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考古已发现2000处遗址为啥还尴尬

史前考古已发现2000处遗址为啥还尴尬

-──四川宽窄科学研究之二

桂韩李

0、前言

2019年8月28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主题为“新中国考古70年”，300余位国内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相聚郑州，探讨考古学术热点问题，宣传考古成果，促进学术交流。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高星教授，代表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旧石器考古领域取得的成果，他在会上介绍说：“目前，我国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逾2000处，涵盖距今210万年至1万年的各个时段，已构筑了华夏大地史前历史的基础和基干……目前考古存在的问题是学科定位与归属尴尬”。

为啥我国史前考古已发现2000处遗址还尴尬？高星主任分析的主要原因是：“旧石器考古与新石器考古条块分割、画地为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为割裂；缺乏师资力量，缺乏共享性数据库”。高星主任说：“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周口店、水洞沟、萨拉乌苏等少量遗址及其代表的有限时段”。对于我国史前考古已发现2000处遗址还尴尬，高星主任想到解决的办法是：“要从各个层面重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扩增人才队伍；建设常设性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田野培训基地；进一步加强科技分析和实验平台建设，强化学科交叉；进一步鼓励、加强国际合作；以重大课题为导向，提升研究水平和理论阐释的含金量”。这能行吗？

1、与高能物理比较

2019年9月3日《科技日报》发表《40年前，丁肇中领导科研小组发现“胶子”》的文章说：“9月3日，是微观物理学界的“胶子”发现40周年纪念日……在中科院院士陈和生的心中，胶子的发现，不但是人类对物质世界认识的巨大进步，而且也是小平推进中国科技改革重大举措的结果”。陈和生院士参与了“胶子”高能物理重大发现的全过程，而起因是：1977年8月17日复出不久的小平同志，会见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

双方商定派遣中国物理学家到丁肇中领导的德国汉堡的实验组工作，为中国培养高能物理人才。1978年1月以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唐孝威研究员为首的中国物理学家，到达汉堡的德意志同步加速器中心，参加丁肇中在PETRA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马克-捷实验。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原所长陈和生教授，是作为第二批中国到丁肇中小组工作的科研人员。原因是：第一批到丁肇中小组工作的中国人，年龄相对偏大。到选派第二批人员时，就挑了一些比较年轻的；陈和生院士很幸运的是1978年当年，他刚考上中科院的研究生就被选中。陈和生等15名研究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于1979年4月到达汉堡，与第一批人员一同开展马克-捷实验。

1978年11月丁肇中小组在汉堡马克-捷实验中，利用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加速器使正负电子加速对撞，寻找新的粒子。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实验组首次发现了胶子存在的实验证据。当时，胶子是国际上科学家预言存在并在努力寻找的物质世界微观粒子。人们所熟知的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而质子和中子又是由层子组成的。科学家猜测，层子之间的很强的相互作用力是通过一种被称为胶子的粒子来传递的。它们像胶水一样，以很强的力量把层子和层子“粘”在一起。丁肇中小组的实验，首次证实了胶子的存在，从而使这一理论有了坚实的实验基础。1979年9月3日《物理评论快报》刊登了丁肇中小组发现胶子的文章。这一实验结果得到了国际高能物理学界的高度评价。幸运的是，中国物理学工作者20多人参与了这项实验工作。他们先是参加了马克-捷探测器的设计、安装和调试，也参加了实验数据的获取与分析、计算机的在线和离线分析等。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在胶子发现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例如，1995年欧洲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大会对发现胶子的研究小组授予特别奖，丁肇中特别选派中美各一名科学家前往布鲁塞尔领奖。而参与了“胶子”高能物理重大发现的全过程的陈和生教授，就是那名中国科学家。史前考古已发现2000处遗址与高能物理比较，可以发现：1977年8月17日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小平同志会见了高能物理学家丁肇中；1978年1月在小平同志和丁肇中的共同推动下，中国高能物理学工作者团队首先跨出国门，到德国汉堡的马克-捷实验组学习工作；1979年1月31日小平同志访美期间，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科技全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即便是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中国也处于落后状态。陈和生院士说：“小平同志正是以高能物理研究需要国际合作为抓手，果断决策，派出中国科研人员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借此打开中国向西方科技发达国家学习的大门，推动中国科技界的改革开放，从而推动中国科技40年来的快速进步”。

40年前，中国高能物理学工作者的德国汉堡之行，属于破冰之旅，它让中国科技界开始加入到国际最前沿领域。70年前，小平同志就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修建“成渝铁路”的建议；修建“成渝铁路”发现“资阳人”，属于构筑华夏大地史前历史的基础和基干的破冰之旅。为啥我国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逾2000处，涵盖距今210万年至1万年的各个时段，但仍存在归属尴尬？以下情况可供参考。

2、从“资阳人”之乱说起

政治与科学纠缠，“层子模型”包打天下不行，那么“北京猿人”包打天下行不行？因为任何一个科技强国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00年德国一批顶尖物理学家中出现的普朗克，才几经曲折站到了“量子”高地时代。后在发展出的量子遂道扫描显微镜，还有激光、核磁共振、核元素分析等常见的应用，对人类学考古也十分有用，已成人类上古史大统一考古用的主流方法。小平同志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其实，“一带一路”从古丝绸之路经济带，就铸造有这种“中国梦”。

当然研究德国智慧的“量子”高地，也还有值得注意的好经验：如普朗克这类科学家，有了权力不腐败，注意团结、选拔还名不见经传的，像爱因斯坦这类顶尖接力人才。小平同志1904年出生在四川广安，1919年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漂洋过海到法国入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在欧洲，他当然更有机会知道量子的故事和海洋文明的苦难辉煌。从此，小平同志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作为一生的智慧，灵活地运用。所以当毛主席抓类似量子表述的“物质无限可分”探讨的科学搞物理学大统一，稳作为突破口战略时，应该说给毛主席最大支持的，就是小平同志早作的“资阳人”配合。

因为新中国一解放，小平同志从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方向，领导发现了轰动世界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为今后发展的双赢，打下巩固和深化量子突破口战略的第一个基础。这与1983年他首肯投资巨大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决策联系，这两件事正如他说的“不会错！”小平同志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这和出生他的家乡四川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分不开。

我国远古文明立足于山海时期，是在约公元前5070-4170年。但我国至今出版的20多种“中国通史”，和汗牛充栋的历史、考古通史类似论文，对上古时期的事情可能还没有摸着门，还不如钟毓龙（1880-1970）从古籍考证四川上古叫“梁州”。因为他说，上古“梁州”，指海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图像的转义，而赞成四川上古有类似的盆塞海。钟毓龙还认为，上古黄河因发生过类似的堰塞湖，才造成的大禹治水那时的大水灾。钟毓龙解放后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1936年出版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就是他以1933年四川叠溪大地震大灾难为背景，写作的10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书中提出上古梁州在四川，梁州即以盆塞海和大围坪地貌得名。

张圣奘也有钟毓龙类似的观点，《成都日报》2012年3月19日发表的《张圣奘 江陵才子掘出“资阳人”》一文中说，张圣奘（1903—1992）最大的贡献莫过于1951年3月16日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1953年，张圣奘到北京参加中科院主持的资阳人头骨化石论证会，据发现的古生物化石分析，他大胆地得出一个结论，四川古时是海，成都是海的中心，而资阳一带则是海的边沿。随后，周总理陪他去毛主席家里吃饭做客，毛主席对张圣奘说，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国宝，他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的第三颗人头骨化石，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是很大贡献。而张圣奘认为四川古时是海，但这在那时是个什么样子的海，是类似堰塞湖地震形成的盆塞海？还是更远古地质板块运动形成的内陆海？至今还在争论。

另外还有《“资阳人”发掘过程和品牌价值》一文说：1929年发掘距今70-20万年“北京人”、 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至今也不知是在外国古董店老板的底柜里，还是在列强们的博物馆里，而刚刚解放就发现的距今35000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可以放心地安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永远也不用担心被人夺了去。“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是由新中国的专家独立完成的，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型，是旧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是南方人类的代表。享誉中外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半个多世纪了，在历史教科书和大小百科全书上，仅有文字记载，这无疑是一大缺陷和遗憾。这除开和我国高层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的个人知识造诣、时代历史的局限有关外，贾兰坡、裴文中、冯汉骥、张圣奘、吴汝康、王玉哲等都是我国的顶尖的人类考古学家，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资阳人”和“北京人”、成都和重庆等类似竞争的讳莫如深的不团结，而辜负了小平同志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期望呢？学术腐败也有多种的不同形式。

中药药理学专家李连达院士说：金银花与山银花的药用价值，谁优谁劣？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综合判断，才能得出可靠的科学结论。仅根据某一化学成分的多少，对“两花”的药用价值进行推测，未必准确。迄今尚未见到可靠的药理、毒理及临床比较研究证实金银花安全性、有效性及药用价值优于山银花。《南方周末》报道，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实名举报，称国家药典委更名金银花涉嫌腐败：把南方金银花被2005版《中国药典》更名为“山银花”，金银花作为国家食药监总局前局长、现国家药典委常务副主任委员邵明立老家山东“忍冬花”的专用名，导致南方花农巨额损失，给山东金银花的开发商带来巨大利益。李连达院士说，山银花药价暴跌的真正原因，是不正当商业竞争的结果。

人类学考古容易牵涉有利益的学术拨款，掌权高层也易走偏。程映虹先生1959年生，苏州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多年。2001年获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2014年7月30日程映虹在《种族观念与中国民族主义》一文中，评论中国古文明正统基石的“北京猿人打天下说”时，他说：中国人一直把北京猿人看作自己的祖先，中国人却意识不到国际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北京猿人很早就灭绝了，近十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网上有一幅画画有两个人，一个形象是北京猿人披着兽皮，坐在地上点火；另一个形象是汉代壁画里那种，头上戴冠，穿长袍的人，手上拿着一个犁在耕地。画的下面文字说明是“驱除智人，恢复猿人”：戴冠、穿长袍的文明人是外面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而北京猿人是本土的。

程映虹说：中国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都是国际学术界培养出来的。中国人把猿人时期也算作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记得过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中，“中国通史”是从元谋人开始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就是有170万年的时间长度，比北京猿人的时间更长，都叫“中国历史”。学校历史课上也这么教。这是把自然史和社会史混作一团，有意无意地造成“中华民族”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历史的印象。这是很荒谬的。但如果程映虹先生把类似小平同志抓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方向，也说成是“中国民族主义”，那我们坚决反对。同时我们也不赞成程映虹把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祖先清清楚楚地追溯到人类起源时期并把它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的”，作为一条禁令。

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1863-1955）从四川远古盆塞海的“水”上做文章，提出“人类文明起源于大地震假说”，是早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四川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为具体考古平台，加之在榉溪河畔的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等，作的计量历史学或计量地质学的基础，提出我国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四川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论的“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史的人。

因为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必然会形成同时期大面积的沉积物，这要用到计量地质学。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据何拔儒的分析，不是在约一万年前四川盆地周缘山脉大量的堰塞湖，几乎全部溃坝的推测，而是推测由黄河及长江造成的堰塞湖--海，且堰塞湖--海不是长时期稳定的地质。由此远古人类从非洲走出，开始开拓有关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这是一种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即在约20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古智人，抓住陆路和海路的信息不难想象，世界文明起源于8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这就有一个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这是此后，发生的盆塞海干涸，今天全球其他的各远古大文明，从四川中国盆塞海文明走出分离，但也都打有她的显著山海文明的区域烙印。这就是人类政权现象和政权人物现象的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及中东的地区，一是四川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

再一个证据是四川远古盆塞海其后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遗迹海啸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程映虹先生似乎无知“近十万年前从非洲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是可以追溯到“盘古--嫘祖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人类远古联合国的。程映虹说，有人把裴文中、贾兰坡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引为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这当然是不正确。

造成“把北京猿人引为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的这种上层的情况很复杂，而且也许不全是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的错。张森水研究员说：“上周口店工作，裴先生虽是为生计所迫，但一旦加入，他的工作和学习即达到废寝忘食、顾事业不顾家的程度。比如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在周口店接到电报，回北京到医院探望师母和孩子，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郊，属房山区，距市区约50公里，自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在前后几十年的发掘过程中，先后发现了代表40多个猿人个体化石材料，十余万件石器、丰富的人类用火遗迹以及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张森水说“一个人的成功都有主客观因素，从客观上看，裴先生开始参加周口店工作，步林、杨钟健在古生物学上的帮助使他很快入门，随后德日进、李济和步日耶等人，又在古生物特别是史前学上给予了重要指导。1931年到1935年是周口店工作最辉煌时期，这一时期裴先生还有卞美年和贾兰坡两位好助手，这些都是成就裴先生的客观条件和机遇”。

此外，对于中国古文明，在追捧北京猿人历史中，是否因为时代的局限而让外国人骗了我们？也难说。近代中华古文明科学研究方法的开创与文物的发掘，如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仰韶文化的开拓，由于有国外专家、学者和资金的介入，才取得进展。但外国学者的参与，单一的或传统的意识形态一边倒，恰恰对中华古文明研究有害。有一个例子是，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我国建国初人才缺乏，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但直到我国改革开放，才允许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进入大陆考察古文明的研究。这批学者中有人指出，半坡人塑像属白种古人，我国学者还不以为然。到上世纪90年代，有美籍华人学者回国，他们再次指证，半坡人塑像才得以改变。中国有些权威学者爱面子，他们维持的不太真实的中华古文明历史研究的框架，在国内外已造成有影响和冲突。

解放后，说是裴文中1929年发现北京周口店猿人头盖骨化石后，才轰动的国内外。1929年前后，发掘出北京猿人有外国人吗？毋庸讳言，最初北京猿人考古，是由外国人德日进、步日耶等法国学者指导。争“北京人”，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我国一位少数民族学历史的博士研究生，写了一本40万余字的古史专著，论说北京人头盖骨属于是古苗族人。他的思路可简单归结为：《史记》等古籍记载蚩尤与黄帝、炎帝大战于涿鹿；而涿鹿在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蚩尤是苗人的部落首领，说明那时中国远古苗族人早已从中国东南部沿海发展扩散到河北及北京一带，受到从中国西部向东部发展的炎、黄部落的侵略。既然苗族人早就定居在北京一带，所以苗族人是北京人的祖先。

裴文中（1904 - 1982 ），1927年25岁，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1929年发掘出北京猿人，说裴文中等人先基于西欧石器材料的方法，但在周口店陷入困境。是裴文中、贾兰坡他们作了几方面的改进尝试，才有进展的。时间顺序是，1928年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1889—1971）的安排下，裴文中赴周口店工作，帮助周口店发掘主持人杨钟健（1897 -1979 ）做后勤管理。杨钟健是领导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的。从1929年起，杨钟健与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是一直合作的。1955年杨钟健被评为院士，翁文灏没有被评为院士。

德日进（1881～195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长时间在中国进行古人类学、地质学考察，是在中国生活了20余载的法国人，在中国参与了对史前文明的研究，参与了周口店著名的“北京人”的发掘工作，被认为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其实早在1921年，由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首先发现周口店北京猿人和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后，1921年安特生与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阶及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等人，在周口店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1地点”。他们在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的人。

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才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这是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北京中国猿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在《贾兰坡谈北京猿人》中，如果说1929年因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被裴文中发现后，才让“周口店”名扬中外，轰动世界。那么1936年11月15日至26日，贾兰坡在11天之内发现三颗“北京人”头盖骨，再次被说成震惊世界学术界。

贾兰坡（1908-2001），河北省玉田县人，因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被称为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却攀登上了科学殿堂顶端的传奇式人物，成为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贾兰坡1929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因家境困难没能力上大学，只好在家边自学边寻找合适的工作。1931年23岁的他由于偶然的机会，考入中国地质调查所当练习生，当年被派往周口店跟随裴文中搞发掘。1935年，裴文中到法国留学，贾兰坡挑起了主持周口店发掘的工作。

如果说1929年发掘距今70-20万年“北京人”、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被丢失，那么刚解放就发现的距今35000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原件，放在哪里的呢？直接用原件做过碳14法、铀系法等现代科技，测过它的年代没有？如果没做，为什么？

反之，复原的被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是否像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属白种古人，也许是无意，但移植到“北京猿人”头盖骨复原塑像，是否也搞成了白种古人呢？因为60多年来关于“资阳人”的报道、论著疑点很多，这与“北京人”研究相连。2001年成都画院艺术交流中心副主任黄振富先生，在《文史杂志》第6期发表《贾兰坡和资阳人》；类同的文章《四川日报》上也发表过。他说“资阳人起起落落”，张圣奘教授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后，并没有在手上停留，而是很快直接交到了北京他认识的著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专家贾兰坡手中。

原因是当时就存在有重庆大学张圣奘教授，与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等关于“资阳人”头骨化石的管辖权之争。因为主政川西行署的李井泉书记和他主管的成都专家，认为资阳距成都近，应由他们管辖处理，对在远在重庆的西南局插手有意见；从而对张圣奘发现“资阳人”有意贬低，造成了后来的混乱。另外也有张圣奘为了防备，他当时作的汇报和交的书面材料，以及别人的问话，前后多有不一致的地方。

对张圣奘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毛主席、周总理、小平同志、郭沫若等领导人，都很满意，称是贡献。但为什么他后来的命运，比贾兰坡、裴文中、吴汝康、冯汉骥、王玉哲等学者的命运差很多呢？为什么1986年黄振富访问张圣奘时，他要反复说：“资阳人”的发现不能说是我的功劳，如果不是小平同志叫我去参加考古发掘工作，就不会有“资阳人”的发现，所以首先得感谢小平同志哩。这可以从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和张圣奘争“资阳人”人的发现看出；在冯汉骥的简介中，称解放后最著者，是他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另外从王玉哲教授2000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一书中，也可以看出贾兰坡、裴文中、吴汝康之间也有分歧。该书参考文献，吴汝康、贾兰坡1955年发表的《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说资阳人“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性个体”。但1957年裴文中、吴汝康出版的《资阳人》专著，又说“是一老年女性个体”。冯汉骥和李井泉，北京人和资阳人，还联系多少谜？

1952年前，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为什么会挑选张圣奘教授，而不是冯汉骥教授？李井泉书记与小平同志在“资阳人”的发现问题上，为什么难于沟通？把人类社会政权和政权人物现象引入对有严密组织的动物群体和远古人猿群体社会研究，并不存在绝对的普世的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政权和政权人物的分期现象。所谓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分期的人类上古史发展规律框架，首先是被前苏联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说成是来源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唯物史观在指导。

其实这是苏联人，用恩格斯做挡箭牌，掩盖做学问的懒惰思想。因为恩格斯书中明明说的是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当时的一些少族民族中作调查，发现的一种原始家庭结构的个案：即一列或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核心，她们拥有的共同的丈夫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种婚姻关系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助于人类发育和繁衍，就连一些动物社会也存在；并且动物社会也不仅是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也还有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一妻一夫制等等。因此可以看出恩格斯仅仅是从赞扬摩尔根的深入实际的科考方法来说的，但却被前苏联的一些学者，编造为原始社会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前后相衔接的阶段。在王玉哲积数十年心力之作的《中华远古史》一书中，沿袭了前苏联的这种教条，当然不单是王玉哲个人的原因，但对中华远古史研究造成长期不讲王表、年表极大破坏性的影响。

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王玉哲先生困惑的夏王朝那种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模式。因为这种版图很小，连王玉哲自己也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这被称为“王玉哲悖论”。

因为王玉哲的这种看法，用的是秦以后的国家专制更为集中，更为统一的疆域概念，使中华远古史王朝的疆域并不成其为是中华远古实际的疆域。他说的西南没有了，东南没有了，西北没有了，东北没有了，而只剩下中原偏东部分。但秦以前的国家观念，应看作仍然传承有中华远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期的多民族联合国的影子，即王朝的传承是以顶尖优势的阶段性较量为标志的。局部地区的二级政权，有的也如此。以此理解中华民族的远古版图，才更为完整、真实。

王玉哲（1913-2005），河北深县人，1943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先后受聘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是我国先秦史的一位代表人物。而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代表的先秦史，并不被国际历史学界普遍认可。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认为：“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约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 但奇怪的是美国人写的《全球通史》，在“一、美索不达米亚”一节，开篇却讲：“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先生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

而按西方的学术观点，所谓的源语指，或是在第一匹马被驯服，第一只狗不畏缩地被带到营火旁以前很久，就再也听不到了的最古老的那些原始母语，这是把世界上所有语言追溯到遥远过去说的源语。远古的四川人之所以叫蜀人，正是从人类的源语或母语学可以推证的：蜀人得名与烧烤有关──即蜀人是最早吃熟食的人。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他卸位后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而盐亭沿梓江河从章邦苏家山，到麻秧的苏家坝、苏家沟，再到玉龙的苏家湾，苏姓原住民很多。如果把朱学渊先生的经由以历史语言、语音、姓氏、地名等文化和文明的考据研究方法，引用来看从“熟”人、“蜀”人到“苏”人，有人想到两河流域出现的苏美尔人可联系“蜀”人，那么朱学渊先生也许也是能认可的。

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书中，已经明确北京猿人是四五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中国原始社会史表”中的“资阳人”，是“新人”中最晚期过渡到“现代人”的中国原始社会的原始人类，这正好说明近十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在约三万年前已经到达四川盆地。远古人类文明，不在于人种从哪里来，而在于人类文化文明从哪里孵抱开始。因为著名进化遗传学家、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院士带领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通过DNA分析得出结论：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金力他们从中国各地找了近1万例男性随机样本做实验，通过研究发现检测的这近1万名中国男性的样品，全都携带有来自非洲的“遗传痕迹”。这是从DNA分析角度，支持“资阳人”带非洲起源又回归盆塞海创造文明说。

3、“资阳人”之谜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力教授，曾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职，1999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教授（终身教职，2001年）。现为德国马普学会外籍会员、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理事、上海市遗传学会理事长、上海市人类学会理事长，以及《基因组研究》等7家国际学术杂志的编委。长期研究人类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和人类性状的进化机制，在遗传多样性分析领域提出了多个理论和方法；在基因组水平深入解析了东亚人群的遗传多样性的特征；阐明了东亚人群多个性状的适应性变异的分子遗传学基础。金力教授团队的DNA分析说明，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一书，淡化“资阳人”发现的世界意义，以原始氏族公社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阶段为纲，以四五十万前年的北京猿人原始人类为源流的中国先秦史框架，也许是一个失败的探索。而小平同志高瞻远署，力挽狂澜。这也许是李井泉书记没有想到的；“资阳人”是20世纪之谜。

从“资阳人”之谜能否揭开北京猿人之谜？天垣“盘古王表”石龟碑，从被何拔儒破译，其中盘古到大禹6组年代数据，最难的也许是开头“法天法地时期”第一个人物“盘古”年代数据的界定；但这也许也是最容易破解的一个数据。原因是当时天垣此地就有“盘古”时代实存的材料，如天垣五面山及周围就有很多古山寨建筑。这里的古山寨建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主要房屋的屋梁柱上，都留有建筑时间和人物的姓名。这一习惯延伸到远古，在天垣榉溪河流入梓江交汇的玉龙镇的“祠窑坝”，就是传说盘古的父母劳动生活的地方。

即流入四川的下段西陵河的盐亭县玉龙镇梓江河坝，U字型的河弯因搭救起许多从上游放逐下来的战俘、犯人、叛逆者和西来游客，反而成就了这里“西仔山”对面陶器工场的规模宏大，而被称为“祠窑坝”。广为流传的玉龙“祠窑坝”有99座古“祠窑”，超过100座就会出盘古圣人大变革。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在“祠窑坝”荒岭开垦荒地，群众在挖开的芦苇、石子地下，还可见大量的土陶古陶器碎片。“远古联合国”的繁荣景象，如原始社会大工业等的传说，也许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对存在原始社会大工业劳动的真实描写，就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外有考古学家在新几内亚西部山区的朗达村，看到类似五、六千年前远古的石斧大工业制造场的情况：几百近乎裸体的新几内亚山民集中在一起，工场分采石、粗加工和精加工、磨制和安斧柄等一道道工序，把人分成若干工场区。远古落后情况下的石斧制造，已不亚于今日的铁制斧子的制造。如果在20世纪初，何拔儒当时还能拾到较完整的祠窑坝土陶古陶器，上面留有制作时间和人物姓名的蝌蚪文字，那么何拔儒等破译、界定盘古所在的年代数据，并不难。

关心、研究“资阳人”的有志之士，有大量关于“资阳人”的文章见诸报刊和书籍，但离揭开迷局还有多远？小平同志开创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方向，能够复兴吗？习主席提出考察青藏高原世界第三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建立新型科技大国”──其意义在多深的程度被众多专家、群众，能理解、领会和自觉去实现？

由于“资阳人”之谜涉及的一些人物已经作古，反思其中的一些人物和谜团，也许可以起到醒世作用。李井泉被称为毛主席的爱将，这是小平知道的。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命令中可以看出，李井泉当时是能够和刘伯承、小平同志、陈毅、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彭德怀、贺龙等相提并论的战略区领导人之一。1949年5月23日，毛主席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根据这个指示，贺龙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第十八兵团由陕西入四川。之后，他历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主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府主席、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直到“文革”。1954年5月，毛主席在京参观全国基本建设工程出土文物展览，虽然特意逐字逐句念过“资阳人”头骨化石的解说词，但似乎已难说对“资阳人”的态度。小平同志了解李井泉，也正能运筹帷幕。

这可以追述到上世纪30年代初，那是小平同志到广西百色组织武装起义，国民党派重兵围剿。小平同志到中央汇报求援，绕道河内，经过香港，最后到达苏区。李井泉这时任红军独立第3师政委，驻扎在瑞金。小平同志在周恩来的理解下，任瑞金县委书记，负责瑞金的一切事务，李井泉和小平同志两人之间有了频繁来往。这期间，国民党围剿瑞金，小平同志带领李井泉所属部队撤退。后来李井泉把苏区大门被攻破的责任全推给小平同志，一段时间邓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1949年底，李井泉又成为小平同志的部下，中共中央令18兵团受刘、邓指挥，此时李井泉任18兵团政治委员

全国解放后，李井泉又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军区政治委员兼川西行署主任，直接受西南局第一书记小平同志的指挥。有人说李是邓的人，如1952年小平同志调离西南后李井泉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委书记，是小平推荐的。此后李井泉到中央开会，总要带上一些四川的土特产，去看望小平同志。到文革1969年小平同志被下放到江西，两家仍有来往。其实，李井泉被提升为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务，是必然的趋势。两家关系来往，也是人之常情。这些不能说明，在涉及人类文明历史的理顺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上，小平同志也不分轻重、不讲原则；在“资阳人”上正可比高远。

“资阳人”化石涉及人类文明起源与中华文明“中国梦”的伟大复兴，是大非打非问题。解放后小平同志主政西南局，李井泉主政川西，修筑成渝铁路李井泉与小平同志争“资阳人”化石掌控权，小平同志没有给李井泉让步，这恰恰说明，小平同志是能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的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从“资阳人”以后发生的乱局，看小平同志把关“资阳人”的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小平没有把“资阳人”化石交给李井泉指挥的成都冯汉骥等专家，而是让张圣奘直接交到北京贾兰坡等专家手中，这既是对国家级专家的鼓励，也给国家级专家和“北京猿人”研究出的一道难题──其高远不在于防止了成都地方专家的短见。因为毛主席抓的原子核子物质也可分的物理学大统一，和他要配合毛主席的战略抓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为人类和国家的命运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为防范国家科学殿堂内专家，研究也难免有的失误，小平同志从以前党内高层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发生的“十次路线斗争”的现象中，已经敏锐地预见到，即使掌了权，抓物理学大统一和人类上古史大统一，也不会一帆风顺。

事实正是这样，如果“北京猿人”化石丢失是在解放前，掌控权并不全在我党专家手中，那么“资阳人”化石的发现，完全是我国掌控的解放后，就不应该出问题。但到今天连“资阳人”化石，发现的时间、地点，是否是化石，“资阳人”是男是女，“资阳人”出现的时间是3万年前还是7千年前，等等，专家和媒体都还是众说纷纭，这又怪谁？今后还会发生吗？人们并不能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