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劳动文化
经济领域的这种变革同时也反映到文化领域,资本文化、管理文化和科技文化异军突起,一度占据了文化舞台的中心位置。来自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不仅在理论领域而且在世俗文化和大众文化领域流行。与此同时,劳动文化却严重地弱化和边缘化了。劳动的价值、地位和作用被贬低了,劳动的收入被降低了,劳动者的权利、尊严和荣誉被漠视了,以至于在社会分工与职业评价和选择过程中,潜意识或有意识地出现了一种轻视或鄙视一线生产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的社会心理。
幸运的是,这种严重失衡的情况及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不仅劳工界和文化界,而且政界和企业管理界,都有人大声疾呼劳动价值和劳动文化的复兴。20世纪90年代以来,珠三角地区的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率先兴起了一种以“打工文学”和“打工艺术”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劳动文化形态──打工文化,它是对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这一“世界工厂”劳动主体的经济社会状况的忠实反映,是他们的愿望和诉求的真实表达。打工文化现象不仅引起了一批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和研究,而且进一步引起了更多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和研究,他们纷纷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美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展开对打工文化和当代中国工人现状、发展前途的研究,产生了包括劳动哲学、劳动社会学、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学、劳动管理学、劳动政治学、劳动法学、劳动心理学、劳动伦理学和劳动美学等一系列专门研究劳动和劳动者问题的新兴交叉学科,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出现了带有普遍意义的“劳动文化”或“劳工文化”的概念。
笔者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文化学”的结项成果中,对劳动文化做了一个初步的定义:所谓劳动文化(Labor Culture),是对历史上出现的劳动与文化的对抗性冲突的扬弃,是文化的劳动化或向劳动的回归,是劳动的“文化”化或向文化的提升,是一种伸张劳动的价值和地位、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文化,是一种弘扬劳动者的经济政治主体、精神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一种与官僚文化、贵族文化、奴隶主文化、地主文化和资本文化等相对的劳动者和平民大众的文化。一句话,是一种属于劳动者(劳有)、依靠劳动者(劳治)、为了劳动者(劳享)的文化(Culture of the labor,by the labor and for the labor)。当然,这种文化并不是要垄断全部文化,而是要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占有正当、合理的位置。
令人欣慰的是,劳动问题、劳资矛盾和分配不公问题,也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就把劳动者的愿望和诉求、把劳动文化的学理引入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了。
党和国家的重视,固然表现出一种最高层面的劳动文化意识,但是,如果全社会不出现一种广泛而深刻的劳动文化氛围或劳动文化环境,那么,不论是劳动文化的观念、思想和理论,还是党和国家劳动法律和政策,都难以变成现实。这就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做广泛而深刻的劳动文化传播和渗透。这种传播和渗透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和文化普及,二是把劳动文化贯穿于每个人从小到大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