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型第三极到古今“一带一路”

从“天下”型第三极到古今“一带一路”

──《看不懂春秋战国，就看不懂中国和世界》摘录

文扬（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编者按：文扬教授的“70年对话5000年”阐述中华文明诞生历史是一个“天下”型国家──“天下国家”，或称“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有的也是必然的产物，是对“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守护，确保它不解体，不灭亡。文扬教授的这一思想与赵汀阳教授的书《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和杜钢建教授的书《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以及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等中的思想是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是对新时代党中央致力于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的响应，作的新《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梳理和探索，其中的缺环可以相互补充和校正──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不是从零开始，它远不止继承古丝绸之路的开放传统──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立足于十大主要原理──第一个就是珠峰映射原理──青藏高原是人类共同的舞台，世界淡水塔，是人类最早活动之地；喜马拉雅山的珠峰海拔8844米，世界最高，誉为地球第三极，对周边环境有重大影响，如四川盆地受到珠峰映射很大，在中国四大盆地中，只有四川盆地海拔最低（300米至700米），四川处于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但有横断山、邛崃山、岷山，有垂直分布的各种尺度的海拔高度（最高是贡嘎山7556米），使得生物种群呈立体分布，盘古、嫘祖、大禹诞生在此。为啥？黄河和长江主要源头在四川阿坝，岷江、沱江、嘉陵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在四川；四川盆地古代是大海、内海、盆塞海，三峡出口打通后才形成外流型盆地，但三峡口子很小，外界低空气流难于倒入，加上四周环山，四川盆地具有海洋性气候，昼夜或一年四季温差不大，适合动植物繁衍，生活舒适，处于北纬30°黄金线上（在北纬26°至34°之间），有最佳温度和湿度（纬度45°内、经度120°内），于是有了4万年前“资阳人”和200万年前“巫山人”，多种生物发源和生存于此。四川位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交界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质运动复杂，产生过攀西大裂谷，发生过多次强烈地震，形成了许多地貌特征。

杜钢建教授等推动的“人类文明起源于湖南热”，与巴蜀远古文明及中华各民族人，“本是来自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那里的河流和堰塞湖因大地震溃坝形成远古巴蜀盆塞海，及其远古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和远古联合国”不矛盾──杜钢建教授说：“从历史文物看，关于有巢氏记载的历史文物有四川绵阳地区盐亭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龟碑。该碑相传是禹王时期所立的盘古王表石碑”──杜钢建教授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揭示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也推翻了20世纪考古发现所带来的判断，即北非与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天府学”的《非洲多贡人与四川贡嘎山初探》赞成谢维扬教授的《21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中说：中国古代史迄今未能在一系列主要和重要问题上建立起公认的解释的基础，这需要新世纪的古史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这表明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走出西藏，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由此的贡嘎山视角是：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以及中国有类人猿，这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即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贡嘎山雪人”约200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代约20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是已经进化到“智人”的一部分现代人种。何拔儒先生出生在四川盐亭县。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证据的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中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

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文明，有没有形成原始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斯克兰顿《物理学家多贡人》中的解读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斯克兰顿说：“过去也没有一个人类学家会去把一个简单的部落涂鸦和神秘的科学图表进行比较。但是当这样的比较一旦发生，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令人惊奇的相似”。斯克兰顿对多贡文化研究提供的模板，正好供我们去理解非洲多贡人与四川贡嘠山“雪人”的现在品种繁多的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科学之间的联系。因为在远古，嫘祖发明“丝绸”和开辟“丝绸之路”类似“高科技”──多贡人物理的贡嘎山解读比较──如果我们不怀疑原始的非洲多贡人有“高科技”的需要──因为最基础物理、数学原理，是不分时间、空间、物质、能量，逻辑也都能成立，是一种抽象思维“智力”，更是自然运动的组合，不然宇宙也不会诞生出“人”这种复杂的东西。在《被禁止的科学》书中，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解读多贡人的许多物理学的例子和方法，都可以联系华夏上古文明和新中国解放后70年来的事情，作比较学解读。例如，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后半部分，抬出国际主流前沿科学的“弦理论”来作评判标准，这使我们之间获得有了一个共同的比较基础──丝绸也类型“弦”。

斯克兰顿在《物理学家多贡人》中说得很清楚：“弦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时走在了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弦理论认为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是一些微小的一维闭合圈，即闭弦，这些闭弦像橡皮筋一样按不同速度在振动。这些振动反过来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量子力和基本粒子……根据弦理论，能量弦的一个功能就是产生粒子的四种基本作用力──重力、电磁力、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在每年一次的宗教仪式上，多贡人会在地上画一个图形用来代表阿玛神的266个种子或者符号。这个图形由一个大圈和大圈里面的一个小圈所构成。在这两个圈之间的空间里画满了一系列的曲线……这个完成的图形和现代科学所画的量子弦的一种典型的振动模式图非常相似”。由于我们不是国家主体或国际主体的科学家，而是在没有科研经费和弦论专业培训下的社会基层，坚持业余自学走上独立研究弦论的道路的。所以我们类似是一个“多贡人”或“贡嘎山”多贡人，研究丝绸“弦论”──非洲多贡人生活在马里中部高原尼日尔河的一条近200公里长的有河湾的大峡谷；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思维》书中认为：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一种与现代人类思维一样具有逻辑性、抽象性和富于理智的思维方式，有其存在价值和理由。即原始人类也具有很强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例如多贡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就很强，多贡人弦学的思想体系要比绝大多数的其他非洲民族来得更为抽象，而连接古今一带一路。

数年前由四位顶尖学者倾十年之功完成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无论这部被认为代表了“新史学”中国史研究世界水平的著作取得了多高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多少赞誉，被多少名牌大学当作教科书，它的先天缺陷却是如此的显而易见──秦汉不是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夏商周才是；秦汉之于中国，完全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秦汉不是中国最早的统一时期，从“天下一统”的角度看，周朝是第一次，秦汉是第二次；没有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不提前者，后者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这不是历史──周初建立的是“天下国家”，秦汉建立的也是“天下国家”，都不是普通王国或帝国，都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特的也是必然的产物。而整套“天下”体系和政治结构，则是周初的创造，并经过周朝八百年，特别是春秋战国五百年三大历史进程的反复糅合塑造，最终才孕育出现代化的“天下国家”秦和汉。

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重大事实，周朝初期形成的“德治天下”和“协和万邦”伟大理想，直到今天的现代世界还远远没能实现。三千年来谁著史？三千年前谁领先？为什么故意无视呢？将中华文明中的秦汉对应西方文明中的古希腊古罗马，同称“古典时代”，表面上看似乎也算一种学说，但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实际效果是什么呢？在中华这边，秦汉距今只有2000多年，原本的5000年文明史被一下子截掉了3000年，少了一大半；在西方那边，古希腊古罗马本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在内的古代地中海社会一部分，一旦被并入了所谓“西方文明”，原本只有1500年文明史的西北欧社会又接上了另一个社会的1500年历史，最后结果，好像西方文明史比中华文明史还要悠久，还要连续！对于西方学者明显属于“西方中心论”和“现代中心论”双重错乱的问题，实际上没必要再平等讨论，只能彻底扬弃。环顾中国历史研究领域里西方学术霸权留下的一个个“精神殖民地”废墟，中国学者还有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要做。

欧美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就是运用基于近现代欧洲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模型，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并使用比较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相互对照，试图找出为什么中国的秦朝实现了统一，而欧洲始终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关于这项研究，出了不少学术成果，有人强调地理因素，有人强调文化因素，有人强调支配和制衡或进攻和防御的平衡因素，但都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许田波2008年完成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一书，代表了欧美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前沿。该书基于如下基本假设：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近现代欧洲在很多方面有相似性──起源于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封建社会，有着频繁的战争，经历了封建体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的形成，有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等，因此可以运用比较历史学、以国际关系理论和行为主体性为核心的理论方法进行对比研究。

研究的结果是：之所以近代欧洲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的局面，而中国却走向了统一，是因为春秋战国中的列国采取了“自强型改革”和“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而欧洲国家却都采取了“自弱型权宜措施”的对应和相对“笨拙的”外交策略，所以前者的国家力量越来越强大，最终迎来了秦国的统一，而后者则由于“实施‘自强型改革’之晚和推行‘自弱型权宜措施’之早，继续使欧洲偏离强制型轨道”，而失去了武力统一的机会──不能说该书中使用的“竞争性逻辑的动力学”理论模型不学术，长达42页的中西文参考文献目录令人肃然，书中也不乏精彩论述和深刻洞见，但总体上，这项研究却又是双重错乱的典型。由于“西方中心论”立场，作者将不具备对称性的中国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西方两者硬塞进比较历史学的对称性案例研究框架当中，于是不得不忽略大量的差异性，勉强求得一个简化对比中的简化结论。又由于“现代中心论”立场，作者实际上是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下来分析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完全丧失了历史感。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如果不改变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哪一种“新史学”，都是死胡同，出来的研究成果也都是误人误己。

自周朝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天下国家”，与普通国家有着根本上的区别，所以，在涉及中国历史上各种重大的国家问题时，不能简化到与普通国家相提并论。由于“天下国家”数千年历史有一个“平天下”的“总事业”贯穿始终，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总成绩”──“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存续和发展、“广土巨族”的形成──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独特性。例如，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个历史之谜的中华政商关系，就需要在“平天下”的事业中破解，而且会发现其独特性的根源深藏在三千年前的商周之变当中。《吕氏春秋》曰：“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又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3] 即是说，“平天下”的事业，在于通过“天下为公”实现全天下范围内的安国、安家、安身。

周朝初期，以政治单位的层级结构和政治伦理的礼乐制度为核心，周王室（宗主国）为顶级，封国和服国（诸侯国）为第二级，士大夫采邑（贵族领地）为第三级，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内含天下结构的“天下国家”。然而，尽管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制度设计，细密而严谨，繁复而有序，“郁郁乎文哉”，却还是太超前于当时的时代了。管仲曰：“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老子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意思是，“天下国家”是一个整体秩序，这个秩序对全天下每个政治单位包括每个人都是有要求的，必须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不可以自行其是。很显然，这太理想化，只在非常完整的、成熟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中才可能实现。

事实上，周朝初期的天下，还远远不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天下”型定居文明，甚至大部分地区都还属于化外之地。化外之地渐次开化，先后融入定居文明区，最终合并成为“天下国家”的组成部分，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完成的。70年对话5000年，今天回看春秋战国时期这段对于中华文明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会发现这五百多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渡期，也不是诸侯称王称霸故事、诸子百家争鸣故事等流传至今的历史典故所能概括的。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并行地贯穿着三大历史进程，而正是这三大历史进程的先后完成，才共同促成了秦朝的统一和秦汉帝国的建立。

第一个进程是国家的兼并和集中，数百个林立的小邦国，合并成为了七个大国，最终又统一成为了一个超大国家。周初封建，“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但这七十一个分封国，其实只是当时全天下邦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按《逸周书》的说法，在封国之外， “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关于这些臣服于周朝的前殷商小邦国，或者就是小部落，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录，人们只知道周朝历史到了《春秋》记事的时代（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只剩下十几个方圆数百里乃至数千里的大国存世，绝大多数小邦国或部落都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被兼并融合了。再到战国时代，又完成了一轮大淘汰，只剩下了七个更大的国家。从七百多到七个，集中度99%，这是在干什么呢？如此剧烈的兼并融合，其历史意义是什么呢？

小国被大国吞并、国家数量越来越少的兼并集中进程，世界历史上不乏其例，也最容易纳入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加以解释。例如查尔斯·蒂利的“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创造国家”的民族国家理论等。但是，如果只看到国家，甚至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简单理解为相当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行为主体，就不能真正理解其历史本质和意义。很多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点：春秋战国诸侯国的特殊性在于，它们虽然都已是典型的领土国家，但是在观念意识中，“天下”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就是群雄割据的所有领土国家的总和。因此，每个诸侯国都天生自带复兴天下的使命，各国君主都被告诫其言行要取信于天下，通过施行仁义“天下可运诸掌”。所以，就其本质而言，每个诸侯国都是在周初“天下国家”解体之后进入了“据乱世”阶段但仍然怀抱“太平世”理想的一个小型“天下国家”。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历史演进是带有方向性的，国家的兼并和集中也隐含了某种目的性，并不是只服从于丛林规则。到了战国晚期，七国无一不建政府、定法制、备官守、设郡县，本质上已属于同一种制度甚至同一种风俗文化的“现代国家”，相比周初时参差多态、类别不知凡几的七、八百个邦国部落，已经高度发达，既不属于同一类别，也非处在同一水平。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确有一个“战争创造国家”的进程贯穿始终，但这八百年却是“天下国家”从早熟到成熟、从理想到现实的一个具有自身演化逻辑的阶段性历史运动。而无论是欧洲近代早期，还是当代世界体系，并没有 “天下国家”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与春秋战国不可同日而语。第二个进程，是散布于东亚大陆的众多蛮夷戎狄族群大规模同化融入华夏族群。

周初封建，在山东北封齐太公，南封鲁周公，开始有了齐国和鲁国。但齐国和鲁国所在地区的原住民分别是莱夷和东夷，再往南的淮水流域还有淮夷，在建国早期，新移民与原住民相互争地，杀伐不断。所以，齐鲁两国的发展壮大过程，同时就是夷人被同化的过程。及至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救燕国灭山戎那个时期，齐国内部的族群同化融合应早已完成。

晋国始祖是成王幼弟叔虞，始封于河汾以东的太原，该地的原住民是“群狄”，即商周时的猃狁、鬼方、鲜虞及后世的丁零、敕勒、铁勒、突厥等。《诗经·六月》所记周宣王遣尹吉甫“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左传·昭公十五年》所记晋大夫籍谈有言“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等，即反映了晋初周人农民与游牧戎狄错居杂处、互有攻伐的情况。及至鲁庄公十六年曲沃武公为晋侯时，“谓晋人曰：‘与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晋师伐夷，杀夷诡诸”。晋献公时号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11]，大量的狄人部落如皋落氏、骊戎、耿、蒲、屈等，都在这一时期先后被灭国。再说秦国。与周人东进的方向正好相反，原属东夷居于曲阜的秦人，在商朝末年从山东穿越中原来到西北，取了周人故地。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秦人赢姓，始祖是东夷白帝。西迁时，赢姓的一支去了山西，成了后来的赵国；另一支去了甘肃和陕西，就是后来为周孝王养马，并“分土为附庸”的秦赢。秦仲被封为西陲大夫，为周王室“保西陲”，岁岁攻伐，到秦文公五世中有三君死于戎难，历时四百余年与西戎混居杂处，相互融合。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西戎整体即已全部被秦、晋、赵等国同化。《后汉书》中所记的西戎，只剩青海诸羌。楚国更不必说，连是否正宗的黄帝世系都大可怀疑，所谓帝颛顼之后、唐祝融之后、夏昆吾之后、殷彭祖之后、周始祖曰熊绎等各种认祖归宗都是自称的，无法考证，总之与中原族姓世系有别。建国之后，在南方不断融合百濮百越“群蛮”，在中原则将汉阳一带周初姬姓诸封国吞并殆尽。经过数百年同化融合，无论从种族上还是文化上讲，楚国整体上还是更接近于荆蛮。也是到了齐桓公称霸的时期，楚国崛起成为大国之一。

所以，若以齐桓公的霸业高峰时期为阶段标志，如公元前664年率大军灭山戎孤竹之年，此时距周初分封诸侯过了大约三个半世纪。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齐和晋，是中原对外扩张消灭戎狄，而秦和楚，则是蛮夷向内同化融入中原。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华夏族的扩张和对蛮夷戎狄的同化。第三个进程，与种族融合进程相一致且更为本质的一个进程，就是定居文明区域的同步扩大。一些学者认为，华夏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并非是种族上的，而是由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如拉铁摩尔，他的“移置理论”认为，在北方草原地带过着游牧生活的戎狄部落，实际上是被很早就居住在农牧交界线附近的边缘人口“推动”出来的，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人口和土地不断扩张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戎狄部落不过就是当初边缘人口中那一部分更能适应大草原自然环境的人群而已，种族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史记》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也是一个佐证。

周朝以迁居到岐下周原的周人氏族为文明主干，周人继承后稷、公刘的稼穑传统，推进农耕，发展农业，所以，当开始实施“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武装殖民政策后，基于农业经济的定居文明就在一个很短时期同步扩大到了各地边疆。这应该是在那个历史时期最大的一次定居文明圈的扩展。七十一个诸侯国，就是七十一个定居文明核心区，这应该没有问题。然而，农民集团在全天下范围内进行武装垦殖，这一战略性扩张行动的另一面，必然是对于全天下先前的采集者、狩猎者、放牧者部落领地的战略性抢占和掠夺。对于采集者、狩猎者、放牧者们来说，原本自由自在、居无定所、四处游走的生活，变成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居住下来，每日在一片固定的田地里耕种，或在一座固定的房子里缫丝织布的生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转化。

蛮夷戎狄融入华夏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这个转变过程，并无其他。因为一旦定居下来，从事重复的农耕和养殖生产活动，就是一整套的新道德和新风俗，文明发展的速度也随之加快，城市开始出现，成为定居文明的主要标志。反映在汉字上，“國”与“野”相对，《说文》段注：“歫國百里曰郊”，“郊外謂之野”；而“文”也与“野”相对，《论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中的含义是，只有武装边界之内的國才有定居文明，而边界之外的野，既可以是农耕也可以是游牧或游猎，处于荒蛮世界。分封初期，最靠近“天下之中”的鲁、卫、宋、郑、陈、蔡各国，或是先王故都，或是文物重地，历经数百上千年文化浸润涵养，已成华夏族的人文渊薮所在，声教衣冠名区。相对于晋楚齐秦燕吴越等边疆国家，在这些中原小国里见不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各部落，也没有“被发左袵”、“断发文身”等风俗，文化上都是“君子国”，血统上都属“正宗”，也就是农耕定居文明的核心区。

但是，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历史大势，却是文化高人一等的定居文明核心区注定被半开化的边疆大国先后灭国。晋楚中原争霸、齐秦东西二帝，核心区的老贵族国家都先后成了大国霸政的牺牲品。如果抛开国家的表象，仅从蛮夷戎狄被同化并转入农耕定居生活方式的先后顺序上看，其规律即表现为：率先转入定居的地区一定会出现文化和经济上的昌盛，但尚武精神也迅速消失，国力随之衰落，随着晚近转入定居的地区在四周崛起，国力增强，前者终将被后者征服吞并。这一可以被简要归纳为“早定居者衰，晚定居者胜”的规律，不仅只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贯穿于全部人类文明史。从古埃及古苏美尔覆灭到雅利安征服古印度，从古罗马帝国亡于北方蛮族到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从东胡女真入主中原到欧美列强统治全球，各文明历史概莫能外。综合以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无与伦比之处在于，这五百年里包含了国家的兼并集中、种族的同化融合以及定居文明区域的层层扩大这三大历史进程。而秦朝大一统的实现，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则是这三大历史进程共同的结果。

最终，通过这三种历史进程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最佳条件，并在“早定居者衰，晚定居者胜”历史规律的作用下经过上千次战争决出了秦国这个“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 [17]的终极胜利者，天降大任于斯人，由它一举完成了大一统历史使命，重建了周初开创的“天下国家”。70年对话5000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些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在整个世界的文明史上，不仅在当时是空前的，直到今天也还是绝后的。翻遍世界历史，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相比的时期。

西方学者看中国，一直都有很多难解之谜，甚至研究越多，谜团反而越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本不是因为中国问题有多神秘、多难懂，归根结底还是西方学者自身的问题。概言之就是两大先天缺陷：一个是老毛病，就是先入为主的“西方中心论”立场，用西方文明做标准评判其他文明；另一个可以叫做不由自主的“现代中心论”立场，用现代社会做标准评判古代社会。进一步讲，这两个先天缺陷是一病二症，因为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现代文明，其巅峰只出现在近代之后，所以偏于“西方中心论”也必然同时偏于“现代中心论”。结果就是，大多数的西方学者，既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他文明，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历史，两个偏向叠加之后表现为：在面对最具历史特性的中华文明时完全混乱，就像是带着一副近视眼镜遥望高山大川，怎么看也是模糊一片。

何为基本的出发点？既然世人公认，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最初的原生文明延续发展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那么理所当然，也只有中华文明最适合当作一种标准，用来对比其他文明，进行各种衡量，并描述出人类文明史的一般发展规律。在这个标准中，春秋战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就是：它是“天下”型定居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在这一独特文明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夏商两代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成型阶段，周朝八百年是封建制“天下国家”发展阶段，从秦朝开始是郡县制“天下国家”发展阶段。按唐代柳宗元的看法，在制度演进上，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为势所必然，也是“公之大”之后的自然结果。从“势不可”到“势之来”，从“私天下”到“公天下”，从周事“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到秦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归根结底，这是“天下”型定居文明自有的制度演进逻辑，只有中国人自己看得清楚。如果不是受到“西方中心论”历史观的干扰，今天的中国学人断不该连唐代古人那点见识都没有。

从柳宗元到现在，中华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又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演化了1200年，并成功汇入了全球化时代。立足于当下世界回看从“势不可”到“势之来”、从“私天下”到“公天下”的历史发展大势，难道不是来到了“世界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的新时代了吗？而包括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公之大”，不正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吗？从周初的“天下国家”，到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属于“天下”型定居文明的三千年演进脉络，不是从《圣经》叙事到“现代性”这个西方文明演进脉络，两者在“公天下”大势还是“私天下”大势的区别中泾渭分明。其实，反观西方文明，无论是真实的1500年，还是虚假的3000年，都没有经历过“天下”型定居文明的自发演进历史，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全球的“天下”时代为全人类指出共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