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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王德奎|查看: 16738|回复: 44
[探讨研究] 

从盐亭学到重庆学 从历史智能到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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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9-2-8 16:09:40|显示全部楼层
原因就是在楼下旁听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后成为党依靠的贫下中农,使他们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中,敢讲一些“天下第一楼”的故事。贫农“何礼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在1949年后的土改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鸿儒、任望南等一批支持“存古”的教师和人士被镇压,何拔儒的孙子也在其中之列,所以一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就不敢说。更巧的是,四川省商会办公室秘书长黄靖先生是盐亭县龙泉乡人,2017101日从成都来绵阳到他母亲赵家大舅那里作客。因邀约笔者作陪,听黄靖说:他祖母的父亲,就是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的彭健修先生,曾教过邓小平同志。
原来早在1911年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先生在成都四川法政学堂读书时,就和同时在成都优级师范读书的彭健修认识。原因是与邓绍昌是同班同学的袁焕仙,又是彭健修的盐亭同乡、同学因此他们常来常往视若兄弟后来他们又一起参加1911张澜、蒲殿俊、罗纶等发动的保路运动彭健修任罗纶的团部书记。1914年经张澜推荐,1914年至1919年彭健修到广安中学当校长兼教史地这期间邓小平考入该校就读。邓绍昌在1919年到1920年间多次寻找张澜、王右木吴玉章指引出路。1919年夏王右木告诉邓绍昌重庆总商会的会长汪云松等要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消息,邓绍昌毅然把15岁的邓小平送去读书。在张澜、吴玉章、王右木彭健修等帮助下,1919年夏邓小平离开广安去重庆,就读旅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2017101那天的相会中,黄靖的大舅赵老师曾是盐中的老教师,笔者听他补充告诉:“何拔儒先生还教过朱德”。原来何拔儒1903-1906年留学日本归国后1907-1909年曾教过在成都高等师范读书的朱德。何拔儒1913-1917应陈润霖、杨怀中之邀,到长沙教过在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陈润霖先生的孙子陈继先先生,2016年曾从长沙打电话告诉笔者,他祖父与毛主席的交往。何拔儒先生嫁到盐亭三元江家的三女儿,有个在成都新华社工作的孙子,也曾打电话告诉笔者,何拔儒家在解放后的境况。
彭健修(1884-1953),盐亭高灯镇人。1909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与朱德是同学。1911年因与张澜、蒲殿俊、罗纶友善,争川汉路潮中任团部书记保路运动中蒙公甫同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遭诱捕,彭健修想尽办法营救,并亲自出马带人到赵尔丰督署抗辩,请愿释放。因年轻气盛,陈辞最为慷慨激昂,赵尔丰下令喝阻,彭健修与兵丁发生抓扯,混乱中伤及左眼。后来被摘除按上假眼珠,从此彭健修落下残疾的瞎左眼;这也是他与张澜、罗纶等后来相互信赖和支持的根源。1914年经张澜推荐,彭健修到广安中学当校长兼教史地,邓小平曾是他的学生。1920年经张澜、吴玉章介绍参加重庆组织他虽没申请加入“上海组织”,但彭健修1941年解救过中共地下工作者、盐亭中学童军教官田多文。
1952年彭健修作为政府各界人民特邀代表,参加参观三台、蓬溪、射洪的土地改革时,不幸判处死缓1953年释放归家逝世。改革开放后,盐亭县卫生局局长、盐亭县医院院长杨作清先生对彭健修的评价是:彭先生一生执教,虽有参政议政的历史,但绝非蒋家鹰犬。他以其高尚人品、进步思想、渊博知识,影响和教育了他的学生,在川北享有盛名杨作先生解放前读盐亭县文同中学,是彭健修的学生解放初是彭健修引荐参加的土改工作队工作
2018128日早晨,原绵阳市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杨洁华主任给笔者打电话,说她哥哥──即杨作清局长的侄儿杨崇汇书记,从北京回到绵阳来看望她家,顺便也想会见在绵阳的他高中班时的同学。这让笔者喜出望外──笔者和杨崇汇的家,当时都属于盐亭县三河乡杨崇汇是从龙潭初中考入盐中的1962笔者上盐亭中学高中65级班,杨崇汇是盐中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盐中65级班的班长。1963年电影《怒潮》在盐亭公开上映,其主题歌特别动情。当班长,带领全班同学在每晚下自习后都要组织教唱《怒潮》这首主题歌,一下激发起大家对革命传统教育的热情,他建议和鼓励班上同学,也去收集考察盐亭本土解放前共产党地下斗争的革命史料。
由于1950年盐亭刚解放,笔者听到很多盐亭榉溪河畔龙潭地下党的故事和评论。例如,大人们说邻居的马幺婆,娘家的一个弟弟在盐亭读书参加共产党,1935年被敌人逮捕,用背火背篼的酷刑整得死去活来。后来家里虽然把他保释出来,但回家后不到一个月,还是死了。总之,小时候听到赞扬革命老区苦难中辉煌的故事很。但1963笔者没有多想:为啥大人们后来不再提早期参加共产党的事1963笔者只想利用假期收集梓江榉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也许今后能龙潭激浪》的盐亭革命史该多好于是笔者向杨崇汇班长汇报了这类想法,他热情支持。
杨崇汇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以后能当上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以及中纪委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云南省政协主席等高级职务,也许与他的家庭环境、家乡革命传统的熏陶有关2018128日笔者当天也顺便带上2017年写的王右木江油长歌的动地诗》一文的打印稿,并附上写了一页纸的便信:“崇汇书记:请为盐亭本土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砍头的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员正名。盐中高65级班同学王德奎”,就前去了。见到杨崇汇,他身体很健康,但比以前瘦多了。笔者把打印稿送给他后,简单说明是类似完成55年前他交给的任务,只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还希望他这位老班长帮助和指点。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9-2-8 16:10:14|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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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的是,王右木江油长歌的动地诗》一文的打印稿,是2017想参加“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绵阳论坛》杂志特约编辑刘文传先生帮助原先打印的,因没能参加才留下的。刘文传先生曾与绵阳市史研究的办公室段雯主任一起在市社科联开会时,向段雯主任汇报过盐亭本土1934-1935300多位共产党游击队员因“西山坪事件”,后被国民党砍头,又被解放后定为“叛徒”问题。如《中共绵阳市志》书535页说:何登甲“1934年冬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笔者1980年代还在盐亭县科协时,因工作与盐亭县农学会有联系,一次偶尔与盐亭县农业局办公任朝洪主任谈起1943年盐亭“西山坪事件”,任朝洪称何登甲是他的姑父说:何登甲被国民党砍头后,全家灭口很凄惨──妻子跳堰塘自杀,8岁的儿子出走流浪,生死未知。他希望组织为盐亭本土1934-1935年被国民党砍头就义的共产党人,又被今天定为“叛徒”解开疑难。
但据刘文传先生转达段雯主任的话说:“翻案证据缺乏”。20181220日早上笔者在三江半岛绿化带散步,偶遇退休的曾是盐亭县档案局的赵天民局长,谈起这件事,他说在档案局时,翻看解放前的敌伪档案,就有国民党杀何登甲、申秋成的布告,说是“共匪的匪首”;今天有说何登甲、申秋成是“叛徒”,不知怎么回事?
其实,《中产党盐亭县历史》(简称《盐亭党史》)和《中共绵阳市志》(简称《绵阳党史》)两书自身就是研究的证据”──两书的《大事年表》、《人物简介》和记叙中,把有关1921-1936年间盐亭籍在革命中牺牲定为的“烈士”,和在盐亭本土的中共地下党县、区负责人被定为“叛徒”的人各列一张表,以此对照此期间张国焘分裂中央、控制指挥川陕革命根据地及中共四川省委、县委的出轨行为,和被张国焘等定为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1909-1984,四川达州宣汉人)两次被捕的诡异,是揭题“盐亭学”、“重庆学”和“上海学”最为诡谲的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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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9-2-8 16:11:09|显示全部楼层

“口传”求证公开诡谲

四、“口传”求证公开诡谲
1983《四川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公开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一文,是我国最早否定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影响很大,直接带动了如杨松奎、杨世元等出生重庆的学者“知难而上”进行分析破解。《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的作者何盛明1929-,四川省党史办的“岷啸”先生在写的《1949年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案真相初探》一文中说:何盛明老师曾“任四川省委党史工委专职委员(属党史工委专职领导之一,分工负责“专题”业务工作)”。
360搜索成都党史研究员何盛明”介绍:她1950年川大法律系司法组毕业曾在四川省总工会、省委统战部、省政协、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先后主编《四川文史资料》、《四川党史月刊》、《保路风云录》等书刊。何盛明主任在她写的《沉痛悼念秀熟老师》一文中说:1978年,我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张老是省政协副主席,主管文史资料工作,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近五年”。即《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一文,是1983何盛明主任作张秀熟(1895-1994)主席的助手,才完成的。
2013年1月13日 新浪网《何盛明的博客》上,何盛明主任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文章中,她更明确地说:“《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中央档案馆曾函讯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同志,那时笔者正在张老身边工作,张老嘱我回信说明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此件(指《报告》)待查,暂不宜发表。张秀熟是五四时期四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四川学生联合会的理事长,《四川学生潮》主编,通过学联与刊物和各地先进青年都有联系,张老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他的话应属实可信”。
四川省党史办的“岷啸”先生说:他办“专题材料案”落实“叛徒”问题的经历中发现:“此案被捕的人的经过情况,当然只有抓人的人与被抓的人才能说清楚。我当场还对那个期间有些人对有关自己个人的政治历史,在向组织交待时是一种说法,而在党史会的‘回忆’及撰写回忆文章中又是另一种说法的现象,提出‘这本身就不是负责任的态度’的意见。因为,上世纪80年代党史征集过程中,的确有不少人借机吹嘘自己,甚至肆意歪曲历史;借搞党史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情况也是十分常见的”。张秀熟主席1928-1936年遭国民党逮捕坐过牢。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网上有介绍张秀熟主席《舌战王灵官 》的文章,不可能是“写小说”笔法。如果认可党史研究室官网是照抄“敌伪档案”的记录,也可证实何盛明主任在《百年潮》杂志2011 年第7期发表的文章《刑庭激辩震山城──共产党人张秀熟的革命传奇》,来自“敌伪档案”的记录。
舌战王灵官 》文中说:1928101日,由于原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彭兴道与团干部廖时勉先后叛变,是日深夜张秀熟在四川省委机关所在地重庆七星岗吴师爷巷被捕。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部下的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官王陵基(绰号王灵官)于打枪坝公馆,连夜提审:“张秀熟,你们共产党天天叫阶级斗争,要打倒阶级敌人。我就是你们最大的敌人。今天你又啷格说?” “王先生此言差矣。”张秀熟回答道:“我们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是要打倒阶级敌人。那最大的阶级敌人,从国际上讲是帝国主义;从国内讲是蒋介石。你王陵基么,也算是一个阶级敌人。但要说最大的,那你就卑卑不足道了”。王陵基气极败坏暴跳如雷,他骂,张秀熟也骂。最后,王陵基只得连连挥手,叫道“带走,带走,押到司令部去!”……
14日下午,王陵基在卫戍司令部礼堂公开审讯“重庆共案”。重庆军、政、绅界头目以及报界、学界旁听者达数百人。 “你是四川共产党头子张秀熟吗?”这是问案的必要程序。 “哪里人?” “四川平武。” “是受共产党委派的吗?”“是受代表大会选举的。”王陵基认为头开很顺利,三问都如实招认了,于是平和地向张秀熟说:“我在你们机关查出的文件中,发现你父亲给你的家信,他要你‘希圣希贤,不求名利’,你简直违背了你父亲对你的教训,你怎样解释?”张秀熟看穿了王陵基的心机,决心把敌人的审讯台变成宣传党的革命主张的演说台,问:“你们四川有多少党员?组织情况怎样?” 回答“共产党员多得很!只要是认识了现在的社会制度,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加入到共产党队伍里来。至于组织一层么,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告诉你。”“你们的经费从哪里来?你们每个月领多少津贴?”“共产党员不领什么津贴。党的经费靠党员自愿捐助。”“你们那点钱,够吗?”“是的,党的经费很困难。不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都有大量财产,有时被我们没收,也可作些补充。”王陵基有些坐不住,提高了噪门:“军部政训主任戴至诚先生是何人杀死从实招!”“谁叫戴至诚,我们不知道。你既然指认是我们杀的,请拿出证据来”王陵基拿不出,就说:“那么,你们为什么要造反?要搞暴动?”“让我来问你,你们的田赋征到哪一年了?”张秀熟反问一句。王陵基尽量克制自己“你认为你们共产党的主张真是对的罗?你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喽?”张秀熟回答:“我们共产党人为民众谋幸福,求中国之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随时准备一死的。” 王陵基叫道:“那么,本司令就要枪毙你们!”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张秀熟也提高了声音。
王陵基再也按捺不住,破口大骂:“王八蛋!你敢硬!老子偏要把你们的脑壳割掉。你们不依教,给老子到鬼门关等我算帐!”张秀熟不再回答,翘首微笑,让王陵基独自去跳。审讯再也搞不下去了。 这天公审后,重庆《新蜀报》很快就在该报第一版登了专题报道,题目是《张秀熟舌战王灵官》。成都《国民公报》也以《重庆共案观审录》为题,发了快讯。一时间,“张秀熟舌战王灵官”的新闻,不胫而走,传遍了巴山蜀水。如今党史研究室官网的宣传,太“诡谲”,好像1928年的重庆《新蜀报》、成都《国民公报》是今天办的一样。
“诡谲”还多。党史研究室官网说:1935年春,中共中央上海局特科派张曙时到四川张秀熟是张曙时点名要放的人,遂于193610月首批释放出来。他入院时未办任何手续,出院时也未发“自新”书。出狱后,张秀熟返回平武老家,创办了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招生上课。“7·7”芦沟桥抗战爆发后不久,张秀熟在成都见到张曙时,张曙时代表成都特支宣布“你在监狱10年的情我已了解清楚,从现在起恢复你的组织关系”。张秀熟对张曙时说:“组织上需要我干什么,请安排,我一定服从。”这时张秀熟的全部工作就是推动川军出川抗战张秀熟代笔写了一篇《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作为刘湘出川抗战的宣言。刘湘看后一字未改,以《告川康军民书》为题,发表在826日的《四川日报》上9月四川成立战时后方统制委员会,刘湘任委员长,张秀熟任委员。11月南京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四川学生军训总队长,保安处长王陵基等任副总队长,张秀熟经组织同意任政训处副处长,负责政训处实际工作。
1938120日刘湘因胃病复发死于汉口张秀熟的川康绥署顾问也随之终止。此时四川省的党组织恢复19386月张秀熟当选为中共川西工委委员(当时中共川西工委对外称作中共川康特委)。这一时期,张秀熟以教员的合法身份协助张曙时做上层统战工作,与刘文辉、田颂尧以及成都市长陈炳光等来往。194910月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对抗解放大军中共绵阳临时工委书记王朴庵找到张秀熟,说已通知蹇幼樵暗中联系,要张秀熟到成都做王陵基的工作,帮助蹇幼樵取得山防总队长的委任,同时暗中把平武地方势力纳入山防总队。张秀熟领到任务,恰好此时平武县新县长要找一位认识王陵基的人去成都,领取一批枪支回县,于是张秀熟便趁此机会来到王陵基的公馆。王陵基很是客气,对于张秀熟所提蹇幼樵任职之事,王陵基当即同意,并答应给平武60支枪,充实山防总队。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9-2-8 16:11:42|显示全部楼层
19491222日江油解放,张秀熟即参与地下党一起研究如何组织民众迎接解放军。解放后张秀熟经贾子群介绍,找到了原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时任成都军官委员会兼组织部副部长的马识途。马识途把张秀熟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川西区统战部不久经李劼人、熊子俊等人介绍,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张秀熟为成都市树德中学校长。19507月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成立,张秀熟担任川西文教厅长。
通过如今党史研究室官网的宣传,看来在绵阳市内的平武、江油、盐亭等三个县市级中,早期“上海组织”人物张秀熟主席比王右木烈士、袁诗荛烈士更有政治智慧。与张秀熟主席1936年同时走出监狱的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也不能相比。张秀熟主席的经历比王右木烈士、袁诗荛烈士强吗党史研究室官网文中有不少介绍:191217岁的张秀熟到江油县城武都镇报考原龙安府的最高学府──龙郡中学(1906年,匡山书院改为龙郡中学堂,迁址到武都镇)。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王右木当时在龙郡中学担任教务长,负责招录新生张秀熟有幸受教于王右木先生王右木打开了张秀熟的思维和眼界,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1913年王右木回到成都四川通省师范学堂(1913年,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改名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复课,张秀熟也跟随王右木的足迹来到成都读书,插班到成都五世同堂街口的共和大学校中学部。王右木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龙郡中学任教时,张秀熟也回到龙郡中学复学。
王右木到龙郡中学不久,便决心东渡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国富民强之路。1914年张秀熟和一些同学专门为王右木送行,从学校一直送到武都镇西门外的水巷子不久以后,王右木就给张秀熟来信得知王右木老师考得了明治大学中国官费生卧名额,就读于该校的政治经济学系,并于1918年夏天获得明治大学政学士学位后就离开
张秀熟于1915年从龙郡中学毕业,次年考入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年轻的秀熟一进入高师就发奋读书,他特别喜欢著名经学大师廖季平的课19195月成都成立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张秀熟和比他低一年级的盐亭籍学生袁诗荛被推举为学生联合会理事部正、副理事长。两人因有共同的人生观,工作上配合得恰到好处。1920523日四川省学联创办了自己的周刊《四川学生潮》,张秀熟因临近毕业,就由袁诗荛担负了大量的工作。 1920年暑假张秀熟毕业,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本科生的资格,回到家乡平武县,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一年之后张秀熟收到张澜请他去南充县立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的邀请信。不久又接到王右木老师的信,知道袁诗荛也应聘要去南充。张秀熟与袁诗荛再次联手,担任王右木所创办的《人声》报在南充的特约通讯员和代办员,不仅写文稿,还在南充发行代售。
1920年袁诗荛被王右木介绍参加“重庆组织”,为啥王右木烈士不介绍张秀熟主席参加“重庆组织”呢?是否因张秀熟不如袁诗荛有参加过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锻炼?但党史研究室官网介绍:192210月张秀熟收到王右木老师的来信,信中王右木委托张秀熟在南充组织建立川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此张秀熟找来了老乡袁诗荛,他们二人在学生中物色过如南充县立中学农业部的罗瑞卿师范部附属小学的任白戈一批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培养和考察。可见王右木在发展“上海组织”上也看重张秀熟没有“重庆组织”的经历。
张秀熟在南充任教一年之后,应聘到江油龙绵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当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 1924年暑假,张秀熟接到成都高师附中(今成都市第十二中学)的聘书,遂带上妻子罗文淑到了成都。此时的成都由1923年打败了熊克武的杨森掌权,教育界的负责人全是拥护杨森的“新人”,王右木已经离开成都。张秀熟也辞职来到重庆。在重庆,《新蜀报》的主编周钦岳介绍张秀熟认识了萧楚女(中共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24王右木不幸牺牲。19259月张秀熟回到成都,在高师附中任教,同时在省立第一师范兼课。王右木牺牲前,为啥介绍袁诗荛参加“上海组织”,而没有介绍张秀熟是一个谜。因为张秀熟入团最先,已多年;他的入党,却迟到1926
19262月下旬,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不久,地委委员兼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找上门来,与李劼人共同将张秀熟介绍给《西陲日报》主持人徐幼根,聘为主笔。3月底的一天晚上,刘愿庵又来到张秀熟家,这次是与童庸生一起来的。童庸生当时任重庆团地委书记,负责领导全川的团组织。刘愿庵告诉张秀熟:党组织决定,由他们二人作介绍人,发展张秀熟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成都特支又派黄理州来,代表党组织正式向张秀熟个别谈话,从此张秀熟就他们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27年成都发生了二·一六事件331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事件,打死群众137;到44日逮捕了杨闇公同志,并于6日将其残杀。四川各地党、团组织由半公开转入秘密活动中共中央要求,这一时期,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必须有良好的上层关系作掩护。顶着险恶,是19277袁诗荛调任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公开职务是成都高师附中教导主任(校长)。
张秀熟这时虽未担任党内职务,但面临险恶形势正值暑假,张秀熟派人把妻子罗文淑和才11个月的长子张益龙送回平武老家后,成都特支负责人黄理州安排他离开成都,到川北一带去查看各地党组织的情况,避一下风头。张秀熟先到广汉,随后到了绵阳中共成都特支对江油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认为在江油的省立二中建党的条件比较成熟,准备派出适当的人选去创建党的组织。中共成都特支党员章璞的堂兄章雨初系驻江油县国民革命军29军屯殖司令部参谋长,故中共成都特支决定章璞到江油建立党的组织。章璞通过同学的介绍和中共成都特支的活动,被四川教育厅委任为省立二中的校长。
此时张秀熟还在绵阳县,中共成都特支交给章璞一封信,指示他转交张秀熟。19277月章璞赴任途径绵阳时,转交了中共成都特支给张秀熟的书信,张秀熟阅后即按指示,与章璞同往省立二中任教,张秀熟任教务主任。同月张秀熟按照中共成都特支的指示,组建了中共中坝省二中支部,张秀熟任书记在江油过了半个月,张秀熟接到通知,立即赶到成都,方知中央已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由瞿秋白代替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四川也由临时省委代替了重庆地委。临时省委下设川东、川西两个特委。川西特委于11月中旬在成都建立,因刘愿庵已到重庆临时省委,组织上就确定张秀熟任特委书记。
1927开始“上海组织”内的斗争激烈,不亚于外部的激烈。发展到1928210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巴县召开扩大会议建立正式省委,刚调重庆工作的张秀熟,就被选入省委五人常委班子,张秀熟担任教育宣传委员会书记。诡谲的是,1928216日清晨,成都大批军警将成大、高师、高师附中等几所学校包围,当场逮捕袁诗荛师生100余人,到下午4将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荛等14人杀害于成都莲花池,不给袁诗荛张秀熟舌战王灵官 》的宣传机会。到192839日四川省委在重庆兴隆巷8号巴县县委举行会议时,又被军警包围,傅烈、周贡植等9人被捕,43日即被杀害于朝天门下。至此“重庆组织”解散后加入“上海组织”在四川工作的高层成员,全部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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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9-2-8 16:13:47|显示全部楼层
此后省委才正式决定由刘愿庵代理省委书记,但刘愿庵于19284月底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转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由此遂决定由张秀熟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顺理成章。据1929429日《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反映:“省委本身仅张秀熟同志一人及临时吴秀鸣等共三人支持,人少事紧,极难应付,经济缺乏更形[窘”。党中央见四川省委遭到破坏,就派木青(于1930年牺牲于重庆)到四川协助工作又派在江西搞过农暴的李呜珂到四川担任军委书记。李呜珂性情急躁,决心要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其中心任务是处决主谋枪杀9名中共党员的戴弁(第21军政治部主任)。张秀熟本来不同意李呜珂这样做,在几次会议上都表示这仅是一种中共四川军委书记李鸣珂报复行为,对全川的革命行动不会有多大的好处,而可能后果更坏。但李呜珂坚持必须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与他从江西带来的枪手李觉民,用手 枪将戴弁打死在大街上。
刘湘当即下令“大索十日”,进一步血腥镇压。事情既已发生,张秀熟只好布置同志们隐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也许张秀熟主席此时从江西搞过农暴的李呜珂书记,和与李鸣珂从江西带来的枪手李觉民等人身上,进一步掌握了“趋利避害”的政治智慧的。学会后来如何与在江西搞农暴工作的老领导,以及一些四川军阀打交道的政治智慧。据介绍与张秀熟主席打过交道的重庆卫戍司令四川省主席王陵基(1883-1967),四川省乐山人。川军五行中资格最老,刘湘杨森都要喊他一声老师。因死保北洋被打成光杆,才投奔刘湘
王陵基帮助刘湘重掌兵权,但因倚老卖老一度被刘湘撤去一切职务。抗战初期王陵基争夺四川省主席失败,编组16保安团组成第30集团军出川抗战。1946731日晋升为陆军上将军衔,晋升同时退为预备役,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江西省保安司令,江西省军管区司令。19484王陵基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四川省军管区司令。195026王陵基化装潜逃时在四川江安县被人民解放军孙重远同志等人逮捕,先后在重庆战犯管理所、北京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641228日获得特赦。
田颂尧(1888-1975),四川简阳县人,国民党陆军上将。1910年加入同盟会,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参加苏浙学生军,任军事部部长兼营长。之后田颂尧加入川军,曾先后担任川军第4师参谋、川军第2师清乡独立支队长、第12师骑兵团长兼成都城防司令等职。1918年田颂尧任北京政府第2141旅旅长21师师长。1925年田颂尧任四川军务帮办。19265月任川西北屯垦使,12月任国民革命军29军军长。19272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192811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31月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10月任四川剿匪总部第2路总指挥。1935年因围剿红军失利,田颂尧被撤职查办。19369月田颂尧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从此寓居成都。19483月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9129日在四川彭县参加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中央四川省委委员
根据何盛明主任自己介绍:“《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中央档案馆曾函讯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同志”。张秀熟主席嘱咐何盛明主任回信“说明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张秀熟主席的话“属实可信”吗?据党史研究室说:“1920年暑假张秀熟毕业,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本科生的资格,回到家乡平武县,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这期间张秀熟主席到重庆参加过“适社”无政府主义组织了吗?何盛明主任是如何完成张秀熟主席交给她写“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的任务的泥?
何盛明主任发表的文章含有把矛头指向王右木烈士和袁诗荛烈士。例如,在何盛明主任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文章,诡谲中一点是说:“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四川流传中,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始终未与马克思主义者形成对立局面……四川早期的党团员中,不少是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有的如童庸生、袁诗荛还成为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骨干”。何盛明主任在文章中说:“重庆‘适社’与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多有联系。江凝九原是‘适社’成员,1921年春分出成立《人声》社,即出版《人声》杂志(‘适社’当时尚未办刊物)。一创刊,即与全国各地无政府主义组织取得联系,它的代派处就有上海、汉口、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等地,可见他们和全国各地联系之广”。
何盛明主任不说明1921年春“适社”出版的《人声》刊物,与王右木烈士1922年2月7日开始一再用刊名《人声》,创办出版的《人声》刊物的区别;更不说明王右木烈士为啥对《人声》这个已被无政府主义组织污染的刊名感“兴趣”?实际是王右木加入“上海组织”后,是为其纠偏挽回名誉。因为重庆“适社”按何盛明主任的介绍分析,其实是被筹备“上海组织”幕后的苏俄远东共和国情报机关物色,用来对付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玩的“把戏”。
为啥张秀熟主席同意何盛明主任的文章,写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骨干袁诗荛烈士也混迹“无政府主义”“上海组织”成立后,张秀熟主席与袁诗荛烈士背后有个人矛盾吗?因为《中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20页中说:1919年“525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在成都成立,后改名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推选张秀熟为理事长,袁诗荛为副理事长。袁诗荛担任省学联领导职务后,于1920523日创办了学联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这是当时四川许多刊物中影响最大的。刊出的许多重要文章,都为袁诗荛所写”。这说明1920如果袁诗荛能参加“重庆组织”,张秀熟主席有可能听说。也许他本人也曾被动员介绍,但最终没有参加,为他赢得后来生机。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9-2-8 16:15:17|显示全部楼层
张秀熟主席和汪克明书记1921-1936年间,分别当过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和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等党内主要负责人被捕坐牢后都同时在1936年释放。但不同的是,《盐亭党史》书137页说汪克明写了“登报脱党”;而《绵阳党史》书534页说张秀熟“获释回平武”。张秀熟主席和汪克明书记作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被国民党逮捕坐牢,能出狱活下来到解放,继续干工作,是一件幸事。如今盐亭人民也是通情达理的,问题是:大家不理解类似汪克明书记1933-1934年在盐亭龙潭地区领导革命,盐亭本土1934年因“西山坪事件”被国民党反动派砍头,就义牺牲的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就有300多位,解放后被说成“叛徒”,为啥与他两次被捕释放没关系?
《盐亭党史》书137页说汪克明第二次“在中坚贞不屈”。盐亭城关小学孙昌金校长在新浪网博客上写诗,也赞扬汪克明中坚贞不屈”。笔者有次与孙昌金校长在绵阳体育馆相遇,问他是怎样知道汪克明中坚贞不屈”的?他说是照着盐亭党史办的文章说的。
《重庆日报》也有记者写文章说:“刘湘妄想通过反省院收买、感化共产党人为他所用。因此被关押者中刑期最长的为十年,如原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张秀熟主席1928 年10月被捕后,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因坚贞不屈”,国民党军阀才不杀他的吗?而且张秀熟也没有坐够10年牢。《盐亭党史》和《绵阳党史》两书,树立的盐亭本土共产党的地下负责人,闹革命响当当牺牲的烈士是袁诗荛1897-1928)和侯伯英(1907-1935)两人。但他们在盐亭本土实际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很短,而且离开盐亭后,都打入国民党军阀国民党田颂尧29,为以后地下工作留有“内线”。
《盐亭党史》书120就说:19341月,保安大队长刘仰高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29军内党组织决定并通知他迅速转移”。盐亭本土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砍头的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有“内线”,也是因有共产党员刘仰高打入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作保安大队长留下的。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对笔者说:上面认定193410月在盐亭龙潭五龙石狗场西山坪,被国民党田颂尧29包围的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愿意“投诚”被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收编,是“被捕叛变”;后又在19355月被国民党29砍头,是国民党认为他们“反水”,解放后上面也认定他们不是“牺牲的烈士”。
那么汪克明书记1934年一年两次被国民党田颂尧29逮捕,都和他追随张国焘:第一次被捕叛变就与国民党策划消灭盐亭龙潭共产党游击队有关吗?这是到193410月在龙潭五龙石狗场西山坪,300多位共产党游击队国民党田颂尧29包围,何登甲和申秋成才最终相信袁诗荛和侯伯英在29留下的“内线”,和刘仰高在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留下的“内线”,曾揭秘汪克明“被捕叛变”的暗示的。但为啥这些“内线”不向更上级的党组织负责人反映呢?
这又回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以及盐亭龙潭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不赞同张国焘“极左、极右”的创建根据地的意见有关。而曾参加“重庆组织”的王右木(1887-19241924年夏赴广州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返川途中在旷继勋的家乡贵州土城,说是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牺牲。那时也有“口传”是早期追随张国焘“内部人”策划告密当地反动势力,对外却称是土匪所为
20165笔者曾听绵阳市社科联刘仲平主席讲他在广安考察中听有人说1936124日春节后,小平的父亲离家出外办事,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其蛊惑下,对小平的父亲下了毒手,对外也谎称土匪所为。这也许1934-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193510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挥师南下入川;小平同志拥护毛主席出名,反对张国焘的广安属南充地区,离张国焘领导的通南巴苏区近。其次也有“口传”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1886-1936参加过“重庆组织”。19336月张国焘肃反中杀害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1895-1933,也曾参加“重庆组织”
类似复杂,打入“内线”的袁诗荛刘仰高的人不得不考虑;而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在被包围中研究突围,假降接受盐亭县保安队的整体收编,以等待时机,也许也来自和同意29军内党组织决定的“权宜之计”。但《盐亭党史》书120只说是:193410月一个晚上,秘密通知龙潭地区党团员、“工农前卫团”等数百人,在西山坪集会,“因叛徒密报,当地团防得知,在会场四周设下埋伏,将汪克明以盗匪罪名逮捕送县警所”。
诡谲是,如果仅是“当地团防”,是难对付300多人的共产党游击队的。而国民党军阀国民党田颂尧29,在龙潭地区的活动严密,在《盐亭党史》书中多处提及。例如,《盐亭党史》书119页中说:19339月下旬游击队“在石狗场打了29军的提款委员吴慎修,游击队员陈朝发被捕”。同页中还说:“193311月,29军谍查队长董咸仁率队在盐亭石狗场,逮捕中共盐亭县委书记何什民……何什民叛变”,相继逮捕了十余人。《盐亭党史》书54页中说:193310月,“曾在绵安中心县委任过常委的陈燮和……转移回盐亭,被29军逮捕后叛变”。可见盐亭革命老区是国民党29重点监视区,西山坪集会用“当地团防”去包围,是否“诡谲”笔法?《盐亭党史》书119页中说,何什民是汪克明来盐亭后的19337月才提拔的中共盐亭县委书记。何什民叛变后,“三台、盐亭共逮捕1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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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9-2-8 16:16:19|显示全部楼层
而汪克明来盐亭之前的19335月,当时的中共盐亭县委书记余国政,《盐亭党史》书118页中说:就“因党内身份暴露,去重庆”。汪克明是在何什民逮捕叛变后的“白色恐怖”条件下,仍然继续在龙潭石狗场从事地下工作,能“有惊无险”,是何什民没有告发他吗?那么《盐亭党史》书120页中说:19344月,汪克明调盐亭富驿区委书记赵济舟三台中心县委秘书,赵济舟汪克明路过盐亭县城时一同国民党逮捕,赵济舟叛变出卖了汪克明”。但“627日汪克明在被军警押赴绵阳途中逃脱,经三台转回盐亭石狗场继续领导中心县委工作”。直到193:410月石狗场“西山坪事件”集会,“当地团防得知,在会场四周设下埋伏,将汪克明以盗匪罪名逮捕送县警所”。29军内党组织“口传”汪克明也“叛变”不是没有根据──《盐亭党史》和《绵阳党史》两书揭秘的诡谲“跃然纸上”:是国民党军阀田颂尧29“愚蠢至极”,身为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19344月被捕逃脱,他们也不理不问。193:410月也只以“汪克明以盗匪罪名逮捕”──难道不知道身份?
国民党29为啥不像砍杀何登甲和申秋成的布告称是“共匪匪首”,而仅称汪克明盗匪”?也许《盐亭党史》书119页中说有一条原因:19338月下旬一个夜晚,游击队员到三元乡保安场袭击了财主杨寿堂家,毁掉佃当文书、破仓分粮、缴获银币150元”。这类事,解放初笔者小时也听邻近的何家湾村贫农协会(贫协)主席唐开元和贫农叫何礼成讲过。但他们不赞成游击队夜晚蒙面去袭击财主,当时内部也有工农前卫团”说,造成革命老区不必要的恐慌
要干就公开干,不然弄巧反拙,财主们会认为是自家的佃户贫农“点水”,而让财主、反动派更厉害残酷对待佃户贫农
这事也许反映了本土部分共产党游击队员,与汪克明和张国焘路线的分歧。那么汪克明与张国焘到底有没有联系呢?《盐亭党史》书119页中说19338月四川省委为了输送党员、干部支援和巩固川陕根据地,从成都到巴中(川陕省委驻地)建立了一条交通线”。《盐亭党史》书135页中说:刘仰高(1893-1968)“19307月,受命赴洪湖任洪六军军长。1932年,中共四川省委派刘仰高回盐亭从事地下活动……后又担任省委与川陕苏区交通员”。这里说的成都的“四川省委”和巴中的“川陕省委”,在张国焘19336月肃反中杀害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后,实际成都的“四川省委”由巴中的“川陕省委”直接指挥的。
《盐亭党史》书120页中说的19341“刘仰高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离开了盐亭”,与张国焘没有联系吗?刘仰高是盐亭1920年参加“重庆组织”的17个人中,唯一与袁诗荛两人是在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后,又单独申请参加的。张国焘配合马林组建“上海组织”,他一开始就知道“重庆组织”的原始《报告》和成员名单,在刘仰高任洪湖红六军军长时,张国焘也就认识刘仰高。其实在1932-1935的盐亭,可作三台中心县委立足的“群众革命情绪高”的根据地,南北各有一个──盐亭龙潭五龙石狗场西山坪外,就是中国最早留学日本攻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仲纯的家乡,盐亭石牛庙店垭地区──这个北部大山区,还是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的伯父蒙公甫,1911年在家乡组织四川保路运动的地方《盐亭党史》书61-63页中说:19353月一部分红军来到店垭,发动群众,“组建了游击队,193545日,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红军在石牛庙场镇建立了村苏维埃”。可见这里比南部更能配合川陕苏区。
但在1933年汪克明当然要听“川陕省委”张国焘的指挥。为啥说是张国焘?《盐亭党史》书159-163汪克明对在盐亭经历的回忆录,161-162页中汪克明说:“当时四川省委告诉过我:‘红四方军突破嘉陵江后,可能经梓潼地区,走盐亭与南部之间进军……造成进战合川、攻打重庆之势(其余军事计划全部我不知道)。’”这里汪克明说的“四川省委”,只能是“川陕省委”。因为当时的党中央是要北上抗日的。“进战合川、攻打重庆之势”的军事计划,不可能是毛主席的部署,而是张国焘想南下另立中央的打算。这样重要的军事计划能亲自告诉汪克明的,张国焘的可能性最大。而且读《盐亭党史》书159-163汪克明的回忆录,他在盐亭一些“左”的搞法,与张国焘的思想一致,如“唯成份论”。李井泉书记进川也如此。
汪克明和张秀熟在1936年前的大革命时期,都被如今的一些党史书报描述为“传奇”: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只要坚强不屈,表明共产党的身份,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就不会被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地方主要负责人。但与他们同样共事的共产党地方主要负责人王右木和袁诗荛,就没有这样“幸运”。特别是如四川的高级党史专家何盛明主任等,或明或暗把王右木和袁诗荛说成与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有关联的人。这是否与“岷啸”“198110月当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新建立的时候,86岁高龄的张秀熟突然来了精神,再度担任副主任,主持这一中断了15年的工作。这时的编委会不仅要继续编修《四川省志》,还要负责指导各市、州、县的修志工作”有关?
事情的演变,“重庆学”与“上海学”联系起来,是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学术顾问何盛明主任公开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等文章,把袁诗荛和王右木、汪克明与张国焘、张秀熟与李井泉等历史人物推到前台。但张秀熟主席与李井泉书记也主要是在解放后才共事;其次1936年前李井泉书记也不可能深交汪克明,最多他也只能听闻汪克明在盐亭的活动故事。至于袁诗荛和王右木,张秀熟和王右木,张秀熟和袁诗荛,正能量讲他们之间的“师生情、同学情、战友情”的说法虽然很多,但何盛明主任公开发表的文章,也把袁诗荛和王右木、张秀熟和王右木,张秀熟和袁诗荛之间的一些“微妙”关系,挑明摆在了人们面前。
事情也不奇怪,王右木和袁诗荛先后牺牲后,张秀熟在中共四川省委中的地位自然上升。如张秀熟是省委五位成员中负责宣传的,袁诗荛只是中共川西特委负责宣传的。袁诗荛牺牲后,张秀熟很快上升为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但袁诗荛的被捕牺牲,没有张秀熟组织营就和处理后事的“口传”。相反“口传”1917年秋袁思尧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03月袁诗荛经老师王右木和同乡袁焕仙介绍加入“重庆组织”。《盐亭史》一书128“盐亭地方党史人物介绍”条目第一个人物袁诗荛1897-1928”中说:“1920年,参加了王右木创办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其后,王右木又和袁诗荛创办《新青年旬刊》,宣传革命真理……这年暑假,袁诗荛毕业于成都高师,应张澜先生聘请到南充中学任教务长”。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9-2-8 16:18:04|显示全部楼层
在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简称“重庆组织”;称研究为“重庆学”)中,23岁的袁诗荛是成员,而没有张秀熟“口传”1921814日马林在北京作出《重庆报告》能代转莫斯科的承诺,但建议重庆组织必须自行解散。1921829日张澜回到重庆传达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后,重庆组织31日正式解散。这之后王右木很快以个人名义写信申请参加马林指导上海19218月初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简称“上海组织”,称研究为“上海学”)。
王右木的信转到上海和北京后,陈独秀、李大钊在成都地区组织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任务也很快委托交给王右木。1922年王右木在成都创办《人声》周报,同时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执委会,就吸收张秀熟和袁诗荛入团。有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温勇和马志强发表的文章说:《人声》报的前身是《新四川旬刊》,创刊于19211月,其宗旨是配合四川自治运动,建设新四川,“王右木亲任编辑,袁诗荛(王右木的学生)为经理”。19231经王右木介绍,袁诗荛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的中共党员。
王右木1924年牺牲后,是由杨闇公担任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袁诗荛1927年春在盐亭,根据党组织决定去重庆见杨闇公当时袁诗荛的公开身份是盐亭县的教育局长,杨闇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负责人。《盐亭史》一书129说:1927年春,袁诗荛以国民党川北特派员身份到三台,任国民党革命军29军政治部主任和田颂尧军长的高级顾问,并任潼属联立高中校校长”;可见袁诗荛是杨闇公王右木和张澜的得意学生1927年袁诗荛去成都担任川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1928被反动派杀害,年仅30岁。袁诗荛牺牲,当时张秀熟已是他的上级中共省委负责人,不出面也可以理解。为啥关心袁诗荛的是在盐亭的彭健修?如到成都找张澜、袁焕仙出面筹划买了棺材,将袁诗荛的灵柩运回盐亭。彭健修作为盐亭县教育局局长兼盐亭中学校长决定,在盐亭中学校内为袁诗荛设立了灵堂,以供各界悼念。其实袁诗荛1920年加入重庆组织,在重庆组织的盐亭人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等前辈中,就为袁诗荛这位晚辈,也是他们曾教过的能干学生作有安排打算。
笔者无意涉足“重庆学”与“上海学”,是1963年因放电影《怒潮》教育,又受笔者盐中高65级班的杨崇汇班长的启发和鼓动,假期才第一次有意识去收集家乡榉溪河畔龙潭地区解放前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引发了这55年来的业余研究。其中记得的有:
第一是,笔者1963在梓江榉溪河畔玉龙地区乡间走访一些老人的过程中,申秋成和何登甲的名字如雷贯耳,被说成是当时地下共产党、游击队最得力的领导人。例如,玉龙镇申家沟有一位叫申光甫的老人,他告诉笔者说:解放后玉龙公所的房子,原是玉龙镇城隍庙兼作存古学堂。上世纪20年代他就在那里读玉龙镇办的第一所完小1935年被国民党以“闹共产党”杀头申秋成,就曾是与他这里同学那时申秋成在班里小范围讲有个马克思的外国革命家,胸中装有在全球消灭“难民、饥民、灾民、移民”的道理;还说这个“道理”在盐亭前两辈人就有传闻。1927年后这类“时政新闻”收紧了,他也成家立业,要养家糊口,没有与申秋成再接触。再后来就听说申秋成等高灯踏泥坝被反动派砍头前,还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等口号。但1964年传电影《怒潮》是为彭德怀翻案被停映笔者也就专心大学作努力。
第二是,1981年笔者从重庆调回盐亭县科协工作后,发现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关于盐亭龙潭革命老区的革命斗争故事被笔注为作废后,不久笔者偶然认识了余国政(1907-1996)。因为1980年代笔者所在的盐亭县科协的办公室,和盐亭县沼办的办公室挨在一起。国政与县沼办的刘远驰同志人很熟,他经常来刘远驰的办公室小坐一会。有一次刘远驰不在,笔者就把他请到科协的办公室小坐,给他倒开水喝。因为他像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很虚弱,杵着一根竹棍。这是1983年至1984年那一两年,国政隔一段时间就去找盐亭县委组织部和其他领导说事,或交申述辩解材料。在科协办公室,笔者问他是什么事?
他说他叫国政,他的家就在盐亭城北高山庙山背后,回家翻山很累。他与刘远驰认识,路过就想到刘远驰的办公室坐一坐。国政还说,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盐亭早期的县委书记。1950年刚解放他在成都被人民政府逮捕,判了20多年刑,1979年才刑满回家。出狱后他听说有一个新政策,解放前作过共产党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不管什么错误,只要还没有被国民党、共产党所杀,能活到今天的,共产党念其做过一些党的工作,一律给予一些生活经费。他就是为这事在找县委组织部。笔者问他,成都解放时为什么还要逮捕他这个地下党早期的县委书记呢?他说19335月因在盐亭身份暴露,逃到重庆、成都去找党的组织,没有找到,就进了一家成都的国民党的兵工厂,在兵工厂仓库作保管。解放后,公安局说这家兵工厂仓库是国民党特务管理的,怀疑他是特务,而逮捕判刑的。
国政对1935年前中共盐亭地下党的一些本土干部,在解放后被打成“叛徒”,持怀疑;对汪克明是盐亭革命英雄,也持怀疑。听国政说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盐亭早期县委书记,而笔者1963年就在开始了解革命老区情况,所以看见国政到县委组织部回来路过时,笔者都要请他到科协的办公室坐。笔者问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他也不愿意说。后来笔者知道是范弘先,而且是第一任中共地下党盐亭县委书记后,就问他范弘先还在不在?如果他1950年在成都被以“特务”逮捕,判20多年刑是冤枉,为什么不找范弘先证明他曾是地下党县委书记,做过很多党的工作?国政似乎有很多难言之隐。他绕开笔者的话题,说出的话,使笔者大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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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9-2-8 16:18:43|显示全部楼层
国政说:1950年后,他在成都被以国民党特务逮捕,判20多年刑,还算是救了他的命。如果他说出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像他那种情况,押送回盐亭,肯定当时会被枪毙。但等到几年后,公安局即使弄清他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的身份,就已经躲过了盐亭的“肃反”枪毙期。因为1935年前参加共产党,以后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而脱党或叛变活到解放的,当时都可能枪毙了。所以他也安心继续坐牢下去。据国政说,这种人,盐亭解放初被枪毙的,他知道的就有10多个。1980年代笔者作为盐亭县人大代表,看到群众有反映,虽然不是当事人,觉得不应该把悬念留給盐亭的子子孙孙,需要和只能向组织汇报。由此,笔者曾向盐亭县党史办第一任主任龚荣忠同志,和分管党史办的县委副书记何开文同志,反映过对申秋成、何登甲,和他们带领的被敌人屠杀于盐亭玉龙区塔泥坝和宗寺两地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的“叛徒案”,有疑问的事情。龚荣忠主任说这事你不要管。何开文书记也说这事麻烦;解放初已有结论,要改也难”。所以只有等待找有向老革命同志请教的机会。
第三是,199210月笔者调离盐亭,到绵阳日报社工作。19986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盐亭召开。王剑清在北京出面邀请并陪同中华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冯征将军和中华炎黄研究会顾问、83岁的胥光义将军等领导,亲临大会指导。王剑清(1922-1998),盐亭利和乡人,中共党员。1934年上龙潭中学。1938年奔赴革命延安,1939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先后在《晋察冀日报》、《冀东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作。作过天津市委宣传部处长、九三学社中央《红专》刊物副主编;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秘书长,《湘江文学》主编;河北省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王剑清的父亲王济钦(王明金1868-1928),曾任潼川府中学堂校长1911年与张澜等人参加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1920年张澜介绍王济钦加入过重庆组织。王剑清在盐亭传为佳话的是,19591960年大跃进,李井泉书记主政的四川和西南局浮夸风严重,王剑清家乡的利和乡,是盐亭全县饿死人最多的乡之一。王剑清作为中央统战部官员到盐亭作调查,据原盐亭县党史办主任刘泰焰同志说,王剑清如实向绵阳地委、四川省委和中央反映了情况,引起国家的重视,才给盐亭拨来了一些救济粮,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浮夸风也很快到了纠正。
鉴于王剑清是1938年从盐亭龙潭革命老区,走出的共产党女革命家。她读中学的地方,是榉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组织领导斗争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之地,她清楚当时暴风骤雨似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如何全面准确地描述盐亭革命老区历史王剑清有发言权的经历者之一。而且笔者也被应邀和采访参加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能亲自向她请教中共盐亭县历史中的难题。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由此笔者根据从童年到80年代在盐亭工作,亲身所见所闻盐亭党史中的难题是:1950年以后,李井泉书记主政四川,为维护活下来的汪克明一个人的正面形象,将被盐亭革命老区很多群众怀疑是真“叛徒”的汪克明的自辩说法,变成了制造盐亭革命老区在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辉煌革命活动事迹的大批牺牲的像何登甲、申秋成等近千名的党员和干部划为的“叛徒”由于文革后,李井泉书记仍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使得中共绵阳市志《中共盐亭县历史》稿本材料中,对解放后制造的被国民党反动派1935年屠杀的盐亭本土申秋成、何登甲和他们带领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为“叛徒””案,难于纠正。
例如,国政是改革开放后才没有归“叛徒”,只是因为他活下来,能自己为自己不是叛徒辩护,政策才得到落实。历史的真实是不可改的,国政说的话是真是假,笔者无法判断。这次王剑清的回答证实是:1998年王剑清老人回忆起1935年前那段革命老区历史,盐亭本土的群众和共产党人在本土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她像早曾想过。她深情地说:解放初,有些作法是过左了;我对自己家乡利河乡的情况,也知道一些。她还说,她的两个参加过那时革命的侄儿,解放初也是被错杀的。可见她对李井泉书记的作法,也还是有意见的。解放初期李井泉书记追究193410西山坪事件演变的19353月大屠杀的真相,认定汪克明指挥正确。而被敌人包围的龙潭地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和农协会成员数百人,被定“叛徒”没有公开宣称。所以直到改革开放后,盐亭本土的广大群众与上面的认识有差距。王剑清毕竟是老革命,她听笔者的反映后,处理的方法是把当时的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亲自请到跟前,委托刘泰焰主任给中共四川省委写报告,谈追认盐亭为革命老区等问题。当时来参加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还有退休的原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但王剑清同志没有直接找杨超书记谈。而是教刘泰焰主任出面,请杨超书记帮助解决西山坪事件遗留问题。但刘泰焰主任后来说,杨超书记也没办法。不得其果。王剑清同志会后回到北京,也当年10不幸去世。这里多说一点:笔者当年采访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文章,发表在天津市19987月31日的《今晚报》上,题目叫《寻找“不死鸟”》。
第四是,盐亭革命老同志衡超伦主席反映,解放初期李井泉书记追究“发展党员过右”,是原盐亭县汽车站党支部书记、盐亭天垣乡出生的何开明同志对笔者的“口传”。绵阳市政协副主席衡超伦(1927-),盐亭县金孔镇人。1948年在南充读书时加入共产党。19496月经党组织指派回盐亭开展工作,7月组建起中共西充-盐亭边境特支,衡超伦任书记,发展党员30多人。从1950年起,衡超伦先后任盐亭县县长、中共遂宁地委常委、绵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绵阳市政协副主席兼绵阳市社科联主席。衡超伦同志是盐亭本土人解放后当盐亭县长的第一人解放后,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亲自到盐亭县处理地下党问题。衡超伦作为当时盐亭地下党的负责人,也被关押起来询问。当然,还关押有其他的盐亭地下党负责人。一是问他,盐亭发展的80多名共产党和外围组织成员,为何富裕家的人多,是穷人家的少?衡超伦作回答后,李井泉不认可,还说就连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都怀疑。衡超伦说出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和入党经过,以及拿出了证明材料。二是衡超伦向李井泉,谈他在盐亭发展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情况。但李井泉也不认可,逼急了,衡超伦还说,如果你不相信,有一次他们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还把那次开会参加的党员名单,写在纸上封存在一个瓦罐中,埋在一处地下的。
于是李井泉派人按衡超伦说的话,去找寻挖出这个瓦罐。但找寻到的这个瓦罐中,只有七八个的名字。李井泉就只认可这七八个人,才是盐亭县地下党的成员。其他人不算数,如要入党,必须重新申请,接受考验批准。可见李井泉是亲自处理解放前盐亭县地下党问题的最高负责人。衡超伦现在已90多岁,人还活在绵阳
193410月李井泉同志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1月遵义会议后李井泉被任命为中央直属纵队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遵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5月27日中央红军抢占泸定桥,毛泽东电召李井泉尾随主力归队。李井泉带领一部分“抗捐军”战士,随红九军团从泸定桥跨过大渡河,接朱德急电,迅速进军四川天全,夺取天全河上铁索桥。李井泉与红九军团昼夜兼程,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取了三座铁索桥,并攻克天全县城。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李井泉被调至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任政治协理员。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强令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利用老乡关系拉拢李井泉,遭到抵制,因此被贬为红军大学的政治教员。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9-2-8 16:19:17|显示全部楼层
李井泉经历过井冈山根据地的“富田事件”。据《黄克诚自述》一书讲:“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在缴获敌人的文件资料中,曾发现有关“A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中共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某些干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193012月初,派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几天之间,在省行委、省苏维埃及特委机关,抓捕了一百余人。旋即对被抓捕的干部轮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后,按照口供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维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红军第20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先后被抓捕,搞得机关上下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红20军的部分负责人便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很坏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他们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当即被彭德怀识破系伪造。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20军哗变,扣留李韶九(后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并率红20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单独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总前委对“富田事变”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毛泽东还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中央苏区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不断升格,导致广泛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惨痛损失。1950年“富田事变”还没有得到改革开放后的正确认识,李井泉政委汪克明当作“李韶九”,带着对汪克明正确的记忆1949年杀回四川后,从对汪克明的处理,看得出是欣赏汪克明的。应不应该弄清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的“叛徒案”的真假?应不应该还盐亭革命老区人民一个公道和清白?也许面对解放初主政四川的李井泉政委,大家都是一种困难的选择。因为在1931年至1935年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各个根据地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扩大化的肃反斗争。此时与解放初主政四川的省委书记李井泉和省委副书记的阎红彦,他们虽不在一起,却有相同的地方。例如,他们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但他们也清楚张国焘针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旷继勋、刘志丹等的肃反斗争。张国焘还把盐亭地下党及龙潭游击队革命武装,同已解散的“重庆组织”的影响联系起来,进行打击
现在对1935年前的十年间盐亭革命老区,辉煌革命活动事迹只是抽象的泛泛肯定;说到具体的代表人物,就只有袁诗尧、侯伯英这种盐亭人牺牲在外地的,并不在盐亭本土领导革命活动的优秀干部。而具体说到这期间,每个盐亭本土人直接参加盐亭地下斗争而牺牲的,如像何登甲、申秋成等干部和党员,除王光涵等极少数烈士在改革放开后才得到承认外,大多数不是叛徒,就是脱党。应该如何看待追究这期间曾经参加地下斗争的党员,因上层张国焘路线的分歧肃反”,暴露下层本土的众多党员遭杀或脱党,就难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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