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之间，认识周企旭也是20多年了。岁月如炉，最能让人显出他的本真与价值。以20年时间看一个人，大致可求准确。周企旭是四川戏剧理论界一个真心爱川剧、真正懂川剧、在川剧的史、志、论上都做出了使人不得不另眼相看的重量级人物，就是放在全国戏剧理论界，也会为四川戏剧理论界增光添彩。
　　可是，他又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商潮滚滚，人人都忙着挣钱的时候，在机关里不少人为谋一官半职弄得心烦意乱的时候，在学术圈内多少人为职称评定怄气伤肝的时候，他总是自甘清贫，守住寂寞，不急不躁地进行着他的川剧研究，完成一个个连获大奖的重大课题，写出一篇篇引起戏剧理论界重视的文章。是他不懂那些事儿的“玩法”吗，也不尽然。是他真的就心静如水，波澜不惊吗？有时他也难免会有点不大不小的牢骚。可是，他就能静下心来，数十年如一日地默默搞着越来越不时髦的川剧理论研究。为什么？你只能说，不为什么，只因为他就是他。
　　在川剧理论界中，他可算得上是一个“稀有品种”──双料的“科班出身”：演川剧他是科班出身，搞理论研究他竟然也是科班出身。他12岁就参加了川剧团。在本团接受一年的培训后，又到专区演员进修班进修一年，擅长文武生，担任过不少传统剧目的主角。同时，他还奋力撰写戏剧、曲艺作品，年纪轻轻就成了江津地区小有名气的文武全才式的人物。特别幸运的是，在文革十年动乱终于结束后，他以33岁的年龄考进了四川大学，就读于中文系，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名校四年，在名师的指导下，他积累多年的戏剧创作与演出经验，经过他的勤奋学习与深入领悟，便不可阻挡地上升为他今后进行川剧理论研究的强大动力。这样难得的艺术积累与学习深造的机遇，再加上以后数十年抓住川剧史、志、论锲而不舍地深钻苦研，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剧人论剧》这部论说精微、饶有新意的佳作。
　　读他今年出版的新作《剧人论剧》，你可以看到，在研究视角的择定、研究方法的更新、参照体系的选择、乃至选题的确定等方面，他都宁可舍现成之途而另辟蹊径。
　　他学养深厚，视野开阔。他敢于把对川剧这个地方剧种的思考，放在世界戏剧、中国戏剧的演进历史中来掂量。从人类文化学的高度，在世界审美思维与戏剧流变的进程中，来剖析川剧独有的审美特性。这使他获得了一个空前阔大的思维空间，也使他得到了诸如“川剧形成、发展的生命过程，即是20世纪初以来四川地域生存主体追求真善美、创造新生活本质力量的戏曲化、地方化、现代化的感性显现过程”等许多前人少有涉及的论断。
　　他生活简朴，为人低调，但在学术探索上却敢于特立独行，不为既成之见所囚。他挑战“川剧形成于明代”的既成之说，违背川剧爱好者希望川剧历史“越古越好，越早越好”的心理走向，实事求是，据史实而立新说，认为：“应从艺术人类学的深广度上，将川剧审美活动视为特定时空的生命状态，将作为审美对象的川剧视为一种表现现代四川生存主体生命意识的‘现代戏曲’的新生代”，从而提出了“川剧形成于20世纪初，是中国现代戏曲的一个新生代”的崭新观点。此论一出，自然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川剧理论界的高度重视，肯定与否定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他的长时期的深入求索，他的持之以恒、言之有理，对于日见沉寂的川剧理论研究正不失为一剂兴奋剂。
　　从事川剧理论研究，自然不必都会演川剧，更不必都要是川剧的“科班出身”，但是，读到这部理论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尤其是收集在《微观篇》和《振兴篇》中的文章，你自会感叹，剧人说剧，确是不同一般。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曾经有言：“不通一艺莫谈艺”。自然，艺术鉴赏、艺术批评也是其中之一艺。但是，40多年的戏剧生涯和深厚的学力功底，却使周企旭能自由地出入于演艺界与学术界之间，打通二者间可能有的隔阂，既能避免就事论事、视野狭窄之弊，又不会有大而不当、隔靴搔痒之憾，使他对川剧某些特定论题与某些具体剧目的论说，透出了一派别有见解的风韵。正像韦陀踏开慧眼后，所见便自不同一样，读一读周企旭的这部著作，你会说：不错，那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