔，实惠颇多。
　　画事始于一九一八年，初法倪云林笔意，以简妙取神，特显透力。色则丹青，形则山水，偶及人物佛像。翎毛老鹰等小品。此类画卷，既不入润格，又不以应征，概系自娱之作。常以赠送亲友，及留与家人存念，以故外间流传者甚少，世人对此特为珍视，偶有售者，义价特别高昂。
　　先生集毕生精力于学求诗文，读经、史、子、集殆逸。其方略，先通读以观其全，再精读以明其要，讲投时恒的举其精辟处，提要钩玄，无稍疏遗，最能引人入胜，注意铭心。
　　于经史外，尤喜读庄子、离骚，杜少陵、韩吕黎、苏东坡及厉代名流专集选集。中年喜阅佛书，以探讨哲理。积十余年在荣县故里及渝、沪等地讲学之声誉，博得海内好评。
　　谓：五言古诗当以颜、谢入手。尝谓：学诗当从唐代光中心，上详八代以明其源，下迷宋。元、明、清以穷其流。为文学舍所选（清歌行》，石印成册时曾余作序，略云：‘诗之宜以唐人为宗也，凡士类能言之。其立古今而攫专长者，歌行也。五言之美，八代尽之。七言奎唐人始专工，使才尽美少至开元、天宝而大。李，王、商。岑若将日以为事。李、杜尤极其才力。杜之言似东汉，为前所未有，故曰：唐之最盛者歌行。昌黎法杜。元白诸人，各新其体，其尤新者李昌谷，晚唐一代歌行，皆昌谷体也。既明示学诗之原期，又指人以方向，讲授唐诗，则分为四期，初唐诗人沿齐梁绮艳之后，多囿于风气，能学古而不泥于古，逐渐化辱为爽，别具风格。由新体创为五言，由七育创为歌行与七律。大都气韵过人，不以精工求胜。除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外，有沈（侄期）、宋（之问）、陈（子昂）、张（九龄夕、乔（知之）、刘（希夷）诸人，皆此期大家也。盛唐诗运，如日中天，名家最多。由开元至大历间，王维、李顾、岑参、高达夫实为正宗。铺张才力，固当效法杜、韩大篇，然歌行之作，允宜从王、李、高、岑入手，处处循规蹈矩，有则不素开始。李白则神思飘逸，豪宕不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杜甫天才独植，积学最探，由于熟练文选，雄铸汉谣，象离寄怀，独创高格，遭时遇乱，庸述流离，最能横绝古今，标准百祀，无一体不备，无一家可方，尤宜师法。并谓唐人诗清新者多，拙重者少。且不主抑李杨杜之说，以为应各师其长。至若储光羲、韦应物请人，无此期之尤者。中唐、大历至太和间，刘长卿及大历十子，均著盛名，而韩愈、孟郊最能独具风格。此后，李贺咐宇宇争奇，无一平语。昌黎平生尊李、杜，实专力学杜、下笔便有古今之别，迥非同时流辈所及。并谓。韩诗刻酷努动，发硬通神，可谓少狡外别耸高峰，歌行尤多高作，联句长诗，更系韩首创。东野艰险幽深，不作流俗语言，促促短篇，实为所长。李贺琢句谋篇，独创新路，于韩杜外允属大家。。晚唐，自太和以后诗格稍降，而李商隐、杜牧之最为特出。李诗情韵极佳，不专以气格胜，而杜往往青思入骨，行气更豪迈不群。温飞卿亦多清丽之作，创为《诗余》 ，亦自不凡。
　　先生讲授诗篇，于唐诗最能评述每一期主要倾向，与作家风格，及学习重点，尝谓初唐诗歌，优沿六朝之体，至盛唐王、李、高、岑、李、杜诸大家为一变，中唐，则昌黎为一变多元镇、白居易又一变，元、自轻易、自鸣其家，当时号为长庆体者是也。稍后，则刘长卿，李商隐，社牧之同有盛名。然长卿非玉溪，樊川可比也。晚唐，则皮、陆而已。全唐诗人，枉子芙所诣至深，至工、至备，学者能深于杜，再尽各家之长，则尽善矣。
　　谓宋诗，欧阳修好于气局，王介甫极为用心，于庸后能自行胸臆，开经独行者，苏东坡也。不知东坡者，多以七古为特长，七律不可为训，反醉心放翁，竞相仿效。惟姚姬传以苏公七律用梦得香山格凋，妙处非刘（长卿）白（居易》所能及。黄山谷诗，刘意学社，含句句做，入思深，造句奇，笔势健，其“登快阁”一七律，劲气行文，虽东坡不易及。梅宛陵工于平谈闲运，能自成一家。宋白南渡，气格较卑。陆放翁虽歌行逊于杜、韩、苏、寅之沈郁顿挫，然善于激发忠愤。挥张才力，共七律尤属造勺精能，声色俱佳，故能振宕一时。诗至放翁判古今之界，自放翁以后为今人之诗，皆放翁启之也。金、元诗人，）以元遗山、奥道园为最著。遗山才与情称，气格壮厉，少作便气宇不凡，当金之乱，大多沉痛激烈之篇，七言妙处，几欲步武东坡，伤乱愤发，短与放翁同感。虞道园沉声顿挫，五盲含蓄扁致，七言深浑局妙，律诗更多蕴藉不露。明诗极一时之盛，上下古今，自有地位。前后七子，为李、何为大家，尝谓：情诗不及明诗，清文则较明人多能成家。明诗中历述李西涯，李空同、刘诚意、高青邱、徐祯卿、李攀龙诸人均各有长短；长则能开一代风气，短则以诗为诗耳。而二李为能自振。余如杨用修才气翩跪，各休均工，亦属可取。清代诗人，以吴伟业才气俊发，善以元（祺）白（居易）之体，写初唐之调，格虽不高，每多名篇。余如袁（子才）、王（渔祥）、蒋、赵、各有深诣。时人以五渔洋、朱竹沱，查初f 下为清诗三大家。姚姬传诗义皆显于当时，其诗探入杜法，善以山谷之气，运剑南之词。王阎运才识优越，汲古较深，惟诗之工不及明七子，而识则过之。
　　先生于诗词文章，无不精习，尤爱写诗论诗。平期对诗文总评有如下述：先生诗友陈散原，陈石遗诸人，均主学宋诗，推重王介甫，杨诚斋为大家，并有梅宛陵可超越王摩沽之说j 先生则主唐、宋传并重，不可编倚，《石遗宝诗话》 中多载其说。
　　先生教诲作诗有五要五忌：要有其意，要刻切，要字字作；题要针对内容，不可空泛冗长读前人名篇，姿认真分析体会，不可滑口混过，专事皮相。忌狠琐之三家村土腔；忌油土腔滑调之江沏气；忌陈陈相因、空泛无味之词多忌随使凑和，尤忌以诗求名，随便刻集。文章之道，力主广采八代之精英，深究唐宋之准则，骄散并重，以散文为主。以萧统《 昭明文选》 ，姚姬传《 古文词类纂》 、曾国藩《 经史百家杂钞》 ，列为必读。又谓‘古人绝好文章，于识度、气势、情韵，气味四者必有一长，贵在学者能精滋求之。指出效法古人者，莫善于韩退之，能尽去古人形儿，取共精华，虽有摹拟，不易寻得共还。他如汉之杨于云、唐之柳午厚，学古而形貌过于似古人，非不卓然名家，终属一病而已。先生在时，家中藏书数千卷，尝用蝇头细字，精心评点。前文所列主要经史，及杜少陵、苏东坡等鼎鼎名家诗文集，竟有评点达几部者，成都草堂寺即藏有先手评点杜诗四部，足见先生以勤奋律已之功，为何如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