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论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有误导

马勇论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有误导

陈清

21世纪开始，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成都，大江南北东西出现一种为清朝大臣盛宣怀叫屈，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思潮。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马勇教授，是中国近代史学界比较早地关注现代化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1956年1月生于安徽濉溪县，1978年考入淮北煤炭技术学校，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1983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安徽大学、河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

马勇教授所著《汉代春秋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99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青年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联合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印再印，影响巨大，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郭沫若历史学奖等；他为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审片；《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独树一帜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分外引人关注。因为马勇教授认为：“以往的很多研究，都把晚清完全妖魔化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值得我们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

马勇教授30多年已出版学术著作30多种，发表论文百余篇。但本文只针对马勇教授在《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4期，发表的《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作请教。因为当代我国大江南北东西刮起为清朝大臣盛宣怀叫屈，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之风，他是带头人之一。例如，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改革都有红利吗？》一书，是[澳雪琪先生主要以清朝政权历史五个阶段切片改革红利分析兴衰成败，虽很有创意，但美中不足的是，雪琪先生在前面《自序》中说：1911年“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上下其手，所挑动的政府与民众的对立”。

这可以说与马勇教授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思潮，从国内影响到国外有关。因为马勇教授在《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一文中说：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几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矿产资源的开采。修铁路。朝廷没有钱，但有政策，允许外国资本、民间资本等介入到铁路修筑里来。因为技术标准不一样，全国的路网联不起来，1910年已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于是马勇教授把对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负有科技责任的清朝大臣盛宣怀树立起来，说“清廷派盛宣怀跟四国银行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由他们出钱把全国的路权买回来，然后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当时跟广东、湖北、浙江、湖南谈得都很好。最后剩下的是四川”。

马勇教授说这件事上四川情况非常特殊”，他拿出了一个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腐败闹革命”的证据“他们”之说──他们先成立了一个“川汉铁路总公司”。马勇教授讲的故事是：他们“并没有本钱，完全向四川7000万人民去集资，集资共计800万。但这800万修路远远不够，因为要修的这段路很危险（直到去年这段宜万铁路才通车），成本太高，于是川汉铁路总公司的人，把钱挪到上海炒股票。1911年盛宣怀要收回股权时，川汉铁路总公司生意上已亏了一半，他们就说那股票不要了，你们赔我们800万就可以了。盛肯定也不愿意。事情就这样彻底抖搂出来了。当时有人挑动人民的情绪，希望事情闹大，可以就此掩饰挪用这笔钱的责任……结果在四川总督府门前，卫兵开枪打死了集结的群众30多人。朝廷命铁路督办端方调集部队往成都去。他就带了湖北的新军去，然后形成了武汉地区的空虚。紧接着武汉地区的新军在1911年10月10号发动了起义。辛亥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两个失误直接导致了政治变革。”

但这是对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保家卫国、反帝反封建历史意义的歪曲。原因是在当时四川盐亭等地，就有范仲纯这样一批早期学人对马克思主义自觉的宣传鼓动，四川保路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的马克思主义群众革命运动，它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重庆组织”及“上海组织”，都创造了部分条件。例如，在四川保路运动过去100周年，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当然马勇教授并不是孤军作战，歪曲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之风带头人最早还有陆建德先生。例如，2010年4月11日上海的《东方早报》，发表陆建德先生写的《烈士之死──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札记》或《保路运动中的“烈士”之死》的文章。有上海和北京的著名学者、平台带头冲锋，陆建德和马勇教授的观点，被“武威”等人改标题为《保路运动：被建构的“烈士之死”》、《四川保路运动真相：贪污犯闹革命》，观点大致不变，在新浪、搜狐等知名网站大肆刊发。

这类文章对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歪曲，比雪琪先生更甚；文中还不忘记丑化郭沫若先生──说清朝政府和清朝大臣盛宣怀等正确方针，触犯了蒲殿俊、罗纶等极少数把持四川咨议局与铁路公司地方绅商的利益。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完全明白，川路公司造路无望，但是停收“租股”意味着财源断绝。他们不想放弃特权，更不允许中央政府，查账并接管七百多万两银子的未用路款。于是就用“卖路卖国”等极端情绪化的语言，淆惑人心发起保路运动。

清廷早就识破保路领导人的所虑所求，甚至在谕旨上挑明了问题的实质。但是随着运动的蔓延、深化，中央的声音，已被有效阻隔，无法抵达民间。民国后，铁路国有政策不变。袁世凯政府是典型的弱政府，为了讨好地方，交通部于1912年11月与蒲殿俊、邓孝可等四川代表签约，像战败国一样答应承担公司以往的一切费用，分期支付，本息总额高达两千九百余万元。后来内乱不已，这笔巨款中的绝大部分不了了之。至于那笔余下来的“浮财”，有的虚耗于争权夺利的内战，有的被偷、被抢，下落不明。有的被用来开办铁路银行和轮船公司，供经营者坐享红利。分赃不均，内讧又起。

看来2010年以来，从国内的陆建德和马勇教授，到澳大利亚的雪琪先生等人，是要想把已经蒸发的清廷政体“黑洞”请回来。说张澜、吴玉章、蒲殿俊、罗纶、郭沫若、邓孝可等人，是清廷改革红利的新既得利益者也行。但张澜、吴玉章、蒲殿俊、郭沫若、邓孝可等在日本留学，归国时间不长，他们有的当了省议员，也只是用钱买的一个虚位；如王右木就不愿哥哥拿钱为他买省议员当。

张澜、吴玉章、蒲殿俊、罗纶、郭沫若、邓孝可，贪污了清廷中央政府大员实际掌管的铁路公司的钱了吗？说民国后1912年蒲殿俊、邓孝可作为签约四川代表，贪污了袁世凯政府承担铁路公司的“浮财”，这与有文章说：“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和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时等的关系、名望、人脉，和掌握的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一是组织青年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的储备人才的运动；二是支助北京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毛泽东等的革命活动”，有关吗？

《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6-7页中说：1911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推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盐亭籍的彭健修先生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彭健修与乡人蒙裁成（蒙公甫）、王明金（王济钦）等组建成立盐亭保路协会（分会）……盐亭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旗帜下，有数百人投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从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到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在盐亭的表现，这40年间盐亭已有一大批“历史智能”转型的新人出生和成长起来，并影响到临县地区。

因为这同1871年马克思总结等思想“口传”盐亭有联系。特别是发生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类似一次巴黎公社起义。陈奎先生是绵阳市交通运输公司原工会的主席，2015年他出版的长篇小说《古水井》，一开始就以四川绵阳地区早有类似在国外参加当地的共产党和革命战争的先行者影响的真实的故事为基础，写石德贵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在被追逃中遇到从南方来的“共产党人”香客的救援和指教。那个“香客”就类似与1914年在印尼，组织共产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荷兰共产主义者马林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