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樾：登高望远谋全局——“大理经验”的意义与价值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陈建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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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谐，不仅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也关系到各民族的繁荣与发展；对于边疆民族地区而言，民族关系的和谐还事关边防的巩固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根据中央“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的要求，在国家民委的指导下，云南省以及大理白族自治州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和创新性做法，值得特别关注、重视和总结。

一：“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是历史经验的时代发展
　　我国是一个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多民族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制度化和政策化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因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就要站在国家和社会整体性的高度去思考和谋划；正因为多民族先天具有的多元性，就要特别注意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民族社会的复杂性特质。云南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大理州之所以成为首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之一，就在于云南省以及大理州深刻理解和认知当地的民族情况，并站在全局的高度高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云南省和大理州的这一思考深度和站位高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把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这一历史经验的当代发展，也是对习总书记所强调的“民族工作关乎大局”的遵循。
　　在新中国成立的第5天，中共中央就明确指示：“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中也明确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在宴请全国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成员时指出：“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我们应该有步骤地和切实地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我们应该帮助各民族训练和培养成千成万的干部，并为逐步改善和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而努力，以便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不仅如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为民族工作划出了“不出乱子”的底线。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更进一步要求：“我们的干部，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大民族主义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就是很注意这个问题了，有时也不免会有一些疏忽。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处处谨慎，否则小事情会变成大事情，局部问题会变成全局问题，即刻就会闯出乱子。”
　　按照中央的部署，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时强调：“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过各民族的共同努力，才能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习仲勋在主持西北局工作时也指出：“目前一切在民族团结的大原则下来处理，团结第一，处理一切问题都要看是否影响民族团结。”“过去和今天在我们西北工作的人，谁要是忽视了民族问题，谁就忽视了西北的实际情况；谁要离开民族团结的问题，谁就不是在西北这个地方工作，也就不是从西北工作出发。”
　　1981年，中共中央在《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中指出：“云南是我们伟大祖国多民族的一个缩影。”“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多民族边疆省是云南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在云南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全省党政军民各级组织和所有同志，都要充分认识做好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都要把加强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团结，作为执行每一项政策、做好每一种工作和处理每一个重要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关系到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的全局性重大问题，绝不可有任何的粗心大意。”
　　由此可见，“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这一认识，没有离开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创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也完全符合党和国家对云南工作的一贯要求。“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不仅是云南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大理州搞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带动全州发展的一条具有可复制性、可移植性的重要经验。
　　“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一个“谋”字，凸显了云南省委省政府在民族工作上思考的缜密和规划决策的高度。大理州的民族工作谋划，同样体现了这一点，我们从大理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效果和评估指标体系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谋划和扎实推进，大理州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才有今天的格局。

二：“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与“共治”互为因果
　　云南是多民族省份，大理州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共存共荣的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的自治主体虽然是白族，但从大理州以及大理古城这个具有“样本”意义的场域来看，大理州的各个民族都在其中找到了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这也显示出大理州在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深度思考和扎实实践。
　　事实上，民族区域自治法虽然规定由实施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自治机关的行政首长，但从制度规范上看，自治机关的组成从来就是包括自治地方各个民族在内的一个“共治结构”。这种自治与共治相结合、相协调的制度安排，体现了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规划、设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就特别强调，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利于合，利于团结，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没有“增加界墙”的意识，而且还有意识地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来打破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界墙意识”，主张把全国各民族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大家庭。而使各民族联合起来的制度机制就是国家统一领导之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就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根本在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理作为自治州，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民族工作中始终把握这样一个“大家庭”的格局，并据此把州内各民族都准确定位成“大家庭成员”。云南和大理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之所以具有可复制、可移植的特点，就在于此。
　　从云南民族关系和谐稳定的局面来看，妥善处理好“大家庭”的内部关系，的确发挥了重要的平衡作用。新中国各民族团结的大家庭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各民族共同治理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的话语背后，其实就是党和国家一贯主张的民族平等和反对“两个民族主义”的民族工作基本方针、根本原则。放眼全国各地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哪个地方是从全局的高度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并据此处理好“大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哪个地方就能够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发展好并保持住。
　　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大理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共存、共荣、共发展、共进步的大好局面，来源于大理州党政领导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框架之下把多民族特色用足用好，进而构建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相互嵌入格局，从而推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这一实践鲜活而具体地诠释了习总书记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要求，对于更好地凝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样板、路径和模式的意义与价值。

三：通过“集大成”，找准“人心政治”的着力点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定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新时代坚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定位，就是遵循中国共产党自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团结各民族于一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因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做好民族工作就是最大的人心政治；因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必须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筑在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之上。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强调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我们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做。人心政治的核心，就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之下妥善地安置各个民族，让各族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大家庭”，中华文化是包容各民族文化精髓的共有文化，多民族的中国是各民族共有的国家，中华文化是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通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始终坚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基本国情，始终强调民族团结这条生命线。
　　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相互嵌入并且共存、共荣、共发展、共进步的“大理经验”，同时也契合习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的重要论述。处理好中华民族大家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华文化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地就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习总书记指出，要向各族人民反复讲，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各民族要互相欣赏、互相学习，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
　　“集大成”的关键在于“集”。“集大成”不是把某一民族的文化简单拉升为中华文化，而是通过对各民族文化中的通识性、共通性因素进行总结、归纳和弘扬，让56个民族都在共有的中华文化中找到本民族的根基和归属。唯有如此，中华文化才能真正成为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因此，笔者建议，大理州可以考虑根据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在专家学者的协同支持下，着手组织和归纳，逐渐凝聚形成包括州内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大理各民族共有文化”，并通过各民族的大讨论，形成大共识，凝聚“大文化”，进而促进大团结、推动大发展、形成大繁荣。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有机地整合到中华文化当中，就是从理论到实践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要求，这一深度促进各民族文化融汇的举措，有助于让大理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找到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抓手和着力点。如此，由大理而云南、由云南而全国，大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经验才能更契合时代特色、更充满时代气息、更具有时代价值，一句话，才能更符合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新时代要求。

四：坚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
　　把民族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就要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习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民族工作关乎大局，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贯彻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就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期间明确提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也强调指出，只有深入研究民族问题才能做好民族工作，只有搞好民族团结才能使民族关系进一步稳定与巩固下去，“对这一点我们应很好地研究，不然在工作上又会发生乱子。”“要造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学习。了解不全面，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办法。”
　　在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中，中央根据云南民族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三个懂得”，这在云南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的一个共识：“各族人民都深深地懂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懂得我国各民族只有坚持平等团结和友爱合作，才能做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懂得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该《纪要》同时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对各族干部和人民，首先是汉族干部和人民，进一步进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民族政策的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教育。密切联系实际，做好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各族干部和人民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性。
　　这一基于云南经验并指导全国的经验，既是对云南民族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工作经验教训的思考与对策。现在看来，这一总结和要求仍具有借鉴意义。也正有鉴于此，云南省在《关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意见》中，把民族理论研究列为“十大示范任务”之一，这充分体现了云南在民族工作中的思考、规划、坚持与把握。
　　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程可以看出，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深入研究并付诸实践，这是云南省及大理州能够在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好、越走越顺的重要经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