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

八神 · 发表于: 2019-4-11 10:57:42

源自：三星堆博物馆新浪官微

　　“巴蜀文化”的名称四十年代就已提出。近五十年来，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特别是最近十多年，四川等地的考古工作者围绕这一重要课题，做了大量的工作。结合文物普查和大渡河、雅砻江、安宁河、嘉陵江、长江三峡等江河流域的考古调查［1］，清理发掘了二十多处巴蜀墓群，达上百座墓葬［2］。发现了几十处巴蜀文化遗址，并对其中十多处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3］。最近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等遗址的发掘，获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使我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一、文化内涵
　　四五十年代时讲的巴蜀文化，时代大致限于春秋战国。现在讲的巴蜀文化（广义的）与以前有所区别，指的是以四川盆地为主要活动地区的巴、蜀两大民族所创造的具有独自特征的全部物质文化遣存，即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巴蜀文化区的物质文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巴蜀文化遗址的分布有一定规律。遗址多分布在濒临河流的高台地、低阶地乃至河滩上，有的依水筑房。房屋经常被洪水冲毁，又反复修建。成都西部的青羊宫、十二桥、方池街、岷山饭店等遗址都有这种现象。
　　巴蜀文化的房屋有干栏式、平地沟槽式和构木为台基的木构建筑，使用多种搭接和榫卯结构，以木骨泥墙和圆木建筑为重要特征［4］。
　　巴蜀文化的墓葬很有特色，概言之，早、中期的巴蜀墓以形状不很规则的浅穴土坑为主。随葬品多少不等，放置不整齐，如新繁、广汉等处商周前后的墓葬［5］。这种不规则的土坑葬制在涪陵小田溪战国巴王墓群中仍有所反映。晚期墓葬复杂多样，有船棺葬、独木棺式船精葬、大型木椁墓、介于船棺和木椁墓之间的木板墓，以及成批的小型土坑墓群等。这些墓中均随葬巴蜀式器物，应属于同一文化。形制的多样化反映了墓主身份等级的区别、地方文化的差异及其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等，是我们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关系的珍贵资料。
　　巴蜀文化的陶器可分为早晚两个器物群，相当于战国前后的器物群以五十年代发现的船棺葬［6］中出土的各式球形圜底罐、绳纹圜底盂、喇叭状小圈足豆和仿铜式陶釜甑等为代表，早于这个器物群的则以近年来在墓葬，特别是在遗址中出土的下腹内收的小平底（尖底）罐（钵）、细长柱状柄的豆形器、瘦长袋足盉、鸟头形长柄器、尖底小盏、角形尖底杯等器物为代表［7］。这些陶器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地区和时代差异，但都具有区别于其他地方文化的特征，是巴蜀文化的典型陶器。
　　相当于战国前后的巴蜀青铜器，四五十年代就有所认识。典型器物有柳叶形剑、烟荷包式钺、大三角形戈等兵器，辫索纹竖环耳的釜、鍪、甑等容器，斤、凿、削等工具和铜印章等。青铜器物上刻铸的巴蜀符号也是判别巴蜀器物的特征之一［8］。近年的发现进一步表明，商周时期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出现了以扁平长援戈、圆形空首钺、宽叶长骰矛、扁平式短剑为主的武器，以罍、尊为主的容器，以造型独特的人面像、人头像和动物模型为突出代表的成组青铜器［9］。这些器物无论器种，还是器形，与战国时巴蜀铜器既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又有一定区别，是巴蜀文化不同时期的标型铜器。基于它们独特的造型和一些有别于其他文化的冶铸技术［10］，可以确认这些青铜器是本地铸造的。
　　巴蜀文化的玉石器很发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与青铜器并存，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精巧细致的石质工具，如凿、锛、斧等，多数磨制很好，有些用玉石制成；第二类是粗大的打制农具，如有肩石锄、铲、长条石斧等，多在河边遗址中发现［11］；第三类是玉石礼器，如璋、戈、矛、琮、璧等，虽然形制上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装饰花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再如大小不一的成组石璧、玉凿等［12］，也是巴蜀玉石器的独特之处。
　　二、年代体系
　　经过近年以遗址为主的考古发掘，我们将巴蜀文化的遗存从地层学、类型学的角度进行了分类排比，结合运用现代的年代测试手段，初步建立了巴蜀文化的年代体系。
　　巴蜀文化的下限应定在西汉前期。如在绵竹、绵阳、大邑的木板墓［13］，犍为的小型土坑墓，成都石羊场的独木棺木椁墓中，以巴蜀式器物为主，并与西汉典型器物共存，可见西汉前期四川的巴蜀遗民还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习俗，仍属于巴蜀文化的范畴。到汉武帝以后，统一的汉文化占了主要地位，巴蜀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基本结束了。但巴蜀文化的某些传统，如在东汉的画像砖（石）、成汉时期的陶俑制作，乃至隋唐的石。窟艺术等方面，仍有遗留。
　　巴蜀文化的上限，随着考察工作的深入，不断向前推移，目前至少可上溯到新时器晚期，还不能说已找到了源头。根据广汉三星堆、雅安沙溪坝、荥经同心村、成都方池街和十二桥等遗址的发掘，联系到过去的工作。可以把早于战国的巴蜀文化遗址排成序列。1980～1986年发掘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十二桥遗址，是四川巴蜀文化年代体系的重要链环。
　　广汉三星堆遗址，1980～1986年经过五次正式发掘，根据地层区别和器物排队，可划分为四期，达四期代表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之际的一个完整的文化发展过程，或可称为“三星堆文化”［14］。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相当于龙山时代。所选标本的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较早的为距今4700年左右，偏晚的为距今4075±00年；树轮较正为距今4500±150年［15］。第二、三期出现的陶盉、觚、瓶、高柄豆、大口尊等器物，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期文化相似，大约相当予夏商时期。碳十四测定的几个年代数据，均在距今4000～3500年间，其中一个为距今3765±80年［16］。第四期出现的尖底器删与新繁水观音等遗址同类器物相似，时代应在殷周之际。标本测定为距今2875±7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3005±105年［17］。整个三星堆遗址从距今4700年延续到3000年左右。成都十二桥遗址经过一年半的发掘，目前已清理到第十三层，自下而上为商周一春秋战国一汉代一隋唐文化层。第十三层至第十层与广汉三星堆三、四期相近，相当于液周时期。保存大最木构建筑的第十三层，碳十圆测定年代为距今3680±75年，接近商二里岗期。第九至八层出现了绳纹圜底盂、喇叭口状矮圈足豆等一批巴蜀文化晚期的典型器物。时代相当于春秋战国。这种文化风格一直保持到汉代文化层（第七、六层）。第五至三层为隋窘窑址堆积层，本文不予论述。以三星堆、十二桥遗址为主，结合新繁水观音，成都羊子山、指挥街、青羊宫等商周战国遗址和涪陵小田溪战国墓、新都战国墓等材料，可以认为，基本形成了距今4700年一2000年连续不断的巴蜀文化年代体系。
　　三、分期及定名
　　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为巴蜀文化的分期和各期的分别定名提供了可能。最近几年从巴蜀文化的总体分期到各地遗址、墓群的具体断代分期，许多同志都在进行探索。基本倾向分三大阶段，即新石器时代末期、青铜时代前期（相当商周时期）、青铜时代后期（相当春秋战国时期）。笔者在“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分期》一文中采用早、中、晚三期的分法，并作了分析［18］。其中每一个大期还可以再分小期，这就需要对各个遗址、墓群进行细致排队后再深入探讨。就总体分期说，由于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三分法也还嫌笼统，需要进一步研究给予适当的定名。
　　从文化内涵考察，巴蜀文化的早、中期连续性强，确切的分界目前还不很清楚。在广汉三星堆遗址中，若以目前确定的一至四期文化为准，巴蜀文化的早、中期界限似应划在三星堆遗址一、二期之间。也可以用“三星堆遗址下层”’代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用“三星堆遗址上层”代表青铜时代前期文化。
　　巴蜀文化中、晚期之间，器物类型组合、纹饰特点、遗址和墓葬的型制都有明显不同。如中期多见土坑墓，器物多为长柄、三足、尖底陶器。晚期流行船棺，器物多见各式小口圜底罐，铜柳叶剑、烟荷包钺，釜、鍪、印章等，一些铜器上往往刻有巴蜀符号。虽然部分器物与中期有一定承袭关系，但较多的是过去未出现的新文化因素。由此可以推测，中、晚期之间可能有一个较大的社会文化变革。从地域分析，晚期巴蜀文化虽然有川东和川西两大类型，但器物组合基本一致，只是器形略有区别，如柳叶剑的宽窄，钺或戈的多寡，船棺两端是翘还是截齐等。这说明战国时期巴、蜀两国的统治集团可能源自同一个民族。从新都蜀王大墓出楚式铜器和“邵之飤鼎”铭文分析，两国统治者大约都由与楚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巴人组成。
　　结合历史记载，把早中期的延续性及中晚期的突变性联系分析，笔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早、中期巴蜀文化的创造者都是蜀族人，这两期文化大约相当于传说中的蚕丛、鱼凫到杜宇王期，这一时期发展到宜昌、陕南的文化分支也应是蜀族所创造。晚期川西平原的巴蜀文化，则是川东巴族人灭掉蜀族统治的国家（杜宇王朝）后，建立的新王朝（开明氏蜀国）创造的。他们带来了川东巴国的文化，并吸收了原来蜀族的文化因素。春秋战国前后，蜀国与巴国并存，形成了晚期巴、蜀两国文化基本相同又略有区别的新的文化共同体。我认为只有这时，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巴蜀文化”（狭义巴蜀文化），这以前的青铜时代前期文化则应称为“早蜀文化”或“古蜀文化”。至于三星堆下层所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所谓“早期巴蜀文化”，应该用首次发掘的典型遗址，将它单独命名，称为“三星堆一期文化”，或“三星堆下层文化”。
　　四、分布区域与文化类型
　　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巴蜀文化，在距今4700年一2000年的漫长时期内，总体趋势是在不断扩大。但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消长。新石器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分布在西起汉源雅安，东到宜昌地区，北到绵阳，南到长江沿岸这样一个东西狭长的区域内。青铜时代前期（商周时期）仍以成都为中心，西起汉源，东到长江三峡两岸，向北发展到陕西汉中、宝鸡等地一个南北较长的地区，汉中城固、宝鸡茹家庄等锅器群也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后期（战国前后）在四川盆地全境均有分布，并在成都和涪陵一重庆形成两个中心地区。后期巴蜀文化向西向南发展较大，在茂汶、芦山、石棉、会理及湘西、鄂西地区都有发现，对云贵青铜文化也有一定影响。这是巴蜀文化地域最广阔的时期。
　　在广阔的区域内，不同时期不同地带存在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文化类型。新石器时代晚期，川西可以分为广汉中兴场、汉源背后山、雅安斗胆村等类型［19］；四川东部如何划分，尚待进一步考察。青铜时代前期，可分为广汉三星堆上层、新繁水观音、成都十二桥、忠县｛上洽下甘｝井沟等类型；汉中、宝鸡与巴蜀文化相类似的青铜文化，也应属于巴蜀文化中一些独立的区域类型。青铜时代晚期（战国前后）的巴蜀文化以成都、重庆为中心形成两大文化类型，分别以新都蜀王墓［20］和涪陵巴王墓［21］为突出代表，同时以不同形式的船棺葬、土坑墓群和既相类似又有区别的器物群为特征，与古文献中对战国时巴国、蜀国两大文化集团的有关记载基本相符。此外在周围地区还存在其他一些文化类型，如荥经同心村战国墓群，峨眉、犍为土坑墓，加上绵竹、绵阳、大邑的木板墓等，都很有地方特色。秦灭巴蜀以后，文化中共同的因素逐渐增加，为统一多民族的汉代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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