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逝世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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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京大学原校长丁石孙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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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闻联播》10月12日晚间消息，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丁石孙同志，因病于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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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孙：北大往事
　　发于2016.03.07总第746期《中国新闻周刊》
源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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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丁石孙与他的北大往事
⊙记者：徐天

　　在北大百年校庆上，季羡林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
　　10月12日晚，北京大学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丁石孙同志，因病于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丁石孙于1984年3月至1989年8月任北大校长。沉痛悼念老校长！

丁石孙，1992年6月19日在成都.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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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孙，1992年6月19日在成都　◎摄影：蜀中客

　　晚年的丁石孙，总是坐在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起居室里。
　　他腿脚不便，十多年前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时，他已用上轮椅。后来，若非不得已，他很少出门。
　　最近这些年，他视力下降得厉害，书报已不能看，起居室的电视机很大，但他仍看不清。
　　他总是坐在起居室的单人沙发上，一坐就是一天。沙发旁的小圆桌上，放着一杯浓浓的绿茶。他在上海长大，一直保持着喝绿茶的习惯。
　　夫人还在世时，会挨着他坐着，与他聊天。夫人病重后，他便独自坐着，听电视、听音乐。他喜欢贝多芬，尤其喜欢《欢乐颂》和《英雄交响曲》。
　　退下来11年了，常去看望他的人不多，妹妹丁永宁是其中之一。她刚走到起居室门口，竖着耳朵听声音的丁石孙就能从脚步声中分辨出她：“你来啦。”
　　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耳聪目不明，五体不由己，话也越来越少。但窗外的人和事，依然声声入耳。

“老丁”
　　妹妹丁永宁曾任新华社资深记者，离休后担任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常把国内外大事说给丁石孙听。丁石孙偶尔会发一两句议论。
　　民盟中央研究室主任刘圣宇曾担任丁石孙的秘书，他也常从网上搜集新闻，尤其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事，打印一摞，带去念给丁石孙听。
　　不过，丁石孙最喜欢听的，是有关北京大学的人和事。
　　刘圣宇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当年便来到丁石孙身边工作。那时，丁石孙早已卸任北大校长，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不过，刘圣宇的老师们都曾与丁石孙在那方园子里共事。他从自己导师的近况说起，丁石孙便会接过话茬，回忆北大岁月。这些年来，他一直称呼丁石孙“丁校长”，他们俩谁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北大数学系原系主任李忠每年都会和一帮朋友去看丁石孙。
　　二三十个人，都是昔日师友，坐在丁石孙家六十余平方米的客厅里聊天。客厅里放满了来看他的人送的花。大家海阔天空地谈着，没什么目的，学校的大事，系里的小事，想到什么说什么。刘圣宇发现，这时候的丁石孙，仍然话少，但整个人的状态都放松了下来。
　　李忠和其他人都保留了当年的习惯，称呼丁石孙“老丁”。有工作人员不解，认为应该称呼“丁委员长”，李忠不肯，觉得别扭。
　　北京大学前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常和李忠一起来。丁石孙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王义遒是教务长。看着眼前越来越沉默、笑容越来越少的丁石孙，王义遒常常想起近半个世纪前的他。
　　那时，丁石孙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瘦高的个子，穿着中山装，气度很好。王义遒是无线电系副系主任，常和丁石孙在学校的系主任会议上碰面。
　　“文革”刚刚结束，北大百废待兴，丁石孙发言时，有点慷慨激昂的样子，王义遒觉得，眼前这个刚刚年过半百的人，大约要做点什么了。

“回去我要战斗”
　　1983年，北京大学校领导到数学系，向党总支书记黄槐成了解丁石孙。学校对文革结束后数学系如何恢复正常教学工作很感兴趣，让他作汇报。
　　黄槐成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文革结束后，系里面对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对待工农兵学员与“造反派”出身的教师。当时，教师队伍“断代”，文革前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人数不足，毕业留系的工农兵学员业务水平多数不能满足教学需求，当过“造反派”的教师大多在运动中伤过人，老教授对他们很反感，希望能把他们清除出去。
　　时任数学系副系主任的丁石孙很慎重，他自己在文革中挨过整，但觉得如果简单地赶人，会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他希望能给这批年轻人第二次机会。
　　丁石孙基本功扎实，课讲得好，在学生中名声很好。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受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他在反右倾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甄别平反后，“文革”又开始了，他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黑帮大院，下放干校，文革后才获得平反。他的名字早在学校里传开，无论从业务上还是人品上，都很受尊重。
　　最后系里商议决定，允许这批教师两年内不授课，并帮他们制定教学计划，重新进修。进修过程中，多数人跟不上，主动申请调走，少数人申请转为行政岗位，个别人最终考上了系里的研究生。这种豁达开明的处理方式，使数学系的工作早于全校步入正轨。
　　1980年，丁石孙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1982年末，他辞去系主任一职，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学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83年，北京大学校长面临换届选举，校领导们商量提拔哪个系主任进校领导班子，大家意见比较一致，都觉得丁石孙把数学系搞得好。
　　之后，北大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请大家填写校长人选，副处级以上的行政干部、副教授以上的教师均可以参加。丁石孙是得票数最多的人。
　　随后，校方将意见上报教育部。1983年10月，在美国的丁石孙得知消息，自己即将被任命为北大校长。
　　有老友给丁石孙泼冷水，告诫他北大校长可不好当。姚曼华夫妇就持这样的观点。
　　姚曼华与丁石孙相识于1947年的上海大同大学，二人均是学生会干部，均参加了学生运动，丁石孙还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后来，二人同时被大同大学开除，进入上海大学生的黑名单，不可再入学。1948年，他们各自北上，丁石孙考上清华大学，姚曼华进入燕京大学。建国后，因院系调整，二人相聚于燕园。姚曼华在北京大学教党史，她的先生和丁石孙都在数学系教书，三人成为多年挚友。
　　姚曼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夫妇觉得丁石孙有理想有信念也有能力，但担心他对困难估计不足，如果遭受挫折，可能会受到很大打击。丁石孙却踌躇满志。他预判到了困难，但相信自己可以做点事。回国前，他告诉友人：“回去我要战斗，不是一般地战斗，前后左右上下都要战斗。”
　　“他想在自己的任内把北大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发扬起来。”姚曼华说。
　　1984年3月，57岁的丁石孙上任北京大学校长，王学珍上任党委书记。
　　在就职讲话中，丁石孙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没有三把火，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好像春天进入了他的心里”
　　新班子首先提拔了一批年轻人。学校做出规定，教师年满65岁必须退休，也不能参加学术委员会。如今，这批年轻人均已成为北大各个学科的带头人。
　　1985年2月，无线电系副系主任王义遒在美国访学结束，回到北大，被提拔为自然科学处处长，在教务长领导下，负责全校理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另有社会科学处负责文科）。
　　1986年，丁石孙问王义遒，觉得北大存在什么问题，他回答，没有目标。“不少人工作都得过且过，没有奔头。这样的集体没有朝气，没有凝聚力。”
　　王义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市场经济刚起步，“脑体倒挂”现象严重，“读书无用论”冒头，各种海外新思潮又不断传进中国，北大内校风、学风有些混乱浮躁。
　　1986年下半年，丁石孙提出了六点治校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严治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树立综合平衡与全局观念；分层管理，坚决放权。他还在中层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大张旗鼓推行改革措施。
　　时任北大数学系主任李忠对其中的一项改革措施极为赞赏，即工资包干制改革：各系根据教学任务确定应有的教师编制，学校据此确定工资总额，具体分配由系里决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有的系超编厉害，但工资总额就这么多，只能处理掉那些不上课、科研任务也完成不好的人员。
　　根据“分层管理、坚决放权”的规定，数学系自主制定了分配办法。分配向教学倾斜，不上课的教师只拿基本工资，不发奖金；教学中又向基础课倾斜，基础课的工作量乘以1.2~1.3的系数，奖金也更高。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立刻被调动起来。
　　丁石孙也以身作则。虽然当了校长，却坚持给学生上高等代数这门基础课，除非不得已，从不耽误课时。
　　他还推动了北大的学科建设。北大历来以基础研究为主，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80年代，基础研究面临着难以拿到国家课题和经费的困境。“学校决定，大船要转向，要增加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比重。”王义遒说。学校成立了5个交叉学科中心，陆续开设15个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加强了应用科学研究。
　　那些年，丁永宁常在星期天去北大看哥哥。
　　每一任北大校长都可以在任内搬进北大燕南园的一套独栋小楼居住，但丁石孙拒绝了，仍旧住在中关园一套不到80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丁永宁却在他脸上看到了难得的笑脸。
　　“以前，我很难看到哥哥的笑脸。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右倾，一会儿‘文革’，折腾极了。我看着他都觉得心疼。自从他当上了北大校长，我觉得他很阳光，意气风发，准备大干，好像春天进入了他的心里，属于他的时代来了。”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当校长就是要让大家自由发展
　　在学生们的印象里，丁校长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灰色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校园里。有人想找他说话，直接把他的自行车拦下来就是。
　　他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有学生觉得食堂太难吃，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臭骂他一顿，让他自己去食堂尝尝。他并不恼，真的开始食堂改革。之前，北大各院系学生吃饭的食堂是固定的，他引进竞争机制，饭票在各食堂通用。食堂有了竞争压力，质量立刻提高。
　　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他后来如此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
　　他告诉王义遒，自己年轻时参加学生运动，没有一门课是从头学到尾的，大多靠自学。他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教给学生基本的学科知识和学习方法，打下基础，培养素质。
　　1986年起任北大教务长的王义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务处曾做调查，发现北大理科各系文革前的毕业生当时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并不多。他们由此意识到，大学不应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要拓宽学生的视野。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果不想把时间都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学校应尊重其选择；如果想转系，学校也会同意。
　　丁石孙让王义遒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学生对话。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这些学生思维活跃，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双方常就学校改革平等交换意见。
　　1986年入读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王佳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的北大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
　　新生被学长们告知，要读《围城》《麦田的守望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北大“准读本”。“三角地”贴满了讲座海报。每到晚上、周末，各个教学楼里会有各式各样的讲座，从朦胧诗到存在主义，从弗洛伊德到现代派。
　　未名湖畔，五四文学社常常在那里讨论诗歌。学生宿舍和食堂的墙上，贴着原创或分享的作品，谁都可以“跟帖”，支持或批驳。北岛、多多、顾城三位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来电教报告厅座谈，学生们毫不客气地发表看法，其气势让三位诗人似乎都有些怯场。
　　1987年，崔健在北大开演唱会，唱了《苦行僧》《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在此前后，黄建新的《黑炮事件》、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北大上映，北大成为这些导演检验新片、寻找知音的一个基地。
　　有一阵子，男生29楼每天晚饭时有个“笑林广播电台”的自治播音，三个播音员，分别叫氨基酸、维生素和半导体。每天播音大约半个小时，庄谐杂出。他们动不动就给隔壁31楼的女生献歌，于是几座楼间一阵欢呼。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中文系教授谢冕著文《永远的校园》，收入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精神的魅力》。
　　“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谢冕写道。
　　但在数年的校长生涯中，丁石孙也常感到力不从心，推动改革十分不易。
　　1988年，他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已经干了4年，身体很不好，希望能同意自己辞职。“我觉得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情多得很，做不成就算了，我已经尽了力了。”他后来解释。
　　但辞职请求没有被接受。1989年春节后，教育部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继续主持北大工作，他同意了。他告诉王义遒，希望对方跟他一起酝酿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
　　但8月下旬，教育部领导再次找丁石孙谈话，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在告别讲话中，他说：“我当了五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

犹抱初心何曾变
　　离任第二天，丁石孙回到数学系，找到时任数学系系主任的李忠。“他说，我来找你报到，请系里安排我的工作。”
　　丁石孙空闲了许多，他常常和夫人骑着自行车，到香山、植物园玩儿。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在校园里默默地散步。
　　1990年，他左眼眼底出血，左眼视力基本丧失。
　　1993年，在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的提议下，丁石孙调入民盟中央，由兼职副主席成为专职副主席。
　　调任前，丁石孙有些犹豫，他原本想在北大数学系安安心心地教书。李忠劝他：“你对我们普通知识分子很了解，你到那个地方，可以代表我们发言。”
　　调任后，丁石孙仍然定期到北大给数学系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
　　1996年，他出任民盟中央主席。1998年3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时逢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丁石孙到校出席纪念活动。介绍贵宾时，当他的名字被念出，全场响起了极为热烈的掌声。季羡林发表讲话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
　　校庆期间，丁石孙被校友们包围了。学生们争相和他合影，纷纷请他到自己班里坐坐，为大家讲上一课。常常才出一个班，就被另一个班“架”走了。
　　丁石孙的腿脚逐渐不灵便，2001年，他和夫人到姚曼华夫妇的新家做客。他的腿已不能行走，靠两个警卫架着进门。看他身体这样差，老友们觉得，可能是在北大当校长期间累坏的。
　　2013年，丁石孙访谈录出版，取名《有话可说》。但在丁永宁眼里，晚年的哥哥似乎更喜欢倾听，常常处于沉默状态。
　　她想起少年时期，哥哥推荐自己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书是傅雷翻译的，傅雷在扉页后面，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她觉得，每个字都可以贴切地用在哥哥身上。
　　不再承担丁石孙秘书工作的刘圣宇，依然常常探望这位老领导。每每走进起居室，眼前的丁石孙就像一座山，沉默而坚定。
　　在接受央视的采访时，丁石孙说：“我是个失败的校长，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好的学校，不是这样的，没有达到。”
　　记者说，后来常常有人追忆那时的北大。丁石孙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
　　记者追问：“你的信心会因此失去吗？”丁石孙抬起手，放在领带上：“那就不是我能做的，我从历史上已经过去了。”
　　2016年1月底，北京大学86级学生派了几个代表，看望正在住院的丁石孙。
　　毕业于国际政治系的王佳已有多年没见过丁石孙。眼前这个瘦小的老者，与她记忆中风度翩翩的丁校长大不一样。
　　他们带了一束花、一张卡片和一首诗。卡片上说：“感谢您给了我们北大历史上最好的几年。”丁石孙看不见，他们就读给他听：
　　遥记当年初相见，我正少年君英年。
　　五湖四海风云会，一世之缘结燕园。
　　风度翩翩谆谆语，当日风华如昨天。
　　可叹流年如水转，一去经年改容颜。
　　千山万水追寻遍，为觅梦境过千帆。
　　虽经九转而未悔，犹抱初心何曾变。
　　长揖一拜谢师恩，弟子沾巾不复言。
　　心香一瓣为君祈，福寿安康复翩翩。
　　89岁的丁石孙已口不能言，却听得清学生说的每句话。几个女同学俯下身去，拉住他的手。
　　他睁着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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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专程赴丁石孙家悼念

　　据北京大学官网10月13日消息，2019年10月13日上午，校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等专程赴原校长丁石孙家，看望慰问其亲属，并表示深切哀悼。党办校办、党委统战部、数学科学学院，民盟北大委员会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一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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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
　　丁石孙同志是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因病于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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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大官网刊文追忆丁石孙任北大校长前后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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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孙
　　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丁石孙同志，因病于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丁石孙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北京大学官网12日当晚就发布了一篇由北京大学教授袁明撰文的文章《精神的召唤──记与丁石孙先生35年的交往》，文章披露了不少20世纪80年代丁石孙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后的细节内容。
　　袁明教授在文章中记录，丁石孙在担任北大校长前夕曾表示说：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北京大学有责任把这些重要学科恢复起来并努力建设好。
　　丁石孙于1984年至198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北大官网披露，2019年10月13日上午，校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等专程赴原校长丁石孙家，看望慰问其亲属，并表示深切哀悼。党办校办、党委统战部、数学科学学院，民盟北大委员会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一同前往。
　　袁明教授文章全文如下：
　　1983年夏天，我从加州伯克利大学到哈佛大学查中美关系史档案资料，期间曾去汤一介、乐黛云先生的临时住所做客。当时有5至6位中国访问学者在座。席间，一位满头银发的北大教授侃侃而谈文科需调整改革之处，一问才知这位教授是北大数学系系主任丁石孙。我当时心直口快地说：“丁先生，回国以后，我们选您做主管文科的副校长！”那天乐先生好客留饭，吃完聊足，天色已晚。我本计划乘地铁回波士顿市内临时住处，大家都说不安全。丁先生讲：“你就到我那个公寓住一晚吧，那里还有你的同行，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张也白老师。”果然，我见到张老师以及另外两位合租房子的老师以后，大家又聊了不少有关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话题。丁先生则微笑地倾听着，适时加一句：“我妹妹也是做国际问题研究的。”那天丁先生把他自己的房间让给我，他住客厅。第二天一早，张也白老师告诉我：“丁老师上街给你买蛋糕去了，他平时自己吃早点都没有这么讲究。”
　　转眼到了10月份，我回到加州伯克利大学将近两个多月以后，突然接到北大校方的信，说学校领导研究，要我陪同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先生访问美国，学校不再另外派陪同翻译，决定由我来担任这个任务。20世纪80年代初，北大虽是名校，但是经费也十分紧张，能节省就尽量省。我十分理解，一口答应。在去东部的路上，项先生告诉我，此次去波士顿，主要是见丁石孙教授。我告诉项先生夏天时的故事，孰料他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人家都要当北大校长了，我这次来，就是约他和我一起回去，好好办北大的！”到达波士顿时，丁先生一个人到机场接我们，看得出来，他们并不熟识。那天项先生和丁先生长谈到深夜。具体内容我不得而知。在2006年出版的丁石孙《自述年谱》中，关于这次访问有下面这一段话：“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项子明，他当时是代理党委书记，还有袁明，当他的翻译。袁明当翻译估计是学校临时抓的。项子明来那天，哈佛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以示重视。项子明‘文革’前是北京市委的秘书长，是彭真的很得力的干将。我到机场接了他们送到faculty club，这时他就告诉我，要我回去当校长。那天晚上，他从十点多钟跟我聊到两点，他说我当校长，他当党委书记，我们两个合作，他谈了他的很多想法。”
　　1983年12月初，丁先生应当时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陈省身先生邀请，在回国途中到伯克利大学访学一个月。当时他要出任北大校长的消息还没有太传开，他十分低调。李克政安排他住在Durant Ave。一个小套间公寓。他除了到数学研究所做一场报告之外，平时就和我们这些在伯克利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谈谈天，基本就是微笑倾听，偶然插一两句话。其中唯一一次外出是去加州圣芭芭拉分校，是应旅美数学家樊的邀请，樊先生准备把毕生藏书捐给北大数学系，丁先生很重视这件事，要亲自去面谢。我正好要去圣芭芭拉分校拜访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于是就和丁先生同行。丁先生在《自述年谱》中这样写道“我跟袁明相约，坐火车去了一趟圣芭芭拉，我去看看樊，袁明是去看一位历史学家。从伯克利到圣芭芭拉坐火车也就是四五个小时，坐这么一次火车，我就发现美国的火车衰败了，也不大准时，主要是给一些年纪大的人坐。”来回路上，丁先生谈了不少关于学科的想法。他说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北京大学有责任把这些重要学科恢复起来并努力建设好。丁先生在伯克利还结识了陈鼓应先生，我陪陈先生到Durant Ave。丁先生的临时公寓拜访，陈先生谈兴很高。丁先生后来也对此记录道：“在伯克利我还认识了陈鼓应，那时他表示，他发现我跟北大的这些教师关系都非常好，台湾大学校长一般高高在上，很少和普通教员熟悉，他很羡慕我们的关系，表示以后要到北大来。我当校长以后他果然经常来北大访问。”
　　丁先生于1983年12月底伯克利回国，我是1985年3月从伯克利回到北京的，期间我曾多次收到他的来信，主要就是介绍学校情况并要我回去“一起好好办北大。”这些信我一直珍藏着。其实，我当时就是北大法律系一名普通的年轻讲师，而北大校长工作的繁忙则绝非常人可以想象。在1984年4月托化学系谢有畅先生带到伯克利的信中，丁校长说到上任后的种种艰难，说谢先生会当面把这些困难告诉我，但是也强调，学校班子成员主要都是“老百姓出身”，了解北大的情况，可以在一起合作共事。在1985年1月12日的信中，丁先生这样写道：“成立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报告已经送到我这里，下周即可批准。这个研究所是大有可为的，一方面是要逐步聚集力量，开展研究工作，一方面是打开国内外渠道，等你回来后再认真商量。我是横下一条心，把中青年骨干拔上来，让他们来打开北大5～10年的局面。学校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外部条件顺利，我估计也得化2～3年才能渡过最困难的阶段。看来，我的身体与精神系统还能够坚持下去。我希望把北大的工作理顺之后，尽快为自己创造一个下台的条件，让我重新当个普通的教员，我是非常喜欢教书的。”
　　凡事认真做了，一定会有沉淀，而后来的历史会展示这些沉淀。那些敷衍的、应景的做法，沉淀不下来。丁先生在校长任内，做的事情，扎扎实实。记得1986年我在北大组织“中美关系史学术研讨会1945～1955”，周围众说纷纭，难度很大。丁先生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要我做一下准备，跟他去外交部汇报一下情况。北大校长出面，外交部领导也很重视，朱启桢副部长和我们谈了半小时。北大当时邀请的是中国和美国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直至今天，这一批学者仍然在中美关系研究中起着积极的作用。90年代初，国际政治系一批年轻教员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那时丁先生已经回到数学系当一名普通的教员了。因为他在年轻人中威望非常高，他们希望听听他的想法。我就去请，他一口答应，专门到二院给年轻人讲了一下“数学史”。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大家穿着厚厚的羽绒衣，听得兴致盎然。我不仅想，一位在北大的讲台上有着如此好口碑的好老师，就是眼前这样的长者。他传播的，是知识，更是精神。精神的召唤力，是持久的，真正入人心的。当时参加“读书会”的年轻人，现在都已经人到中年，他们都在心中珍藏着这一份记忆，也保留着当时的照片。他们会把这种精神的召唤，传递给更加年轻的一代。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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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民盟中央官网、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官网以黑白底色向丁石孙致哀

　　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丁石孙同志，因病于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民盟中央官网、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官网13日都以黑白底色首页的形式向丁石孙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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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同盟官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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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官网首页
　　根据人民网资料，丁石孙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94年7月任民盟第七届中央常务副主席，1996年11月当选为民盟第七届中央主席，1997年10月当选为民盟第八届中央主席。
　　2005年12月9日民盟中央九届四中全会接受丁石孙辞去民盟中央主席职务的请求，推举他为民盟中央名誉主席。
　　作为著名数学家，丁石孙曾于1952年至1983年间历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助教、讲师、教授、数学系副主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