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文：中美关系的根基还是在企业和民间

问薇千柔 · 发表于: 2018-12-6 08:53:00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40年40人|何伟文：中美关系的根基还是在企业和民间

编者语：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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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正常化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何伟文的人生轨迹。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之后，很多西方国家开始纷纷与中国建交，我国对外交人员的需求也随之增长。经国务院批准，原外贸部（后外经贸部，现商务部）从全国调了一批1966-68 届毕业的外语专业学生到北京，这使得当时身处内蒙古基层的何伟文有幸搭上国家改革的“快车”进入原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
　　何伟文与美国结缘，是他在原外经贸部下设的国际经济信息中心工作期间。1986年，他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带领一个小组赴美国加州考察。当地先进的农业和工业生产线，以及超前的新能源产业使他惊叹，当地百姓对中国人民的热忱也使他感慨，这进一步坚定了他挖掘中美经贸合作潜力的决心。后来，他被派到中国驻旧金山和驻纽约总领事馆担任商务参赞，前后长达6年之久。因为这段驻美的经历，使他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寻找在美营商的契机。
　　何伟文的职业生涯起步于科研，如今年过七旬的他又回到了科研，成为智库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中国WTO 研究会常务理事、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无论身份怎么变，中美经贸关系始终是他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长期在中美经贸交流一线工作的经历让他坚信：中美经贸关系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发生颠覆；相反，只要“扎根人民”，两国经贸关系将有无限可能。

回看建交，中美经贸关系的先行者
　　澎湃新闻：您对中美建交的记忆是怎样的？70年代初您进入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是否从事对美研究？
　　何伟文：我记得1971年听到尼克松即将访华这个消息的时候，感到非常振奋，也非常震撼。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非常成功。当时我虽然远在边疆，远在基层，但心系此事，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我在原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主要从事商情分析与研究。1979-1980年，我被借调到联合国秘书处，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联合国贸发会担任临时雇员。80年代初，我回到国内配合原外经贸部筹备成立国际经济信息中心。这一时期，我有机会赴美国学习考察。在贸研所期间，我参加了联合国组织的游学，期间访问了美国商务部、纽约世贸中心等。在国际经济信息中心工作时，我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带领一个小组到加州拍摄当地农业和工业生产线。当时我们就访问了目前全球最大的风力发电场阿尔特蒙山隘风能中心，有7000多座风力机，我感到非常震撼。我们还访问了加州州府萨克拉门托附近的一家光伏电站。这个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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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3月，何伟文（右三）接待到访阿拉斯加的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在此期间启动了从阿拉斯加进口天然气的前期研究。
　　澎湃新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专门从事对美经贸工作？
　　何伟文：1992年我在《国际商报》任职，先后担任国际部主任和副总编，期间有两大内容是重中之重，第一是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席位，后来是加入世贸组织。第二就是对美经贸，因为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还是对美经贸关系。我的主要工作一是大量报道中美经贸新闻；二是跟踪研究。1996年，我被派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在此之前我已经就对美经贸问题写了大量文章、提了许多建议。
　　1993年克林顿上台初期，中美关系十分紧张。当时由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带队赴美采购，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我们在西雅图购买波音飞机（价值20亿美元），波音公司董事长给予我们非常热情的接待；在底特律购买三大汽车公司的“子弹头型”多用途轿车，反响也十分热烈。我们还见了国会议员，他们对中国购买当地产品十分高兴。可以这么说，当时对美采购团有力地稳定了中美经贸关系。

驻美六年，搭建中美商贸桥梁
　　澎湃新闻：来到美国工作后，您对美国官员、议员的印象如何？他们最关心哪些问题？
　　何伟文：1997年到了旧金山领馆以后，更多是同当地州、县、市的官员和议员打交道。给我的感觉是，西部以及中西部各州的官员、国会议员非常热情友好，非常愿意同中国合作。他们关心的问题看似是小事，其实是大事。举一个例子：1997年10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他的最后一站是加州，加州州长皮特·威尔森（Pete Wilson）请江主席午宴，午宴时州长对江主席说：“主席先生，我们加州的柑橘很好，但是无法出口到中国，中国认为我们的柑橘有虫害，但这并不是事实，希望主席先生给予关心并早日解决。”可见，即使是在高级别的外交场合，美方关心的还是一些“小事”。
　　澎湃新闻：柑橘虽小，却牵动百姓民生。后来这事是怎样解决的？
　　何伟文：一开始国内并未指示解决柑橘问题，但我认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农业问题在美国是一个大问题，我立即对此展开调查。我对它的疫区、缓冲区如何防止果蝇，以及相关国际标准和第三国标准进行了整体摸排，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当时的初步判断不是果蝇的问题，我建议国内和美方共同派专家组考察并提出建议报告。后来国内并未派专家组，而是直接批准中国可以进口加州柑橘。
　　还有一个例子，1997年我陪总领事去华盛顿州拜访时任州长骆家辉。总领事说了许多热情的话，但骆家辉没有套近乎，而是直接说：“总领事先生，我们华盛顿州的小麦很好，但是无法出口到中国，中国认为我们的小麦有黑穗病问题。华盛顿州的麦田与加拿大相连，根据中国的说法，黑穗病是有传染的，但是中国并没有说加拿大的小麦有黑穗病且一直进口，所以希望总领事给予关切。”我一看这又是大问题，报回国内，后来经过国内研究讨论对此妥善解决了。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WTO协议，如果之前的柑橘果蝇、小麦黑穗病问题没有解决，双方恐怕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所以农业问题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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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月，何伟文（左二）访问波特兰泰森工业公司。
　　澎湃新闻：您在驻纽约总领馆工作的时间更长，相较而言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官员对华态度上有何异同？
　　何伟文：虽然东西部在产业优势上不同，但当我走遍东部十个州后，发现他们与西部的共同点开始突显出来──都希望中国赴当地投资并创造就业。
　　1997年我参加了西部俄勒冈州州府波特兰市市长举办的晚宴，市长对锦州石化在当地办凌波尼龙编织袋厂十分感激，他在交谈时非常热情地和我说：“何参赞，我们非常感谢凌波公司给我们创造了11个人的就业。”对他们而言，1个人就业也是一件大事。到了东部也一样，我们在康涅狄格州时，州政府的经济部说：“我们非常希望中国企业投资，康涅狄格州有地价便宜的地方，而且有补贴，如果你们能解决10个人就业，那就再好不过了。”可见，解决就业是美国东、西部官员的共同目标。
　　2001年12月初，也就是“9·11”事件发生3个月后，我当时在纽约总领馆，纽约州经济厅投资处处长打电话给我说：“何先生，我现在临时调到下曼哈顿办公室，我们愿意给所有希望来此地经营的企业优惠待遇，甚至种子基金，希望你能告诉中国企业。”后来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心，专门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创业，前后帮助了50多家企业。所以说，即便是如此发达的纽约州对创造就业都非常重视。
　　澎湃新闻：您在美国工作6年期间，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何伟文：我们光谈中美友好还不够，要脚踏实地解决问题才行。尽管中美关系起伏不断，但如果深入下去走到州、县，走到企业中去，就会发现有无限的机会。美国广大的民众和企业是很欢迎中国的。我们要研究美国的基层、企业真正的需求在什么地方，如果在互补的基础上合作，那么中美经贸的利益是牢固的。
　　澎湃新闻：据您的观察，经贸关系对美国国会议员的对华态度有什么影响？
　　何伟文：国会议员认为对华关系不重要，他们关注的是其“票仓”。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纽约州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在他身上“悖论”现象很典型：他一方面扬言要警惕中国对美投资，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投资纽约州他却十分欢迎。还有一个例子，我在旧金山总领馆工作时曾参加了一个招待会，当时对华态度非常不友好的众议员汤姆·坎贝尔（Tom Campbell）也在。我见到他后对他说：“1999年金融危机后，硅谷对全球出口下降了13%，但对亚洲出口增加了50%，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的出口”。他马上就说：“我要让我的女儿学中文。”每个议员工作的内容不一样，其观察和对待中国的角度也不一样。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即使议员对中美关系有干扰，他们也决定不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根基还是在企业和民间。
　　澎湃新闻：回顾40年来的中美经贸往来，美国是否也从中获益良多？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何伟文：毫无疑问。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报告，2015年中美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总共为美国创造260万个就业岗位，提升美国经济增长率1·2个百分点；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另外，数据显示：2017年通用汽车在中国的销量超过400万辆，连续六年超过美国本土销量；同样是在2017年，美国在华企业在中国本土的销售额超过6000亿美元。这些数据都说明中国给美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丰厚的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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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22日，何伟文（左）与时任广交会主任胡楚生在世贸中心顶楼合影。20天后，“9·11”事件发生，世贸中心从此消失。

展望未来，两国应着眼互利共赢
　　澎湃新闻：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如何？
　　何伟文：美国是世界上高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是增长最快、前景最好的国家。中美科技合作近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层面的问题。中国要求自身的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这确实会给美国带来很大的机会，同时也使他们产生巨大的忧虑，特别是经过美国智库、政客以及持冷战思维的人炒作，中国变成了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对华战略经历过去两三年的大辩论，一些人形成了某种共识，即把中国当成“战略竞争对手”，这对我们今后的高科技合作是不利的。
　　另一个是政策层面的问题。美方（包括跨国公司）的忧虑是，中国的产业升级是不是会把外资排斥在外，并取代他们，这点是他们深为担忧的。事实上，我们的政策非常清楚，一是中国法律没有对外国投资者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要求；二是中国制造业相关的优惠政策同样适用于在华外资。我们要用真正的实例来展示外资完全可以参与我们的项目，共谋发展。
　　我坚信，尽管中美关系有起伏，但中美经贸关系扎根于经济规律，在民众之中，这种规律是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颠覆的。
　　澎湃新闻：知识产权问题是否会影响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
　　何伟文：知识产权问题始终存在，而且不仅仅存在于中美之间。只要有科技贸易和投资，就会存在知识产权问题。总体而言，知识产权问题是一个普遍现象，但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政策来处理它。90年代美国曾三次对中国发起“特别301调查”和一次“普通301调查”，但每次中美双方都达成了知识产权协议。现在中美双方虽然还存在知识产权问题，但是从90年代开始，中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一直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而且建立了成熟的工作机制，双方完全可以在这个机制内进行妥善的合作。
　　中国美国商会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他们公布了最近三年美国在华会员企业最关注的十大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并未进入前5名。所以，美国在华企业虽然一定程度上关心知识产权问题，但也承认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并且承认知识产权问题是可控、可对话、可解决的。
　　澎湃新闻：12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这次会晤十分成功，达成了重要共识。您认为这将对未来中美经贸及双边关系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何伟文：自今年3月以来，特朗普政府挑起了40年来未曾有过的对华大面积贸易摩擦，双边经贸关系面临着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中美关系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在此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G20阿根廷峰会期间的会晤，暂时叫停了贸易摩擦升级，确定了双方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通过谈判、协商处理经贸矛盾的总原则。这对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具有重大意义。习特会晤不是贸易谈判，而是更高层次的政治讨论。会晤达成的共识是两国最高领导人作出的政治决定。
　　特朗普政府“美国第一”的贸易政策和中美多方面的分歧与矛盾，决定了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发展还会充满困难和曲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但另一方面，中美两国40年来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客观经济规律，决定了两国经贸摩擦不具有可持续性。我们应当既具有信心，又艰苦努力，既斗争又合作，以维护中美经贸合作稳定发展的实际行动，迎接中美建交的第二个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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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何伟文（右三）在红豆集团北美分公司成立大会上讲话。
　　澎湃新闻：您对未来中国对美投资有何建议？
　　何伟文：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要面向草根、面向基层，强调绿地投资，为当地提供就业。例如，对美国钢铁行业投资，对其进行升级改造。中国可直接投资其“铁锈带”，帮助其实现产业转型。
　　一般情况下，无论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有多么不好，对美绿地投资创造就业以改善双边关系的基础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对美国的投资额并不大，2016年约为400亿美元，而且大多数为并购，但这恰恰会走到事情的反面。绿地投资、通过参股的收购才是好的方式。当前，我们对美投资的存量约为1000亿美元，相较而言，英国在美投资存量为5000多亿，日本是3000多亿。如果中国对美投资存量能够达到5000亿美元，那么中美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澎湃新闻：美国有哪些领域值得中国企业投资？
　　何伟文：制造业、仓储、物流、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都能为美国创造就业。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中美双方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基础设施合作的方式可以是：第一，成立在美注册的联合基金进行投资；第二，一定要与在当地投资建厂结合起来。比如波士顿的地铁项目，一部分车厢在当地生产。
　　澎湃新闻：您曾多次受邀赴美国高校、地方议会、行业协会发表演讲，在您看来，如何对美国讲好中美经贸关系的“故事”？
　　何伟文：1997年，我曾在华盛顿州地方议会演讲，介绍中国市场。我当时和他们说，中国人均发电量是800度千瓦时，美国则是1万1度千瓦时，如果中国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还需要增加多少投资、增加多少设备、增加多少进口，他们听了十分高兴。所以，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有事实、有数据。
　　总体上讲，中国讲的故事还是太少，方法上还有待提升。我们有些地方可以向美国学习。比如，波音公司在美国50个州都有供应商，如果我们在媒体上多宣传中国买波音飞机可在当地解决多少就业的故事，效果就会很好。
　　澎湃新闻：如何在国内讲好中国对美投资的故事？
　　何伟文：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例如福耀公司在美建厂的案例，国内部分媒体的宣传调子是“老曹要跑”，这完全是宣传反了。我认为福耀在美建厂是一个正常的全球布局，他在海外布局生产点与供应点。我们应该说，福耀在美建厂对福耀而言是全球产业链的延伸，对美国而言也创造了当地的就业，同时还增添福耀本身的影响力，因而是双赢的。我们在美国投资成功的案例非常多，要把这些故事讲好，才会有利于我们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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