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岳阳新发现两名“慰安妇”幸存者

源自：新京报

---

原文标题：岳阳新发现两名“慰安妇”幸存者：跑赢时间 留下历史

91岁的“慰安妇”幸存者刘慈珍在自己家中。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凌方贞与堂妹凌朵英被发现时，战争已经结束了74年。
　　她们是岳阳人，在日本侵华期间被掳走，被迫充当日军官兵的“慰安妇”。战争胜利后，尽管她们将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深埋心底，却依旧无法摆脱不时惊醒的噩梦，以及命运无常的纠缠。
　　32岁的陈栋梁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湖南地区）特约调查员，正是在他不断地走访下，凌方贞与凌朵英姐妹的身份得以确认。这也是岳阳地区最新发现的两位“慰安妇”制度幸存者。
　　凌方贞与凌朵英姐妹，与此前陆续发现的汤根珍、刘慈珍、彭竹英、张四珍一道，构成岳阳地区的“慰安妇”幸存者群体，她们同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被强征时，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
　　两名幸存者的发现，再一次揭开那段悲恸历史的“伤疤”。3月6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二战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15人。
　　幸存者在老去，记忆也在不断模糊。新京报记者前往湖南岳阳，用镜头和文字，分别记录下了6位“慰安妇”幸存者现状。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鬼子来了
　　日本兵进村的时候，凌方贞只有15岁。
　　那是1944年冬天，岳阳县翁江镇来了“鬼子”。“骑着马，扛着枪，要抓‘花姑娘’。”凌方贞正跟两个姐姐坐在院里石阶上，村口突然传来枪声。
　　“鬼子来了！”，有人惊惶地大叫。
　　战争的阴影，已经在岳阳上空飘荡多时。1938年11月11日，日军由鄂入湘，岳阳在狂轰乱炸下沦陷。
　　在此之前，母亲抱着一个多月大的弟弟，带上两个姐姐，早已跑到山里，躲进红薯窖避祸。凌方贞因为年龄小，“没跑得赢，被爹爹藏在屋内”。
　　透过门缝，凌方贞看到，“打绑腿、带着帆布帽”的日本兵，扛着“带尖刀的枪”，在院里走动。“有的兵留着小胡子，有的留着大胡子，有拿长 枪的，也有拿短枪的。”
　　侵略者的火把，映在凌方贞的脸上，他们端着刺刀，逼迫村民，“把自己家里姑娘交出来。”为了阻止日军抓凌方贞，拉扯中，她的父亲中了刺刀。
　　那天同被抓走的女孩，双手都被麻绳捆绑在一起，“一个接一个，被绳子连起”。在一长列队伍中，凌方贞见到了堂妹凌朵英，“她在前头，我在队后，叫了几声，没应我。”
　　这些用绳子串起，用刺刀开路掳走的女孩，将会成为日本的“慰安妇”。
　　慰安妇（Comfort woman），指二战期间日军推行的一种军队性奴隶制度，“慰安妇”群体，则是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一名志愿者指出，在日语中，“慰安妇”含有自愿意识，因此在表述时，会加双引号。
　　75年后，围着燃烧的木柴，凌方贞端坐在藤椅上，说起这些往事，脸上的表情安静如一汪湖水。在她身后，年久失修、颓圮的泥墙上雨痕斑驳。
　　日据岳阳的时间，长达6年10个月零4天。在此期间，多少中国年轻女性沦为“慰安妇”已经不可考。
　　但从2016年起，汤根珍、刘慈珍、彭竹英、张四珍四位“慰安妇”幸存者，在岳阳先后被发现。
　　即便70多年过去，历史的伤痕犹在。每逢雨天，凌方贞的双腿都会隐隐作痛，这是当年防止逃跑被日本兵抽打的旧伤。
　　至今未愈。

1938年，日军在岳阳使用细菌武器，9岁的彭竹英因此双目失明。1944年5月，彭竹英又被日军强行抓去，成为了“慰安妇”。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逐渐清晰的历史
　　雨后的左源村，空气清新、舒畅，微风透过玻璃窗框缝隙刮进来。“火埔”里，火苗蹿起，明火在风中左右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火气。
　　谈及往事，凌方贞会不时扯动布绢掩面、谈话常常因哭泣中断。
　　那个晚上，凌方贞与堂妹，还有一些同乡女孩被带到平江县城。
　　凌朵英回忆，这趟行程前后走了 3个多小时，期间没给一口饭，“很多人最后都走不动了”。
　　平江县城，曾被征用为日军据点的48间宗祠，如今仅剩下一间。青砖的墙体已经斑驳，打上“侵华日军见证墙”字样。
　　关押凌方贞们的，是“一间青砖砌成的老式房屋，里面同时关着很多女孩。”这些女孩的背景各异，但是都有同一个身份“慰安妇”。
　　她们是从平江各地被掳来的。张四珍出生于1928年，有3个姐姐，3个弟弟。16岁那年，日军在汉奸来村里抓“花姑娘”。
　　“日本鬼子来了就叫，姑娘姑娘大大有啊”，张四珍回忆，日军进村不仅抓人，还会放火烧房子，“枪头有把枪，那个刀尖尖的，放到枪上就长长的。逼迫我们摘野果给他们吃，让我们上树去摘”。
　　刘慈珍被抓走时，只有 14岁，当天晚上，她就遭到三名日本士兵的侮辱。
　　彭竹英不仅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也是细菌战受害者。1938年，日军在岳阳使用细菌武器，9岁的彭竹英因此双目失明。
　　到1944年5月，日军来到彭竹英所在的村庄，“当时就站在门口，然后日军把我抱到车上，带走了”。
　　那一年，她15岁。
　　日本投降74年后，她们的故事以一种令人唏嘘的方式，走入公众视线。
　　2019年春节前夕，志愿者陈栋梁经多方打听，发现两位“慰安妇”受害者：凌方贞和堂妹凌朵英。经过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实地走访，两名“慰安妇”幸存者身份得到确认。两姐妹的说法相互印证，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逐渐轮廓清晰。

二战期间曾经被日军充作“娱乐所”的建筑，如今取名“宝塔旅馆”，仍对外营业。这家砖木结构旅馆位于岳阳市洞庭南路115号，前身是普济医院，由美国传教士建于1902年。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不愿提及的“禁区”
　　一道10米的青砖墙，隔开了墙里墙外两个世界。在当地居民的认知里，墙内发生的事是不言自明的、是“公开的秘密”。
　　凌方贞和堂妹在这里捱过了3个月。
　　她此前从未出过门，更没有与外人接触过，“我当时非常害怕，不停地哭”。
　　每次，侵略者会将掳来的女孩从关押的房间，带到另外的房间，事毕后再送回来。
　　被投入“慰安所”后，刘慈珍每天都会受到侵害。
　　“那床上的被子，有这么大的血嘞”，彭竹英回忆起来，仍然会浑身颤抖。每次被侮辱时，她都“只好闭上眼睛哭”。
　　张四珍在想起这段经历时，会不停地摩擦双手，“我很害怕，想逃出去，又没有办法，只有不停哭，又不敢大声哭”。因为一直“不听话”，日本兵不时会用枪来敲她的腿。直到现在，伤口还会作痛。
　　有些女孩因不堪屈辱而反抗，最后往往会遭受皮鞭殴打。为了节约时间，日方不允许她们穿衣服，“只能缩在被子里”。
　　日本兵称呼凌方贞“希罗酱（Miss Shero 音译）”。多年过去，“请坐（どうぞ座ってください）”“请进（どうぞお入りください）”等日语词，依然留在凌方贞的记忆里。“慰安所”里的生存状况很差，饱一顿饥一顿，吃的都是剩菜饭，“全看日本兵的心情”。
　　日本全面侵华八年间，先后有20万中国女性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大部分女性被残害致死或无法承受屈辱而自杀，只有一小部分幸存下来。
　　1945年3月，中国军队反攻平江，凌方贞和同乡女孩一道被解救。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成为很多人终生不愿再提及的“禁区”。

二战期间曾经被日军充作“娱乐所”的建筑，如今取名“宝塔旅馆”，仍对外营业。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她是受害者”
　　3月8日，陈家坡。刘慈珍推开屋门，步履蹒跚地迎了出来。
　　她戴着紫色毡帽，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门外那棵樟树已逾百年，看着来往过客。刘慈珍爱干净，她不时会掸一掸衣服上的尘土，又摘掉粘在袖口的毛球。
　　“这么大年纪，有什么说头，过去了就过去了。”刘慈珍双手紧握。过去几十年，她从没向养子提起过曾经的经历。
　　彭竹英要爽快一些。几十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让她干起活来轻车熟路。彭竹英仰着头，伸出双手，在胸前方左右摸索，触碰到辘轳铁柄后，熟练地压起了水。
　　“慰安所”的经历，注定将缠绕她们一生。
　　被解救后，凌方贞嫁给一位忠厚农民，以务农为生。婚后，她育有四儿两女，因家庭困难，有两个儿子一出生就送了人；张四珍回家时，父亲已经病逝。24岁那年，她嫁给一个抗战士兵，后来生育了三儿一女。
　　“男人不嫌弃我，他说，你还是愿意怎么活，就怎么活，那是日本人抓你去的，又不是你愿意去的”，凌方贞低下头，一双因劳作而粗糙的双手，不住扯弄着布绢，“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她捂住了眼。
　　汤根珍今年已经99岁，卧床3年。她所住的东卧，没有阳光照射，冷清阴潮。被抓走那年，她 18岁。
　　十多年后，汤根珍的经历在村里传开，有人说她“嫁给日本人”，更有人说她是“汉奸”。
　　“慰安妇”这个词远未流行的时候，这个群体被另一个充满歧视意味的词指代：日本娘。
　　“废了，活长了，没有用”，躺在床上的汤根珍眨着浑浊的双眼，眼皮耷拉下来。她住在郭镇乡建中村，距岳阳市区14公里。家里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客人来，墙上的手撕日历，时间停在3月7日。
　　战后，彭竹英一个人生活了三十余年。和汤根珍、刘慈珍一样，因为日军的摧残，她们都失去了生育能力。
　　张四珍患有高血压，一天需吃两次药。目前，由大儿子照顾饮食起居，每年能领到1000多元的补助。
　　凌方贞的大儿子一直未婚，次子多年前离婚，两人目前都在外务工，她由25岁孙子贺毛保照顾起居。凌方贞一直饱受心理阴影困扰，她的经历不敢告诉子女，也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
　　3月9日，上海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陈丽菲教授，从上海带来3个女学生，对凌方贞进行了口述录入和影像采集。
　　直到身份通过媒体公开后，村里人了解到，凌方贞曾被日人本抓过，她是受害者。

“宝塔旅馆”的房间内，仍然保留着老式木椅。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与时间赛跑
　　曾经遍及日占区的“慰安所”，如今或被改建为陈列馆，或因为地处偏僻荒废至今。
　　彭竹英家仅200米远处，当年被称为日军“娱乐所”的建筑，如今易名为“宝塔旅馆”，仍在对外营业。
　　这家砖木结构的旅馆位于慈氏塔下。建筑前身是普济医院，由美国传教士建于1902年。
　　“当时日军的慰安所，就设在了塔前街普济医院院内”，湖湘文化与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收录资料显示，所有的女孩体检以后都登记造册，除了本名，还要取一个日本名字。
　　日军将妇女根据姿色和年龄，分为甲、乙、丙三等，依照等级标价，门口有日本宪兵把守，日军每次支付2元、1元和5角不同的票券，这些票券是日军的战时专用货币，可以在日占区购买货物。
　　69岁的张德祥是旅馆的老板。2000年买下这座荒置的旧式阁楼后，他与妻子共同经营至今。二楼110平米的空间，被厚板隔成了10个单间。虽然建筑历经数次翻修，但4平米大的隔间和红杉木楼梯，仍保留着最初的模样。
　　彭竹英曾描述，在每个单间里，都会传来“嘎吱”响的床声，过道日本军靴踩踏木板的声响，还有惨叫的声音。
　　张德祥以每晚30元价格，将这些单间对外出租。这里的住客，有摆地摊摊贩、长途火车司机，还有清洁环卫工。他们对这家旅馆的历史并不清楚。张德祥打算将“宝塔旅馆”继续经营下去，“这家旅馆已被列为文物保护范围，政府将在今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翻修”。
　　2017年，一部有关“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二十二》，将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带到世人面前。导演郭珂说，拍摄影片，是想留下这段历史，不被后人所遗忘，“当我们的后人再次看《二十二》时，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回知道曾经战争中，有这样一群人，在战后70余年间，或多或少地还饱受着精神或肉体上的折磨。”
　　郭珂最遗憾的，是被自己片中记录的老人，接连传出去世的消息。收集历史证言的紧迫可见一斑。不过，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幸存者勇敢地站了来。
　　陈栋梁希望，通过讲述者的个人经历与历史记忆，将历史的真相在代际之间传承，进而转化成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的集体记忆。让日本右翼能正视历史，承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是陈栋梁的目标，也是现存6位老人的心愿。
　　公益机构已经是连续第四年走访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老人们年纪大了，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工作人员说。
　　3月10日，平江县左源村凌方贞家。厅堂的檀木桌上，摆放着一台旧电视机，屏幕上覆上了一层厚土。
　　或许是不堪回首的往昔经历，在心底留下难愈伤口，凌方贞每次听到打雷声，身体会不由自主地一缩。晚上，她不敢开电视，“见到鬼子，我这害怕”，她拍着胸口。
　　梦境或许是个港湾。梦里是凌方贞15岁那年，她和“妹仔”坐在开满黄色野花的庭落里编花绳，嘴里唱着童谣。在身后，白色郁金香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