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四川旧时代人物研究

王笛：四川旧时代人物研究

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194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女大学生，叫沈宝媛，到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进行田野考察，写下了这个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这个报告完成以后一直封存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我在袍哥的研究中实际上分析了两个人，一个是沈宝媛，一个是袍哥副首领雷明远。先来看雷明远。沈宝媛描述了她第一次见到雷明远的情况：戴着墨镜，烫着头发，手拿折扇，穿着黑色丝绸的衣裤──这是典型的中国影视作品中的国民党特务的形象。但他的身份只是一个佃户，租地主的田。但他却从来不下田，还雇了一个长工、四个短工，还有一个使女。大家想想，这和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简直联系不到一起，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自由劳动力，任何一个他都归不进去。他在地方上得到的威望和权力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他的武艺。

在20年前，他曾经带领袍哥兄弟平定土匪，为地方的治安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所以他有这样的威望。乡村茶馆，茶馆经常是袍哥活动的据点，甘博摄于微软雅黑">1917-1919年间他实行所谓的“社会制裁”，看不惯的就要进行管治。比如说在1939年，他风闻大女儿与他家雇的一个小裁缝有私情，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大女儿枪杀。本村有两家人是军人出身，见过世面，所以他们家的女孩都比较活泼，甚至和男同学也来往。雷明远不许自己的二女儿与这两家的女孩交往。有一次看见她们在一起，直接要把二女儿推到河里去淹死，幸好他的老婆及时赶到，要不就可能酿成另一个悲剧。

他老婆的姐姐是个寡妇，在镇上开了一家茶铺。茶铺就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有一次，一个传言说寡妇在晚上留宿了一个男客。他提着手 枪就闯到茶铺去，要杀死老婆的姐姐。寡妇闻声已经逃跑了，他把茶馆砸得稀烂，而且把她的衣物撕成碎片，说我以后要是再见到这个荡妇，一定要把她活活杀死。但他作为袍哥的副首领，实际上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所以沈宝媛说他是“瘦袍哥”。但是他又要摆场面，小兄弟们经常在他家蹭吃蹭喝。而且在场上见到了客人总是要邀请吃茶喝酒，如果别人不愿意他还不高兴。

他还到各个地方去“周游列国”，建立他袍哥的网络，开销非常之大，沈宝媛说他花钱像阔佬一样。但是在码头做大爷的人，据说就是要这样广交朋友，才能吃得开。由于出现极大的亏空，最后没办法，只好卖谷子。结果雷明远没有按时交租，地主把他佃的40亩田收回去了，他在经济上进一步陷入危机。大家可能要问，他一个袍哥首领，又有枪，地主胆子这么大能够把他的田收回去？这就涉及到川西平原这种契约关系，你可以有枪，但是你要按契约办事。

所以为什么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两湖、两广、江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川西平原看不到。你再追溯远一些，在中国历史上川西平原很少看到农民起义。从上到下的人们承认既定制度的合法性，以及乡村惯习的制约，也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屋漏又遭连夜雨。雷家的使女被人拐跑了，而且还带走了大量的衣物。虽然雷明远的耳目很多，很快打听到了去处，但是不得不放弃，因为拐跑使女的是另一个码头更有权势的袍哥。这件事情对他的声望是很大的打击。很快他又陷入了抽鸦 片，对他的精神也是很大的伤害。最后甚至被地主踢出大屋子，搬到一个苦力住的陋室里面。但他仍然成天在床上抽鸦 片，沈宝媛也认为他来日不多，甚至我怀疑他是不是能够撑到1949年。实际上沈宝媛的这个报告描述了一个袍哥从盛到衰的过程：他是一个剿匪英雄，但最后变成了一个鸦 片烟鬼；喜欢宴请客人，但是老婆经常都没有钱买菜；他对家人非常凶狠，但是对从城里来的大学生沈宝媛她们非常客气；他是一个佃户，娶了两个老婆，还想娶第三个，由于二老婆的强烈反对才作罢。

因此，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判定像雷明远这样一个复杂的个体。如同雷明远一样，袍哥这样的秘密社会组织，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复合体，如何判定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和作用，经常需要我们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不同个人、不同前因后果等，才能揭示这个组织和人物的真面目。当然，我想更多地了解雷明远，如果我能找到沈宝媛那就是最理想了。所以从2014年开始，我开始寻找沈宝媛。结果我发现她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创始人沈祖荣的女儿，而且沈氏家族在中山大学还建立了奖学金。她最后一次在媒体露面是2012年。后来我经过各种周折找到了沈宝媛的电话，把录音机准备好，非常紧张，见证历史的时刻到了。但是非常失望，整个通话两三分钟。我打电话给她，解释了我为什么要找她，但她说我已经失掉记忆了，就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我听了全身透凉。

但是我后来又想可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沈宝媛1946年完成这篇报告以后中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在长期的历史时间里面，可能她的思想会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沈宝媛今天即使还记得这个调查，她给我讲70多年前的故事的时候，也可能加进了她今天的理解、今天对袍哥的看法。

所以我现在利用她在1945年做的调查、1946年完成的报告，通过这个历史原本的记录来分析袍哥首领，来看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当时对袍哥的看法。我想这个可能最接近真实的历史。最后我想讲一讲我们观察历史可以有多种角度，可以是从上到下，也可以是从下到上。但是过去中国的传统总是从上到下，是英雄的史观，我们关心英雄、政治人物。而且写历史的人有强烈的政治抱负，要为执政的人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所以司马迁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95%甚至99%以上的是普通人。对普通人的经历、对普通人的情感、对普通人的思想，我们漠不关心。其实他们都有无限的魅力，所以我觉得应该为普通人写历史，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