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与巴蜀丝绸之谜

2）“科商”与丝绸

学生李白对上古文明的失语症，与老师赵蕤对产生过丝绸的山寨城邦文明和盆塞海洋文明的情有独钟，形成鲜明对照，反映了绵阳市南北两地人的环境地理亲身感受所积淀的差异，也反映了中华远古文明数千来的“失语症”之争论的内因。解开这个谜，不但有古罗马等其他文明古国对丝绸情有独钟的历史昭示，也有“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在近代以来昭示的“科商”问题。

直到公元8--11世纪以前，北欧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等维京人的海盗身影，都还在“海上冒险”征战袭击、掠夺、杀戮、打劫来自西南欧洲罗马、希腊等方向的商贸船只。那么被抢劫的物资、财富从哪里生产、创造而来？为啥“维京人历史”记载要把古罗马、希腊从早期人分开？又为啥这些“维京人”后来建立的国家，在近现代成为世界的强国、富国？其实谜底很简单──“科商”是人类不朽的基因。

A、古罗马与巴蜀丝绸之谜

谜底的背景是，由于距今7000--5000年前古巴蜀盆地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才造成有早期科学与民主的气氛，也才有嫘祖、女娲、伏羲、黄帝等人的丝绸发明、改良、推广与交易。也正因为有古罗马、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才造成该地域的兴盛、强大，也才造成有对中国远古盆塞海洋文明丝绸高科技的强烈需求。

李学勤教授曾来北川考察大禹遗存──2001年12月31日他在《绵阳日报》的“科技城导刊”版，发表的《古史、盘古与炎黄》一文中说：“绵阳发现盘古、炎黄二帝等传说及王表谱系，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华文明的起源要比很多论著设想的要早，甚至要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第二，中华文明的相当早的时候，包括它刚在萌生的过程中，便有了颇为广泛的分布。这意味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譬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场’，其范围之大在古代世界是罕与伦比的”。

李学勤教授说得好，嫘祖古丝绸也是一种“场”。丝绸是古代中国非常重要的出口商品。远在2000多年前的奥古斯都时代，罗马人就称中国为“赛里斯”，意为“产丝之地”。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中国，罗马人改用 “cin”(“秦”)来直接称呼这个丝绸大国。丝绸之路的两端就是当时的两个世界大国──中国与罗马。这条大路不仅为罗马和整个西方带来了珍贵的丝绸，还带来了冶炼等高超技术以及大黄、桂皮等药材和香料，当然还有遥远东方古国的文明信息。对中国来说，丝绸之路也成为一条面向世界和了解世界的信道。所以我国的《后汉书》，称罗马为“大秦”或“骊阡”；将罗马的“水精”即玻璃，写得特别详尽。当时罗马出现专门出售中国丝绸的市场，甚至因贵族们大量购买而出现了国库资金困难。西汉时期汉武帝极力扩大疆域，开拓市场，于是派遣张骞于公元前139年出使西域，在安息（伊朗）被扣留，出使失败。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仍未达最终目的地。

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后，丝绸作为昂贵的国礼和重要贸易商品源源进入安息王朝(前247-224)统治下的波斯帝国。中国丝绸的西传大约是在西汉通西域之后，使中国丝绸在欧洲得到越来越多的推广和青睐。不过，只有王后才能穿得上绣着简单花纹的丝绸，而其他贵族只能穿上普通素色的丝绸。那时候中国丝绸的价格简直可以和黄金并肩。罗马人要想购买丝绸也并不容易。因为运输是个百转千回的过程，要经过罗布泊、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再经过中亚的撒马尔罕，到达波斯才能转运到达罗马。波斯因为征收过境关税，使得一些商人望而却步，而罗马人要得到丝绸就只能从波斯买高价了。罗马人想与中国直接交易，却因为波斯从中作埂始终未能如愿。

中国丝绸的威力有多大？轻软的丝绸，铁血的战争──二者之间从丝绸之路开通算起，数百年间，丝绸正是操纵着世界经济和国家利益争端的那只手--如同今日的石油。据说古罗马人曾因此输掉了一场战争──公元前53年，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与另外两位巨头恺撒和庞培争夺个人荣誉，克拉苏率领四万人率军出征进攻东方的安息帝国（波斯地区），结果克拉苏军队惨败，两万余名罗马将士阵亡(其中包括克拉苏的儿子)，另有一万余人被俘。克拉苏本人为免受当俘虏之辱自杀身亡，其首级被呈献给安息国王奥罗德斯二世(前57年至前38年在位)。强悍的罗马军队为什么在这场著名的卡尔莱战役中遭遇惨败呢？据载可悲的是，他们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吓败的──那些忽然间出现的鲜艳刺目的军旗，后来据西方史学家考证，那些鲜艳刺目的旗子就是丝绸做的！此后，丝绸很快进入了罗马社会，成为罗马社会的高档奢侈品。罗马人爱上了中国丝绸，以能穿上中国丝绸为荣，尤其是上层社会，丝绸简直是他们贵族身份的象征。它光滑、轻盈、精致、华贵，跟古罗马人之前穿的毛麻相比，不知舒适多少倍，高贵多少倍。所以，人们争相购买。

这一期间的交往佐证，还是公元前53年古罗马克拉苏，率数万人征战古帕提亚王国（安息），在卡莱（现土耳其的哈兰）战败，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6000余人神秘失踪，成为古罗马悬案。但《汉书·陈汤传》提供的线索记载，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带4万人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现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市），“生虏百四十五，降虏千余人”。战败的军队，“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而这“重木城”的防卫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支军队可能就是在卡莱战役中战败的古罗马军队。

陈汤将其带至甘肃永昌，在祁连山麓始置“骊靬县”。《后汉书》写道：“汉初设骊阡县，取国名为县”。这个县的名称来自古罗马之名，即“骊阡”的音译。骊阡人就可能是普布利乌斯的残部。现在永昌县一个叫者来寨的小村庄，已发掘出一座古城遗址。这个小村庄生活着270多名外貌特征特殊的人：高鼻梁，深眼窝，蓝眼睛，毛发金黄，头发自然卷曲，身材魁伟粗壮，具有地中海人的外貌特征。基本确定是古罗马人的后代。到了东汉时，班超曾大败西域诸国，在西域活动达30多年，被封西域都护。他于公元97年派手下大将甘英出使“大秦”。这时的罗马正是蒂托和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罗马市的人口达150多万。甘英一直走到条支的西海，即现在的波斯湾。

甘英这次出使得到很多有关中亚各国的直接材料和有关罗马的间接材料。一般认为，从大秦（古罗马）方面来到中国的第一批人，是公元100年前后从地中海东岸推罗城前来洛阳的罗马商团。古罗马学者托勒密的《地理学》中，提到曾有一位名叫梅斯·蒂蒂安努斯的马奇顿商人，同中国保持着经常的贸易关系。梅斯曾委托代理人组成赴华商团，于公元100年11月抵达洛阳，受到汉和帝的召见，并赐予“金印紫绶”。公元161年古罗马皇帝安东尼诺·马尔科·奥雷利奥（公元121～180年）又派出使团，带着象牙、犀角前往中国交好。这时，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已是东汉桓帝时期。罗马帝国后期，罗马商人秦论即曾来到中国。据我国《梁书》记载，秦论经海道从日南（即现在的越南）进入我国，当时正值三国时期，曾于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在南京谒见孙权。中国政府还派刘咸护送他回国，可惜刘咸在旅途中病故。但罗马的古籍未再提到秦论归来后的行踪和谈话。

另在文化交流方面，最突出的事是希腊罗马的古典风格也借丝绸之路传到我国。从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吐喇直到敦煌、大同的云冈、洛阳的龙门等石窟艺术宝库以及菩萨、飞天的形象和藻井、佛龛的形状等，都可看到西方古典传统的影响。现在山西发现过公元14年～275年间的罗马钱币，这是两个文明古国交往的实物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