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科学解读

再一个证据是四川远古盆塞海其后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遗迹海啸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程映虹先生似乎无知“近十万年前从非洲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是可以追溯到“盘古--嫘祖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人类远古联合国的。程映虹说，有人把裴文中、贾兰坡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引为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这当然是不正确。

造成“把北京猿人引为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的这种上层的情况很复杂，而且也许不全是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的错。张森水研究员说：“上周口店工作，裴先生虽是为生计所迫，但一旦加入，他的工作和学习即达到废寝忘食、顾事业不顾家的程度。比如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在周口店接到电报，回北京到医院探望师母和孩子，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郊，属房山区，距市区约50公里，自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在前后几十年的发掘过程中，先后发现了代表40多个猿人个体化石材料，十余万件石器、丰富的人类用火遗迹以及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张森水说“一个人的成功都有主客观因素，从客观上看，裴先生开始参加周口店工作，步林、杨钟健在古生物学上的帮助使他很快入门，随后德日进、李济和步日耶等人，又在古生物特别是史前学上给予了重要指导。1931年到1935年是周口店工作最辉煌时期，这一时期裴先生还有卞美年和贾兰坡两位好助手，这些都是成就裴先生的客观条件和机遇”。

此外，对于中国古文明，在追捧北京猿人历史中，是否因为时代的局限而让外国人骗了我们？也难说。近代中华古文明科学研究方法的开创与文物的发掘，如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仰韶文化的开拓，由于有国外专家、学者和资金的介入，才取得进展。但外国学者的参与，单一的或传统的意识形态一边倒，恰恰对中华古文明研究有害。有一个例子是，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我国建国初人才缺乏，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但直到我国改革开放，才允许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进入大陆考察古文明的研究。这批学者中有人指出，半坡人塑像属白种古人，我国学者还不以为然。到上世纪90年代，有美籍华人学者回国，他们再次指证，半坡人塑像才得以改变。中国有些权威学者爱面子，他们维持的不太真实的中华古文明历史研究的框架，在国内外已造成有影响和冲突。

解放后，说是裴文中1929年发现北京周口店猿人头盖骨化石后，才轰动的国内外。1929年前后，发掘出北京猿人有外国人吗？毋庸讳言，最初北京猿人考古，是由外国人德日进、步日耶等法国学者指导。争“北京人”，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我国一位少数民族学历史的博士研究生，写了一本40万余字的古史专著，论说北京人头盖骨属于是古苗族人。他的思路可简单归结为：《史记》等古籍记载蚩尤与黄帝、炎帝大战于涿鹿；而涿鹿在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蚩尤是苗人的部落首领，说明那时中国远古苗族人早已从中国东南部沿海发展扩散到河北及北京一带，受到从中国西部向东部发展的炎、黄部落的侵略。既然苗族人早就定居在北京一带，所以苗族人是北京人的祖先。

裴文中（1904 - 1982 ），1927年25岁，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1929年发掘出北京猿人，说裴文中等人先基于西欧石器材料的方法，但在周口店陷入困境。是裴文中、贾兰坡他们作了几方面的改进尝试，才有进展的。时间顺序是，1928年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1889—1971）的安排下，裴文中赴周口店工作，帮助周口店发掘主持人杨钟健（1897 -1979 ）做后勤管理。杨钟健是领导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的。从1929年起，杨钟健与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是一直合作的。1955年杨钟健被评为院士，翁文灏没有被评为院士。

德日进（1881～195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长时间在中国进行古人类学、地质学考察，是在中国生活了20余载的法国人，在中国参与了对史前文明的研究，参与了周口店著名的“北京人”的发掘工作，被认为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其实早在1921年，由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首先发现周口店北京猿人和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后，1921年安特生与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阶及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等人，在周口店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1地点”。他们在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的人。

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才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这是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北京中国猿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在《贾兰坡谈北京猿人》中，如果说1929年因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被裴文中发现后，才让“周口店”名扬中外，轰动世界。那么1936年11月15日至26日，贾兰坡在11天之内发现三颗“北京人”头盖骨，再次被说成震惊世界学术界。

贾兰坡（1908-2001），河北省玉田县人，因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被称为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却攀登上了科学殿堂顶端的传奇式人物，成为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贾兰坡1929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因家境困难没能力上大学，只好在家边自学边寻找合适的工作。1931年23岁的他由于偶然的机会，考入中国地质调查所当练习生，当年被派往周口店跟随裴文中搞发掘。1935年，裴文中到法国留学，贾兰坡挑起了主持周口店发掘的工作。

如果说1929年发掘距今70-20万年“北京人”、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被丢失，那么刚解放就发现的距今35000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原件，放在哪里的呢？直接用原件做过碳14法、铀系法等现代科技，测过它的年代没有？如果没做，为什么？

反之，复原的被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是否像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属白种古人，也许是无意，但移植到“北京猿人”头盖骨复原塑像，是否也搞成了白种古人呢？因为60多年来关于“资阳人”的报道、论著疑点很多，这与“北京人”研究相连。2001年成都画院艺术交流中心副主任黄振富先生，在《文史杂志》第6期发表《贾兰坡和资阳人》；类同的文章《四川日报》上也发表过。他说“资阳人起起落落”，张圣奘教授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后，并没有在手上停留，而是很快直接交到了北京他认识的著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专家贾兰坡手中。

原因是当时就存在有重庆大学张圣奘教授，与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等关于“资阳人”头骨化石的管辖权之争。因为主政川西行署的李井泉书记和他主管的成都专家，认为资阳距成都近，应由他们管辖处理，对在远在重庆的西南局插手有意见；从而对张圣奘发现“资阳人”有意贬低，造成了后来的混乱。另外也有张圣奘为了防备，他当时作的汇报和交的书面材料，以及别人的问话，前后多有不一致的地方。

对张圣奘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毛主席、周总理、小平同志、郭沫若等领导人，都很满意，称是贡献。但为什么他后来的命运，比贾兰坡、裴文中、吴汝康、冯汉骥、王玉哲等学者的命运差很多呢？为什么1986年黄振富访问张圣奘时，他要反复说：“资阳人”的发现不能说是我的功劳，如果不是小平同志叫我去参加考古发掘工作，就不会有“资阳人”的发现，所以首先得感谢小平同志哩。这可以从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和张圣奘争“资阳人”人的发现看出；在冯汉骥的简介中，称解放后最著者，是他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另外从王玉哲教授2000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一书中，也可以看出贾兰坡、裴文中、吴汝康之间也有分歧。该书参考文献，吴汝康、贾兰坡1955年发表的《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说资阳人“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性个体”。但1957年裴文中、吴汝康出版的《资阳人》专著，又说“是一老年女性个体”。冯汉骥和李井泉，北京人和资阳人，还联系多少谜？

1952年前，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为什么会挑选张圣奘教授，而不是冯汉骥教授？李井泉书记与小平同志在“资阳人”的发现问题上，为什么难于沟通？把人类社会政权和政权人物现象引入对有严密组织的动物群体和远古人猿群体社会研究，并不存在绝对的普世的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政权和政权人物的分期现象。所谓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分期的人类上古史发展规律框架，首先是被前苏联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说成是来源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唯物史观在指导。

其实这是苏联人，用恩格斯做挡箭牌，掩盖做学问的懒惰思想。因为恩格斯书中明明说的是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当时的一些少族民族中作调查，发现的一种原始家庭结构的个案：即一列或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核心，她们拥有的共同的丈夫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种婚姻关系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助于人类发育和繁衍，就连一些动物社会也存在；并且动物社会也不仅是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也还有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一妻一夫制等等。因此可以看出恩格斯仅仅是从赞扬摩尔根的深入实际的科考方法来说的，但却被前苏联的一些学者，编造为原始社会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前后相衔接的阶段。在王玉哲积数十年心力之作的《中华远古史》一书中，沿袭了前苏联的这种教条，当然不单是王玉哲个人的原因，但对中华远古史研究造成长期不讲王表、年表极大破坏性的影响。

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王玉哲先生困惑的夏王朝那种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模式。因为这种版图很小，连王玉哲自己也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这被称为“王玉哲悖论”。

因为王玉哲的这种看法，用的是秦以后的国家专制更为集中，更为统一的疆域概念，使中华远古史王朝的疆域并不成其为是中华远古实际的疆域。他说的西南没有了，东南没有了，西北没有了，东北没有了，而只剩下中原偏东部分。但秦以前的国家观念，应看作仍然传承有中华远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期的多民族联合国的影子，即王朝的传承是以顶尖优势的阶段性较量为标志的。局部地区的二级政权，有的也如此。以此理解中华民族的远古版图，才更为完整、真实。

王玉哲（1913-2005），河北深县人，1943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先后受聘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是我国先秦史的一位代表人物。而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代表的先秦史，并不被国际历史学界普遍认可。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认为：“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约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 但奇怪的是美国人写的《全球通史》，在“一、美索不达米亚”一节，开篇却讲：“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先生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

而按西方的学术观点，所谓的源语指，或是在第一匹马被驯服，第一只狗不畏缩地被带到营火旁以前很久，就再也听不到了的最古老的那些原始母语，这是把世界上所有语言追溯到遥远过去说的源语。远古的四川人之所以叫蜀人，正是从人类的源语或母语学可以推证的：蜀人得名与烧烤有关──即蜀人是最早吃熟食的人。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他卸位后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而盐亭沿梓江河从章邦苏家山，到麻秧的苏家坝、苏家沟，再到玉龙的苏家湾，苏姓原住民很多。如果把朱学渊先生的经由以历史语言、语音、姓氏、地名等文化和文明的考据研究方法，引用来看从“熟”人、“蜀”人到“苏”人，有人想到两河流域出现的苏美尔人可联系“蜀”人，那么朱学渊先生也许也是能认可的。

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书中，已经明确北京猿人是四五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中国原始社会史表”中的“资阳人”，是“新人”中最晚期过渡到“现代人”的中国原始社会的原始人类，这正好说明近十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在约三万年前已经到达四川盆地。远古人类文明，不在于人种从哪里来，而在于人类文化文明从哪里孵抱开始。因为著名进化遗传学家、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院士带领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通过DNA分析得出结论：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金力他们从中国各地找了近1万例男性随机样本做实验，通过研究发现检测的这近1万名中国男性的样品，全都携带有来自非洲的“遗传痕迹”。这是从DNA分析角度，支持“资阳人”带非洲起源又回归盆塞海创造文明说。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力教授，曾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职，1999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教授（终身教职，2001年）。现为德国马普学会外籍会员、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理事、上海市遗传学会理事长、上海市人类学会理事长，以及《基因组研究》等7家国际学术杂志的编委。长期研究人类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和人类性状的进化机制，在遗传多样性分析领域提出了多个理论和方法；在基因组水平深入解析了东亚人群的遗传多样性的特征；阐明了东亚人群多个性状的适应性变异的分子遗传学基础。金力教授团队的DNA分析说明，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一书，淡化“资阳人”发现的世界意义，以原始氏族公社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阶段为纲，以四五十万前年的北京猿人原始人类为源流的中国先秦史框架，也许是一个失败的探索。而小平同志高瞻远署，力挽狂澜。这也许是李井泉书记没有想到的；“资阳人”是20世纪之谜。

从“资阳人”之谜能否揭开北京猿人之谜？天垣“盘古王表”石龟碑，从被何拔儒破译，其中盘古到大禹6组年代数据，最难的也许是开头“法天法地时期”第一个人物“盘古”年代数据的界定；但这也许也是最容易破解的一个数据。原因是当时天垣此地就有“盘古”时代实存的材料，如天垣五面山及周围就有很多古山寨建筑。这里的古山寨建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主要房屋的屋梁柱上，都留有建筑时间和人物的姓名。这一习惯延伸到远古，在天垣榉溪河流入梓江交汇的玉龙镇的“祠窑坝”，就是传说盘古的父母劳动生活的地方。

即流入四川的下段西陵河的盐亭县玉龙镇梓江河坝，U字型的河弯因搭救起许多从上游放逐下来的战俘、犯人、叛逆者和西来游客，反而成就了这里“西仔山”对面陶器工场的规模宏大，而被称为“祠窑坝”。广为流传的玉龙“祠窑坝”有99座古“祠窑”，超过100座就会出盘古圣人大变革。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在“祠窑坝”荒岭开垦荒地，群众在挖开的芦苇、石子地下，还可见大量的土陶古陶器碎片。“远古联合国”的繁荣景象，如原始社会大工业等的传说，也许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对存在原始社会大工业劳动的真实描写，就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外有考古学家在新几内亚西部山区的朗达村，看到类似五、六千年前远古的石斧大工业制造场的情况：几百近乎裸体的新几内亚山民集中在一起，工场分采石、粗加工和精加工、磨制和安斧柄等一道道工序，把人分成若干工场区。远古落后情况下的石斧制造，已不亚于今日的铁制斧子的制造。如果在20世纪初，何拔儒当时还能拾到较完整的祠窑坝土陶古陶器，上面留有制作时间和人物姓名的蝌蚪文字，那么何拔儒等破译、界定盘古所在的年代数据，并不难。

关心、研究“资阳人”的有志之士，有大量关于“资阳人”的文章见诸报刊和书籍，但离揭开迷局还有多远？小平同志开创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方向，能够复兴吗？习主席提出考察青藏高原世界第三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建立新型科技大国”──其意义在多深的程度被众多专家、群众，能理解、领会和自觉去实现？

由于“资阳人”之谜涉及的一些人物已经作古，反思其中的一些人物和谜团，也许可以起到醒世作用。李井泉被称为毛主席的爱将，这是小平知道的。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命令中可以看出，李井泉当时是能够和刘伯承、小平同志、陈毅、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彭德怀、贺龙等相提并论的战略区领导人之一。1949年5月23日，毛主席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根据这个指示，贺龙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第十八兵团由陕西入四川。之后，他历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主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府主席、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直到“文革”。1954年5月，毛主席在京参观全国基本建设工程出土文物展览，虽然特意逐字逐句念过“资阳人”头骨化石的解说词，但似乎已难说对“资阳人”的态度。小平同志了解李井泉，也正能运筹帷幕。

这可以追述到上世纪30年代初，那是小平同志到广西百色组织武装起义，国民党派重兵围剿。小平同志到中央汇报求援，绕道河内，经过香港，最后到达苏区。李井泉这时任红军独立第3师政委，驻扎在瑞金。小平同志在周恩来的理解下，任瑞金县委书记，负责瑞金的一切事务，李井泉和小平同志两人之间有了频繁来往。这期间，国民党围剿瑞金，小平同志带领李井泉所属部队撤退。后来李井泉把苏区大门被攻破的责任全推给小平同志，一段时间邓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1949年底，李井泉又成为小平同志的部下，中共中央令18兵团受刘、邓指挥，此时李井泉任18兵团政治委员

全国解放后，李井泉又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军区政治委员兼川西行署主任，直接受西南局第一书记小平同志的指挥。有人说李是邓的人，如1952年小平同志调离西南后李井泉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委书记，是小平推荐的。此后李井泉到中央开会，总要带上一些四川的土特产，去看望小平同志。到文革1969年小平同志被下放到江西，两家仍有来往。其实，李井泉被提升为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务，是必然的趋势。两家关系来往，也是人之常情。这些不能说明，在涉及人类文明历史的理顺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上，小平同志也不分轻重、不讲原则；在“资阳人”上正可比高远。

“资阳人”化石涉及人类文明起源与中华文明“中国梦”的伟大复兴，是大非打非问题。解放后小平同志主政西南局，李井泉主政川西，修筑成渝铁路李井泉与小平同志争“资阳人”化石掌控权，小平同志没有给李井泉让步，这恰恰说明，小平同志是能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的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从“资阳人”以后发生的乱局，看小平同志把关“资阳人”的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小平没有把“资阳人”化石交给李井泉指挥的成都冯汉骥等专家，而是让张圣奘直接交到北京贾兰坡等专家手中，这既是对国家级专家的鼓励，也给国家级专家和“北京猿人”研究出的一道难题──其高远不在于防止了成都地方专家的短见。因为毛主席抓的原子核子物质也可分的物理学大统一，和他要配合毛主席的战略抓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为人类和国家的命运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为防范国家科学殿堂内专家，研究也难免有的失误，小平同志从以前党内高层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发生的“十次路线斗争”的现象中，已经敏锐地预见到，即使掌了权，抓物理学大统一和人类上古史大统一，也不会一帆风顺。

事实正是这样，如果“北京猿人”化石丢失是在解放前，掌控权并不全在我党专家手中，那么“资阳人”化石的发现，完全是我国掌控的解放后，就不应该出问题。但到今天连“资阳人”化石，发现的时间、地点，是否是化石，“资阳人”是男是女，“资阳人”出现的时间是3万年前还是7千年前，等等，专家和媒体都还是众说纷纭，这又怪谁？今后还会发生吗？人们并不能肯定。

2）与宜昌嫘祖之争

毛主席和小平同志坚持马列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紧跟科学的前沿。科技的重要，今天中美的贸易战看得更清楚。中科大教授袁岚峰博士说：当你进入高科技的竞争时，在某种意义上你就已经胜利了。科技竞争并不是战争，战争是破坏性的，甚至是负和博弈。而科技竞争是正和博弈，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科技竞争中，并没有传统意义的失败者，实际上所有的参与者都会从科技进步中获得好处。

袁岚峰教授说：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科技与中国科技的世界定位，回到产业国际竞争格局的扫描还有第五类，就是由中国开创的这一类，目前只有一个例子，就是量子保密通信。它是人类已知的最安全的保密传输方法。2016年8月16日中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一年以后，墨子号成功完成了预定的三大科学实验任务，包括卫星和地面站之间的量子保密通信。2017年9月中国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量子保密通信的干线“京沪干线”，在从北京到上海2000公里的距离上向金融等部门的客户开始提供服务。这些成果标志着，中国率先把量子保密通信从实验室推进到了接近产业化的阶段。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由中国创造一个新的产业，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其实这与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物质无限可分说世界科学大战分不开──这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和科学界的将帅们向诺贝尔科学奖冲刺的一次伟大尝试。这场“战争”虽然远没有结束，但它已使中国的认知天平发生了巨大倾斜；也许沿着这块斜面向上攀登将是一座通天塔。这就是中国科学界应该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现实意义。而对笔者刻骨铭心的影响来说，就是在盐亭嫘祖研究方面发挥的作用。

宜昌嫘祖研究发起的第一人曾继全先生，当年是宜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后调任作宜昌市建委副主任。原盐亭县嫘祖文化研究会会长赵均中先生，至今还在给笔者说到曾继全的故事──’94宜昌会议，曾继全局长曾向盐亭客人介绍自己研究嫘祖的酸甜苦辣──他自学成才，思维敏捷，观念新奇，出于对祖国、家乡的热爱，为冷落了几千年的轩辕黄帝之元妃嫘祖高唱赞歌，听到哪里有嫘祖遗迹，就要去搜寻资料；夜里挑灯，查了若干典籍；自费打印，出文集；在《湖北日报》、《宜昌日报》上发文多篇。

多年的事实是，研究嫘祖的学者很多，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考古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图书馆到湖南、四川、河南、江苏、山东社科院、大专院校等各地学者，从民间传说、地缘文化、地方文献、祭蚕民俗、文物古迹，丝帛文明、丝绸之路、女性文化、黄帝与嫘祖、文字与考古、古桑及化石等方面“各抒已见”──我们能体会到解开李进副省长提出的“嫘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议”的难题解决密码，不在嫘祖研究的盐亭与宜昌之争中──听宜昌市文联周立荣主席创作的“一带一路”主题歌《永远的嫘祖》的深沉、悠扬，你能说嫘祖不是宜昌出生或就是宜昌出生？全国各地多处争同一个人文始祖，是中华民族大家共同认祖归宗。

《永远的嫘祖》也会出她的优秀子孙《永远的任正非》──解答密码，正如2019年6月20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总裁接受美国财经媒体CNBC的采访时说：“我们形容自己是一架‘千疮百孔’的飞机，具体很多，每个洞都要补，现在有成百上千个洞，，每个洞都要补起来，飞机才能继续飞。但是这架飞机的发动机和油箱还是好的，所以我们一边飞一边修补洞”。方法也如2019年5月21日任正非总裁在华为总部接受央视《面对面》独家专访时说：“中美贸易的根本问题还是科技教育水平，国家一定要开放，才有未来”──“李进难题”的解决，只能靠是成千上万的群众和学者能紧跟科学的前沿。

以1994年7月12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宜昌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94中华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宜昌市召开为例，宜昌市委、市府领导十分重视，参加开、闭幕式；市财政拨出全部会议经费；市建委投资数百万元，在明代曾建修有嫘祖庙的西山上恢复古庙──市级有关部门倾注心血，渴望通过研讨、参观、扩大交流，最后确定嫘祖生地。当年赵均中会长与衡平和王映维两位盐亭县嫘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带了200本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嫘祖研究》一书，嫘祖纪念章200枚，重要文物如古桑化石、石斧、金蚕、陶蚕等照片80余张和录相带两盒应邀参加。

曾继全局长热情欢迎，盐亭县嫘研会把书全部交给他，说明不收任何费用，只请宜昌在开大会时分送给到会的代表、领导、专家、学者。宜昌的主人们把书放到资料库房里后满口应承。但第二天大会开幕到大会结束，都没有把《嫘祖研究》一书拿出来分发给大家。此期间赵均中、衡平和王映维都提醒过宜昌的主人，回答都是“等一等，要邀请你们大会发言”。就这样，他们摸不着头脑回到盐亭。

后来曾继全局长才打电话告诉已是盐亭县志办主任的赵均中先生，说《嫘祖研究》一书把他们“害惨了”──赵均中主任说，实际他和衡平、王映维等副会长，与曾继全局长想的一致，都不主张嫘祖研究搞“古年表、王表”和紧跟科学的前沿考古，因此他们和宜昌嫘祖研究发起人曾继全局长谈得很融洽，本以为一切会顺利安排。

《嫘祖研究》一书1993年7月正式出版，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嫘祖诞生在盐亭》。下编为《嫘祖与上古文明》──又分为两章：第一章为《古史迷雾》；第二章为《嫘祖年谱初编》。曾继全局长说的“把他们害惨了”，指的是《嫘祖研究》下编书后说明：“主要参考文献为《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1992年第3、4、5、9、11期，1991年第4、7、8、10、11期”。《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本有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出版的中译本公开正式邮局征订发行，但宜昌方面把它当成《科学美国人》的英文本，曾继全局长在1994年会后带一批专家到北京图书馆，借出《科学美国人》的英文本1991年和1992年的这批杂志，进行中文翻译，然后查看中文，花了近两万元的经费，也没有看出个名堂。

《嫘祖研究》下编书后说明之所以简略，是因出书经费紧，为减少篇幅，编委会决定所有文章后不列“参考文献”。衡平副会长是老中学教师，他再三要求，编委会才同意他的一篇《嫘祖考》18页长文后，再列了近两页《附注》。《嫘祖研究》一书是笔者1981年4月从重庆调回盐亭就开始发起的工作，历时12年，到笔者再到《绵阳日报》社工作，组织找马敬洪市长批出书经费，找出版社，找绵阳市新华印刷厂，才把2000本书出版出来。

而笔者能从重庆调回盐亭县科协工作，有机会继续看到《科学美国人》中译本杂志，也得益于受毛主席领导物质无限可分说讨论和重视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观的带动。从1965年上大学到1970年大学毕业分配去重庆冶金部18冶建公司工作，再到1981年回盐亭，16年间笔者业余没有间断要找坂田昌一的老师汤川秀树，以及南部阳一郎、海森堡、B·诺伏瑞洛夫等的基本粒子物理学和有关的数理化天地生书刊来自学。1975年笔者在18冶完成平生第一篇科学论文《基本粒子的结构不是类点体而是类圈体──向现代理论物理学中的类点论挑战》。当年10月在家乡盐亭县玉龙公社作妇女主任兼革委会副主任的妻子，生儿子，笔者请假回家乡照顾也把稿子带回有空好修改。

一天玉龙区党委书记何朝伯同志来玉龙公社检查工作，看到笔者身旁放着的手稿，他拿起来翻看了好一会。放下手稿时他说：“写得可以。”笔者非常惊讶。他一个十足的“土改干部”，文化不高，怎么知道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笔者以前没有接触过何朝伯书记，但知道他是笔者家邻乡黄溪乡何家坪的人，和笔者姑父何朝贵是同村。姑父曾讲何朝伯书记解放前家里穷，没读过几天书。1950年刚解放他约20岁，是村上的民兵大队长，因搞土改积极，不久调乡上做干部。到1958年大跃进，他已是玉龙区高灯乡党委书记。高灯乡从此一直成为全县的蚕桑生产模范乡，到1974年才调到区上作的党委书记。

何朝伯书记看笔者一脸的迟疑，笑着说他一贯爱看党刊党报；1965年他在高灯乡作党委书记，看到当年第6期《红旗》杂志全本刊登日本的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一文和编者按以及《注释》，后《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这期《红旗》杂志，引起他高度重视。虽然他看不懂，但一直在捉摸毛主席在为啥？今天翻看你的稿件，才明白可以引导中国人也能科学创新。

就是这次偶然相遇，五年后为解决夫妻分居，笔者请求调回家乡盐亭县工作。在重庆18冶时，笔者已想到家乡的嫘祖传说和蚕桑生产的发达，想改行搞科普。但县上以专业对口想安排去盐亭县农机厂，征求意见。笔者说想到县科委或县科协，组织上说县科委5个人员已满，县科协一老一少两个人，但没人签字同意你去。恰巧何朝伯书记1981年刚调作盐亭县科委主任，县科委和县科协在县委大院门口一间房子里办公，暂归科委代管。在县委大院门口又一次偶遇上何朝伯书记，他知道情况后，他说他去找组织部，愿意代签字接收。

经过十年的修改补充，《基本粒子的结构不是类点体而是类圈体──向现代理论物理学中的类点论挑战》的稿子，1986年在《华东工学院学报》第2期上，以《前夸克类圈体模型能改变前夸克粒子模型的手征性和对称破缺》为题公开发表后，《北京科技报》、《信息报》、《信息时报》以“一道世界物理难题获解”作了报道。1987年绵阳市科委主任程宝隆同志，也是绵阳市科学学研究会的理事长，当年研究会要评选优秀论文，他组织召开评委会，有来自全市大专院校和在绵阳的国家科研单位的专家参加。会前他和他在科委工作的爱人，亲自帮助笔者填写《申报表》和复印在《华东工学院学报》发表的论文，交给评委推荐参加评选。但不想他在评委会上介绍情况后，专家们都说看不懂，不同意评选。程宝隆主任耐心地解释说：“世界上只要一位懂行的专家能看懂，参评就应该评审；况且是在正规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说明有多位专家审定过，我们更应该再审定”。

这是给评委会出了一道难题──到会的专家都看不懂，如何审定？最后专家们同意设个“特等奖”，排在一等奖后。多年过后，一次笔者偶然遇到程宝隆主任，他说起评选经过，笔者万分感动。1987年笔者在盐亭县被选为绵阳市人大代表，第一次到绵阳市参加人代会大会开幕。程宝隆主任是作为市局级领导列席会议，他看到盐亭县代表团名单上笔者的名字，会后他主动找到笔者说：他看到《北京科技报》等报上“一道世界物理难题获解”的报道，但不认识笔者，也没机会找到笔者；这次借市人代会开会，请晚上到他家去一下，因为绵阳市科学学研究会要评选优秀论文，要填个表，他对笔者的其他情况不了解。晚上到了程主任的家，他和她爱人都非常热情，程主任说笔者的论文材料，他爱人在科委可以帮助复印。笔者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填了申报表就离开了。据说程宝隆主任是作平武县委书记调作市科委主任的，也是一位老土改干部，只是解放前他上过农校。

现在再过头来说笔者紧跟科学的前沿与嫘祖研究有什么关系？嫘祖研究，盐亭与宜昌之争，宜昌市公安局曾继全局长1994年带领一批专家也算认真，对笔者主编的《嫘祖研究》一书给予了审定。25年后笔者可以把曾继全局长说的“把他们害惨了”的《嫘祖研究》下编书后说明：“主要参考文献为《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1992年第3、4、5、9、11期，1991年第4、7、8、10、11期”的文献题目公开，并解说其意义。

《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1991年第4期是：《现代人类的出现》；第7期是：《古代城市的勘查》；第8期是：《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原始词语》；第10期是：《早期弓的设计与构造》；第11期是：《古代秘鲁的铜合金冶金技术》和《南岛诸语言的传播和起源》。1992年第3期是：《基因、种族与语言》；第4期是：《骑马的起源》；第5期是：《部落战争》；第9期是：《分子考古学的动向──意味深长的遗骸》；第11期是：《最后的石斧制造者》。

笔者喜欢科学的前沿基本粒子知识，但当时国内能看到的书刊很少。197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能在重钢图书馆内看到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刚试刊出版的《科学美国人》的中译本《科学》，由此一直坚持看每期出版的杂志到退休。原因是《科学》除介绍有高能物理国际最新的进展外，还有类似以上可联系嫘祖研究的科学前沿的介绍。其实，笔者喜欢基本粒子和现代宇宙学，也是为了研究嫘祖、歧伯和盘古等家乡传说的人文始祖人物──产生宇宙大爆炸和基本粒子是约137亿年前，都搞清楚了，难道嫘祖、歧伯和盘古等人文始祖不到1万年搞不清楚？实际只从古文献、注释，地方传说、祭祀祭奠遗存考证，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要让国际上的专家明白和印证，在现代是需要高科技方面的说明材料，才能慢慢统一认识。

所以《嫘祖研究》一书开篇的《序》中说：“希望一切有关嫘祖是否为盐亭人的争论，最好抄当代高新科技的研究，如用分子考古学、遥感考古、地面勘查考古法、埋葬学等国际先进科学成就来争论”；至于文献传说、神话、民俗等仍是收集整理、再创作丰富的问题。

3）与西平嫘祖之争

雷锋(1940--1962年)，共产主义战士，出生长沙。1962年8月15日在部队服务中不幸英年早逝，年仅22岁。1963年3月5日毛主席等题词、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后，做好人好事，影响了几代人。在广泛持久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中，全国、全军各部队和全国各条战线上涌现出大批雷锋式的英雄模范人物。

因为年代比较近和不是神话及人文始祖人物，“雷锋”和“雷锋式人物”容易搞清楚。作一点相似联系，把“嫘祖”和“嫘祖式人物”作类比解答“李进难题”，也许用年表、王表的历史进展顺序，把中华“天下人--天下道”因各种灾变、事故造成的“认祖归宗”统一。

例如，据“百度百科”整理，关于西陵氏部族的地望和嫘祖故里的认定，存在十余种观点：河南有三地：开封、荥阳、西平；湖北有四地：宜昌、远安、黄岗、浠水；四川有三地：盐亭、茂县、乐山；还有山西的夏县、山东的费县和浙江的杭州。

由于古代文献上或多或少地有过这些地方为“西陵”或者与嫘祖传说相关的记载，所以认定这些地方为“西陵”并非空穴来风，也就无法完全排除这些地方为嫘祖故里的可信性。尤其是在四川盐亭、湖北宜昌先后举行嫘祖文化研讨会以后，嫘祖故里盐亭说与宜昌说在学术界曾产生较大影响。“百度百科”的具体操盘手的整理，不是用“抄当代高新科技的研究”，便也类似曾经的古文献注释，或多或少有倾向性──如倾向“西汉以前，西平一带称为西陵有较为充分的文字记载”。至于西陵在河南什么地方，《水经注》记载：西平县，“故柏国也，《春秋左传》所谓江、黄、道、柏方睦于齐也。汉曰西平。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 。尽管如今对“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也说明了西汉时期的“西平”和“西陵”大致为同一个地方。西汉的西平县属于汝南郡，1981 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发现汉简将近 40 枚，其中的“王杖诏令”简上有“汝南西陵县”等文字，西汉以后，这里又设置过西陵乡、西陵亭等与“西陵”相关的地名，进一步说明西汉将西陵改为西平是有史可证的，即：西汉前期和西汉以前，西平一带称为西陵，西陵之名可能源于远古时期的西陵氏部族。

又因与新郑（黄帝故里）地缘相近，增强了西平为嫘祖故里的可能性。原始社会交通极为不便，到处是未曾开发的山林沼泽，决定了远古部族之间相互交往存在一定的地域局限性，地缘临近应该是远古部族之间进行通婚的重要条件，同时，通婚也是增强部落之间政治、军事联盟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要求西陵氏部族应该与黄帝部族具有较为接近的地缘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娶嫘祖之时，居于“轩辕之丘”，说明西陵氏部族应该距轩辕丘不会太远。明代的《广舆记》、《明一统志》、《天下名胜志》以及清代的《大清一统志》等文献均称轩辕丘在河南新郑，所以学术界普遍认同黄帝故里在新郑。以现今的里程计算，西平与新郑相距120 公里，活动在新郑的有熊部族与生活在西平的西陵氏部族地缘相近，具备交往通婚的便利条件。相对而言，四川盐亭与新郑相距数千里，湖北宜昌一带与新郑虽然较四川为近，但也有千里之遥。新郑与这两地之间路途遥远、山水阻隔，地理等自然因素决定了黄帝部族与当时活动在巴山蜀水间的各部族的相互交往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如果西陵氏部族生活在盐亭或宜昌等地，会使黄帝娶嫘祖为元妃存在诸多不可能的因素。而且 民俗、传说和考古材料，提高了嫘祖故里在西平的可信性。

这就是当代我国“学术界普遍认同黄帝故里在新郑”，嫘祖故里在西平的学术水平？任正非总裁说：“我们形容自己是一架‘千疮百孔’的飞机，具体很多，每个洞都要补”──说到点子上──不说盐亭县粮食局的老干部、92岁高龄的石云龙先生用了20多年时间著书立说，发表多篇评论1981 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发现汉简将近 40 枚，其中的“王杖诏令”简上有“汝南西陵县”等文字，联系河南西平有误。就是一位1954年出生盐亭县富驿镇雄关太平村、只读过三年半书的小学文化的农民杨绍森先生，2003年他在河南新郑市打工，在该地新华书店偶然买到一本关于黄帝与嫘祖传说的书，书中写到嫘祖诞生地古西陵在今河南省西平县，他感到有些困惑。后来回到家乡写出长篇章回小说《千古丰碑》，2008年由国际炎黄文化出版后，有评论《认识“远古联合国”盼和谐一统的赞歌》，给予与西平之争的解读。

原来杨绍森先生家乡四川盐亭近一百年来有一批学人一直在研究嫘祖，阐述中国早期文明真正的辉煌。与河南西平、开封、荥阳说，湖北远安、黄冈、浠水说，山西夏县说，山东费县说，浙江杭州说、四川叠溪说等声称嫘祖诞生地不同的是，60万盐亭人妇孺皆知一个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金二伯射黄帝》的远古传说。但黄帝是中华民族人所共知的人文始祖，能射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远古政治传说，使近代一百多年来盐亭的学人难以理解。

但它却揭示了中国早期文明为什么是辉煌的，它的光辉在于什么地方？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一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长度，起点于约公元前６３９０--６２１０年的法天法地时期；二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广度，地处四川５０００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说明它孕育了后来的东西文明；三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高度，地处四川５０００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说明它曾诞生过一个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类似和谐一统的“远古联合国”。

把杨绍森和西南石油大学常健民教授作比较，从这两种不同环境的人出发可以看出他们是各展其能：常健民的盆塞湖和海啸遗迹地质考察，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杨绍森的长篇章回小说，是抓展历史的精神──-《千古丰碑》是认识“远古联合国”盼和谐一统的赞歌。

2000年四川省出版的《文史杂志》第2期发表的《"绵阳第一碑"与盘古王表石》一文，列出了盘古至禹的该年表。历史学家王立教授说：在没有更好的证据出来之前，《盘古王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其次，“盘古王表”中的金二伯、盘古、嫘祖等三位人物传说曾活动过的三座名山：衣落山、五面山、长平山。其中衣落山地区传说的《金二伯射黄帝》，更有传闻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是盐亭地区西陵氏金二伯的后代，还传说金二伯就叫金落下，不但会冶金，而且会观天象。金二伯反对嫘祖与黄帝轩辕完婚 ，反对嫘祖扩大“远古联合国”，把政权交让给轩辕氏 、把“远古联合国”总部迁移到中原，企图射杀黄帝 。因实践证明金落下是错误的，所以传说后来金二伯自觉找到嫘祖和黄帝，跪在他们面前“负荊请罪”。

令人震惊的是，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初定为“金二伯铜像”。原绵阳市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颜晓亚摄影师，认为很有价值。后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已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

2008年3月28至30日西南石油大学的常健民教授，到盐亭踏勘了解盆塞海和海啸遗迹的地点、地貌、地物、传说、早期工作、地方关注等情况，想以地质学和他的地球翻转观念去解读远古遗留的地质剖面现象。由于这次踏勘性了解偏于地质学，笔者作为常教授的向导，请求盐亭方面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赵均中先生协助。赵均中于是叫来杨绍森先生和我们一同考察。杨绍森把他著的《千古丰碑》一书，分别送给了常健民教授和给他开车来的邓师傅以及笔者。

常健民教授1944年11月生于南充市，196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测量及找矿系专业学习。先后在内蒙、川北和西昌等地从事野外地质技术工作。1980年调入西南石油学院地质系任教，到2004年退休。2004年初常健民教授完成了自然科学新发现的《地球翻转》书稿和“地球翻转的首次鉴别及其科学效应”的论文。常健民教授在盐亭踏勘了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嫘村山，回龙山、公子山等山寨城邦文明遗址和观看了多处收藏的文物后认为，从玉龙镇、高灯镇、金鸡镇等地区密集的古山寨遗址景观看，盐亭存在远古文明事实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烟鼎山脚下申家沟台地上露出的民间俗称为“石条球”的约七米高竖立的“石柱”，有可能是这个远古文明留下的建筑物遗存，值得发掘。

杨绍森先生失学于“十年动乱”，他父亲因有“历史问题”而冲击到他们，但他没有怨天尤人。他在农村勤俭持家、勤劳致富、团结乡里，受到党组织的重视，把吸收为中共党员。和其他农民不同的难能可贵之处是，他离开学校后，书从未离过手，使他逐渐积累了知识，为后来创作《千古丰碑》打下了基础。他在河南新郑市打工，嫘祖诞生西平县的困惑触发他想到古史的“千疮百孔”：自约公元前９１年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开创纪传体史书范例的《史记》问世以来，历朝历代都没有搞清楚黄帝是一个人还是不同代的几个人？任凭谈四千年前有黄帝，五千年前有黄帝，六千年前有黄帝，乃至近年还有学人说三千年前有黄帝，七千年前有黄帝──中国史学家做学问不怕“脸红”，已成为中国“特色”。

例如，新浪网“老派的博客”2009年发表据铜川民革成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炎黄文化研究专家李延军写的《黄帝生平年表初编》，说“公元前6019年阴历二月初二，黄帝轩辕氏出生于寿丘（今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桥山东南桥沟塔之长寿山）”。即黄帝轩辕氏出生在至今8000多年前。杨绍森不服这口气，他在河南灵宝、新郑等地暗暗搜集资料后，又毅然回到家乡，在劳动之余深入到高灯、金鸡等地考察蚕丝山、水丝山、轩辕坡、丝织坪、锦机台、三锅桩、先猫洞等嫘祖传说留下的遗迹，还主动向一些嫘祖文化爱好者请教，多次征求意见，三易其稿，终于让14万字的《千古丰碑》面世。

在送走了常健民教授之后，笔者用了约一周时间读完了杨绍森先生的《千古丰碑》。杨绍森积极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添砖加瓦，奉献的这本《千古丰碑》，与十多年来以盐亭嫘祖传说为题材创作的近十部长篇小说和戏剧、影视作品不同的是，突出了“盘古王表”中远古文明从“城邦之美时期”到“跃起中原时期”过渡的内部斗争。杨绍森不是专业作家，在今天，民间搞纯文学创作或纯科学研究都是自费的，不能养家糊口；杨绍森的主要任务还是搞生产劳动，而且他的作品主要面对的还是劳动群众，所以《千古丰碑》写得很质朴，很多用语也同今天的历史小说、戏剧、影视作品相似，而且是人间、天庭人神相应，很有可读性和感人之处。

四川盆地地处祖国西部或西南，是中国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上游的交汇处，也是东、西人类文明的交汇处，还是远古云南元谋人、陕西兰田人、广西柳州人、重庆巫山人等的交汇处。如果一万至五千年前四川盆地因地球局部地质大灾变，曾经形成过盆塞湖到盆塞海，古梁州有过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而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人类文明，是它具有先进的原始生产力、先进的原始文化、先进的原始方向的话，那么以盘古文明为代表的四川盆塞海或盆塞湖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人类社会，是如何称呼现代人理解的部落、联邦、联盟、国家、氏族等社会组织的？又是如何称呼现代人理解的国王、皇帝、酋长、头人等领袖人物的？这也许是今天的历史学家也难弄准确的，所以杨绍森《千古丰碑》书中，把类似的社会组织称“部族”，头人称“族领”，黄帝自称“朕”等，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

有书云：“将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用现代人理解的称呼去衍绎远古的人和事，也是为让现代人更好更准确地去的理解远古的人和事。笔者和常健民教授也讨论过“远古联合国”的用语──说盘古文明类似“远古联合国”，而不类似现代人理解的部落或氏族联盟、联邦、国家，是因为它们更像部落或氏族联盟、联邦、国家类型的混合体，这恰与今天的“联合国”相似。

今天“联合国”内部的国家之间也有战争，但它的大趋势是以“和谈”解决问题为主，是以“化干戈为玉帛”解决问题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千古丰碑》虽然使用的是部落或氏族联盟的用语，但较好地理解了“远古联合国”式的盘古文明。这突现在《千古丰碑》坚持表现部落或氏族要追求和谐一统的联盟构思上，坚持表现部落或氏族追求“化干戈为玉帛”的波澜起伏的情节构思上。其中更不回避金二伯与联盟的矛盾，黄帝与炎帝间坚持大统与自强的矛盾，黄帝与蚩尤间不同文明的矛盾。其实今天“联合国”内部的国家之间也有争论，“联合国”的实践，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旅游文化”的实践，都对争端解决提供了启迪。

北京学者苏三称中华文明起源自中东，“三星堆”属于古犹太文明；中东是人类“文明的子宫”，中华文明则是它的“宫外孕”的文章。说实话，笔者不赞成苏三的观点。因为笔者多年研究发现，中国除四川盆地外，其他地区难于建立八千至五千年前中华多代“远古联合国”历史实地研究的平台，原因是没有如目前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的那种远古文明遗迹。虽然那里的远古原有的生态景观和古建筑群早已被破坏，但那里的海啸地质地貌和山寨城邦遗迹结合的景观随处可见，如在绵阳涪江和梓江下游区域，距今８０００年左右的古山寨群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古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俗称“洋港子土”的丹霞地貌的浅土崖层剖面，“低岸为陵，高山为谷”的地质突变造成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的古河床遗迹、古冰川冰臼遗迹等也有数十处。

这使人想起了２０世纪初留学日本归乡的学人何拔儒，通过长期考察和研究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古山寨地质地貌，得出从１．２万年至８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从而为5000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而被人称为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的第四部书。如果海内外的考古学家，即使英、美、法、德、意、加、日、澳、俄等多国考古队齐聚绵阳市盐亭等县区，也有平台能安置。因此把苏三的观点反过来，把１．２万年至５千年前的四川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现象，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孵抱期”，而中东文明则仅是它的“应用期”，不是也行吗？

4）与周光华教授文明起源地之争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小平同志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从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中国开创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起，到今天总部设在美国的联合国，都联系着这一永恒的主题。华夏自古就有的“世界大同”、“天下莫非王土”、“大同王土”之说，揭示了远古华夏族开创全球多元一体国家模式实践的理想，也揭示了远古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进步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其结果也改变了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特征。200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淄博市社科联研究员周光华教授的《远古的华夏族》一书 ，谨慎而探索性地翻开了这一进程的第一页。

《远古的华夏族》凸显《山海经》的多面意义──古今中外研究《山海经》的人很多，把周光华教授《远古的华夏族》里的《山海经》研究，和胡太玉教授在2002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破译〈山海经〉》比较，客观地说，《破译〈山海经〉》的学术规范性不如《远古的华夏族》的学术规范性强──理论追寻年表和王表，成为记述人类社会远古史的一种要求，周光华是努力在做着。相比之下，《破译〈山海经〉》缺环太大。这是一件难事。不说四川省盐亭县何拔儒老先生破译的天垣《盘古王表》和他的中华文明是盆塞海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观点，就拿周光华教授说的“稷作文化”与“稻作文化”，即所谓远古长江文化是源生文化，并且是后来接受远古黄河文明的渐浸文化，在目前也难于取得共识。

无容讳言，《远古的华夏族》是以整体剖析《山海经》为基础，尊重《夏商周探源工程》的合理衔接，尊重《史记三家注》提供的历史年代线索，结合古籍和学界、考古界的研究成果，但还需实地考察全面综合研究华夏族。即周光华教授对学界争论的敏感问题、应该提出商榷的问题，没有做大的争辩，是尽量避免“稷作文化”与“稻作文化”之争。从全书来看，由于作者是工作、生活在山东，更多了山东的情况，所以也过多地描绘了远古黄河文明的渐浸和源生。

胡太玉教授的《破译〈山海经〉》与《远古的华夏族》有很多相同之处，但胡太玉不是立足于周光华的山东，也不是立足于周光华的远古大黄河文明渐浸长江文化。相反，胡太玉是立足于成都平原，立足于长江文明的源生文化，不但对国内黄河文明作了渐浸，而且对美洲、西亚、非洲和欧洲，早在6000年前已作了开拓，证明了天府之国可能就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母国”，成都与东方伊甸园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胡太玉教授为了说明《山海经》是一部上古世界联合国史志，写得更像报告文学。我们不知道胡教授是不是在四川工作，当然我们不是说在四川工作的人，就一定偏重四川或“稻作文化”。

因为还可举两个反例。一是祖籍在山西，在成都出生，在广元市任职的白剑先生，2002年出版的《文明的母地》一书，就偏向于周光华教授工作的山东，说三星堆发掘的远古青铜器，原本是山东泰山大庙夏朝祭祖、祭天的铜器。由于掌管泰山大庙的夏朝功臣有缗氏部落，不满夏桀的暴政，西迁逃到四川的三星堆，这才是三星堆著名青铜器的来历。白剑先生的理性是，他反对人类起源于非洲撒哈拉说，而类比提出戈壁滩人类起源说，于是远古的华夏族是从戈壁滩走出，由西向东经过甘肃、陕西、河南到山东的发展，再向长江开拓的。

而在北京出生、工作的王红旗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从信息传输角度研究《山海经》，用了差不多20年时间，才完成了对《五藏山经》地理方位的全面系统考证，2003年他出版了《经典图读山海经》，是立足于北京而偏爱四川。他认为神农、炎帝族源生于北京桑干河谷，而不是陕西；他认为帝尧时，东海已淹没到了太行山。2002年他在《文史杂志》第1期发表文章说，蚕丛发明了望远镜。

理由是三星堆遗址的两个与商代同时期的“祭祀坑”里，出土有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它们或两眼角向上翘，如同竖眼一般，或眼球向外突出。其中一件青铜人面像，阔眉大眼，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直径13.5cm，凸出眼眶16.5cm。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cm，眼球中空。据此眼球突出的纵目青铜人像，他认为其文化和族属渊源蜀人的先祖蚕丛氏，可解释为这是远古蜀人关于望远镜的使用和崇拜。

白剑先生是一个年青的学者，他了解广元市周围羌族地区的情况。这一带靠近岷山和秦岭，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他可以尽情地发挥“蜀人来源于氐羌人”的观点。其次，他也容易到附近绵阳市，考察盐亭县的嫘祖文明遗存。当他在短时间内的旅游中，看到的古文明遗存因已被解放时破坏，而不尽人意想象的标准后，就开始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尽情地发挥对盐亭县学人研究的批驳。但他不知盐亭数十座古山寨遗存被拆得荡然无存，数千册古籍资料已被烧毁，这一幕却发生在1950年的土改运动，及以后多年中的一些革命和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当地当代老人们不愿说的事情，但当地农村七、八十岁以上还活着的人，都亲眼目睹过──白剑先生和当地这些人比起来，不但不了解，而且从年龄上也没有经历过那场“暴风骤雨”。

旁证还有，1958年大跃进，绵阳市有数万人涌入广元市大山中挖矿大炼钢鉄，建大小高炉、鸡窝炉数千座，造大小风箱数千台，那是千真万确的。这事已过不到60年，却已荡然无存。当然现在活着的六十岁以上的人士，大多亲身经历目睹过，人还在可以作证。如果白剑先生作为广元市宣传部长、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因找不到那些炼钢遗迹或风箱类似的遗物，能说这是谎言吗？况且在盐亭，大围坪、寨子山等地貌铁证如山──俗称“印把子山”的地貌在嫘祖故里随处可见，只要懂得历史计量学的有责任的地质学家，定能鉴别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