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字与夏代文字之谜

八神 · 发表于: 2019-4-25 12:57:41

源自：文史杂志

⊙作者：冯广宏

一：巴蜀文字现身
　　李学勤先生说过：古文字的解读"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世界上已发现的古文字"目前完全没有解读的，业已寥寥无几。先秦文字除了汉字，可以确定的只有巴蜀文字。如果能够解读出来"必将对历史文化研究有较大帮助。近年从出土文物中发现的巴蜀文字，大致属于古蜀开明王朝的特殊产物，其时代主要是战国。二十多年来，许多学者曾作过不少研究，迄今至少可以区别出三百多个不同的字符；但明确解读出来的为数极少。
　　巴蜀文字是一个客观存在，应当不算什么新发现；可是古人却长期视而不见，任其在鼻子底下溜走。例如，清道光时冯云鹏兄弟编印的《金石索》卷二，著录了一件先秦“夔戈”的三字铭识，还按古汉字解读，写出了释文。其实那是一件蜀式无胡铜戈，上面刻的正是三个巴蜀文字。金石家其所以作出错误判断，大概是受了西汉扬雄所著《蜀王本纪》的误导。此书业已亡佚，晋左思《蜀都赋》刘逵注曾经摘抄了一段，在历数蚕丛、鱼凫、开明等蜀王之后说：
　　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摘抄的则是“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这段记载对后世影响很大。按书上所说，那时蜀人文化很低，似乎根本没有文字。为此，直到20世纪初，许多学者也不肯相信，天下居然还会有一种巴蜀文字存在。在1921年前后，成都北郊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忽然出土一批古铜器，上面刻有特殊的纹饰和图符，当时不少金石家兴奋地认为，那可能就是人们盼望已久的夏代文物和文字。早期收藏在四川万县一个乡村寺庙里的錞于，后来藏入华西大学博物馆，上面就刻着一些巴蜀图像文字；1936年《华西学报》第5期曾作过报道，仅称之为“巴文”。其后，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不少专家云集成都，他们之中有一些爱好收藏的专家，对古董市场里的白马寺铜器颇感兴趣。疑古派史学家卫聚贤先生，便是其中之一。1941年，他将购得的11类48件器物上的纹饰和图符，公布在他所办的《说文月刊》上。当时这位有眼光的学者，首先提出“巴蜀文化”一词，意味着对巴蜀文字的肯定。可是他的见解，那时并没有取得普遍认可；考古史家商承祚先生当即著文争论，认为那是夏器和夏文，并且怀疑他买的是些假古董。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四川出土的战国时期器物上，往往刻有巴蜀图像文字，特别是弯曲的手掌与带尾尖桃形的组合图文，最为常见，被人们称为“心手文”。那些巴蜀文字器物的出土地点，既有古巴人地域的重庆、巴县、酆都、涪陵、忠县、奉节、巫山、合川、渠县、广元、阆中、南充等地；也有古蜀人地域的成都、郫县、灌县、彭县、新都、双流、大邑、蒲江、绵阳、广汉、什邡、绵竹、中江、三台、乐山、峨眉、芦山、荥经、峨边、越嶲、西昌、犍为、宜宾、泸州等地。这些巴蜀器物大都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文字也是如此，从中看不出巴与蜀有多大的区别。此后，在鄂西、湘西、陕南都曾发现巴蜀器物，上面也带有一些巴蜀文字；连上海博物馆也有此类器物的收藏。
　　学术界对于巴蜀文字的认识，是一步步在深入的。由于20世纪50年代，在巴县冬笋坝、广元宝轮院等巴地率先发现战国船棺，其中出土一大批巴蜀文字器物，内涵相当丰富；于是“巴族文字”便挂在学者们的嘴边。如佟柱臣先生以为，蜀这个方国，因为地近中原，很可能自己未造文字，直接采用商人的文字。但巴族却有自己的文字。徐中舒先生深信《蜀王本纪》中蜀人不晓文字那段话，不赞成卫聚贤把四川铜器上异于中原的文字系统，都当作巴蜀文化；断定“如果这些兵器上不可识别的绘画就是文字，那也应与蜀无关。”所以他也把那些文字称为巴文，并与“么些象形文字”（今称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作了比较研究。邓少琴先生认为，既然已经发现了巴人使用的象形文字，那就与《蜀王本纪》的说法有了出入。不过这种巴文，还是处于最初创字阶段，有些有如图画，推想它与汉字的构造，可能具有一些共同基础。蒙文通先生则以为：“古代人民都是从不晓文字到后来才晓文字，只是要问什么时间不晓文字”。他举出《说文》“巴蜀名山胁之堆旁著欲落堕者曰氏”，指出“氏”字就是一个巴蜀的字，而且还是起于巴蜀很早的字。童恩正君的意见是：“当巴蜀两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文字的出现和使用，应当是带有必然性的。”中原文字，在巴蜀境内亦应有所流行。“与此同时，在春秋战国时代，本地还有另一种文字，这可能是巴蜀两族自己的创造”。
　　最早发现的刻在巴蜀器物上的文字，多数是些图画、图像，因此他们究竟是不是文字，就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李复华、王家祐二君指出：它们绝大多数是些具体的实物图像，没有动词、形容词、接续词，也没有数目字，似乎不能构成文句，可能是一种类似传统吉祥话语的东西，用以看图解意。为此，二君称之为“巴蜀图语”。孙华君提出，文字是由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引导出来的，但这些物件、符号、图画本身并不是文字；它们只起备忘作用，而不能完整记录语言。所以他把器物上的图像文字，称为“巴蜀符号”，而不认为就是文字。他所举“巴蜀符号”不是文字有三点理由：一是它的数量、种类太少；二是图形极端纷繁和不规范；三是与汉字共存。由于产生时代既晚，流行时间不长，而且汉字业已在巴蜀流行，因此“巴蜀符号”不可能、也无必要向文字演变。
　　1972年11月，四川郫县独柏树发现一件虎文长胡青铜戈，援部刻有一行铭文十余字。童恩正君认为：“戈上的文字，无疑应该是巴蜀文字。”这种文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它和汉字一样，应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而且还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完全脱离了原始的象形阶段。”其后，在郫县张家碾、新都、什邡、峨眉符溪和渠县、万县新田，又先后发现了相同类型的文字戈。实际上，早在1959年，湖南常德德山26号战国墓中，即已发现此类巴蜀式戈，上有巴蜀文字十余个，当时以为是一种早期的楚文字。近年，又在湖南桃源、长沙、陕西紫阳白马石等地，发现了类似的巴蜀文字戈，使这种脱离了象形而走向符号化的巴蜀文字，累计数字超过了60个。

二：巴蜀文字的分类和讨论
　　综合以上重要发现，李学勤先生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称所谓“巴蜀图语”或“巴蜀符号”为“巴蜀文字甲”；称脱离了象形而走向符号化的巴蜀文字为“巴蜀文字乙”。他说：“巴蜀文字乙是一种文字，研究者是公认的；而巴蜀文字甲是不是文字，还有人在怀疑。其实，《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已提供了回答这一疑问的依据”。他举出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三枚带日字格的半通印，其中编号为m50:14、m50:15的两枚是汉字印，印文皆为“中仁”；而m50:39那枚印文却是属于“巴蜀文字甲”的两个字，这显然只能理解为文字了。他指出：“巴蜀文字甲”里的文字符号又可分两种：一种是常见的、重复出现的，比较简化，可各自独立，可能用以表音；另一种不常见的，比较复杂而象形，如动物、植物或人形，可能用以表意。李先生又指出：郫县独柏树、万县新田的巴蜀铜戈上，胡上既刻有“巴蜀文字甲”铭文；而援部还另有一行“巴蜀文字乙”；可见“巴蜀文字乙”不大可能是“巴蜀文字甲”的草体。
　　段渝君同意李先生的看法，认为巴蜀文字按其特点可分两系：一为方块表意文字，（巴蜀文字乙）；一为符号象形文字，（巴蜀文字甲）；郫县、新都、峨眉、万县和湖南五件铜戈铭文，还是相当进步的方块表意文字。至于符号象形文字，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观象形，比较复杂，暂称符号i；一类是抽象符号，比较简化，暂称符号ii。符号i又有5种单符：a型为动物或动物的部分躯体；b型为植物及其部分；c型为器物；d型为自然景观；e型为人物或人体的一部分。符号ii则似从符号i简化而来。他认为表意文字当早于那些符号。
　　钱玉趾君对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铜鍪盖上外圈三组图纹，进行了仔细观察，同意孙华君判断其不是纹饰，而是有特殊意义的“巴蜀符号”。但他认为那是些以螺旋纹线为主的拼音字母，全盖字母约有40个。根据那些音素.音节文字的形象，可称之为“蚕丝文字”。通观东方音素文字，如阿拉伯文字等，大都有此种特征。钱君新论一出，立即引起普遍重视。魏学峰君不同意鍪盖图纹是拼音文字及“蚕丝文字”以为那是一组巫术符号而非巴蜀初文。但他认为许多巴蜀器物上的文字符号，应该都是些原始文字；与中原文字相比，更重视装饰性，并常常与记事符号杂用。它应是巴蜀人在与中原同文以前所进行的创字尝试。段渝君也认为鍪盖外圈纹是不连续纹饰，谈不上是“螺旋字母”和由此推衍出来的“蚕丝文字”；所提“拼音文字”之说违背常识，似乎古蜀人一开始就发明了高级阶段才有的拼音文字。随后，钱玉趾君又对郫县、新都等地发现的铜戈等铭文加以研究，认为那是拼音文字体系的音节文字；因为与彝文相比，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故推测古蜀语法是宾语在谓语之前的“左言”。如《金石索》卷二先秦“夔戈”三字，从左至右可释为“虎（罗苏）戈用”，意即罗苏所用之戈。后来，钱玉趾君又提出，巴族文字和蜀族文字明确分成两个系统。郫县独柏树、万县新田和长沙铜戈铭文，有些字尚未脱离象形，当是巴族文字；而郫县张家碾、新都、什邡、峨眉符溪和湖南常德铜戈铭文，已较符号化，有些字与彝文接近，当是蜀族文字。

三：巴蜀文字范围的拓广
　　上述巴蜀文字器物的时代，上限可至春秋晚期；下限为秦乃至汉初。但广汉三星堆商代文化遗址出土陶片上，已发现有刻划文字符号；二号祭祀坑出土石边璋所刻图像中间，也夹着一个文字。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纺轮上，刻有二字，与二里头文化纺轮上文字异曲同工。这些都比上述巴蜀文字更早"或许可以看作它的源头。
　　秦始皇消灭六国之后，开展文字统一运动，结果“车同轨，书同文”，巴蜀文字渐渐失传。但是，既然曾经存在过这种文字，就不可能连一点遗迹也未留下，在民间应该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如卫聚贤先生在1941年将首批巴蜀文字公布于《说文月刊》上时，就曾附有岣嵝碑材料。岣嵝碑又称神禹碑，相传是刻在湖南衡山岩壁上的大禹治水纪功碑记，共77字；其字非篆非籀，无法释读，成为千百年历史之谜。把它放在巴蜀文字一起，或许含有疑为巴蜀文字之意。李学勤先生论及新都蜀国青铜器时，也曾附带提出岣嵝碑是不是巴蜀文字的问题。笔者随后进行研究，发现明代杨慎、沈鉴、郎瑛、杨廷相、杨时乔等按古汉字猜测出来的释文，包括近来许多类似的努力，大都有牵强附会之嫌。根据此碑来历，初由宋代蜀士何致刻留在奉节夔门观和长沙岳麓书院，16世纪中在岳麓书院出土；现在流传的拓本皆据以仿刻。据此等线索，此碑出自蜀中的可能性很大。若将碑字与当前发现的巴蜀文字相比，有不少字体相当接近；故岣嵝碑文可能就是巴蜀文字的遗存。近年在四川都江堰大面山岩壁上找到的石刻三字、明代在陕西嶓冢山发现的八字“禹碑”同样都有巴蜀文字之嫌。
　　四川大学任乃强教授、省博物馆王家祐研究员都曾指出：古代巴蜀巫师是知识阶层人物，对文字的应用比较熟悉；本地巫术经典，也有可能用巴蜀文字书写。秦灭巴蜀之后，在官方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下，巴蜀文字濒于失传；好在东汉兴起五斗米道，全盘接过巴蜀巫文化，包括文字在内；因此在道教秘文和印章中，还保留着巴蜀文字的孑遗。那些东西，在一般人的眼中，是些谁也不识的“天书”。经过两位教授这样的启发开拓，巴蜀文字的源泉就扩大了许多。例如著名的道教“三皇文”、“复文”和一些符箓，从中都不难剥离出一些巴蜀文字来。近年发现的道教三十六字铜印，印文可能多是典型的巴蜀文字。笔者还发现，著录在南宋《啸堂集古录》上的“蜀嘉王铁鉴”铭文十二字（《太平广记》《蜀梼杌》所载称为“神和子镜”），亦可疑为巴蜀文字。
　　至今，巴蜀文字素材已积累了不少，学术界也付出了许多努力，但迄今为止，对巴蜀文字的释读，成绩仍不如人意。本文拟陆续集中一批文字素材，为研究者提供某些基础。希望这一课题，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能够开出灿烂的花朵。

八神 · 发表于: 2019-4-28 10:57:51

四：巴蜀文字材料的初步整理
　　早在1942年，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3卷7期上，以《巴蜀文化》为题，公布了所收集的巴蜀铜器上h类48种纹饰符号。于是巴蜀文字的材料，便正式在学术界面世。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鹰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深入，所发现的巴蜀文字材料日益增多。及时地将那些零星分散的材料整理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客观上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到了1978年4月，四川省博物馆刘瑛女士，毅然担负起这项重任，利用她便于收集的条件和善于画图的特长，刻绘出《巴蜀铜器纹饰图案》油印本，初步集中了一批较为重要的巴蜀文字和纹饰图案资料。1983年，她将这一成果加以补充完善，以《巴蜀铜器纹饰图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为题，正式刊登在《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上，成为巴蜀史学者们引用最多的文献资料之一。
　　最初发现的巴蜀文字，多集中在各类兵器上面。出现较多的是一些图像文字;而少量方块文字则仅存于若干长胡戈上。刘女士《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指出：四川地区东起巫山、万县，西至芦山、石棉，北抵广元，南达犍为、宜宾，皆有巴蜀兵器出土;尤为成都附近各县出土为多。时代上起商周，下至西汉。从考古角度看，这些兵器，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文中将巴蜀兵器归纳为戈、矛、剑、钱四类，摘要如下。
　　1、铜戈。据冯汉骥先生的研究，可分5式：
　　i式戈为长援、无胡，锋向下略弯，方内，内上的穿呈尖桃形。一般援部和内上均有纹饰。其中成都交通巷出土铜戈内上浅雕一蚕纹;1976年绵竹出土铜戈援部铸有虎头。
　　ii式与i式略同，但戈本与内之间有长条形平阑。
　　iii式戈援作尖锐三角形，无胡，方内。其中馆藏一件援身两面皆浅雕一鹰;另一件内上近阑处有三字铭文（即《金石索》夔戈）。
　　iv式戈援部狭长而直，后部特宽，有脊，刃作弧形。其中1979年成都交通巷出土铜戈援部雕一龙形;20世纪50年代成都自马寺出土铜戈内上有巴蜀图像文字（中间形如骨刀，右为三个三角形连作弧形，左为六角星及日符。）。
　　v式则为有胡戈，又可分为中胡、长胡等4型;援部多雕有龙、虎形纹。这种类型的铜戈上，多出现巴蜀文字。其中巴县冬笋坝、广元宝轮院、成都羊子山34号墓出土的2型戈以及馆藏3型戈，内上皆有图像文字;峨眉符溪出土的4型戈，从援本至胡雕有龙纹，援的上部则有图像文字。新都、郫县的2型戈，胡上有类似彝文字母的一行巴蜀方块文字;郫县独柏树、万县新田的3型戈，胡上也有一行方块文字，但笔画要稍稍繁复一些，近似古汉字。
　　2、铜矛。多有弓形耳系，可分2式：
　　i式矛为长骸，骸与叶长大致相等，骹部两面多施以图像文字。1976年新津出土的矛，骹部一面为虎纹、花蒂、三个人头串;一面为手文与汉字“王”的组合、蜂纹与折线组合，及钩状、器状图像。1979年广汉文化馆收集的一件，骹部一面为虎、星、兽面，一面为水草、鹿、心手文、双折线与植物符号组合等。
　　ii式矛为短骸，图像文字仍在骹部两面。峨眉符溪出土的一件，骹部一面为蛙纹、七角星、双髻佩剑立人、手文、心文及一组组合图案。
　　3、铜剑。多呈扁茎的柳叶形，可分3式：
　　i、ii式剑无格，茎端有穿孔，剑基多浅刻图像文字。其中一件犍为出土的剑，一面为虎纹，一面为月、星、飞鸟、手文。
　　iii式剑有格，图像文字亦在剑基。巴县冬笋坝出土的一件，刻有带翼立人，双手处各有一方形图符;其下有带矩形框的云形符号。
　　4、铜钺。可分3式：
　　i式钺身呈椭圆形，折腰，近肩处多刻有简单图符。
　　ii式钺为直腰，弧刃，图符多刻于近肩处。
　　iii式钺有耸肩。
　　为了便于研究，刘女士将兵器上的巴蜀文字分解成180个图符，分列于17目，集中在一张图上。这对于释读巴蜀文字，无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工作。
　　《巴蜀铜器纹饰图录》一文，以讨论器物上的纹饰图案主，附带涉及巴蜀文字。其中提到1965年成都百花潭出土的“符号纹盉”（当作鍪），盖上有一圈纹饰，其间夹有两组图像文字，相对排列;内圈还有一组图像文字;各组皆由两个图符构成。刘女士将许多铜器纹饰图案加以分解，列在一张图上，图中6、7和8就是百花潭鍪盖上的图像文字。1980年新都马家场战国大墓出土一批器物，上面多刻有同一图符，图中18就是这个巴蜀文字。1950年新津出土的云纹铜钫圈足上的图像文字，则列于图中24。此外，还有两件匙形铜带钩上，也有图像文字的组合。近年出土的大量巴蜀文字印章，亦集中绘在一张图上;其中以圆印、阴刻者居多。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印文当中，汉字“王”屡见不鲜。

五：分期断代的文字整理工作
　　1991年，史学博士罗开玉君对巴蜀文化墓葬进行了分期研究。由于巴蜀文字器物多出自墓葬，因而将那些文字也作了分期排定，整理出更为系统的巴蜀文字材料。罗君指出：“巴蜀文字是我国古文字领域中迄今未破的一谜;也是巴蜀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他把现存文字资料分为3类：一是以组合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器物上者，那些器物多数是铜器，少数是陶器、漆器;二是出现在印章上者;三是成直行出现在铜兵器上者。这些文字资料，部分是三十余年的采集品和见于考古报告者;部分是传世品和见诸古籍者。罗君在建立了晚期巴蜀文化遗存的断代序列之后，随之也对巴蜀文字加以分期、断代。
　　罗君将晚期巴蜀文化墓葬分为5期：
　　i期：包括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青羊小区四、五、六工区4座船棺;罗家碾两座土坑墓。其时代不晚于春秋战国之际，而亦有更早的可能。
　　ii期：前段有大邑五龙机砖厂4号墓船棺;后段有犍为金井万年二队两座土坑墓;新都马家大型木停船棺墓;蒲江东北一大队两座船棺、城东一座船棺;彭县太平二大队一座船棺。其时代约自战国早期至中期（公元前450年至前350年）。
　　iii期：包括巴县冬笋坝4、5、7、10、11、18、41号船棺;大邑五龙机砖厂l、2、3号土坑墓;成都青羊宫侧土坑墓;成都无机校土坑墓;成都枣子巷省政协院土坑墓;成都南郊土坑墓;绵竹清道三队船棺;瞿唐峡盔甲洞崖墓。其时代约为战国中、晚期之际，秦灭巴蜀之前（公元前350年至前316年）。
　　iv期：发现的墓葬最多。船棺有巴县冬笋坝2、3、s、9、12、14、16、35、42、43、49、50、51、84号墓;郫县晨光、红光各一座;土坑墓有涪陵小田溪7座;成都圣人灯十队2座;犍为金井万年二队1、2、3、4号墓及菜地一座;犍为五联五一大队1、2、4、6、7号墓;成都羊子山172号墓;荥经烈太一座;芦山清仁一座;珙县合作猫儿沟一座;巴县冬笋坝l、6、31、32、33、34、36、37、39、46、48、52、53、54、55、56、57、58、59、60、61、65、68、73、76、78、85号墓;广元宝轮院2、4、7、9、10、13号墓;成都洪家包216、217、221、222、223、225、226号墓;湖北荆门漳河车桥一座。其时代自秦灭巴蜀至秦末。
　　v期：包括越西华阳村2墓;涪陵点易三队2墓;绵竹清道粮站木版墓;绵阳东方绝缘材料厂木版墓;大邑五龙土坑墓;犍为五联五一大队十一队3、5号墓;重庆长航疗养院2墓;巫溪荆竹坝崖墓;奉节风箱峡崖墓;珙县沐滩乡新民村塘子1墓;成都石羊木椁墓;陕西紫阳白马石8墓。其时代自秦末至西汉初。
　　罗君关于巴蜀文字的讨论，也按上述5期的界定：
　　i期铜器上，已有少量图像文字存在。如成都百花潭铜壶上的“心文”，即为后世所继承。
　　ii期巴蜀文字，主要反映在印章上。11期前段的大邑五龙4号墓出土石印，印文简单，呈现原始特征。11期后段则出现铜印。如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方印和圆印，在巴蜀印章中都是最大的一种;蒲江东北2号墓出土的方印也比较大。印无界格，似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图像文字中的波纹线，亦为后世所袭用;但此期的波纹钱，一个字里笔画只有两道。
　　iii期图像文字便丰富起来。新出回形文、u形文、手文、鱼文、鹰爪文等。方印和图像文字，则由蜀地渐入巴地。此期图像文字中的波纹线，笔画增多至三道。
　　iv期文字资料骤增，其数量可占到全部文字资料的62%左右。此期印章中方印、圆印、半通印并行;方印与半通印还出现了界格;并且有巴蜀文字印与汉字印同出一墓的现象。在涪陵还发现了圆形陶印。在铜器上，出现了许多笔画很细的刻画文字。
　　v期巴蜀文字资料，基本上只见于蜀地;巴地未见。在键为五联土坑墓中，首先出现了琉璃印章。
　　罗君这些分期论述，无疑有较多的启发性，从中可以看出巴蜀文字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而后迅速消亡的过程。他说，学术界长期以为巴蜀文字创自巴人;其印文是模仿汉字印;现在不必多论，便知其误。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印章6钮，其中汉字印有2钮，另4钮为巴蜀文字;荥经烈太一墓出印8钮，其中汉字印1钮，另7钮为巴蜀文字;一墓中出土二、三钮印章者更是普遍。由此可知，这些印章的性质，不可能仅代表族徽或图腾。文字中常见图符的分布范围，实已越出了巴和蜀的地理界线，甚至还见于南方其他地区。如印文“王”字，两广青铜器上亦较多见;锭形符号还见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甲胄上。罗君认为，蜀中天师道符篆的基本组合形式，直接起源于巴蜀符号，或者说是巴蜀符号的汉语化。巴蜀印文和兵器铭识，也许与符篆一样，起着企求吉祥、辟邪除祸的作用。不过，罗君相信：巴蜀王国使用的是巴蜀文字，虽然汉字在秦灭巴蜀以前就可能传入，但巴蜀王国不会使用中原文字;所以，他对荥经曾家沟战国墓出土漆器上的“王邦”、“成亭”等铭文发生怀疑，以为时代或许没有那么早;又可能墓主是楚国移民，受到一定的巴蜀文化影响之故。

六：巴蜀古印文的整理和公布
　　1998年，四川省文物局高文研究员等辑录了战国巴蜀铜印122件;秦印6件;正式出版《巴蜀铜印》一书，这是对巴蜀印文的一次集中整理，很有学术价值。书中不但拓出印文，还一一刊出了印章的照片，每件印章的下面，并注明时代、形状、规格、出处等详细资料，为巴蜀文字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书前言指出：对于巴蜀古印，过去研究者很少涉及，只有少数几方巴蜀古印收入谱录，如龚心钊《瞻麓斋古印征》、《宾虹草堂藏古玺印》等。桐城姚石倩曾在成都编有《渴斋藏印》，为宜宾博物馆周植桑所珍藏。其中有不少未曾发表过的巴蜀古印，书中首次收录并加以公布。前言还说，巴蜀印文可能是带有巫术色彩的吉祥图语;有些可能是氏族徽号。巴蜀铜印中除巴蜀符号印外，还有一些汉字印，所刻如“富贵”、“中仁”、“敬事”、“万岁”、“可行”、“百”、“高”、“王子”等语，多为战国秦汉所流行。总之，此书印刷精良，印文清晰，弥足珍贵。
　　不过，巴蜀文字资料的系统整理、正式公布，迄今还嫌太少。许多材料仅分散见于各种文物考古报刊，多数照片模糊，图形过小，字迹不清，绘制不善;这对于研究者来说，真是过于苛刻了。卫先生、刘女士和罗、高等君付出了很大努力，功不可没，但个人的条件毕竟有限;而且文字资料目前还在不断出土，有价值的新材料仍在涌现之中。例如宣汉罗家坝最近发现的巴王墓，出土一件圆形铜印;2003年6月29日《成都晚报》15版刊印了它的照片，比较清楚。这一材料十分重要。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建立专门的巴蜀文字收集整理组织，及时公布正规的文字资料，以供学者研究。
　　1928年顾颉刚先生在《闽歌甲集序》中说过：“殷墟贞卜的甲骨，若罗振玉先生买到之后只供自己的赏玩，或者要待自己的研究完成之后再行发表，那么，这些东西便至今不能为人所知，有了同没有一样。惟其他肯尽量地印，供给别人研究的利便，所以会得造成一个新风气，在文字学和史学上开出一个新天地。”如今，巴蜀文字也像年发现殷墟甲骨文一样，需要更多的罗振玉先生，为这项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八神 · 发表于: 2019-5-5 10:57:36

七：巴蜀铜戈上的方块文字
　　目前学术界有异议的巴蜀文字，是镌刻在巴蜀铜戈上的铭文。这些方块文字，是巴蜀文字的主体。
　　巴蜀铜戈的类型，曾由四川冯汉骥教授分为5式;后来，吉林张忠培先生作了一定修正;近年北京李学勤先生又将蜀戈分为5式8型。但就一般而言，巴蜀式铜戈可简单地区别为无胡戈和有胡戈（中胡、长胡）两类。无胡戈通常只有两穿;有胡戈则多有三穿，近年发现的文字戈多属有胡戈。早期文字戈摹本，以吾友钱玉趾君所绘为最精，可作研究依据;本文拟加以引用。现将目前业已公布的巴蜀方块文字戈编以字母代号，陈述如下。
　　a戈──夔戈
　　早在古器物图录上著录的，是刊于《金石索》上的“夔戈”横行铭文三字。在铜戈类型上，属于巴蜀式无胡两穿式，四川省博物馆原有收藏。此戈铭文，清代冯氏兄弟按古汉字从左至右释为“夔之戈”。细看中间那个字，虽然与篆文“之”字相似，但书写风格却有差异，另两个字就更差远了;因而铭文应定为巴蜀文字。
　　b戈──棘字戈
　　1959年，湖南常德德山26号战国墓中，曾出土一件巴蜀式中胡三穿戈，从援末至胡，两面各有铭文一行6字。因其中一面的头5个字很像汉字“棘”，故湖南周世荣先生名之为“棘字戈”;并称1952年长沙砚瓦池78号墓、1957年长沙烈士公园3号墓和长沙近郊曾出过这种“棘字戈”。熊传新君则疑铭文为早期楚文字。李学勤先生指出：此种“棘戈”清代中叶以来屡有著录。目前已知出土地点的共有9件：湖南4件（长沙2件，常德和桃源各l件）;湖北2件（1979年江陵南城l件，1986年荆门包山4号墓出土l件）;四川2件（郫县和新都各l件）;越南东山文化遗址出土l件。不过，由于此戈内上两面都有典型的巴蜀图像文字，加上文字系统语言风格特殊，因此这12个方块字属于巴蜀文字的可能性更大。
　　c戈──荆州棘戈
　　湖北荆州博物馆所藏春秋战国之际的长胡三穿戈，胡上有3字铭文，头两字与汉字“棘”字更加相似，但亦疑其为巴蜀文字。
　　d戈──桃源棘戈
　　最近，湖南桃源县宝洞靖周采菱城附近战国墓出土长胡三穿戈，胡上有4字铭文，中间两字也与汉字“棘”相似，亦疑其为巴蜀文字。
　　e戈──琱戈
　　《金石索》上刊有汉阳叶东卿所藏中胡三穿戈，一面胡上有方框花纹，下有一字，程昌畴释为“琱”，故称琱戈。另一面胡上有龙纹，下有4字;程昌畴释为“八宝平阜”;冯云鹏释为“庚永用”。按此戈形制似为巴蜀式;且为汉阳收藏家所得，则出自湖北的可能性很大。因此，疑其两面皆为巴蜀文字，其字形与下述白马石戈文字有相近之处。
　　f戈──偲戈
　　在湖南长沙废铜仓库中，曾清理出一件巴蜀式长胡三穿戈，援脊上方有铭文一行12字。李学勤先生曾按古汉字将前11字释为：“偲命曰献与楚君监王孙袖”。他说，此戈是典型的巴蜀式戈，形体与郫县红光、万县新田两戈相近。因这一铭文涉及楚与巴蜀的关系问题，分外珍贵。“偲”可能是巴人领袖;“王孙袖”则是楚国王族，由于受命监管巴人，故称“楚君监”。可是考虑到此戈援脊下方还有三个泪滴状的巴蜀符号，这一行12字究竟是不是汉字，非常可疑;而且这些字，又与郫县独柏树戈上的巴蜀文字相当接近;因此，仍有疑为巴蜀文字的可能。
　　g戈──独柏树戈
　　1972年，在四川郫县红光公社七大队四队独柏树战国土坑墓中，出土一件中胡三穿戈，援本至内上两面皆铸有虎纹，胡上两面各有巴蜀图像文字，援脊下方两面皆有4个泪滴状的巴蜀符号。其中一面的援脊上方，有铭文一行11字，文字笔画与偲戈有相似的特征，但显然不是汉字。
　　h戈──新田戈
　　1973年，重庆博物馆在万县新田采集到一件中胡三穿戈，援脊上方有铭文一行11字。胡上有一个字，近似两个古汉字“弓”并列在一起;援脊下方有3个泪滴状的巴蜀符号。此戈铭文与古汉字差异较大，有些字方块化程度差，字与字之间不易分辨。
　　i戈──白马石戈
　　陕西紫阳县白马石出土的长胡三穿戈，援本至胡两面各有一行5字铭文。其中一面的头4字相同，其风格与碉戈类似。
　　j戈──新都戈
　　近年在四川新都发现一件中胡三穿戈，内上有方框式的巴蜀图案，胡上刻有铭文一行6字。文字笔画较简，符号化程度高。
　　k戈──张家碾戈
　　1976年，四川郫县晨光公社向阳大队张家碾战国船棺墓中出土一件中胡三穿戈，形制与新都戈相同，内上有方框中带两个尖角的巴蜀图案，胡上刻有铭文一行8字。文字风格与新都戈类同。
　　l戈──符溪戈
　　四川峨眉符溪发现一件中胡三穿戈，内上亦有类似的巴蜀图案，胡上刻有铭文一行7字。文字风格亦与新都戈类同，但因锈蚀相当严重，多数字迹不清。
　　m戈──什邡戈
　　1995年，四川什邡市元石镇政府宿舍出土一件长胡三穿戈，内上亦有类似的巴蜀图案，援脊上方近阑处有文字两个;向下延长至援脊下方的胡上，又有铭文一行5字。文字风格亦与新都戈类同。

八：关于巴蜀戈文的讨论
　　随着巴蜀铜戈的不断出土，铭文中那些方块文字也不断增加，于是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1979年童恩正君就曾正确指出：“巴蜀境内，有中原文字的流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在春秋战国时代，本地还有另一种文字，这可能是巴蜀两族自己的创造。”他观察了独柏树戈和新田戈后，认为时代当属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从文字的结构来考察，这种文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它与汉字一样，应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而且还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完全脱离了原始的象形阶段。”这段早期的论述，奠定了此种巴蜀文字研究的基础。
　　1991年，段渝君对巴蜀方块字作了深入的探讨。他同意童君“表意文字”的论断，并认为那是一种相当进步的表意文字。其在字形笔画构成的总体水平上，基本达到直笔化和线条化，比直观的象形字前进了一大步。巴蜀方块字的行款，为从上到下直行排列，与古汉语行款大体一致。从戈文的分布地域来看，不仅是蜀地，而且也有巴地，连湘西山地也有发现，这充分说明它是一种通行的文字。这些方块字，不能运用古汉字的规律予以解读;是不同于汉字的另一种古文字系统。有人把它说成楚文字，似可商榷;因为楚文字可以释读，而巴蜀方块字目前却无法释读。两者不属于同一文字系统，是显而易见的。段君的结论是，巴蜀方块字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水平接近甲骨文和金文;与西亚早期文字相比，丝毫也不逊色。它的起源可上溯到商代晚期甚至更早。它无疑是蜀人发明创造的成果，巴人正是借用蜀人的古文字，而不是相反。
　　1995年，梁文骏君观察了郫县等5件文字戈后指出，这种文字不属于中原地区的古文字类型;郭沫若、徐中舒先生都曾断定其为失传的地方文字，亦即蜀文字。四川考古界也肯定它是蜀地通用的固有文字，属于表意文字范畴。这些戈文，与春秋战国时代中原铜戈铭文有共通之处，字形结构都是方块形、成直行。从广汉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石边璋和成都十二桥出土的陶轮上刻文，可以找到戈文方块字的渊源。
　　1989年以来，钱玉趾君提出过一些新的看法。他发现夔戈、张家碾戈、新都戈等铭文的字形特征，与彝文字母十分相似;特别是夔戈的右二字、张家碾戈第l和第4字、新都戈第l和第3字，竟与现在的彝文字母完全相同。由于彝文是一种音节文字，所以他推断古蜀文字也应该是一种音节文字。1992年，钱玉趾君又提出巴蜀两族各有文字系统的论点。他根据郫县、新都、峨眉等蜀地文字戈形制的一致性以及铭文字形的相似性，认定戈上铭文应是蜀族文字，属于与彝文相同的音节文字类型;而独柏树戈、新田戈和湖南的几件铜戈铭文，则当属巴族文字，推测也是音节文字类型。但它们两者都不是纯粹的音节文字，只不过蜀族的音节文字纯度要高一点。

九：巴蜀方块字释读的尝试
　　巴蜀铜戈上的方块字，迄今已发现不少。本文共引用了99个;计为：
　　a夔戈──3字;
　　b棘字戈──12字（两面）;
　　c荆州棘戈──3字;
　　d桃源棘戈──4字;
　　e琱戈──5字；
　　f偲戈──12字;
　　g独柏树戈──11字;
　　h新田戈—12字;
　　i白马石戈—10字（两面）;
　　j新都戈—6字;
　　k张家碾戈—8字;
　　l符溪戈—7字;
　　m什邡戈—7字。
　　但由于字迹模糊，难以辨识的至少也有7至8个，因此能够利用的字数大概是90个。除去明显重复的字，则不同的单字还不到60个。这给释读带来不少的困难，故而目前所做的工作还比较肤浅。前人按古汉字规律作出的释读，如《金石索》将夔戈铭释为“夔之戈”、琱戈铭释为“庚永用”等，似乎并不可靠。钱玉趾君释后者为“虎戈用”，笔者亦曾试读为“黾用戈”，都有很大的猜测成分，难以作为定论。
　　巴蜀戈铭肯定受到中原戈铭的影响，其字形有意无意地模仿汉字，自在意料之中。例如上海博物馆旧藏巴蜀式中胡三穿戈，内上有典型的巴蜀图像文字，援本镌有虎纹，援脊上方则刻有汉字铭文一行6字，文为“郗采之造戈”。此戈巴蜀图像与汉字铭文并存，可证当时巴蜀地区两种文字系统实互相渗透。笔者认为，“郗”和“采”似乎都是巴蜀字，并非汉字。前者与棘字戈的“棘”相似。而后者又与新都戈、张家碾戈铭中那个像篆书“朱”的字相似。其余各字则为汉字无疑。
　　钱玉趾君将巴蜀方块字与彝文音节文字加以对比，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所谓“音节文字”，指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它可以是韵母字，也可以是声母与韵母拼出来的字。此种文字与拼音字母有别，拼音字母是一种音素，总数较少;而音节文字则不然，凡是语言中有多少个音节，大体上就该有多少个字，所以字数就会很多。明代彝族土目安国泰《夷书》就曾说过，“韪书”（即彝文）字母共有1840个。
　　对于彝文起源问题，近年学者们在研究上取得了一定进展。陈士林君引师范《滇系·杂载》及《腾越州志》谓创自汉代;而据四川凉山彝族传说，则为距今55代至58代（距今约一千三百年）的阿使拉责所创，是为唐代。不过，三国时代的彝文碑近已发现，故彝文至迟也该创自汉代。武自立君曾罗列大量资料，并据1930年罗文笔所译彝文《说文·序例》谓为“三圣”所造，其时代为彝族始祖希幕遮以下29代武老撮时，距今九十余代二千余年。丁椿寿君则以为武老撮时代约在公元前6世纪初。由此可知，古彝文或创自战国时期。从时间顺序来看，巴蜀文字的创造时代应当早于彝文，后来在创造彝文字母时很可能借用了巴蜀文字的某些字形。如果真是这样，与彝文相似的巴蜀方块字，其读音就可能与那个彝字基本相同，或者字义也有相近之处。这样，我们或许就找到一把破译巴蜀文字的钥匙了。
　　刘少匆君在他的近作中探讨蜀人的族源时，曾经引用过几句彝语。彝文里的那个“蜀”字，竟然与新都戈、张家碾戈铭中那个像篆书“朱”的字相似;这就证明了钱君所论有理。由此，我们还认识了那个巴蜀方块字，原来它是个“蜀”字。
　　不过，钱君所举新都戈、张家碾戈铭中与彝文字母相同相似的字例，都是近代统一了的表音式彝文，现存古彝文碑碣中并不是那样写法。丁椿寿君指出，近30年来，许多人误把表意的古彝文，看成与今彝文无别的表音文字。当表意论者发表了无可置辩的阐述，才使彝文恢复了本来面目。他认为，彝文和汉文同属表意文字体系。彝文造字方法也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类。如果所论属实，则巴蜀方块字自当属于表意文字范畴，而非表音文字系统。
　　至于湖南常德棘字戈一面那5个相同的字以及荆州棘戈、桃源棘戈中间两个相同的字，是否可以释读为同一个汉字“棘”，则颇成问题。不过可以肯定，这几个巴蜀方块字应当是同一个字。既然这个字出现如此频繁，说明它应该是族名或国名之类共有的称号，带有某种神圣的性质。从蜀王开明史称“荆人”来考虑，并计及湖南、湖北在上古九州中列为荆州;故笔者推想，此字似可以释读为“荆”;即从字的构形，也能看出这一推想的合理性。在新都戈、张家碾戈、符溪戈、什邡戈中，也有像篆书“朱”的字在铭文中频繁出现。它们很像是上述“荆”字的一半，可能就是它的简体。这个只剩下半边的字，宜按彝文读为“蜀”。把“荆”字取其一半构建成“蜀”，有深刻的含义：意味蜀人确实是由荆人分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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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巴蜀文字与夏代文字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