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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县长做直播是“不务正业”?听听“网红”县长刘建军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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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县长玩抖音,直播时长打败了全国99%的用户
源自: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胥大伟

  多伦县希望将直播制度化
  找到一条通达民意的新通道


9月5日,多伦县卫健委副主任夏振华在多伦县政府快手问政直播间进行政务直播,并与网友互动交流。摄影/本刊记者 胥大伟

玩抖音的县长
  9月8日,周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县长刘建军突击巡视草甸草原,一路上刘建军都开着直播。
  多伦县的锡林郭勒草原,在一些自驾游攻略上被列入全国十佳最“野”越野路线。近几年,随着自驾游数量增多,违规越野,碾压草场事件时有发生。
  指着一处半沙漠化的山坡,刘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靠近浑善达克沙地,这里生态脆弱,“两三辆越野车开上去,这片沙窝窝就算毁了”。
  在曾发生越野车碾压草场事件中,依靠短视频直播平台不断发声,刘建军带领多伦县赢得了一场“舆论战”的胜利,而这位善于直播的“网红”县长也因此走红。
  如今,刘建军在“抖音”和“快手”短视频APP上分别拥有5.1万和4.1万粉丝数,直播时长超过全国99%的用户。
  在多伦,直播开始成为县域治理的新尝试,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政府开通了直播账号,部门“一把手”则走进直播间。
  多伦县希望将直播制度化,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进政务公开、提高干部业务素质和部门效率,同时找到一条通达民意的新通道。

两起草场风波
  刘建军的“走红”和两起越野车辗轧草场事件有关。
  今年7月,一则“35辆越野车因碾压草场被牧民拦下要钱”的推文在网上发酵,多名大V转发,对多伦旅游造成严重影响。刘建军实地核实发现,此事并非发生在多伦县境内。他通过直播进行澄清,要求各自媒体、大V致歉。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8月5日,又一条视频,把刘建军推向了舆论的风口。视频中,一名光头男子面对镜头兴奋地说:“建军,我到家了,你还追呢?认识这车吗?开回来了,宝贝。”
  事情起因同样是因为越野车故意碾轧破坏草场。视频显示,数辆越野车在多伦县境内的锡林郭勒草原越野,画面中泥土飞溅,草地被碾出多条沟槽,植被遭到破坏。
  这条视频点燃了刘建军的怒火。
  他用“快手”连发了8条短视频,视频标题则直接是“你们的良心哪去了”“疯了也不会这样”“谁给你的权力”“越野还是撒野”……要求涉事车辆3日内到多伦县配合调查,接受处罚。
  最终4名涉事车主接受处罚,但另5名越野车主置若罔闻,其中就包括那名光头男子。
  面对挑衅,刘建军用“快手”“抖音”等平台曝光了这段视频,并再次向对方喊话“请你两日内到多伦县接受调查”。
  随着相关视频的“发酵”,多家主流媒体跟进报道,仅在新华社客户端的总阅读量就突破500万。舆论一边倒地谴责破坏草场的行为。
  迫于舆论压力,组织此次越野车活动的北京洪坦汽车订制改装中心主动归案,并接受多伦县做出的罚款、恢复植被、视频公开道歉处罚,而视频的拍摄者邵某则被公司开除,其个人也向多伦县及刘建军作出了道歉。
  回顾“草场风波”,刘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此次事件暴露出多伦县执法的两难处境,肇事者本身违法成本低,处罚手段有限,而执法机构──草原综合执法大队,并非警察,硬执法反而会带来巨大的舆论风险。为此多伦县一边发动舆论战,一边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取证,检察院也从公益诉讼的角度介入。
  在刘建军看来,此次“舆论战”是一次压倒性的胜利,直播和短视频是他反击最有力的武器。
  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新媒体时代,刘建军认为,直播让每个人都“背上了一个移动的卫星电视台”。

(视频截图)直播中的刘建军

开通直播账号
  上任多伦县长后,刘建军一直尝试将多伦宣传出去。多伦县境内“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景观丰富,是锡林郭勒草原的浓缩和精华版。然而“好酒也怕巷子深”,如何宣传推介多伦成了一道难题。
  刘建军曾咨询过一些电视台的广告投放,动辄几百万的要价,县财政难以承担。而在北京开专场推介会或者租用广告牌,传统的宣传方式投入大、受众面小且传播效果难以评估。
  此时,有盟里领导建议刘建军尝试用新媒体平台搞宣传。受到启发的刘建军把目光投向了直播。在他看来,相比于传统媒体的高投入,只需一部手机,直播软件的低成本更符合区县宣传的实际。
  今年3月初,刘建军开通了直播号,然而开播之初,“县长不着调,上班时间玩直播”的质疑接踵而至。最让刘建军苦恼的是,直播号里“黑粉”太多,不少外地粉丝最初看他的直播,是好奇他到底是不是县长。
  每天坚持直播,刘建军逐渐积累起粉丝量和人气。他每天的直播内容琐碎但接地气,从突查酒驾到调查学生伙食费,从夜市卫生再到猪肉价格,有摊贩甚至主动要求刘建军在直播时给自家的柴鸡蛋打广告。
  随着粉丝数的增长,刘建军发现自己的直播号成了多伦县的“第二信访局”,民众通过直播号就能找到他。
  刘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他每天都要花一两个小时回复群众的私信,新的苦恼也随之产生。他发现群众一些诉求,超出了县长的职权范围。他要反复解释,老百姓才明白,县长也不是万能的。
  而针对草地螟的防治,则让刘建军看到了直播带来的治理高效化。
  今年6月,陪同刘建军下乡的多伦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孙亚梅在一处辣椒地里发现了草地螟虫情。孙亚梅随即发出预警,若不采取措施,三天内这些作物将“全军覆没”,这引起了刘建军的重视。他一边让孙亚梅直播宣传防治知识,一边立刻召集有关乡镇长上线关注直播。多伦县也随即发布了草地螟爆发预警,并迅速出台了防治方案。
  草地螟是迁飞性、多食性害虫,可取食200余种植物,主要危害土豆、玉米、甜菜等作物。去年同期,内蒙古发生了38年来最严重的草地螟虫害。孙亚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草地螟虫害防治,相比周边县市,多伦县是最及时、最有效的,这都得益于利用直播所带来的高效率。

推动政务直播
  9月5日下午,是多伦县卫健委专场直播的日子。背靠蓝色幕墙,第一次面对直播镜头的多伦县卫健委副主任夏振华显得有些局促。夏振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直播前他专门针对网友互动环节做了功课,他尝试着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所关心的医疗卫生问题。
  一场直播结束,夏振华感觉,对于普通网民而言,实用信息比政策的解读更有吸引力。
  从今年8月1日开始,多伦县政府“快手”问政直播间正式开通,27个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走进直播间,与网民互动交流。“快手”问政开通一个月以来,粉丝数达4700多人,日均在线观看人数约500人,最高达到2555人。
  目前,多伦县各乡镇、部门注册“抖音”账号56个,“快手”账号45个。县政府还要求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都要实名注册直播号,并按要求向网信部门报备。
  多位多伦县官员认为,多伦的政务直播能够推行下去,领导的因素占了一大半。有多伦县的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县领导直接“挂帅”督促的好处是,打破了各部门壁垒,减少推诿扯皮,部门办事效率提高很多。
  今年春夏之际,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九巡视组对多伦县开展巡视,多伦县的政务直播曾引起巡视组的关注。一位巡视组成员此后长期关注多伦县的政务直播工作,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道,政务直播一是便于群众的监督,二是能够反映民情民意,三是用公开倒逼规范,既倒逼干部提高业务素质,同时也倒逼政府的程序规范。
  刘建军希望推动政务直播,能在多伦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政府阳光施政、提高干部素质,也获得了畅达民意的新渠道。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运用政务直播可以了解民意,也可以让政府接受群众监督,但他并不认可政务直播对党政机关内部执行力的增强作用。
  汪玉凯表示,党政机关的执行力是通过系统的组织力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外部跟公众交流来实现。

多伦实践
  9月6日,多伦县教育局局长黄树林做客“快手”问政直播间。直播的上半场,黄树林埋头读材料,直播间里网民开始不耐烦,教育局作为最受关注的部门之一,网民沟通的诉求强烈。焦躁的情绪开始在直播间蔓延。
  “领导你怎么不看屏幕呢?”“这是快手问政还是工作总结?”“我们的问题你都不能回答?”……一连串的诘问开始刷屏。意识到网民的互动诉求后,黄树林开始回应网民的提问,直播间里的气氛也逐渐缓和。
  基层政府初涉政务直播,内容单一和形式呆板是一个共性问题。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邱鸿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政务直播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它必须被视为政府的公共关系或者媒体关系活动,所以直播之前应当要有策划。直播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在于策划的活动或者事件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或话题性。
  学者们认为,政务直播的生命力取决于是否能建立公信力、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
  邱鸿峰认为,信任的建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它的失去却非常容易。这种信任来自公众与政府部门长期互动的经验。
  “作为直播者,必须清楚直播的内容、主题和直播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证明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问题虽然一时难以解决但政府有足够的‘诚意’去解决。”邱鸿峰说。
  在汪玉凯看来,“报喜不报忧”是政府治理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导致百姓对政府信任度不高。他认为,政务直播不能变成一个表扬的平台,而是一个公众不断提出问题、政府能够介入解决问题的平台。
  然而,地方的政务直播实践,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挑战无处不在。
  刘建军认为,不同的地方政府,它有不同的难处。政务直播往往风险极大,形成棘手舆情很难处理,地方如果不稳定因素太多,政务直播会成为累赘。在多伦的实践过程中,争议也未曾间断,刘建军坦言,有领导干部仍在用嘲笑的眼光看待多伦的实践。
  汪玉凯建议不妨让政务直播先“野蛮生长”,等全国形成普遍趋势后,再建立相对规范的指令性的制度。
  今年以来,多伦县举办了五期“网红”培训班,培训内容是“快手”“抖音”的运营和短视频制作,目的是提高干部的媒介素养。
  刘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下一步,多伦县的政务直播将扩大至各乡镇、二级单位和执法机构,县长和各副县长都将加入直播的行列。他说,“届时我将带头做第一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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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区分不同"案型" 提升行政检察监督质效 用央企的钱补老板的台 国企高管甘心为行贿人"打工"
3# 峨眉山
 梦幻意境 发表于: 2019-9-19 08:52:59|只看该作者

县长做直播是“不务正业”?听听“网红”县长咋说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县长做直播是“不务正业”?听听“网红”县长怎么说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县长刘建军是当地首屈一指的“直播网红”。在短视频平台上,他拥有近10万粉丝。
  刘建军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直播,并发布大量短视频,内容多为办公日常、网民问政等。今年7月,“越野车碾轧草原”事件发生后,他曾连发8条短视频,敦促当事人归案。让此事迅速形成热点,引发媒体跟进,涉事者很快主动归案并道歉。
  今年6月,刘建军和当地专家下乡发现虫害,若不及时控制,三天内作物将“全军覆没”。刘建军当即在线上召集有关乡镇长,由专家直播防治知识,迅速出台防治方案,有效控制了虫害。
  如今的刘建军,对短视频和直播运用得更加熟练,他非常认可这种新媒体环境中的传播方式。昨日(9月18日),刘建军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把短视频当作工作助手,发出自己的声音。
刘建军的抖音号。截图

经常收到群众留言
新京报:什么时候想到用直播、短视频宣传多伦的?

  刘建军:去年九十月份,有领导同志给我提过,可以多接触新媒体。我当时下载了软件,但没怎么用,也不知道怎么用,认为这都是年轻人玩的东西。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发现短视频、直播可以宣传多伦。这里适合旅游,如果用传统方式在电视上投放广告,县里财政承担不起。但只要发个小视频,就能很多人看到,我觉得这种方式挺好。

新京报:最初是怎样接触短视频和直播的?
  刘建军:最初搞过网红培训大会,请一些商业运作的人讲课,通过他们把多伦的土特产卖出去。我开始以为短视频平台、直播就是卖东西的,后来发现还有讲课的以及其他很多内容,后来我也试着开直播。

新京报:开通直播后的情况如何?
  刘建军:我们之前有很多跟群众沟通的方式,比如群众在贴吧留言,之后政府部门回复,但现在大家都很少用贴吧了。开通直播后,很多人给我留言、发私信,我发现这确实是一个能和群众更好沟通的平台。他们反映遇到什么问题,我可以直接回复,遇到复杂一些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我可以转给相关部门。

新京报:为什么还要做政务直播?
  刘建军:开通直播后,很多人遇到问题都找我,但是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需要按程序办事。后来我们商议,可以启动新媒体政务直播。大概从今年6月底开始,我们县里30多个单位,都开始了政务直播,效果挺好。
刘建军的快手号。截图

新媒体平台能提升政府效率
新京报:直播都做什么内容?

  刘建军:在我的个人号上,因为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所以我不会预设主题。我的直播就像论坛一样,不同人聊不同的话题,他们聊什么,我就聊什么。
  单位组织的政务直播则会设定主题,比如开一场就业直播,主要讲就业的事情。如果有人问其他领域的事情,会有工作人员把问题登记下来,下一步有相关部门进行直播时再作回答。

新京报:一般会花多长时间直播?是否对工作有影响?
  刘建军:我大概有1/4的直播是利用休息时间,比如晚上八九点,还有大概3/4的直播是在坐车的路上。我的工作需要经常下乡,经常需要现场办公,花在路上的时间会很多,而直播的很多内容本身也跟工作有关。

新京报:你怎么看短视频平台跟政务工作的关系?
  刘建军:我把短视频平台当成工作助手,利用它发出我们的声音。比如我们的政府号不到5000个粉丝,每次直播也就三五十个人。但如果平时要找三五十名群众开会,效率会低很多。现在我们通过直播,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解决很多问题。

新京报:直播收到的打赏如何处理?
  刘建军:多伦县设立了14类人25种疾病吃中药免费的制度,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中医药扶贫基金,直播打赏的钱都转给了这个基金。

希望得到更多认可
新京报:有人认为县长做直播是“不务正业”,你怎么看待?

  刘建军:这件事确实会引发争议,我在五六月份时曾经也一度不想做了,因为挺累,还要被别人质疑。但后来我转念一想,下乡坐车在路上,我既然可以睡觉、听音乐,那做直播就不行吗?而且我的工作就是给老百姓解答问题。任何新事物在最开始出现的时候,总会有争议。“做直播”本身是一个工具,主要看你如何运用。

新京报:做短视频以来,遇到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刘建军:没有什么挑战。我就是用一颗平常心去做,发的内容基本都是用手机随手拍的,也不费事,就是希望社会能够慢慢认可这种方式。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件事看得那么稀奇古怪,这和当年电台热线、电视问政的道理是一样的,无非是平台技术进步、升级了。本质上都是政府和群众更好沟通的一种方式。

新京报:你在直播时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
  刘建军:之前延安有个人,观察了我一个多月,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县长。一次,我正在直播下乡,他沿着我直播中的路线找到了我,把我吓一跳,不知道他找我有什么事,后来才知道他是来找我谈项目的。

新京报:你对做短视频和直播的效果满意吗?
  刘建军:挺满意的,有些东西超乎想象。最初,我只想拍一下多伦的风光,向外界宣传多伦的好,再培训一些“网红”把当地的特产卖出去。而现在短视频和直播又融入了政府工作、政务公开、沟通群众等,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也有苦恼存在,我们自营的账号由于拍摄质量不高,很难涨粉。
⊙记者:倪兆中 徐茂祝 实习生:董子卿 于正心
2# 四姑娘山
 李雪 发表于: 2019-9-17 23:52:21|只看该作者

“网红县长”搞直播,增加政务能见度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网红县长”搞直播,增加政务能见度

  县长进行政务直播不仅尽显亲民形象,也可以借技术之便,提高为民办事的效率。
刘建军直播视频截图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县长刘建军是当地首屈一指的“直播网红”。在短视频平台上,刘县长拥有近10万粉丝,直播时长超过全国99%的用户,内容多为办公日常、网民问政等。“越野车碾轧草原”事件在当地发生后,他曾连发8条短视频,敦促当事人归案。
  “一县之长”、“直播时长超全国99%用户”,乍听这两个关键词,很多人想到的是“不务正业”,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逻辑,政务工作亦是如此。县长用不断实时直播来增进政务工作透明度,不仅尽显亲民形象,也可以借技术之便,提高为民办事的效率。
  以“越野车碾轧草原”一事为例,传统处理方式无外乎,向执法部门报警、寻找视频来源、顺藤摸瓜、调查取证、寻找涉事车辆和人员。但刘建军通过连发8条短视频,迅速形成热点,引发主流媒体跟进,涉事者很快主动归案并道歉。
  又以当地发现草地螟虫情为例。刘建军和当地专家下乡发现虫害,若不及时控制,三天内这些作物将“全军覆没”。刘建军当即在线上召集有关乡镇长,由专家直播防治知识,迅速出台防治方案,有效控制了虫害。若按照以往的工作节奏,上报虫害、问计专家、研究方案、召开会议、基层再组织落实,庄稼恐怕已经被“啃光了”。
  这就是直播带给政务工作最直接的益处,开放和务实是直播的重要特点。开放,是利用互联网的力量来共同面对问题;务实,是聚焦于问题本身,以最直接、实在的方式形成解决方案。
  以往,在很多政府机关的工作中,多是部门对部门、干部对干部,很少直接面对民众,甚至因为害怕引发负面舆情,而有意回避与民众直接打交道。
  但在当地,在刘建军的主导下,直播正成为当地县域治理的新尝试。多伦县要求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都要实名注册直播号,希望将直播制度化,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从而促进政务公开、提高干部业务素质和部门效率,同时找到一条通达民意的新通道。
  这类探索中“主动公开”的面向,与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诉求颇为契合。可以预见的正面效应是,当越来越多的干部勇于在镜头下工作、敢于直面网友的辛辣提问,他们的责任感就压得越实,工作的方向也就日渐向着民众的期待靠拢。而打开直播间就能看到县长、局长,民众和政府的联系也会在互动中升温。
  有必要提及的是,媒体称刘建军“直播时长超全国99%用户”,至于其每天直播时长是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明确的是,刘建军是将直播寓于工作,从突查酒驾到调查学生伙食费,再到指导防治虫害,刘建军直播的内容就是工作的内容。就此看,只要不影响工作,还能促进问题的解决,其直播时常多少或许也并不是问题。
  这里面,直播沦为“线上形式主义”的风险当然值得警惕,不过在政务直播尚处在摸索期的当下,网民不妨秉持包容之心,对镜头中偶尔的口误和慌乱抱以理解。公职人员和网民在直播间里坦诚相对,必然会有更多直面真问题的交流和碰撞,在社会上增加更多信任资产。
  编辑:孟然 王言虎 校对: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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