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科学解读

正反信息博弈法，凸显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以后类似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是中国远古的主干文明一样，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是世界远古的主干文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孵抱期。相反，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和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正反信息博弈，却凸显了以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文明为特征的远古国家共同体或古世界联合国，类似现代欧盟或联合国模式的存在。因此，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文明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巴蜀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市场经济和物品交换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存在多时了。

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教授早就说过，《山海经》是远古巴、蜀、楚人最初完成的著作。但蒙先生论证何为“山海”，何用“山海”？没有说清楚。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 ，《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真是画龙点睛。但蒙文通和何拔儒都是四川省盐亭县人，有“稻作文化”人之嫌。《远古的华夏族》虽给“稻作文化”留有余地，但主要维护的还是黄河大文明和“稷作文化”，所以也不讲何为“山海”，何用“山海”，但在该书第四章“华夏补说”中，周光华教授却在无意中揭开了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存在的秘密──如果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是以巴蜀盆地或巴蜀为中心，这个盆塞海能淹没或能沟通淹没的省份，当然只能是巴蜀盆地及临近巴蜀周边的其它省、市、县了。

它们是四川、重庆、陕西、青海、河南、湖南、湖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等省、市。如果把这个盆塞海内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史地志称《海内经》，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的城邦文明史地志称《海内东、南、西、北经》，临近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城邦文明外边的东、南、西、北的陆地文明史地志称《海外东、南、西、北经》，再远离这个盆塞海周边的陆地文明的东、南、西、北的农牧文明史地志称《大荒东、南、西、北经》，那么不管周光华教授对《山海经》里诸多“国”的推说或考证是否正确，他在该书266页至267页提供的《海内经》、《海内东、南、西、北经》、《海外东、南、西、北经》、《大荒东、南、西、北经》等各处邦国地域位置涉及的详细省份，都可作参考。如果这个介说能够接受，那么他说的《海内经》的邦族地域位置，涉及到青海、四川、重庆、陕西、河南、湖南、江苏等7个省、市。其中只有江苏一个省是远离四川省的，不合符“海内经”的设定。

至于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等省没有涉及到，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对于远古的发达文明，这个设定的省份只能是少，不可是多的。其次，我们还可以反求之，看四川省是不是混在周光华推说或考证的其他各类山经中？结果四川省只在他的《海内南经》推说或考证中一处出现。把四川和重庆放在《海内南经》的地域位置，也是正确的。因为盆塞海内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主体是在四川省北面绵阳地区。以此作参照，四川省南部及重庆、贵州、云南、西藏等省、市，当然是在《海内南经》的地域位置了。其中还没有涉及到的甘肃一省，是在《海内西经》和《海内北经》两处提及的。可见周光华的推说和考证，是很合符《山海经》的原著，且准确概率也很高。

其他的问题，还可能存在着《山海经》在成为纸版书之前，因为古人是写在竹简线编的书上的，后来出土或发现时，竹简因线编已经腐烂而散乱，是后人根据竹简散乱的具体情况和文句的联接，重新整理出来的。所以即便是周光华推说和考证现存的《山海经》上的邦族地域位置正确，也难免《海内东、南、西、北经》、《海外东、南、西、北经》和《大荒东、南、西、北经》中，各邦国地域位置涉及的省份有混淆之处。但四川省又是不能太混淆的，因为中国远古盆塞海的主体是四川盆地，盆塞海内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就只能是四川省一个，这个概率是很小的。

反之，散乱和联接生错的概率也很小。周光华教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他的造诣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第一次科学地证明了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在中国的存在。从“先进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就能揭示中国远古盆塞海文明与山寨城邦文明，较同期其他地方，有更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表现，这才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源。这里，中华民族的开山先王，在开创人类文明的搏斗中，已感悟和树立起“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原始意识形态。即使后来一些部落和王朝的“落后侵略了先进”而取代了前王朝，这种“天下大同”的中华民族开创性的意识，仍然保存了下来。

这说明真正产生过具有先进意义的意识形态文明，是不会消亡的，是能够传播的。这才是“中国主义”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并且以此“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中国主义”，推进世界大同。周光华的《远古的华夏族》，是他自觉地运用新的“先进治国”论的思想，来研究远古华夏族的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揭开了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社会现象。

例如，《远古的华夏族》中166页至190页，作者用了近两万字的篇幅，全方位地描述了炎帝蚩尤氏族的发展和先进性。作者由衷地写道：“研究认为，炎帝蚩尤氏在中国地域的东部，奠定华夏文明的物质地域基础。随着使用青铜兵器能力的提高，炎帝蚩尤氏的经济生活能力和军事治政能力同时得到增强壮大，古‘中冀’黄河北岸乃至今天的山东广大地域，成为当时炎帝蚩尤为代表的，华夏族发达经济文化治政中心地域，成为华夏民族兴旺发达的地域根基地，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这样从蚩尤、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是内部争夺领袖权的战争来看，就觉得这是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一种程序编码。

作者用蚩尤氏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回答了蚩尤为什么要同黄帝大战的这个社会进程的程序或编码问题──战争与改朝换代必然且自然地遵循的法律程序，周光华教授暗示，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存在着必然且自然的规律程序或法律编码。毛主席就说得很直白：“枪杆子里出政权”。说明从远古到如今，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至少存在两形式。第一种是“发明创造出政权”，第二种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是一种科技武器，不同于远古黄帝以前的先王，用自然物简单加工制作出的原始工具，进行的这类“战争”，因为它的残酷性、死人的数量是有限的。从青铜器、铁器到“枪杆子”，这是人类社会用自己发明的科技原理，创造生产出的“高科技”工具武器。所以，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进行的这类战争，是更残酷的“内战”，是人类的“自残”。

这类更残酷的“内战”，是从蚩尤战黄帝划分时代的，它是人类社会“科技”出现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程序战争”或“战争编码”，它深刻地说明了政权现象与科技现象的关系。但民主与独裁并是不对立的，例如那些缺乏强大的原始创新科技力量的国家，它们即便有了民主的政权，也是不强大的。所以科学和民主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才行！这就是21世纪里强调和谐社会，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以及它的先进意义和正确性。

今天的中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2005年我国人大制定并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周光华教授认为，这就是对近代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发生的必然的“程序战争”或“战争编码”的一种“法律界定”。周光华教授在他主办的《知识论坛》网上发表《从中国国民党江丙坤率团访大陆看中国的统一前程》的文章中说：“由此，中国境内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这就把任何外国势力图谋插手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企图，拒之门外；这就把台独分裂势力，把台湾的‘民进党’、‘台联党’这些分裂中国，这些搞台湾独立活动的叛国祸国党团，推向接受法律和人民制裁，国家行使权力给予惩处法办的地步，由此维护中国统一的尊严。”这就是《远古的华夏族》出版后，周光华教授登上的又一新高度。

战争与科技武装后的政权及政权人物，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的蚩尤，为什么会被黄帝打败？其实内战是很复杂的。对此，周光华教授作了一类“声东击西”的提示。《远古的华夏族》158页上说：“夏商周秦汉，虽然在西方立国，其源头却在东南，而处于上古时期的神农氏也正兴起于南方”。周光华是以古籍预言“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为依据，作的发挥。这个古籍预言，其实也适合当今联合国或欧盟这类现代国家模式，虽落脚或成熟于西方，但却源生于东方远古的中华盆塞海文明。

其原因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原始部落强调集体思维，就把破坏部落整体效应的个别爱“发明创造”的人物，看成是“叛逆者”。东、南、西、北、中的原始群落内的大量“叛逆者”、犯人，被放逐到四川盆地的盆塞海边，他们倒集成了一种“新人类”。这是一批重视“发明创造”，重视“新创见”实践的人。所以盘古王国不是从原始部落政权及其政权人物现象展开的，而具有原始超前的民主性、科学性。真所谓是“浑沌”初开，开天辟地，人类文明大爆炸。

“盘古王表”记述，这渊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内初现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迫使盘古王把类似动物世界的蜂王、蚁王到猴王、狮王模式的四方或五方邦族、邦国、部落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集合成一种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其政权现象的核心动力，是远古的市场交换、物品流通，长途交易、商品生产。

其“古联合国”或“古共同体”政权人物现象的选举办法，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发明创造”竞争国王。当然，这不是到1789年才出现的类似华盛顿“普选多票当总统”的模式，而是在原始群落内个体偏好的适当限制下，以多数规则应用于一个广泛的群体决策的和谐社会方法。翻译成现代科学语言，就是所谓的“汉族”，或“群体决策的不可能性的多数规则”。在远古的华夏语言中，“汉族”有“汗毛”──形容多的意思，载以“多数规则”的信息──因为“汗”有“汗牛充栋”、“汗流满面”、“汗马功劳”，含有广大、多数、劳苦、下层之意。这也解释了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三星堆文明，有一部分来源于中原，但中原文明也来源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难题。

所以，“汉族”是起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支持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但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仍然是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内部。这个远古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古联合国”。它不同于今天的“联合国”，但是更具有统一国家的权威性。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种“多数规则”至今都没变。“汉族”和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从“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那些所谓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民族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辞──也许我国今天的各个少数民族，还是远古联合国掌管各山寨城邦和远途去作贸易人物的后裔──类似今天说的“官二代”、“富二代”。

动物社会知道要有蜂王、蚁王、猴王、狮王，如果进化到高等动物的人类，不知道要有人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所谓“母系、父系”进化规则，以代替智力或体魄竞争称王的“多数规则”，其结果是如苏三出书，说中国人是以色列人，远古的文明仅是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其实，要说言必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的学者，才类似“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至今还是“母系社会”。但以色列也不是仅选女性当“人王”。其次，人类社会一旦建立起了国家共同体的政权模式，就具有很大的传承性。而接近这种国家群体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不会因不是“国王”，就不具有传承性。相反，只要最终争夺到了这个“王位”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都是先接近这种国家共同体的，而后也就代表着这种国家共同体政权的传承性。

由此来看，远古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就是一只“不死鸟”。那么黄帝的“共同体”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大家也能猜到是从“西陵氏”来的。“盘古王表”记述，“西陵氏” 共有５代“国王”：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他们分别是在远古教育、地理、医药、天象、蚕丝方面的大创造或大发现家，争夺到了“王位”的。这是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城邦之美最后一个时期，由于他们掌握了这时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政权”，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也许如今天的跨国公司，敢于到外面去建厂。这也类似今天一些发达的国家，把工厂建在国外，而把研究所、实验室、大学、金融等清洁而高智力的场所，建在国内一样。

相对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顶尖优势文明，这些都是它的“后院”了。正是在“古联合国”内部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得处在有利地缘的北部黄帝邦族、东北部蚩尤邦族、东南部神农邦族，比西部、西北部、西南部的邦族进步更快、更大。《嫘祖研究》一书认为，掌权“古联合国”的嫘祖西陵部落，与炎黄部落以及蚩尤部落的接触，改变着当时战争的模式，并十分频繁地在这些落后地区激化着战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嫘祖发明养蚕治丝，类似高新科技，也联系类似黄金、货币经济、文化，而更加发达，强烈冲击着临近的部落。其主要是他们在与周围部落的交往中，将丝绸、舟船、养殖、编制、刀具等技术传入，改变了当地人的整个生活方式。

由于蚩尤部落与西陵部落接触，而发展出的铜制工具比炎黄部落的石斧功效高出数倍，又十分珍视与“古联合国”主干的物品交换，于是激发炎黄部落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的村庄搬迁到新地方，力图取得与西陵贸易团体进行接触的好机会。因为在这样的地区，势力大的一伙人能得到比较充足的物品，所以那些控制着与西陵部落接触机会的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声望和地位均得到提高。因此，先前的炎黄部落，虽然也曾偷袭过西陵部落的定居点或其它村落，藉此获得所需物品和人才。但是比这更好的办法，还是移居到西陵部落贸易团体的前哨地点附近才好。北部的黄帝邦族捷足先登，因此不但控制着物品的交换交易，而且还得到通常是装备精良的西陵部落人的支持。

特别是嫘祖故里盐亭县传说，黄帝因为发明战车，原本是“古联合国”选的王储，并与嫘祖有婚约，是北部邦族抢劫了年少的王储和退位的歧伯后，金二伯和嫘祖都力图解决这一争端。后来“古联合国”的政权没有通过“竞选”，由嫘祖让给了黄帝。在这种情况下，远离西陵但也很先进的蚩尤部落，用战争的武力阻止“古联合国”政权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的政权人物，压制自己的“竞选”，或粉碎对手妄想控制自己区域的企图，不失为一种法律程序或法律公正。然而据盐亭县传说，这本身却是嫘祖王的千古设计──因中华巴蜀盆塞海终将要干涸，远古的民主终将要被专制所代替，战争选在中原打有好处。

事实证明，直到清代，政权人物还在坚持“天下莫非王土”的“古联合国”观念。是近代科技粉碎了“古联合国”之梦，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才部分恢复和重建了“联合国”。关于意识形态与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 ，《远古的华夏族》145页上说：“后世思想家，特别是地主经济时期的思想家，为完成……帝王治世理论，对上古传说，加以撷采，而形成治政理论根据”。周光华教授没有明说无产经济时期的思想家，也是对上古传说加以撷采而形成治政理论根据的，但暗示是不言而喻的。这涉及从古至今的意识形态规律和讲政治。

法国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它不随着国家权力的变异、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它存在于阶级社会，同样也存在于无阶级社会。例如，任继愈先生说的知识分子爱国主义“典型”的冯友兰先生，1931年、1934年完成上、下册的《中国哲学史》，解放后放弃其新理学体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又著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前者比较，增加的多在讲先秦时期思想家的阶级局限性，以及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服务性，突出了人民性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

又如杭州市政协第一届副主席钟毓龙先生，1936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从378部古籍中发掘公布有“尧年王表”，但因开头的政治错误，直到1985年删除开头几页才再出版。其实，改革开放后，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王表年表，除年表更细更准确外，王表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相同的。从孙中山时代起，政权人物内部学者间，为争夺远古华夏王表年表的决定权，对上古传说是各有撷采的。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我国古文明王表年表的文献材料不乏其有，解放后对夹杂严重封建迷信或政治错误的材料，也弃置不用或被烧毁。现代有些国家，曾把自己的开国领袖，讲成是“钢铁灵将”。而被打倒的，就漫画丑化──这是在讲政治。

因此，远古的神话，曾经类似就是远古社会讲的“政治”，如《山海经》可以说是一本“古联合国”强调讲“政治”的史地志书。同样道理，司马迁的《史记》也讲“政治”。例如他说，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史记三家注》说黄帝的第四孙颛顼在位78年，死后他的叔伯兄弟帝喾接班当王70年，活了105岁。难道这样的记载，能视为符合人真实的生命生长规律？

周光华教授为研究的稳妥说：他只考察了伏羲、太昊、女娲、神农、炎帝、蚩尤、黄帝、颛顼、帝喾、帝挚、尧、舜等远古华夏族氏及政权人物，以此打造远古王表年表：神农炎帝开始于公元前的3000年，历时530年，黄帝族系时代合计为396年。其中黄帝历时100年，颛顼历时78年，帝喾历时70年，帝挚历时9年，尧历时98年，舜历时41年，止于公元前的2075年。舜的治丧期3年，所以禹夏起于公元前的2071年，同《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定的年代相合。但这样的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王表年表，有让人不踏实的疑惑顾虑。

因为全世界没有这样多个国王长寿治政交替的真实记录。所以说目前我国历史学界，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对照现代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类似“联合国”的秘书长，可以从成员大国中选，也可从成员小国中选；可以是白种人、黄种人，也可是黒种人；但是都必须任过职。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王表年表中，有多个国王长寿治政交替的真实情况，也许是把他们作“古联合国”政权人物的时间，与其作王储或邦国的国王或邦族、部落首领的时间，混在一起或加在一起了。

A、解答远古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部分难题──源生、衍徙、渐浸、接纳说等难题之一的人类社会的起源，如果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的，而是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那么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

B、公元9世纪出生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似乎把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中国人的祖先首领，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但这可是他们用的阿拉伯人的名字。

C、1989年我国著名冰川学家韩同林提出，距今约2至3百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冰期，全球四分之三的陆地被冰雪覆盖，中国全境也不例外。由于只有非洲大陆赤道附近有绿洲，这就是中国和其他地区有先进的原始人群落，都在20万年前向那里迁徙，从而第一次杂交、融合产生了全球的现代人种。

D、约20万年前至约8000年前，是大迁徙期，原始人群落分陆路和海路两大类从非洲走出，陆路向东、向东的，可抵达太平洋沿海。

E、1927年蒙文通先生在《古地甄微》书中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江汉、海岱、河洛”的三系学说。这实与人类大迁徙有关。

F、陆路向东第一次在伊朗分支，一路往印度，一路往戈壁滩方向。到戈壁滩的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河洛方向 ，成为河洛系；一路往内蒙、河北，东北，山东方向，成为海岱系的先声。海路向东的快一些，第一次在印度分支，一路往缅甸和我国云南、广西方向。到云南、广西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四川、贵州方向，成为河洛系的先声。一路往广东、湖南、福建、江浙方向，成为江汉系的先声。

以上可解答人类起源于中国全境，包括白剑的戈壁滩说。

源生、衍徙、渐浸、接纳说等难题之二，是在约8000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原始社会开始后，源生民群落，在我国东、南、西、北、中都有分布，再谈动物类似的大迁徙，不现实。因为除草原上有大量马匹的游牧民族，其他族民不可能有经常性的大规模整体移民。能移民的或衍徙的，只能是接近政权及政权人物的主体或潜在政权及政权人物的主体。《远古的华夏族》中就提到西羌人的始祖爰剑，本是秦人的奴隶，逃跑进深山野林，碰上受割鼻刑的羌人女子结为夫妇，后向羌人传授农耕技术，改变羌人的游牧生活，而发展农耕经济，成为西羌人的政权人物。

袁珂先生也说，商人的祖先王亥、王恒兄弟，是做长途马牛羊贩卖的政权人物，王亥在外遇害而引发商人起兵。钟毓龙先生更认为，上古政权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政权人物和首都的移动很频繁，连移动后的首都，很多地名都依照先前的称呼。可见远古的政权人物及潜在政权人物们的知识、智慧，组织作用等，在他们自觉与不自觉的交流、搬迁、贸易、派遣或逃遁、刑罚中，发生的民族源生、衍徙、渐浸、接纳等文明影响现象，才是多处同人名或地名等难以自圆其说的根源。钟毓龙先生认为帝尧时，因地质灾变，黄河不能再从剑门流入四川盆塞海，三门峡又暂堵，还解答了王红旗“东海淹没到了太行山”，以及四川盆塞海逐渐干涸的难题。

笔者与周光华教授之争，发生在2015年12月12日他亲手给笔者送第二本书《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的时候。这笔者在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自然国学研讨会期间。这是第一次送书10年后首次相见，都很高兴和亲热。10年前的2005年初，笔者收到淄博市社科联寄来参加当年9月份淄博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齐文化《管子》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同还寄有周光华研究员的新书《远古的华夏族》。笔者猜想自己的信息也许是办北京“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的宋正海教授告诉周光华研究员的，因为“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也曾邀请笔者去作“讲座”；因自己还没有退休，“讲座”与办报无关，怕报社不同意没去。而2005年4月笔者要退休，所以看完《远古的华夏族》一书很快写出《从齐文化看远古华夏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评周光华先生的新著》一文，给周光华研究员邮寄过去。

但2015年相见的好气氛，很快被双方交谈打破──针对笔者猜想说的“世界人类起源和文明第二个孵抱期，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世界第三极有关”，周光华教授立马反对说：“山东泰山地区才是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之地”。他列举了山东和泰山历史上记载古文化及古文明中的一些亮点，说明它们的全国性和世界性。而笔者心里明白：泰山古文明起源即使成立，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也是“流”和“源”原的关系：约20万年前冰川期开始结束，从非洲走出的现代人向东，一直走到中国东面大海边才停住前进，也许在泰山留下来过少部分的人──但他们的大部队寻找的真正归宿点是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东面的巴蜀盆地及其堰塞湖--盆塞海。这是他们曾经的一部分祖先，带着保留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的耐寒基因，在约200万年前因第四纪冰川的严寒，迁徙到非洲前的栖息地。

其次，2005年笔者写评论《远古的华夏族》期间，周光华教授曾打过电话告诉：他父母出生上海，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陈毅元帅在苏北领导的新四军，后又跟陈毅元帅到山东参加解放战争。刚解放又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抗美援朝结束回到山东淄博工作。他读高中遇“文革”，后参军到兰州部队，在那里作为工农兵学员他上了大学。后来因父母在淄博，就从部队调回作了一所学校的校长。他的特长是喜欢文史，又转到淄博市社科联工作。2015年在北京见面后，所以笔者一开口向周光华教授父母问好，他才说他的背景的不要说，他是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参加的工作。笔者这才明白：书刊、口说的“真实”，与“实在的真实”，对远距离没有亲身交往的人来说，这种差距是搞不清楚的──类推探讨争论人类的古史也许存在类似的现象。笔者对周光华教授的学术成就是很敬佩的，而且他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于泰山”的话，笔者还没有看见他在公开的书刊和网络论坛上说过，也就没有过多地解释争论。

为了印证“实在的真实”，笔者将10年前──2005年4月10日就收到的周光华教授的电子邮件，全文抄录如下：“您好！很高兴您真诚支持帮助，写出《远古的华夏族》专著的研究评述，这对我是很好的鞭策和启发，使我看到研究需要深入，探索需要继续，问题需要展开剖析，方可见到清晰的前途。希望您的评述见著省级以上报刊和学术中心期刊。谨此”。周光华教授还说：他很愿到笔者那里及四川考察调查研究，届时会给添麻烦，请帮助；对不厌弃孤陋相助真诚致谢。他大致的安排是：五月份他到河南大学、南阳师范学院讲座“东夷齐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早期文明”。如果没有变化，大致考虑借这次机会到笔者那里及四川考察调研。因为六月份他要插手准备中宣部批办，淄博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齐文化《管子》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份开会。所以再往后就得在9月以后才能找机会时间来四川的。

周光华教授又说：“话说到这里，您可以试探性地帮我宣传宣传，可否寻找您那里及四川感兴趣的大专院校或学术单位，聘请我并安排‘东夷齐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早期文明’或类似讲题的讲座课，这样对我到四川调研考察会更方便的，也有利于我们在远古文化历史文明研究领域可能的合作提供好的方便。恭候您佳音回传。您的评述文说‘一部探索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巨著’，我冒昧动粗删改，主要把我的背景删掉，把一些政治色彩的言说调整掉，保持学术研究的面貌，个别字句做些调整和删改，希望您能满意，希望您的文章原意突出。谨此，把我修改后的一部探索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巨著‘一部探索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巨著’评述文，发回给您，请雅正。恭候回信──周光华2005.4.10”。

但2005年5月周光华教授没有到四川调研考察，而周光华教授修改后的评述文，笔者和工学院金鑫教授再作修改后，2007年发表在绵阳市科学城工学院学报《教学与科技》第2期上。

3）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考古旁证举例

A、高等植物、动物、人同源

《光明日报》2019年6月27日报道，吉林大学教授崔银秋研究团队与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宫磊研究团队合作，成功测定并分析了距今约3800年的小麦全基因组序列；该研究提出了普通小麦从青藏高原边缘到长江流域的扩散路线，为理解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农业传播提供了跨时间维度上的直接证据──六倍体普通小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普通小麦驯化始于大约1万年前近东的新月沃地，然后向西扩散到欧洲，向东扩散到东亚，但小麦进入中国的传播途径仍不清楚。为探寻传播路径，经过约10年时间的研究，两支团队克服了古植物中DNA含量极低、降解损伤严重，古植物DNA研究对实验环境要求高等困难，从距今3800年的单粒小麦种子中成功提取到其基因组DNA，并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对中国新疆小河和古墓沟墓地出土的7粒古代小麦种子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组装。

基因组数据分析和形态学观察都证明出土的小麦为六倍体普通小麦，古代小麦与中国西南地区现存的普通小麦地方品种的密切关系──青藏高原现代地方品种与古代小麦高度相似的等位基因频率，为小麦向高原传播的西南途径提供了更加直接有力的分子依据。这项研究也提出了普通小麦从青藏高原边缘到长江流域的扩散路线，为现存小麦地方品种的栽培起源、扩散和遗传改良提供了重要信息。

从植物到动物联想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这表明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走出西藏，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这虽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但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从动物到古人，兰州大学张东菊教授介绍青藏高原最老的考古遗址──白石崖溶洞，位于甘加盆地北侧的白石崖山脚处，洞口高约5米宽8米。洞口处有相对较平坦的通道。在洞穴入口约30-50米处，此前进行发掘的两个探方，共四平方米，分为十个地层，共采集了1400多件石制品，500多件动物骨骼。采集的石制品以石片、石核、工具、断块为主。动物骨骼以较破碎的四肢骨为主，鉴定出的动物种属有犀牛、野牛、野马/ 驴、鬣狗和野羊/羚羊，与更新世晚期广布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环境的“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高度相似。

这还可鉴定的犀牛和鬣狗骨骼上，均有较多敲击和切割痕迹，确定为人为活动结果，进一步证明人类活动是洞穴内动物骨骼堆积的主要因素。丰富的动物遗存为理解青藏高原旧石器人群的生业模式（古人类生产，获取食物的模式）和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提供重要信息。初步检测结果显示，该遗址上部文化层（人类活动造成的文化堆积）至少形成于距今四万年前，应该为青藏高原目前已知最老的考古遗址。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院士认为，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具有借鉴意义。不同学者对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张的历史有不同的认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历史是世界范围备受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争议和突破机遇共存。2007年6月14至16日夏河人研究成果推介会在甘肃省夏河县召开，发布了中科院陈发虎院士团队关于夏河人研究的最新进展──EPAS1基因来源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夏河人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原住地的发现，补上了现代藏族人群携带的高原适应基因。夏河丹尼索瓦人（简称夏河人）化石出土地的白石崖溶洞，是备受关注的神秘古人类丹尼索瓦人的原住地之一。这里海拔3200米，背靠达里加山，面对甘加草原，在江拉沟河谷上方约50米处。EPAS1基因可能源自夏河人──2010年《科学》杂志发表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金鑫教授关于青藏高原世居藏族人群高原适应的关键基因EPAS1──高原环境对人体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低压性低氧，大气压力随海拔增高而降低，氧分压也随之下降。当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来到高原环境时，由于氧分压的降低，会使人产生缺氧，因而引起“高原反应”。EPAS1基因是低氧诱导调节通路中的重要基因，在人体面对低氧环境的调节通路中起到核心作用。

藏族人群特有的“EPAS1”基因阻止了血红蛋白浓度的过度升高，降低了各种高原性疾病发生的可能性。EPAS1基因来自于哪里？2014年《自然》杂志发表了藏族人的EPAS1基因可能来源于丹尼索瓦人的研究成果──虽然在丹尼索瓦人化石中找到了EPAS1基因，但丹尼索瓦人发现于海拔仅有700米的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在700米海拔的地方生活，并不需要适应高原缺氧环境的EPAS1基因。直到科学家发现夏河人，并确定它出土于海拔3200米的夏河白石崖岩洞，补上了EPAS1基因来源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研究推测，EPAS1基因很可能最早产生于长时间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夏河人，后又传给现在的藏族人群。EPAS1基因很可能最早产生于在青藏高原生活的包括夏河人在内的古人类，后又传给现在的藏族人群。对夏河丹尼索瓦人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改写人类演化迁徙的版图。例如，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认为，根据对夏河人下颌骨的综合分析，它不属于任何一支已知古人群或现代人群。推测夏河可能是更早的丹尼索瓦人发源地，而阿尔泰山地区的丹尼索瓦人可能是其后代。

另外2008年“5•12”5·12大地震发生后，张岳桥研究团队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白龙江等长江上游水系作野外考察。他们选取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上游3个古堰塞湖进行沉积、构造及年代学研究，结果发现岷江上游，在史前7-1万年（主湖期可能是3~4 -1万年）期间，存在一些长约30Km，河道堵塞近10公里大型的堰塞湖。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堰塞湖在大约1万年左右全部溃坝了，其水量足以淹没整个四川盆地。这是2010年在《第四纪研究》杂志第4期上，中国地质科学院李海龙博士和张岳桥、李建华等科学家发表的论文：《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及其伴生古堰塞湖研究》的研究。

李海龙等人提出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的概念，定位该系统包括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雅砻江等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河段。这些南北向河流系统的形成演化，具有构造和气候双重意义。因为晚更新世以来，南北向河流系统发生多次堵江事件，形成数套堰塞湖沉积。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有环境地理学家认为，远古长江和黄河上游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高山冰川，在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不仅会改变当地的地质情况，也会引发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灾难性后果。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这不仅改变了当地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8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

李海龙博士曾给笔者发电子邮件说，他2009年做完川西的工作之后，对四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他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笔者关于远古巴蜀堰塞湖到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研究报道，更觉神往，感到绵阳市盐亭大围坪地貌、嫘祖历史，或许是一把金钥匙。但后来李海龙博士又给笔者发电子邮件说，2010年当他开车专门到盐亭考察海啸遗迹地貌后，认为所谓的海啸遗迹竟是子虚乌有之事。问题出在哪里？根据李海龙博士的说法，他根本没有到已指明的如榉溪河畔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大围坪景观去亲自查看，而只是在盐亭县城里游转一下，和只到盐亭县城的公路沿线看过，拍摄了几张照片，就说对当地的地貌特点已进行了总体性的考察，得出盐亭处于内陆，远离海沟和俯冲带，根本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原因还有，他只是个读博士的研究生，不是单位领导，手里没有权，不能立此专项任务，没经费、没时间；到盐亭也没向导和交通工具等问题；这些都是他难于说出口的。

如果在盐亭盘古故里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嫘村山等地去实地考察，那么对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水平线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如此一致，会有实际了解。至于远古盆塞海遗迹在四川不但有地貌证据，也有沉积证据。李德文教授曾说：“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这话不错，但不等于像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参加1993年绵阳市科学小说研讨会期间，有人提出盐亭存在近万年前海啸遗迹地貌的问题请教他，得到的回答：“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也是错的”。在中国懂地质学的不只刘兴诗教授一个人。“不用看就知道是错的”，请这样的教授鉴定嫘祖文明、嫘祖遗址当然没门。

且不说在盐亭，大围坪地貌铁证如山，俗称“印把子山”的地貌在嫘祖故里随处可见，只要懂得历史计量学的有责任的地质学家定能鉴别真假。四川师范大学张昌余教授2001年在绵阳市科普创作交流会上，讲从黄帝上溯女娲及盘古是中国古史的神话阶段，从黄帝以下才是人文阶段之说。会后他们这批学者被请到了盐亭，看了冰川冰臼遗迹，看了大围坪地貌和古山寨群城邦遗址；听了讲解：由于远古四川存在过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从而造就了先进的龙文化经济，即古海洋远航贸易交换经济，以及凤文化经济，即山寨城邦区的产品制造加工经济，出现了一大批智慧超群，目光远大的古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执掌人，类似现代人称呼的寨主、邦头、国王、贵族、大臣、祭司、市长、老板、经理、董事、首席执行官等等。这段远古文明消失后，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超人”都被用神仙、道人、鬼怪一类的称呼和神话故事包装起来，成为没有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摆设。张昌余教授听了、见了，认为从国外的《荷马史诗》到国内的《山海经》等远古神话，都能把谜解开了。张昌余教授等人离开盐亭时，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四川存在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是真实的”。

事情并没有完结。笔者在2011年8月“科学网”的“个人学术展示”专栏发表了一篇短文《嫘祖与内蕴海啸地貌学》，其中说：“海啸问题，我们是把海啸学当作一种地貌来讨论的。原有的海啸地貌学关于嫘祖存不存在？是不是盐亭人？地质学家也不关心。这无所谓。但嫘祖存在和出生在盐亭，却引起求学国内外的学子们的关心。他们把地貌的很多特定参数，和能构成海啸的所有可能的地方的特定参数结合，用来讨论巴蜀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后，四川盆地大围坪的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创建了内蕴海啸地貌学。同原有的海啸地貌学内蕴地貌求证方法一样，地貌类似记录、档案，内蕴海啸地貌学是用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量定义的，并且没有必要把海洋海啸地貌原有的海水、力源，看作是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内陆盆塞海，干涸后还要照旧有的必需因素”。

B、嫘祖历史与还原盆塞海科考

说到嫘祖历史涉及的盆塞海猜想，远古地震──盆塞海──海啸有关联吗？先看看海啸的定义，我国的旧地貌学教程说海啸是一种巨大的海浪，主要是由海底地震、火山喷发、海岸崩塌、滑坡等海底地形大规模突变所引发的具有超长波长和周期的一种重力长波，但遗漏还有神秘的古陨石引发古代海啸之说。例如，中国年青的地震地质学家李德文博士，是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的研究员。1986-1990年就读华东地质学院地质系本科：1990-1994年在核工业208大队从事地质调查工作；1994-2000年攻读北京大学地貌与第四纪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000-2004年为南京大学博士后/教师；2004-2007年调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7年至今为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副研究员。2008年任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基础理论及其在活动构造探测方面的应用研究。

李德文教授在互联网论坛上先说：“A、从来就没有过海啸地貌学，更不会有什么内蕴海啸地貌学。B、四川盆地如果有过海啸留下的证据，那也只能是沉积证据而不大可能是地貌证据。C、讨论问题最重要的是证据以及证据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新观点的支撑，对论据的科学表达是很重要的。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吧？D、海啸是专指由津波-tsunami引发的自然过程，是一种与潮汐完全不同的地貌营造力。也就是说，海啸证据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了它的成因意义，用潮汐理论来解释海啸证据是自相矛盾的”。但后来李德文教授却改口了。他说，海啸的成因有多种，常见的是地震断层引起的，另外还有海底滑坡, 海底 火山塌陷和外星撞击洋面等类型。

笔者认为，李德文教授说“海啸与潮汐是完全不同的地貌营造力”，这点说到了关键，但既然说海啸与潮汐各有地貌营造力，又说海啸成因表面没有地貌营造力，这不也“自相矛盾”吗？如果四川在洪荒的历史时期存在盆塞海，那么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里，有没有形成类似海沟和俯冲带的地质条件呢？引起笔者对此的思考，是1970年代笔者参与大打“矿山之仗”，在綦江铁矿看到，从重庆市綦江铁矿矿部到土台乡政府要上一座大山，土台乡政府就在大山顶上的“小平原”上。笔者每年探亲回家，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从重庆经遂宁坐长途客车，綦江铁矿土台山到四川盐亭玉龙镇西仔山相距千里，以两地的山顶“平原”作标杆，从长途客车外似乎可以望见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两岸，有连成一线的大围坪台地时隐时现，类似澳大利亚海啸地貌时隐时现，这可“读懂”何拔儒先生关于盆塞海的推证。因为在榉溪河畔玉龙镇政府旁的西仔山，山顶上也类似有一个“小平原”。据原玉龙区粮站站长石云龙老先生介绍，西仔山后面的红石垻，他找到过大量的古桑化石。还有家在西仔山的网友介绍，西仔山烧砖和修公路，发现有大量的干涸沉积层。

如果要还原盆塞海，就像钱塘江潮汐从长江口上溯到越来越窄的钱塘江面一样，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到榉溪河畔，几千年中多次发生的海啸，形成类似近海沟和俯冲带的一种巨大的海浪，当其接近榉溪河畔丘陵山地的浅水区时，波速变小，振幅陡涨，骤然形成“水墙”，瞬时入侵沿岸山地；那一次次冲刷掉山腰表面的岩石和泥土，才刻蚀出现在还可考的台地大围坪海啸地貌。现在的问题是，盆塞海早已经不存在。但内蕴几何学的科学智慧的火花启示了海啸地貌学。如在内蕴几何学建立之前，平面一直被作为三维欧几里德空间中的图形来研究。但高斯和黎曼等数学家受平面几何能通过专注于平面本身得以研究，建立具有点、线、面的一些定理和用参数来表示的表达式的引导，为曲线、曲面一类更为宽泛的空间发展了一种内蕴几何学；这一几何学是内蕴于平面的，并且与周围的空间没有关系。例如把三维欧几里德空间发展到n维空间并当作一个流形来讨论，可用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类此，海啸地貌学中的地貌，不就类似记录、档案吗？反之这些记录、档案内蕴于地貌，盆塞海不存在了，但仍可以用它的“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

后来李德文教授在得知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的资料提示下，也改口了。他说：这丰富了他爱的地貌学教程和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的定义──布赖特教授是研究海啸的, 并在剑桥和伦敦地质学会出版过这方面的经典文献，但布赖特主要的工作，是致力于外星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李德文教授谈到为何人们保守时说：发现还有神秘的古陨石引发古代海啸的异常的地学现象是好事儿，但是如何合理解释这些现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根据在用海啸解释所发现的现象时，最好能够明确一下属于哪种成因类型。这里涉及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是类似外星陨石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和地震断层引起的海啸以及海底滑坡、塌陷等因素的概率组合都有。李德文教授也许会说，民间学者关于此研究如果在构造地震成因与地外成因之间游离, 将无助于问题的深化和解决；而且他借布赖特已这样暗示了，所以李德文教授感到困惑，要求国内民间学者提供有关布赖特建立海啸地貌学的支持性文献。

其实李德文教授可以自己亲自到澳洲去一趟，不是更可信。至于李德文教授说：“地貌学研究无外乎两个主要的方面: 历史地貌学和过程地貌学。海啸地貌学无疑是面向过程的，应属于过程地貌学。在讨论学之前，应该优先解决史的问题。在史料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讨论建立史学, 很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问题。但李德文教授可以亲自与布赖特教授讨论，就不至于在国内难找齐国际上无论是最新的地貌学教程还是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等可信之东西，因为李德文教授似乎不爱找国内民间学者在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对四川盆地地貌演化历史著述的东西的。也许正像《计量历史学》一书的翻译者1985年说的那样，在国外，计量历史学已有一、二十年的实践，而在我国出现的速度却异常缓慢。

而且海啸地貌学在我国没有，不等于在澳大利亚没有。海啸地貌学是由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的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建立。他们经计算发现海啸袭击海岸的大滑坡，可导致对邻近岛屿产生高出海面达约375米的巨浪。于是他们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寻找海啸的遗迹，发现有力的证据来自岩石台地：这些台地通常盖有年龄达约10万年以上的沙堆层，然而高度不到40米的山岩都已经变得光秃，处于未经风化的原始状态，有一处地方显示曾有许多布满棱角且重量约20吨的岩块从岩石表面被冲刷掉。这种清晰刻蚀的形状，只有在岩石被至少每秒10米的急流冲刷才会产生，并让岩石改变面貌。以新南威尔士洲为例，那里许多海岬的北面是悬崖，没有零散岩石块，而南面则缓慢倾斜入海。在过去，有人把沙丘的消失归因于暴风雨或者河水的冲刷。但布赖特等科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即使是带有7米高巨浪的大风暴，也无法强制把岩石台地磨光。

地貌类似记录、档案。澳大利亚海啸地貌学给予的启示是，海啸学也能当作一种地貌来讨论，即可以把地貌的很多特定参数和能构成海啸的所有可能的地方的特定参数，以及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等结合，运用布赖特海啸地貌学方程，计算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的内陆盆塞海原有的海水、力源，推证四川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的内蕴海啸地貌。笔者之所以受启发，是因笔者出生在四川盆地盐亭县天垣盘垭村袖头山大围坪，那里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存在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
大围坪是地处半山腰，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台地相对一致，水平线可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当然，海啸与潮汐靠星球引力营造地貌的力是完全不同的──正如潮汐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为什么只有钱塘江潮汐现象有此规模之大和奇特──潮汐从长江口的宽阔海面上溯到越来越窄的钱塘江面的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如果还原盆塞海就像钱塘江潮汐，由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的一样，是否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到榉溪河畔，几千年中多次发生的海啸，形成类似近海沟和俯冲带的一种巨大的海浪，当其接近榉溪河畔丘陵山地的浅水区时，波速变小，振幅陡涨，瞬时入侵沿岸山地，骤然形成的“水墙”一次次冲刷掉山腰表面的岩石和泥土，就能刻蚀出现在还可考的台地大围坪海啸地貌呢？这也可以根据榉溪河畔现在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用类似布赖特海啸地貌学方程大致能计算出的。

即需要求出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水要多大？震级要多大？形成在多少年？海沟和俯冲带多在什么方向？地史知识讲，上扬子海时期的海盆，是大约距今5.7亿年前到4.4亿年前，到志留纪晚期才变成巴蜀湖。巴蜀湖干涸以后，就成了四川盆地。第四纪的地壳运动造成了三峡的对外通道，同时也极大疏通了巴蜀湖的残余水，这个时间大约距今200万年前。但这仅是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能产生的基础，距今7万年前到5000年前的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的后期，多次大地震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才是形成我们说的盆塞海本身。因此，这已经不属于巴蜀湖的残余，这是要分清楚的。盆塞海面积估计有多大？因为海啸是一种波长相当大的流体（水）表面波，如果盆塞海不具备这样的尺寸的话，那么大型海啸波将来不及发育出来。有人指出海啸波里往往伴随着所谓孤立子波的产生，孤立子波的特点是，它以相对较小的衰减穿越其他表面波而却保留形态。

这样，在到达陆地形貌阻遏时将产生较大的破坏力。其实用布赖特海啸地貌学方程和流体力学非线性孤波方程，道理是一样，先经计算，再寻找映证。假设盆地面积是三角形、方形、矩形、菱形、梯形、六边形、圆形等7类形状，地震震源分别在边和角上，由此有多种组合；再根据现存的山崖断面的高度参数、台地面积参数代进方程，反推出盆塞海所需的面积和水量。由此四川盆地及周边省份的面积是足够的。其次是计算长江出川是山体滑坡和崩塌造成的堵，黄河入川是山体滑坡和崩塌造成的开，再加20000-8000年前长江和黄河及其支流上游在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的高山冰川，在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形成的一些高山湖，如此的泛滥和溃坝等组合概率，由此水量的来源也是足够的。台地大围坪形成时间计算，是假设造山运动形成的最初山形，类似金字塔的等腰三角形，台地是在等腰的两边对称分别切去了一个小直角三角形。把这两个小直角三角形转换成土石方量，除去海啸袭击冲刷搬掉的土石方量，剩下的归因于每年暴风雨或者河水冲刷等水土流失量，人类改田造地等人为搬迁量的叠加，那么这个每年的叠加量除以小直角三角形剩下的整个土石方量，可估算出大围坪地貌形成的时间。

那么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呢？有环境地理学家能从现在的地貌内蕴来引导，如目前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天山地区的伊塞克冰川，是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冰川，有80公里长。这个巨大冰川，也存在融化问题。这里会定期出现一个高山湖，而且这个湖几乎每年都会造成洪水泛滥。将今论古，20000-8000年前长江和黄河上游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的高山冰川，对在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来说，一方面，冰川的融化会形成一些高山湖，这些高山湖如果泛滥，就有可能形成巨大山洪，大量洪水将会冲毁途经的一切。另一方面，冰川后退也会造成当地地质情况不稳定，诱发山体滑坡甚至地震。这不仅会改变当地的地质情况，也会引发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灾难性后果。而且加上8级以上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洲的岩石台地海啸遗迹，作为海啸地貌学的研究平台，不会是伍伦贡大学等科学家的臆造。然而在我国海啸地貌学却引起争论。原因也许我国虽是一个地震灾害大国，但却不是一个海啸灾害大国，无澳大利亚类似活的海啸地貌学研究平台。然而在远古我国西南的盆塞海，既是一个地震灾害多，海啸灾害也多的地方。但后来这个盆塞海干涸了，中华文明转移了中原地区。李德文教授说中国没有海啸地貌学，但不等于国外没有。况且远古盆塞海，四川不但有地貌证据，也有沉积证据。

笔者能理解让远古盆塞海文明失落的证据，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争论，也解决了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这不仅改变了当地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8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仅仅从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来说，一方面，冰川的融化会形成一些高山湖，这些高山湖如果泛滥，就有可能形成巨大山洪，大量洪水将会冲毁途经的一切。

另一方面，冰川后退也会造成当地地质情况不稳定，诱发山体滑坡甚至地震。这些地质灾害都将直接威胁到当时当地的上古人类居民的生命安全，以至影响到国家的起源。但是目前的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远古国家的起源也许首先从远古联合国起源开始的。远古大自然的危险严重程度，抗灾自救的联合、维和需要，远远大于部落之间及个体之间的竞争、争夺以至战争。远古联合国不是联邦、邦联，也不是联盟，而类似今天的联合国，是类似维和、维稳机构。至于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机制，类似霍伊斯勒介绍的模型：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天山地区的伊塞克冰川，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冰川，有80公里长。这个巨大冰川，也存在融化问题。这里会定期出现一个高山湖，而且这个湖几乎每年都会造成洪水泛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把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序列分为：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等四个阶段。

我们则化简为三大阶段：远古联合国时期、游团部落酋邦时期和王国国家时期。这是因为在第四纪大冰期前后两端，形成有过人类共同基因、语言和文化起源的两个孵抱期。特别在第二个孵抱期，这是个“多难兴邦”的特殊时期，大自然灾害逼迫原始社会的人们，团结救灾、团结抗灾，才自然成就形成了巴蜀盆塞海及四周内陆山寨城邦中的远古联合国。但团结救灾、抗灾需要发展生产力做后盾，而科技创新，就成为人们对生产力的第一源泉的认识。约公元前8000-3150年在川、甘、陕为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

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引起长江断流，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古蜀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而在约公元前4170-2070年，如果相反的组合──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即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以此类推第一次长江三峡上面的盆塞海地裂大溃坝，发生在良渚河姆渡文化产生之前；第二次同样的长江三峡大溃坝发生在江汉湘楚文化产生之前。组织救灾、抗灾巡行天下，如果嫘祖类似远古联合国的“秘书长”，历史上称她是“行神”、“道神”，这也正是她的一种责任和任务习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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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综上所述，教授、博导、四川省社科院党委李后强书记认为：人类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最早进入四川盆地活动。原始宗教可能最早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随着人类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埃及金字塔建造可能受到青藏高原金字塔山形的启示。第一，亚洲是全球陆地最高点，全世界所有8000米以上的山峰都在亚洲。青藏高原位于中国西南部，地理界线为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等，海拔4000米以上，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雪山连绵，冰川广布，是地理第一阶梯。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呈巨大金字塔形态，最高的珠峰达8844米。据地质考证，早在20亿年前，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称古地中海，与太平洋、大西洋贯通。由于印度板块北移与欧亚大陆板块相撞，受挤压抬升，成为当今的最高山脉。过去研究表明，喜马拉雅山脉形成于6500万年前。但最新研究显示：喜马拉雅山的形成最少有4.5亿年。这推翻了早期的理论即6500万年。

根据科学家测算,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50亿年，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在宇宙中已旋转了46亿年。生物的历史至少也有33亿年，而人类的历史大概为300万年。约33亿年前—25亿年前的太古代，是生命的开端。约6亿年前--2.25亿年前的古生代,是生物大爆炸的时代。奥陶纪（约5亿年前），出现脊椎动物。志留纪（约4.4亿年前），出现鱼类，植物开始上陆。约7000万年前至今的新生代,是哺乳动物和人类的时代。在渐新世（约4000万年前），灵长类中产生了猴类和古猿类。到上新世（约1200万年前）时，古猿逐渐向人转化。新生代的第四纪（约300万年前至今）是人类的时代。人类在成为完全形成的人之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猿人，也称能人，出现在300万年至200万年前之间。

二是晚期猿人，也称直立人，其生存年代约从180万年至20万年前。三是早期智人，也称称古人，生活在20万年至4万年前。四是晚期智人，也称新人，出现在4万年前至今，晚期智人就是现代人类。科学家研究表明，人类是从一种3亿多年前漫游在海洋中的史前鲨鱼进化而来的。这种名为棘鱼属的原始鱼类是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有颌类脊椎动物的共同祖先。2013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倪喜军研究员等人证明：类人猿起源于约5500万年前。总之，喜马拉雅山脉早于人类诞生。

2015年科学家在《隐秘的喜马拉雅：亚洲的奇境》报告中指出，喜马拉雅存在一种“会走路”的鳢鱼，它通体呈蓝色，个头很小，能够在陆地上存活达四天。大量事实表明，人类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因为喜马拉雅是地球上最早的一块陆地，其他地方当时还是海洋。直到今天，地球大部分还是海洋，海洋占地球表面积71%，陆地占29%。人类来自海洋，但只能生活在陆地，并且需要淡水。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最大的淡水塔。所以，珠峰两边有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喜马拉雅山脉现在海拔很高，平均每年升高1厘米，但过去没有这么高，也不太缺氧，适合人类生存。喜马拉雅山上有许多海洋生物化石，说明过去的确在海洋之中。《圣经》故事中的诺亚方舟可能就是喜马拉雅。从卫星看地球，四川盆地就像是一艘停靠在青藏高原东岸的“诺亚方舟”，因此四川被称为青藏高原东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