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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奎 发表于: 2018-12-22 16:13:20|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历史文献] 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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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
何盛明(2013113 )
1956年苏联交还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一批档案材料,在9卷中有三份中共“一大”的文件(俄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还有三份地方组织的报告(俄译稿):《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央档案馆将这批档案材料,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名,由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内部印行。其中,“四川四人”写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关于组织自发建立,成立时间最早,成员人数最多等问题,引起党史界的振动和质疑。1983年《四川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发表了何盛明《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只能起破题的作用。近三十年来,党史界先后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2011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四川省党史研究室、重庆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共同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学术研讨会”,对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和研讨,但仍然未能彻底解破这个历史之谜,现我在原考证的基础上,再加补充修改,拟分为五个方面来考察和论证。
一、对1920年四川省有无共产主义组织的考察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写:“在1920年3月12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1920年四川究竟有无共产主义组织是前提,必须落实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具体名称、成员、成立时间和负责人是谁,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首先得对四川共产主义运动和早期党团的建立进行考察。
⑴根据现有材料,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是王右木,他于1921年春在成都建立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书会。他也是四川最早的共产党员,1923年5月他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在四川建党,8月到上海,党中央直接接受他为中共党员。王返成都后,于10月建立了四川最早的党组织成都独立一组直属中央领导。至于重庆建立党团的时间比成都还要晚,如果1920年重庆就有共产主义组织,必定会留下一些影响和基础,而事实说明,重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多是1921年后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张闻天等外力来川辛勤播种,为重庆党团的建立作了大量奠基工作。1922年10月10日重庆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周钦岳。重庆党支部直到1926年才成立。
1922年7月召开中共“二大”前,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全国党员共195名,有四川3人。据王右木1922年10月11日致团中央负责人的信中写“成都旧有加入成都共产党分子茶务讲习所学生曾慕沂(威远人),刘敬思(武胜县人),任洪济(南川县人),已到江浙来考察制茶等实业去了”。据现查到的资料,在“五四”运动中,四川茶务讲习所的学生不仅参加游行,还在《国民公报》发表宣言,表明该校有进步学生在开展活动。据武胜党史部门对刘敬思的查证写:刘敬思,武胜人,1902年出生,在高等茶校(原四川茶务讲习所),曾同本校学生郭祖佶、黄仲翔、任洪济、曾慕沂等加入《人声》。1922年与王右木失去联系,8月,随学校组织的茶叶考察团去汉口、安徽、杭州和上海茶厂考察制茶业。1927年回县参加国民党左派,选为县党部执委兼青年部长。又据南川党史部门的查证:任洪济在当地未发现有任何革命活动。曾慕沂又名曾扩情,黄埔一期学员,国民党军统前身“复兴社”骨干分子,临解放前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从这些查证材料看,这三人又不像是1922年前入党的共产党员。他们还参加了王右木1922年2月主办的《人声》,8月才失去联系。王右木对这三人是熟悉的,10月向团中央报告此三人为共产党分子,必有所据。可惜,未留下任何有关材料。再据现查到的资料,1922年6月前四川有三个共产党员是恽代英、卢斌、李求实,他们的入党时间都在1922年春,恽代英来川前尚未入党,是1922年春在四川入党(见本书《对恽代英入党时间的考证》)。1922年5月4日他们一起在泸州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①并开始发展团员,于9月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可以说明他们在1922年5月前已经解决了组织问题。
此外,还有几个社青团员,廖划平1921年2月在上海入团,3月赴苏联学习,1922年春回国,在内江中学任教。周钦岳1919年10月留法勤工俭学,1921年10月被逐回国,1922年春在上海入团后返重庆。1921年冬,童庸生、李硕等自发在成都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至6月有团员十多人。以上就是1922年6月以前四川的党团员情况,说明1920年四川尚无共产主义组织。
其次,《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中央档案馆曾函讯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同志,那时笔者正在张老身边工作,张老嘱我回信说明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此件(指《报告》)待查,暂不宜发表。张秀熟是五四时期四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四川学生联合会的理事长,《四川学生潮》主编,通过学联与刊物和各地先进青年都有联系,张老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他的话应属实可信。
⑵早期无政府主义是作为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自认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和促进工农运动中,和共产党人是合作的。早期在北京、上海、广州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时,都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北京建党时有五个成员是无政府主义者,广东建党时无政府主义者占多数,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参加的无政府主义者更多。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郑佩刚和尉克水等都参加。郑佩刚还负责宣传,建立了“又新印刷所”,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刘师复在《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中称“吾人所主张者无政府共产主义也”,吾党为“无政府共产党”,他们还自认是社会主义中最坚决,彻底的一派,并且认为布尔塞维克革命是到达无政府主义的过程,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组织自认是“共产主义组织”。查1920年重庆建有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并曾派出廖划平等人去俄国考察,这表明是一种政治倾向,他们不仅信奉无政府主义,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在1920年就派出17人的考察队去俄国,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据说廖华平到莫斯科后,曾声称:曾于1920年3月建立了“四川共产主义组织”。②那就正好印证是他和陈小我等1920年在重庆建立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
二、 对重庆“适社”的考察
“适社”是四川早期无政府主义者陈慕勤和廖划平、徐敦让等于1920年上半年在重庆成立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它的主要发起人陈慕勤,是四川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信奉者和传播者,1912年他在绥属联中读书时,就见到广州无政府主义组织翻印的一些宣传品。1914年他读了刘师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对宣言中主张“灭除资本制度,反对强权”,“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十分倾倒,相信无政府共产主义能救中国。1917年陈慕勤联络马质彬、潘小冲、高克让等在达县组织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适社”,意在追求人类最适宜的社会。这时陈慕勤改名小我,意即个人事小,以革命事业为大。1919年陈应聘为重庆联中学监,在重庆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上半年他又在重庆联合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俄国十月革命后,他们十分关注和向往,很想到苏联去实地考察,1920年下半年“适社”就积极筹组17人的团队去苏联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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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8-12-22 16:13:58|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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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写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是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组成的”还“与其他地方的大学生通信,因而影响了某些学生”。据查到的重庆“适社”的成员有1、陈小我,1919年春到重庆联中任教,即以联中为基地开展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和宣传活动,是重庆“适社”的创始人;2、廖划平,内江中学教师,是“适社”发起人之一;3、李峙青,重庆联中校长;4、成舍我(化名无我),重庆联中教务主任;5、陶剀士,川东师范学校教师;6、卢剑波,重庆联中民众学校教师;7、李宗泌,合江中学教师,8、朱昌文,二女师学生,1920年秋任川南师范学校附小教师。这些人员印证了报告中所写是由一些教师组成。
为何要写“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组成”,因为这份报告是写给共产国际的,当然不能写成拥护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教师,道理不言自明。“适社”的成立时间,《报告》写“在1920年3月12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陈小我是1919年应聘到重庆联中,正值“五四”运动,陈小我与学生一道积极参加,被选入学联领导机构,得以有机会与各界爱国人士广泛接触,联系同道酝酿成立组织。“适社”成立的时间,应在寒假之后,1920年春季开学后的3 月至4月。报告中写由于通信联系而影响了其他地方的大学生,四川当时其他中小城市尚无高等学校,而成都的高等学校比较集中如高师、工业、外语、法政、茶务等大专院校的学生,与重庆的无政府主义者多有联系,成都无政府主义组织“半月社”的主要成员袁诗荛、刘砚僧、张拾遗等,就是受重庆影响的大学生。成都“半月社”成立于1920年5 6月③,而重庆“适社”的成立时间应在“半月社”之前,成立于《报告》所写的3月12日,时间也大致符合。
三、对《报告》落款“四川四人”的考证
《报告》未写时间,只能从《报告》所写四川的形势看,是1920年川滇之战的情况。据查证1920年至1921年间去苏联的四川人有王维舟、姚作宾和廖划平等人。王维舟于1920年春从四川去上海,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他是1920年通过这个组织去苏联,在伊尔库次克学习,到莫斯科参观只有几天时间,与共产国际没有直接联系。出国前数年一直在四川东北部和东部的达县和万县地区活动。1915年任绥定府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长,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靖国军七师三团团长,护法战争失败后赴上海。从他的经历看,没有和报告中提到的活动内容和地区有什么政治联系。姚作宾在“五四”运动后,未在四川活动,也未组建和参加过什么组织。可以说明他们都与报告中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无关。
廖划平于“五四”运动中,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把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来接受,在内江创建了无政府主义小团体“恬社”,1920年又和陈小我等在重庆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十月革命后,他们很想了解苏联的实际情况。1920年下半年“适社”就筹组十七人去苏联考察,据内江无政府主义“恬社”成员韩文畦回忆:当时因廖划平无牵挂,我们就凑钱送他去重庆,参加了“适社”派去苏联考察的团队。据廖划平1921年3月9日离开上海当天给“适社”陈小我等人的信中说:“四川共来十七人,同秦慧僧一路过俄国的,只有杜小马、徐敦让同我三人,其余的因钱没兑来—或是钱不够,所以一时不能动身,只好在上海学习俄语和世界语。”这就说明四川组团去苏联的是十七人,这一批去苏联的只有三人。秦慧僧即秦涤清也在外国语学社学习,已被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廖划平等三人,是随秦慧僧一路过俄,其余的十四人以后因路费不济,加以北洋军阀封锁了中苏边境,均未能成行。
信中所说秦慧僧,也就是化名抱朴的无政府主义者。据《无政府主义思想选》中关于抱朴写《新经济政策》的作者注:“抱朴即秦涤清”。秦在《赤俄游记》中曾记述,他于1921年8月6日晚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据郑超麟回忆,他于1923年春由法国转莫斯科东方大学,一到莫斯科就和抱朴成了要好朋友,因为他们两人都懂世界语,抱朴的世界语和俄语都说得好,还是这批中国学生上课的俄文翻译之一。这时抱朴已是党员,但始终与中共旅莫支部有距离,支部负责人彭述之曾告诫蒋,“抱朴政治上有危险倾向,要我同他疏远。”“几个月之后抱朴回国,旅莫支部宣布开除他。”④秦回国后,仍然坚持无政府主义,从事反苏反共活动。1925年曾著书出版《俄国革命之失败》,1927年出版《马克思主义批判》,1928年与四川的无政府主义者卢剑波、张履谦等一起组织了“少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解放后去美国。何以秦慧僧会加入写报告,因为四川去了17人的大团队,经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帮助和安排,秦慧僧作为领队参加了这个团队,也就是四川赴俄考察队的成员。落款四川四人,并不是指四川籍贯的四人,应该是代表四川这个共产主义组织派去俄国考察的四人。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写这份报告的“四川四人”应是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四人。落款“四川四人”却把这个《报告》搞得不伦不类,既是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就应落组织名称,是四人所写就不应是组织报告,何以要写四川四人呢,自有其特殊用意,下面再谈。
四、对写作和递交《报告》的时间、地点的考察
秦慧僧等一行10人从上海到达哈尔滨后,本拟立即去满洲里,但住进旅店后,“伙计告诉我们说,往满洲里的车已停止买票了。”⑤他们只能停滞在哈尔滨等待。他们从上海出发“每人平均只带80”,⑥四川的3人因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旅费更为拮据,他们“就租了一所房子住下”,据秦慧僧回忆:“我们中的四人就到戌通公司任事”⑦以维持大家生活。他们在哈尔滨停滞了两个月(3月15──5月中旬)这段时间他们共处一室,既有时间,又有共同讨论写《报告》的条件。秦慧僧是江苏无锡人,不了解四川情况,但他们从在外国语学社学习和同行到哈尔滨,在交谈中必然会了解一些四川的情况,他的理论、学识、资历都在这几人之上,廖划平等一定会和他一起商议讨论。廖划平在离开上海时给陈小我的信中就提“四川共来17人,同秦慧僧一路过俄的,只有小马、敦让同我三人“,就把秦慧僧和四川的三人拉在一起, 而且说明他们是在秦的带领下去俄国。所以,这份《报告》可以认定是他们四人在哈尔滨停滞时期写出的。他们写这份《报告》的用意,不外是寻求帮助,因为他们停滞在哈尔滨,经济上已十分困难,即使能进入俄国,没有俄国当局的帮助,就寸步难行。特别是杜小马和徐敦让,他们不能到东方大学入学,没有俄国当局的帮助,如何能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因此,除了已到俄国的秦慧僧和廖划平外,写这个《报告》的必定还有杜小马和徐敦让。而杜和徐没有到达俄国,所以,这个《报告》是写于哈尔滨。
据《青年运动简史》记载:“上海党组织为了培养革命骨干,选派出国留学生,创办了外国语学社…1921年春,这个学社有二十多名青年团员分三批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⑧秦慧僧和廖划平在外国语学社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在选派的留学生之列,杜小马和徐敦让不是团员,他们只是随秦慧僧一道去苏俄考察学习,经济又困难,但他们停滞在哈尔滨,虽经济不济,生活艰苦,去俄路途险阻,仍坚持等待机会去俄国。这正符合他们在《报告》中所写“到俄国去,研究俄国共产党人建设他们社会的方法,获取中国没有的珍贵书籍,因为我们非常需要从俄国共产党人所著述的书籍中或者从同俄国富有学识的同志的谈话中,全面了解共产主义。尽管从四川到俄国,行程很长,令人疲惫不堪,但是,毕竟是值得冒险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他们还没有到达俄国,却下决心要去俄国,正符合他们停滞在哈尔滨等待的心境。也就说明这份《报告》是写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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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8-12-22 16:14:50|显示全部楼层
1921年5月以后,据秦慧僧回忆:“满洲里被捕的13位朋友自齐齐哈尔释归,盛言沿途的危险,劝我们不必前进,于是我们同行的人都灰心绝意,大家预备回南了”⑨只有秦慧僧和廖划平决定改路线,从黑河渡江入俄境。因为爱辉(黑河)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仅一江之隔,彼此往来都不需护照”,⑧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离西伯利亚大铁路已很近,一上火车几天即可到达伊尔库茨克。据郑超麟回忆,1924年他们回国就走的这条铁路线,从莫斯科到赤塔转海参崴,只用了二十来天。秦慧僧和廖划平即便途中有阻,6月上旬到达伊尔库茨克是不成问题的。到伊尔库茨克后,他们要向远东书记处领取护照和入学证,这是他们入境后接触到的第一个俄国的有关当局,为了争取帮助,他们必然会交出这份《报告》。
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了远东书记处,由舒米亚茨基负责。同年春,张太雷到伊尔库茨克,任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6月张太雷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6月22—7月12日),舒米亚茨基见到了这份《报告》,因为是中国四川重庆的报告,必须让中国科书记张太雷知道。6月舒米亚茨基给张太雷写信,特别提到他见到的这份《报告》,提到这个“在重庆的共产党”。⑩这封信印证了廖划平等递送报告的时间是1921年6月,送呈的机关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地点是伊尔库茨克。
这份《报告》又怎么会和“一大”的档案材料放在一起呢,据查尼科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指导中国建党,⑾中共“一大”召开后,1921年12月尼科尔斯基回国时,必然要带回中共“一大”的五个文件,呈交舒米亚茨基,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在舒米亚茨基的手里,他把这份时间相近的《报告》,放在“一大”的文件一起,完全是有可能的。
五、对《报告》内容的考察和解读
《报告》分七个部分,除第一部分介绍四川近况外,大多是组织情况,即组织的任务、历史、机构、人员,组织发展和运动。
⑴关于组织的任务问题
《报告》中写“我们的敌人已建立了民主政体,而我们应当用共产主义思想对抗民主制思想”,同时“坚决主张工厂应当属于工人和农民”。这正是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和口号,所谓用共产主义思想对抗民主制思想,实际就是无政府主义幻想通过宣传,唤醒民众,然后“众人起事”,用“和平的社会改造的办法”来实现其理想。刘师复在《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中写:“一切生产要件,均为社会公物,惟生产家得自由取用之,例如耕者自由使用田地及耕具…工业者自由使用工厂之机器原料以制造物品,而不必如今日之受雇于厂主。”就是主张工人自己管理劳动和分配。这些主张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同时还提出建立一支“红军”,显然不是原有的计划,这种提法是很超前的,中国共产党直到土地革命时期才提出建立红军,四川在1920年就要准备建立红军,显然不可信。
⑵关于组织成员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四川时,正值川滇黔军阀混战形成封建割据的1917年至1920年,民众对军阀政府的专横统治和盘剥十分不满,四川青年对军阀政府更是恨之入骨,对反强权非常拥护。对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灭除资本主义,反对强权,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认为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正是他们寻求的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把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来信奉,更是以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为真理而进行“决死”奋斗。所以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四川传播很快,组织发展也很快。《报告》中写“我们的组织现在有近四十个成员和六十多个候补成员”。据查1920年重庆“适社”成员已不下40人,⑿再加他们联系成都的一批大学生,于1920年组成的“半月社”、“悟社”和“直觉社”的成员以及各社联系的人,应有百人之数。
⑶关于组织机构的问题
《报告》中写:“我们的组织分为四部分:1、书记处,2、宣传部,3、财务部,4、出版部(我们用三千六百元在上海买了印刷机和铅字,打算年底运到重庆,明年1月将创办自己的印刷所)。”中共“一大”后,成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置了书记、组织部和宣传部,直到1925“四大”以后才设置了出版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中共中央才成立财政经济部。这个重庆组织的机构设置和中共早期组织机构的设置不大一样。无政府主义是以宣传为重要手段,他们企图通过宣传,唤醒民众,“众人起事,推翻政府”。所以出版部是很重要的部门,要出版就需要钱,财务部也是不可缺少的部门。参照当时无政府主义组织广州《素社》的简章,其组织机构是设书记、编辑、宣传、会计四部,与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设置相符合。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多是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不可能有三千多元来买印刷机,但印刷机对无政府主义组织来说是很重要的,全靠用它来印刷宣传品,再贵也要设法买。所以,从组织机构的设置来看,也是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章法。
⑷与各地无政府主义组织联系的问题
廖划平等出川赴苏有两个任务,《报告》中写“我们四个人是四川选出的,肩负的委托如下:1、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2、到俄国去考察。一般来说,无政府主义组织比较松散,对成员无多大约束力,但组织与组织之间却联系紧密,他们通过刊物、宣传品的交换和通信,互通声息,壮大宣传声势。所以廖划平等出川的第一任务就是“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到上海即与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联系。而早期中共的小团体都是秘密组织和活动,无法发生横的关系。重庆“适社”与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多有联系。江凝九原是“适社”成员,1921年春分出成立《人声》社,即出版《人声》杂志(“适社”当时尚未办刊物)一创刊即与全国各地无政府主义组织取得联系,它的代派处就有上海、汉口、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等地,可见他们和全国各地联系之广。
廖划平在信中写:1、上海的空气,不算大好,哲民、佩刚、遗恨都到广东去了。空气不算大好,这是对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和活动情况的大体了解。所写佩刚即郑佩刚是早期和刘师复在广州组织“晦鸣学社”的成员,1917年在北京同袁振英、黄凌霜、华林等发起组织“实社”,是中国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廖等一到上海,就去和这些人作了联系。2“民大到南洋去了”当时无政府主义在南洋已有组织,他们也去找过民大。3“会着新华学校的萍水、太朴两君,他们组织了个安那其同志社,社友很多。”新华学校是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络点。重庆《人声》杂志的上海代派处就是上海北四川路新华学校。萍水他们组织了安那其同志社,社友很多。表明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发展。4、现刻广州那面,布尔塞维克的人,如陈独秀们在广州方面狠活动,他时常在报上狂吠,说是“主张安那其的人早生了几百年”,你们看他混账不混账。这一段最能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派是极不友好的。廖划平写这信的时候,已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显然思想并没有多大转变。5、此次在上海,最帮忙的是慧僧、佩仙他们,天研对于我们也很好。这些都说明廖等到上海都是和无政府主义方面联系,得到他们的接待和帮助,通过这些关系,廖等得以进入外国语学社,杜小马等也得以同秦慧僧一道赴苏联。这些也是他们出川的第一个任务,所以他们一到上海就和无政府主义组织和个人多方联系和接触,并将了解和联系的情况即时写信向重庆“适社”汇报。
从《报告》内容的考察,也可以认定这个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就是重庆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最后对与《报告》有关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四川的流传及影响,作一点简介和述评。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8-12-22 16:15:18|显示全部楼层
四川是全国无政府共产主义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重点地区之一。自1921年陈慕勤在达县开始传播,1920年至1921年为其流传的鼎盛时期,组建了20多个小团体,创办刊物十余种。在开展反帝反封建和工人运动中,都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行动。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四川流传中,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始终未与马克思主义者形成对立局面。究其原因,一是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经过“五四”洗礼的有志青年,容易接受真理;二是四川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转化工作。四川党的创始人王右木和YC团的创建人吴玉章、杨暗公都亲自教育和帮助他们转变思想,无论在组织马克思读会,建立YC团,开展学生运动和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中,都注意吸收他们参加,不少无政府主义者通过革命实践,逐渐扬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四川早期的党团员中,不少是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有的如童庸生、袁诗荛还成为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骨干。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无政府主义阵营也开始分化,在他们的刊物上不仅宣传无政府主义,也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突出的是《半月》报,1923年3月的15、16号,连续刊登了海参威共产党果尔克氏的《告远东少年》的信,信中比较完整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足以说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足以说明他们是处于寻求真理的探索过程。王右木就认为他们有社会主义倾向,1923年他在给团中央的信中写:“此地社会主义之趋向者为《半月刊》”。《半月》报1922年被查封的罪名,也是“鼓吹共产主义”。重庆“适社”也有类似情况,不是一个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他们对俄国十月革命十分关注和向往,但又得不到更多确切具体的消息,竟于1920年组织了十多人的庞大团队去俄国考察。这也足以说明他们受十月革命影响,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倾向,否则他们不会长途跋涉冒险去俄国考察,也足以说明他们正处于探索和转化的过程。“适社”的发起人陈慕勤经过痛苦的探索和实践过程,至1928年才在达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红33军政治部工作,11月竟为宣传和信奉过无政府主义而被杀害。事实说明四川一代爱国青年,他们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中,经历了多么艰苦曲折的道路。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就是重庆“适社”派去俄国考察的成员所写,时间是1921年4-5月他们停滞在哈尔滨的期间,参加写报告的人,应是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四人,1921年6月由秦慧僧、廖划平带到伊尔库茨克 ,呈交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注释
①《胡兰畦回忆录》P、5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①李丹阳、刘建一写《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塞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②据《“半月报”为呈报奉到执照期》中写“谨于7月20号奉到执照一纸”,说明“半月社“应成立于7月以前。因为对半月报社的成立,当局不会很快批示,从警察厅到卫戍司令部,一直拖到9 3日才批示。③《郑超麟回忆录》(上)P、179,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④⑤⑥⑧⑨引自秦抱朴《赤俄游记》第一章“上海──黑河”,北新书局1926年出版。⑦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编《青年运动简史》(内部发行)。⑩转引自杨奎松:《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载《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2期。⑾《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P、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⑿重庆“适社”成员已见名录的有37人,还发展有一些工人,不知姓名。
编后:
张军锋先生原是河北电视台纪录片编导,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书介绍: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19889月已经为杨明斋的身世耗费了近十年时间的余世诚教授,为了彻底查明杨明斋最终的结局,执笔用汉语向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写信,叙述杨明斋在中共创建中的地位和贡献,赞扬他为中俄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精神,诉说查找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和遇到的困难,请求总书记能给予帮助。19892月就得到解决。如果中国或者重庆、成都,不缺或能有像山东党史专家、山东石油大学余世诚教授这样真诚又有身份的专家,给当今俄国总统普京写信,请求普京总统给予帮助,允许在不要回原件,和复制也有条件的情况下,能复印或录像1956底共产国际移交给我国中央档案馆的那批档案材料的全部中文原件。
因为《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探疑一节中,有1928年曾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张秀熟(1895-1994)的秘书、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何盛明(女,1929-)先生认为重庆组织有假;她在1983年《四川党史研究》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文章中称,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四川早期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的廖划平等1921年所为。这有失公允。而且重庆组织的遗留,还与张国焘等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及解放初开展的肃反扩大化错误有联系。如19203月前旷继勋经吴玉章介绍参加重庆组织;后旷1926年初在郫县时,经吴玉章介绍又加入上海组织19336月作为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旷继勋,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惨遭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年仅36岁。直到2009910日旷继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才终于得以正名。张秀熟和何盛明应该清楚这其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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