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5月以后,据秦慧僧回忆:“满洲里被捕的13位朋友自齐齐哈尔释归,盛言沿途的危险,劝我们不必前进,于是我们同行的人都灰心绝意,大家预备回南了”⑨只有秦慧僧和廖划平决定改路线,从黑河渡江入俄境。因为爱辉(黑河)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仅一江之隔,彼此往来都不需护照”,⑧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离西伯利亚大铁路已很近,一上火车几天即可到达伊尔库茨克。据郑超麟回忆,1924年他们回国就走的这条铁路线,从莫斯科到赤塔转海参崴,只用了二十来天。秦慧僧和廖划平即便途中有阻,6月上旬到达伊尔库茨克是不成问题的。到伊尔库茨克后,他们要向远东书记处领取护照和入学证,这是他们入境后接触到的第一个俄国的有关当局,为了争取帮助,他们必然会交出这份《报告》。 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了远东书记处,由舒米亚茨基负责。同年春,张太雷到伊尔库茨克,任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6月张太雷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6月22日—7月12日),舒米亚茨基见到了这份《报告》,因为是中国四川重庆的报告,必须让中国科书记张太雷知道。6月舒米亚茨基给张太雷写信,特别提到他见到的这份《报告》,提到这个“在重庆的共产党”。⑩这封信印证了廖划平等递送报告的时间是1921年6月,送呈的机关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地点是伊尔库茨克。 这份《报告》又怎么会和“一大”的档案材料放在一起呢,据查尼科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指导中国建党,⑾中共“一大”召开后,1921年12月尼科尔斯基回国时,必然要带回中共“一大”的五个文件,呈交舒米亚茨基,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在舒米亚茨基的手里,他把这份时间相近的《报告》,放在“一大”的文件一起,完全是有可能的。 五、对《报告》内容的考察和解读 《报告》分七个部分,除第一部分介绍四川近况外,大多是组织情况,即组织的任务、历史、机构、人员,组织发展和运动。 ⑴关于组织的任务问题 《报告》中写“我们的敌人已建立了民主政体,而我们应当用共产主义思想对抗民主制思想”,同时“坚决主张工厂应当属于工人和农民”。这正是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和口号,所谓用共产主义思想对抗民主制思想,实际就是无政府主义幻想通过宣传,唤醒民众,然后“众人起事”,用“和平的社会改造的办法”来实现其理想。刘师复在《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中写:“一切生产要件,均为社会公物,惟生产家得自由取用之,例如耕者自由使用田地及耕具…工业者自由使用工厂之机器原料以制造物品,而不必如今日之受雇于厂主。”就是主张工人自己管理劳动和分配。这些主张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同时还提出建立一支“红军”,显然不是原有的计划,这种提法是很超前的,中国共产党直到土地革命时期才提出建立红军,四川在1920年就要准备建立红军,显然不可信。 ⑵关于组织成员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四川时,正值川滇黔军阀混战形成封建割据的1917年至1920年,民众对军阀政府的专横统治和盘剥十分不满,四川青年对军阀政府更是恨之入骨,对反强权非常拥护。对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灭除资本主义,反对强权,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认为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正是他们寻求的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把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来信奉,更是以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为真理而进行“决死”奋斗。所以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四川传播很快,组织发展也很快。《报告》中写“我们的组织现在有近四十个成员和六十多个候补成员”。据查1920年重庆“适社”成员已不下40人,⑿再加他们联系成都的一批大学生,于1920年组成的“半月社”、“悟社”和“直觉社”的成员以及各社联系的人,应有百人之数。 ⑶关于组织机构的问题 《报告》中写:“我们的组织分为四部分:1、书记处,2、宣传部,3、财务部,4、出版部(我们用三千六百元在上海买了印刷机和铅字,打算年底运到重庆,明年1月将创办自己的印刷所)。”中共“一大”后,成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置了书记、组织部和宣传部,直到1925年“四大”以后才设置了出版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中共中央才成立财政经济部。这个重庆组织的机构设置和中共早期组织机构的设置不大一样。无政府主义是以宣传为重要手段,他们企图通过宣传,唤醒民众,“众人起事,推翻政府”。所以出版部是很重要的部门,要出版就需要钱,财务部也是不可缺少的部门。参照当时无政府主义组织广州《素社》的简章,其组织机构是设书记、编辑、宣传、会计四部,与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设置相符合。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多是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不可能有三千多元来买印刷机,但印刷机对无政府主义组织来说是很重要的,全靠用它来印刷宣传品,再贵也要设法买。所以,从组织机构的设置来看,也是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章法。 ⑷与各地无政府主义组织联系的问题 廖划平等出川赴苏有两个任务,《报告》中写“我们四个人是四川选出的,肩负的委托如下:1、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2、到俄国去考察。一般来说,无政府主义组织比较松散,对成员无多大约束力,但组织与组织之间却联系紧密,他们通过刊物、宣传品的交换和通信,互通声息,壮大宣传声势。所以廖划平等出川的第一任务就是“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到上海即与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联系。而早期中共的小团体都是秘密组织和活动,无法发生横的关系。重庆“适社”与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多有联系。江凝九原是“适社”成员,1921年春分出成立《人声》社,即出版《人声》杂志(“适社”当时尚未办刊物)一创刊即与全国各地无政府主义组织取得联系,它的代派处就有上海、汉口、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等地,可见他们和全国各地联系之广。 廖划平在信中写:1、上海的空气,不算大好,哲民、佩刚、遗恨都到广东去了。空气不算大好,这是对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和活动情况的大体了解。所写佩刚即郑佩刚是早期和刘师复在广州组织“晦鸣学社”的成员,1917年在北京同袁振英、黄凌霜、华林等发起组织“实社”,是中国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廖等一到上海,就去和这些人作了联系。2、“民大到南洋去了”当时无政府主义在南洋已有组织,他们也去找过民大。3、“会着新华学校的萍水、太朴两君,他们组织了个安那其同志社,社友很多。”新华学校是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络点。重庆《人声》杂志的上海代派处就是上海北四川路新华学校。萍水他们组织了安那其同志社,社友很多。表明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发展。4、现刻广州那面,布尔塞维克的人,如陈独秀们在广州方面狠活动,他时常在报上狂吠,说是“主张安那其的人早生了几百年”,你们看他混账不混账。这一段最能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派是极不友好的。廖划平写这信的时候,已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显然思想并没有多大转变。5、此次在上海,最帮忙的是慧僧、佩仙他们,天研对于我们也很好。这些都说明廖等到上海都是和无政府主义方面联系,得到他们的接待和帮助,通过这些关系,廖等得以进入外国语学社,杜小马等也得以同秦慧僧一道赴苏联。这些也是他们出川的第一个任务,所以他们一到上海就和无政府主义组织和个人多方联系和接触,并将了解和联系的情况即时写信向重庆“适社”汇报。 从《报告》内容的考察,也可以认定这个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就是重庆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最后对与《报告》有关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四川的流传及影响,作一点简介和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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