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代中国的历史是由东向西写的；那么，古代中国的历史则是由西向东写的。追溯往古，西部开发在先，东部开发在后，这是不争的史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今日
西部大开发，正是古代西部开发在现代舞台上更加辉煌灿烂的再现。而西部文明的复兴，东西部文明的协调均衡的发展，则意味着东方巨龙的真正腾飞，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西部曾经是东部 古代中国的历史是由西向东写的，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的西北考古大发现，印证了这一点。中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至迟到公元一世纪，中国西部就通过著名的
丝绸之路与中亚及欧洲联系起来，形成了连成一体的欧亚文明。这证明西部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民族迁徒、商品贸易，宗教传播、文化艺术交流，以及战争、部族血仇冲突都首先发生在西部。 二十四史中，《史记》有《西南夷列传》，它记载了汉武帝时由中央政府主导，正式开发西南地区；《汉书》有《西域传》，它总结和记载了汉以前至汉兴以来，历代经营西北地区的经验。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 根据以上史料及20世纪考古发现的材料，我们完全可以说，西部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今天东部在对外交流上相似的作用。西部曾经是“东部”，曾经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际交流频繁的地区，曾经拥有过辉煌的文明。 后来，西部文明衰落了。西部文明衰落的世界史原因，是十五世纪后，世界范围内的海上贸易扩张起来，海路终于取代了“丝路”，西部与世界隔绝了。 西部文明衰落的中国史原因，则是过度开发。西部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八千年前，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农业区域，有了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集约化农业。但是这种农业方式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由于农业技术早熟，而人口数量比粮食产量增长更快，在人口的压力下，人们不断地垦荒造地，最后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怪圈，使森林草地、湖泊、山林
湿地、水源、河流遭到毁灭性破坏，生态急剧恶化。干旱、风沙、荒漠化、沙漠化日益侵蚀着人们的生存环境。 历史曾赐给西部繁荣的好运，又使它堕入封闭、贫困、落后、愚昧的怪圈。 今天，历史又为西部的第二次大开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如能把握机遇，西部文明的复兴是必然的。 天府之国叫四川 要开发西部，必须研究包括历史、地理、气候等在内的国情。所谓国情总是具体的，“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国情就具体地存在于县情、市情、省情之中。 四川古称巴蜀，巴蜀自古以成都为中心，观照成都也就是观照了全川。 成都，濯锦之城，芙蓉之都，今为四川省会，位处“天府之国”腹地、襟两江（岷江、
沱江）而屏三山（青城山、峨嵋山、邛崃山），控西川而引巴渝。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府河南河，二河环绕，水源充足。东则龙泉山一脉近拱，筑绿色屏障，调温差于适宜；北则青城山千峰远卫，万木吹嘘，葆空气于清新；西则田园广阔，自流灌溉，号称粮仓；南则丘陵宛延，植被天然，山水俱佳。盆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金堂有十里柑桔，新都有三秋桂子；彭州牡丹国色北至，温江菊花天香西来；龙泉驿四季水果，万亩桃花，口福眼福俱饱；都江堰一水中分，千里灌溉，粮食蔬菜皆丰。成都如此优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为人们的居住生活提供了最适合、最有利的天然条件。 成都，历经2310年风雨沧桑，历史悠久，传统深厚。为西南形胜之地，三代帝王之都，汉代以来便享有中国“五大都会”之殊荣，城内有王建墓展昔日帝王之气象，城郊十陵显往古王侯之龙脉。成都又是历代人文胜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相如、子云，为两汉文章之首；“花间”一派，集五代文人之群；陆游因入蜀而方为诗人，李杜由居蓉而下笔千言。三苏诗文，字字珠玑，光华璀灿；武侯功德，悬之日月，千古称颂；峨嵋山寺庙高耸，佛光普照；青城山道家风骨，仙气充盈。至于书画之盛，则被推为“举天下之言画者，莫如成都之多”。走在成都老城，足之所履无非古迹，目之所及皆为名胜，可谓一砖一瓦一典故，一草一木一传奇。历史不可复制，传统不可预设。成都悠久丰厚的历史传统，又为人们的居住生活提供了最适合、最有利的人文条件。 成都自古“三城相重，格局独特；两江相抱，渠桥密布”。城中繁花似锦，河里舰般迷津，街上闾阎扑地，商贾云集。如今的成都不仅保留了古代的繁华和富庶，而且增添了时代特色，登上了现代化的阶梯。东西南北干道全长20余公里，将全城十字贯通，干道两侧高楼林立，店铺密布；天府广场一星定盘，一二
三环路圈状辐射，形成不同特色的圈层。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传统民居散点布局，特色小区相对成片，呈三分天下之势。成都作为中国西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已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而以电子一条街为代表的电子工业正异军突起，成为一大支柱产业；300余个科研机构和28所高校的强大阵容，正在将科技、文化、教育产业推向全国前列；有号称全国六大
航空港之一的双流机场，加之高速公路东贯西达，奠定了西南交通枢纽的地位；城乡成交额、城市居民万人拥有商业服务点本已是全国大城市之首，近年来持续火爆的股市、邮市、
糖酒会、文化节、彩票热等等更是在全国风光独占，使成都商业人气两旺盛。凡此种种，又为人们的商贸发展、事业成功提供了最适合、最有利的社会条件。 但是，优越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一柄双刀剑，它造福于蜀中先民，又遗患于现代川人；它赐给成都美丽、温馨、舒适和丰厚，又让成都背上历史的包袱，造成蜀人观念上的落后。说蜀人落后在观念，可谓一语中的。成都话中有一个方言词──“资格”，可说是这种落后观念的关键词。成都话“资格”，指正统的东西，与其对应的方言词就是“歪”。 蜀人推崇“资格”的东西，在观念上其实就是崇拜“正统”的东西。 蜀地百姓思想上的“正统”观，主要来自“三国文化”，具体说来自“三国戏”和“说三分”评书。京剧《甘露寺》中乔国老有一句唱词：“（刘备）他本是中山靖王的后，与当代的天子一脉流”。就是宣扬和强调“刘皇叔”的血统是资格的，是正统的。成都是蜀汉的首都，这个以蜀汉为正统的观念，影响了一部成都史。 蜀人的这个资格观，使人们失去了“人生天地间”那种顶天立地自我存在、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意识，满足于“人在单位”的保险安适。于是在蜀人的生活中，就有重国有经济，轻个体、私有经济；重官府、轻市场；重官员、轻商人的倾向。 这种资格的封建正统观念，怎能公正地对待经济上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文化上怎能容许不同的机制？ 在这次西部大开发中，愿“资格”的蜀人少些“资格”，多些出路。 说“东”道“西”南辕北辙 除了西部的“国情”在地理、历史、气候上有别于东部外，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也很不相同。中央已经表明西部不搞经济特区模式，就是说不能照搬东部。 可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已开发二十多年了，人们对开发事业，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思维定势，但是用“东部思路”来套西部问题，必然是说“东”道“西”，南辕北辙。 西部大开发，是在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作出的决策，因此，西部大开发的市场经济取向是肯定的。 既然是市场经济取向，那么资金、项目、人才，甚至政策供给都应由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这和东部沿海当年开发时的市场环境很不一样了。 西部开发也有和东部开发完全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要开放，首先要放开。东部是从为企业放权，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放开”的，而西部面临的首先是放开市场。 此外，西部的改革开放在向度上也有所增加，有新的特点：一、对外开放，适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直接携手
WTO。 二、对内放开，允许民间资本、民间资源参与开发。今天，中国的“民间”已经成长起来，6万亿银行存款余额，说明它完全有可能、有能力参与开发。 三、对历史开放，重振当年“丝绸之路”的雄风。这一点是由西部的历史决定的。历史决不会往回走，但历史上历代都有针对西部的制度创新，其思路或可借鉴。 关于开放的第三点，有一个有趣的例证。一位美籍学者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时的经济，发现中国为了抗战，调动了全部资源，甚至为此恢复了中世纪的两项经济制度：共产党方面恢复了“屯田”；
国民党方面恢复了“驿站”。 这说明，在具体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借鉴历史，作出新的制度创新。 西部有西部的特色，西部有西部的逻辑。 历史告诉西部 按中国传统史学，中国的经济文化向来习惯划分为南北，时代越晚，南方的份量越重，“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 “南方”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越到后来越往南移，这和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迁是符合的。唐代以淮河、汉水以南为南方，明代为科举考试所定南北的界限，又向南到了长江，一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长江都是官方认定的南北界线。 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们的南方概念早已变成深圳、海口、厦门、珠海这些沿海城市。 南方，意味着开拓、进取、发展、繁荣。 旧有的史学研究，认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源于三次大的动乱，一是“永嘉之乱”，二是唐代“安史之乱”，三是北宋“靖康之难”。而三次动乱，都是因北方少数民族南侵，造成中原地区的灾难，“四
海南奔”造成了文化南移。 这种旧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过于注重
政治、战争的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忽视了自然生态、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 西部，又可以理解为一个现代概念，与历史观念对应，西部只能对应“南方”。西部概念，与旧史学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充分强调了自然生态、资源、人口等因素。现在划入西部的地区，大都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 史实上也是如此，西域古国，《汉书·西域传》载有三十六国，实际数超过五十五国。而主宰这些国的命运就是水，那里有水，能养活多少人，国王的臣民就有多少人，水流到什么地方，国的领土就有多大。一条河流改道了，或者一眼泉水干枯了，紧跟着一个国家就消失了。 中亚沙漠里那些半为沙掩半裸露的古国遗址警示我们，生态环境对历史的作用决不可低估。 历史还告诉西部，资源观念的树立，也是事关命运的事。 西部人很早就形成了财富观念，先秦时期的巴蜀，就出现了巴寡妇清这样的亿万富婆，秦始皇还给予表彰，汉代四川也有卓王孙这样的大富豪。 但西部却缺乏资源的观念，乱垦荒、滥伐木，并不始自今日。 当然，资源的观念是很晚近才形成的。例如对于水的认识，先民的水意识，首先是防洪，进入农耕时代，水的作用是农田灌溉，然后才有水利工程，近现代才有水利枢纽工程，然后才有水能开发，直到现在，才提出水资源的开发。 可见，一个现代概念的形成，往往需要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既需要历史组验，也少不了历史教训。 历史告诉西部，西部大开发，观念要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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