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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奎 发表于: 2014-11-3 20:56:16|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历史文献] “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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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
玉龙
政治与科学纠缠,“层子模型”包打天下不行,那么“北京猿人”包打天下行不行?因为任何一个科技强国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871年刚刚打造成形的德国,想跟英美竞争照明工业优势,几十年间德国一批顶尖物理学家百般努力,都不能解决黑体问题。直到1900年偶然中出现的普朗克,才得以完成。这个高昂的代价,即使后来德国政治几经曲折,换来的是整个民族智慧站到了“量子”高地时代。在真实世界这个难以捉摸的量子概念,发展出的量子力学,如量子遂道扫描显微镜,是一种比电子显微镜放大倍数更大的显微镜,对研究基因组学十分有用。还有激光、核磁共振、核元素分析等常见的应用,对人类学考古也十分有用,已成人类上古史大统一考古用的主流方法。邓小平同志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其实,从古丝绸之路经济带,就铸造有这种“中国梦”。当然研究德国智慧的“量子”高地,也还有值得注意的好经验:如普朗克这类科学家,有了权力不腐败,注意团结、选拔还名不见经传的,像爱因斯坦这类顶尖接力人才。邓小平同志1904年出生在四川广安,1919年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漂洋过海到法国入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在欧洲,他当然更有机会知道量子的故事和海洋文明的苦难辉煌。从此,邓小平同志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作为一生的智慧,灵活的运用。所以当毛泽东同志抓类似量子表述的科学,搞物理学大统一稳作为突破口战略时,应该说给毛主席最大支持的,就是邓小平同志。
因为新中国一解放邓小平同志从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方向,领导发现了轰动世界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为今后发展的双赢,打下巩固和深化量子突破口战略的第一个基础。这与1983年他首肯投资巨大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决策联系,这两件事正如他说的“不会错!”邓小平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这和出生他的家乡四川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分不开。
1、我国远古文明立足于山海时期,是在约公元前5070-4170年。但我国至今出版的20多种“中国通史”,对上古时期的事情可能还没有摸着门,还不如钟毓龙(1880-1970)从古籍考证四川上古叫“梁州”。因为他说,上古“梁州”,指海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图像的转义,而赞成四川上古有类似的盆塞海。钟毓龙还认为,上古黄河因发生过类似的堰塞湖,才造成的大禹治水那时的大水灾。钟毓龙解放后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1936年出版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就是他以1933年四川叠溪大地震大灾难为背景,写作的10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书中提出上古梁州在四川,梁州即以盆塞海和大围坪地貌得名。
张圣奘也有钟毓龙类似的观点,《成都日报》2012年3月19日发表的《张圣奘江陵才子掘出“资阳人”》一文中说,张圣奘(1903—1992)最大的贡献莫过于1951年3月16日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1953年,张圣奘到北京参加中科院主持的资阳人头骨化石论证会,据发现的古生物化石分析,他大胆地得出一个结论,四川古时是海,成都是海的中心,而资阳一带则是海的边沿。随后,周恩来陪他去毛泽东家里吃饭做客,毛主席对张圣奘说,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国宝,他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的第三颗人头骨化石,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是很大贡献。而张圣奘认为四川古时是海,但这在那时是个什么样子的海,是类似堰塞湖地震形成的盆塞海?还是更远古地质板块运动形成的内陆海?至今还在争论。
另外还有《资阳人发掘过程和品牌价值》一文说:1929年发掘距今70-20万年北京人 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至今也不知是在外国古董店老板的底柜里,还是在列强们的博物馆里,而刚刚解放就发现的距今35000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可以放心地安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永远也不用担心被人夺了去。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是由新中国的专家独立完成的,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型,是旧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是南方人类的代表。享誉中外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半个多世纪了,在历史教科书和大小百科全书上,仅有文字记载,这无疑是一大缺陷和遗憾。这除开和我国高层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的个人知识造诣、时代历史的局限有关外,贾兰坡、裴文中、冯汉骥、张圣奘、吴汝康、王玉哲等都是我国的顶尖的人类考古学家,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资阳人”和“北京人”、成都和重庆等类似竞争的讳莫如深的不团结,而辜负了邓小平同志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期望呢?学术腐败也有多种的不同形式。
1)中药药理学专家李连达院士说:金银花与山银花的药用价值,谁优谁劣?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综合判断,才能得出可靠的科学结论。仅根据某一化学成分的多少,对“两花”的药用价值进行推测,未必准确。迄今尚未见到可靠的药理、毒理及临床比较研究证实金银花安全性、有效性及药用价值优于山银花。《南方周末》报道,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实名举报,称国家药典委更名金银花涉嫌腐败:把南方金银花被2005版《中国药典》更名为“山银花”,金银花作为国家食药监总局前局长、现国家药典委常务副主任委员邵明立老家山东“忍冬花”的专用名,导致南方花农巨额损失,给山东金银花的开发商带来巨大利益。李连达院士说,山银花药价暴跌的真正原因是不正当商业竞争的结果。
人类学考古容易牵涉有利益的学术拨款,掌权高层也易走偏。程映虹先生1959年生,苏州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多年。2001年获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2014年7月30日程映虹在《种族观念与中国民族主义》一文中,评论中国古文明正统基石的“北京猿人打天下说”时,他说:中国人一直把北京猿人看作自己的祖先,中国人却意识不到国际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北京猿人很早就灭绝了,近十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网上有一幅画画有两个人,一个形象是北京猿人披着兽皮,坐在地上点火;另一个形象是汉代壁画里那种,头上戴冠,穿长袍的人,手上拿着一个犁在耕地。画的下面文字说明是驱除智人,恢复猿人:戴冠、穿长袍的文明人是外面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而北京猿人是本土的。中国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都是国际学术界培养出来的。中国人把猿人时期也算作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记得过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中,中国通史是从元谋人开始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就是有170万年的时间长度,比北京猿人的时间更长,都叫中国历史。学校历史课上也这么教。这是把自然史和社会史混作一团,有意无意地造成中华民族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历史的印象。这是很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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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4-11-3 20:57:02|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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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程映虹先生把类似邓小平同志抓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方向,也说成是“中国民族主义”,那我们坚决反对。同时我们也不赞成程映虹把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祖先清清楚楚地追溯到人类起源时期并把它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的”,作为一条禁令。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1863-1955)从四川远古盆塞海的“水”上做文章,提出“人类文明起源于大地震假说”,是早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四川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为具体考古平台,加之在榉溪河畔的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等,作的计量历史学或计量地质学的基础,提出我国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四川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论的“ 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史的。
因为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必然会形成同时期大面积的沉积物,这要用到计量地质学。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据何拔儒的分析,不是在约一万年前四川盆地周缘山脉大量的堰塞湖,几乎全部溃坝的推测,而是推测由黄河及长江造成的堰塞湖-海,且堰塞湖-海不是长时期稳定的地质。由此远古人类从非洲走出,开始开拓有关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这是一种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即在约20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古智人,抓住陆路和海路的信息不难想象,世界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这就有一个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这是此后,发生的盆塞海干涸,今天全球其他的各远古大文明,从四川中国盆塞海文明走出分离,但也都打有她的显著山海文明的区域烙印。这就是人类政权现象和政权人物现象的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
一是非洲及中东的地区,一是四川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再一个证据是四川远古盆塞海其后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遗迹海啸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程映虹先生似乎无知“近十万年前从非洲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是可以追溯到“盘古-嫘祖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人类远古联合国的。程映虹说,有人把裴文中、贾兰坡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引为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这当然是不正确。
造成“把北京猿人引为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的这种上层的情况很复杂,而且也许不全是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的错。张森水研究员说:“上周口店工作,裴先生虽是为生计所迫,但一旦加入,他的工作和学习即达到废寝忘食、顾事业不顾家的程度。比如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在周口店接到电报,回北京到医院探望师母和孩子,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郊,属房山区,距市区约50公里,自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在前后几十年的发掘过程中,先后发现了代表40多个猿人个体化石材料,十余万件石器、丰富的人类用火遗迹以及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张森水说“一个人的成功都有主客观因素,从客观上看,裴先生开始参加周口店工作,步林、杨钟健在古生物学上的帮助使他很快入门,随后德日进、李济和步日耶等人,又在古生物特别是史前学上给予了重要指导。1931年到1935年是周口店工作最辉煌时期,这一时期裴先生还有卞美年和贾兰坡两位好助手,这些都是成就裴先生的客观条件和机遇。”
此外,对于中国古文明,在追捧北京猿人历史中,是否因为时代的局限而让外国人骗了我们?也难说。近代中华古文明科学研究方法的开创与文物的发掘,如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仰韶文化的开拓,由于有国外专家、学者和资金的介入,才取得进展。但外国学者的参与,单一的或传统的意识形态一边倒,恰恰对中华古文明研究有害。有一个例子是,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我国建国初人才缺乏,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但直到我国改革开放,才允许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进入大陆考察古文明的研究。这批学者中有人指出,半坡人塑像属白种古人,我国学者还不以为然。到上世纪90年代,有美籍华人学者回国,他们再次指证,半坡人塑像才得以改变。中国有些权威学者爱面子,他们维持的不太真实的中华古文明历史研究的框架,在国内外已造成有影响和冲突。
解放后,说是裴文中1929年发现北京周口店猿人头盖骨化石后,才轰动的国内外。1929年前后,发掘出北京猿人有外国人吗?毋庸讳言,最初北京猿人考古,是由外国人德日进、步日耶等法国学者指导。争“北京人”,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我国一位少数民族学历史的博士研究生,写了一本40万余字的古史专著,论说北京人头盖骨属于是古苗族人。他的思路可简单归结为:《史记》等古籍记载蚩尤与黄帝、炎帝大战于涿鹿;而涿鹿在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蚩尤是苗人的部落首领,说明那时中国远古苗族人早已从中国东南部沿海发展扩散到河北及北京一带,受到从中国西部向东部发展的炎、黄部落的侵略。既然苗族人早就定居在北京一带,所以苗族人是北京人的祖先。
裴文中(1904 - 1982 ),192725岁,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1929年发掘出北京猿人,说裴文中等人先基于西欧石器材料的方法,但在周口店陷入困境。是裴文中、贾兰坡他们作了几方面的改进尝试,才有进展的。时间顺序是,1928年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1889—1971)的安排下,裴文中赴周口店工作,帮助周口店发掘主持人杨钟健(1897 -1979 )做后勤管理。杨钟健是领导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的。从1929年起,杨钟健与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是一直合作的。1955年杨钟健被评为院士,翁文灏没有被评为院士。
德日进(1881195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长时间在中国进行古人类学、地质学考察,是在中国生活了20余载的法国人,在中国参与了对史前文明的研究,参与了周口店著名的“北京人”的发掘工作,被认为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其实早在1921年,由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首先发现周口店北京猿人和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后,1921年安特生与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阶及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等人,在周口店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他们在1921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的人。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才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这是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 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北京中国猿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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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4-11-3 20:57:52|显示全部楼层
在《贾兰坡谈北京猿人》中,如果说1929年因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被裴文中发现后,才让“周口店”名扬中外,轰动世界。那么19361115日至26日,贾兰坡在11天之内发现了三颗“北京人”头盖骨,再次被说成震惊世界学术界。贾兰坡(1908-2001),河北省玉田县人,因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被称为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却攀登上了科学殿堂顶端的传奇式人物,成为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贾兰坡1929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因家境困难没能力上大学,只好在家边自学边寻找合适的工作。193123岁的他由于偶然的机会,考入中国地质调查所当练习生,当年被派往周口店跟随裴文中搞发掘。1935年,裴文中到法国留学,贾兰坡挑起了主持周口店发掘的工作。
2)如果说1929年发掘距今70-20万年“北京人”、 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被丢失,那么刚解放就发现的距今35000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原件,放在哪里的呢?直接用原件做过碳14法、铀系法等现代科技,测过它的年代没有?如果没做,为什么?反之,复原的被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是否像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属白种古人,也许是无意,但移植到“北京猿人”头盖骨复原塑像,是否也搞成了白种古人呢?因为60多年来关于“资阳人”的报道、论著疑点很多,这与“北京人”研究相连。
2001年成都画院艺术交流中心副主任黄振富先生,在《文史杂志》第6期发表贾兰坡和资阳人》;类同的文章《四川日报》上也发表过。他说“资阳人起起落落”,张圣奘教授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后,并没有在手上停留,而是很快直接交到了北京他认识的著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专家贾兰坡手中。原因是当时就存在有重庆大学张圣奘教授,与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等关于“资阳人”头骨化石的管辖权之争。因为主政川西行署的李井泉书记和他主管的成都专家,认为资阳距成都近,应由他们管辖处理,对在远在重庆的西南局插手有意见;从而对张圣奘发现“资阳人”有意贬低,造成了后来的混乱。另外也有张圣奘为了防备,他当时作的汇报和交的书面材料,以及别人的问话,前后多有不一致的地方。
对张圣奘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郭沫若等领导人,都很满意,称是贡献。但为什么他后来的命运,比贾兰坡、裴文中、吴汝康、冯汉骥、王玉哲等学者的命运差很多呢?为什么1986年黄振富访问张圣奘时,他要反复说:“资阳人”的发现不能说是我的功劳,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叫我去参加考古发掘工作,就不会有“资阳人”的发现,所以首先得感谢邓小平同志呢?这可以从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张圣奘争“资阳人”人的发现看出;在冯汉骥的简介中,称解放后最著者,是他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另外从王玉哲教授2000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一书中,也可以看出贾兰坡、裴文中、吴汝康之间也有分歧。该书参考文献,吴汝康、贾兰坡1955年发表的《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说资阳人“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性个体”。但1957年裴文中、吴汝康出版的《资阳人》专著,又说“是一老年女性个体”。冯汉骥和李井泉,北京人和资阳人,还联系多少谜?
31952年前,邓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为什么会挑选张圣奘教授,而不是冯汉骥教授?李井泉书记与邓小平同志在“资阳人”的发现问题上,为什么难于沟通?把人类社会政权和政权人物现象引入对有严密组织的动物群体和远古人猿群体社会研究,并不存在绝对的普世的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政权和政权人物的分期现象。所谓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分期的人类上古史发展规律框架,首先是被前苏联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说成是来源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唯物史观在指导
其实这是苏联人,用恩格斯做挡箭牌,掩盖做学问的懒惰思想。因为恩格斯书中明明说的是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当时的一些少族民族中作调查,发现的一种原始家庭结构的个案:即一列或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核心,她们拥有的共同的丈夫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种婚姻关系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助于人类发育和繁衍,就连一些动物社会也存在;并且动物社会也不仅是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也还有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一妻一夫制等等。因此可以看出恩格斯仅仅是从赞扬摩尔根的深入实际的科考方法来说的,但却被前苏联的一些学者,编造为原始社会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前后相衔接的阶段。在王玉哲积数十年心力之作的《中华远古史》一书中,沿袭了前苏联的这种教条,当然不单是王玉哲个人的原因,但对中华远古史研究造成长期不讲王表、年表极大破坏性的影响。
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王玉哲先生困惑的夏王朝那种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模式。因为这种版图很小,连王玉哲自己也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这被称为“王玉哲悖论”。
因为王玉哲的这种看法,用的是秦以后的国家专制更为集中,更为统一的疆域概念,使中华远古史王朝的疆域并不成其为是中华远古实际的疆域。他说的西南没有了,东南没有了,西北没有了,东北没有了,而只剩下中原偏东部分。但秦以前的国家观念,应看作仍然传承有中华远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期的多民族联合国的影子,即王朝的传承是以顶尖优势的阶段性较量为标志的。局部地区的二级政权,有的也如此。以此理解中华民族的远古版图,才更为完整、真实。
王玉哲(1913-2005),河北深县人,1943北大文科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先后受聘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是我国先秦史的一位代表人物。而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代表的先秦史,并不被国际历史学界普遍认可。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认为:“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约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 但奇怪的是美国人写的《全球通史》,在“一、美索不达米亚”一节,开篇却讲:“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先生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
而按西方的学术观点,所谓的源语指,或是在第一匹马被驯服,第一只狗不畏缩地被带到营火旁以前很久,就再也听不到了的最古老的那些原始母语,这是把世界上所有语言追溯到遥远过去说的源语。远古的四川人之所以叫蜀人,正是从人类的源语或母语学可以推证的:蜀人得名与烧烤有关──即蜀人是最早吃熟食的人。四川的竹林中,爱出一种叫笋子虫的金黄色的昆虫,在火上烧烤,会发出“苏苏苏”的声音,非常好吃,而且香味扑鼻。原始的蜀人扎堆吃这种烧烤的时候,随着烧烤发出的“苏苏”声,有人最先学着喊叫出“苏苏” 声,接着大片人群也附和喊叫出“苏苏”声。这就是蜀人最早的源语或母语。后来这类现象成为了一种习惯,外来的原始人群见之,也就把四川这里的原始人叫“苏”人,或“熟”人。再后来到源语或母语变成了有语言和文字,“苏”人或“熟”人的叫法,被规范为了“蜀”人。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4-11-3 20:59:20|显示全部楼层
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县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他卸位后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而盐亭沿梓江河从章邦苏家山,到麻秧的苏家坝、苏家沟,再到玉龙的苏家湾,苏姓原住民很多。如果把朱学渊先生的经由以历史语言、语音、姓氏、地名等文化和文明的考据研究方法,引用来看从“熟”人、“蜀”人到“苏”人,有人想到两河流域出现的苏美尔人可联系“蜀”人,那么朱学渊先生也许也是能认可的。
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书中,已经明确北京猿人是四五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中国原始社会史表”中的“资阳人”,是“新人”中最晚期过渡到“现代人”的中国原始社会的原始人类,这正好说明近十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在约三万年前已经到达四川盆地。远古人类文明,不在于人种从哪里来,而在于人类文化文明从哪里孵抱开始。因为著名进化遗传学家、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院士带领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通过DNA分析得出结论: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金力他们从中国各地找了近1万例男性随机样本做实验,通过研究发现检测的这近1万名中国男性的样品,全都携带有来自非洲的遗传痕迹。这是从DNA分析角度,支持“资阳人”带非洲起源又回归盆塞海创造文明说。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力教授,曾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职,1999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教授(终身教职,2001年)。现为德国马普学会外籍会员、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理事、上海市遗传学会理事长、上海市人类学会理事长,以及《基因组研究》等7家国际学术杂志的编委。长期研究人类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和人类性状的进化机制,在遗传多样性分析领域提出了多个理论和方法;在基因组水平深入解析了东亚人群的遗传多样性的特征;阐明了东亚人群多个性状的适应性变异的分子遗传学基础。金力教授团队的DNA分析说明,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一书,淡化“资阳人”发现的世界意义,以原始氏族公社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阶段为纲,以四五十万前年的北京猿人原始人类为源流的中国先秦史框架,也许是一个失败的探索。而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署,力挽狂澜。这也许是李井泉书记没有想到的;“资阳人”是20世纪之谜。
2、从“资阳人”之谜能否揭开北京猿人之谜?天垣“盘古王表”石龟碑,从被何拔儒破译,其中盘古到大禹6组年代数据,最难的也许是开头“法天法地时期”第一个人物“盘古”年代数据的界定;但这也许也是最容易破解的一个数据。原因是当时天垣此地就有“盘古”时代实存的材料,如天垣五面山及周围就有很多古山寨建筑。这里的古山寨建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主要房屋的屋梁柱上,都留有建筑时间和人物的姓名。这一习惯延伸到远古,在天垣榉溪河流入梓江交汇的玉龙镇的“祠窑坝”,就是传说盘古的父母劳动生活的地方。
即流入四川的下段西陵河的盐亭县玉龙镇梓江河坝,U字型的河弯因搭救起许多从上游放逐下来的战俘、犯人、叛逆者和西来游客,反而成就了这里“西仔山”对面陶器工场的规模宏大,而被称为“祠窑坝”。广为流传的玉龙“祠窑坝”有99座古“祠窑”,超过100座就会出盘古圣人大变革。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在“祠窑坝”荒岭开垦荒地,群众在挖开的芦苇、石子地下,还可见大量的土陶古陶器碎片。“远古联合国”的繁荣景象,如原始社会大工业等的传说,也许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对存在原始社会大工业劳动的真实描写,就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外有考古学家在新几内亚西部山区的朗达村,看到类似五、六千年前远古的石斧大工业制造场的情况:几百近乎裸体的新几内亚山民集中在一起,工场分采石、粗加工和精加工、磨制和安斧柄等一道道工序,把人分成若干工场区。远古落后情况下的石斧制造,已不亚于今日的铁制斧子的制造。如果在20世纪初,何拔儒当时还能拾到较完整的祠窑坝土陶古陶器,上面留有制作时间和人物姓名的蝌蚪文字,那么何拔儒等破译、界定盘古所在的年代数据,并不难。
关心、研究“资阳人”的有志之士,有大量关于的“资阳人”文章见诸报刊和书籍,但离揭开迷局还有多远?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方向,能够复兴吗?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弘扬和进一步发展古丝绸之路留下来的“建立新型科技大国关系”的观念和理念,能够实现吗?
1)由于“资阳人”之谜涉及的一些人物已经作古,反思其中的一些人物和谜团,也许可以起到醒世作用。李井泉被称为毛泽东的爱将,这是邓小平知道的。19494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命令中可以看出,李井泉当时是能够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彭德怀、贺龙等相提并论的战略区领导人之一。19495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根据这个指示,贺龙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第十八兵团由陕西入四川。之后,他历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主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府主席、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直到“文化大革命”。19545月,毛主席在京参观全国基本建设工程出土文物展览,虽然特意逐字逐句念过“资阳人”头骨化石的解说词,但似乎已难说对“资阳人”的态度。
2)邓小平了解李井泉,也正能运筹帷幕。这可以追述到上世纪30年代初,那是邓小平到广西百色组织武装起义,国民党派重兵围剿。邓小平到中央汇报求援,绕道河内,经过香港,最后到达苏区。李井泉这时任红军独立第3师政委,驻扎在瑞金。邓小平在周恩来的理解下,任瑞金县委书记,负责瑞金的一切事务,李井泉和邓小平两人之间有了频繁来往。这期间,国民党围剿瑞金,邓小平带领李井泉所属部队撤退。后来李井泉把苏区大门被攻破的责任全推给邓小平,一段时间邓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1949年底,李井泉又成为邓小平的部下,中共中央令18兵团受刘、邓指挥,此时李井泉任18兵团政治委员。全国解放后,李井泉又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军区政治委员兼川西行署主任,直接受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指挥。有人说李是邓的人,如1952年邓小平调离西南后李井泉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委书记,是邓小平推荐的。此后李井泉到中央开会,总要带上一些四川的土特产,去看望邓小平。到文化大革命1969年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两家仍有来往。其实,李井泉被提升为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务,是必然的趋势。两家关系来往,也是人之常情。这些不能说明,在涉及人类文明历史的理顺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上,邓小平也不分轻重、不讲原则;在“资阳人”上正可比高远。
“资阳人”化石涉及人类文明起源与中华文明“中国梦”的伟大复兴,是大非打非问题。解放后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李井泉主政川西,修筑成渝铁路李井泉与邓小平争“资阳人”化石掌控权,邓小平没有给李井泉让步,这恰恰说明,邓小平同志是能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的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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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4-11-3 21:00:10|显示全部楼层
3、从“资阳人”以后发生的乱局,看邓小平同志把关“资阳人”的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邓小平没有把“资阳人”化石交给李井泉指挥的成都冯汉骥等专家,而是让张圣奘直接交到北京贾兰坡等专家手中,这既是对国家级专家的鼓励,也给国家级专家和“北京猿人”研究出的一道难题,其高远不在于防止了成都地方专家的短见。因为毛泽东抓的原子核子物质也可分的物理学大统一,和他要配合毛泽东的战略抓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为人类和国家的命运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为防范国家科学殿堂内专家研究也难免有的失误,邓小平同志从以前党内高层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发生的“十次路线斗争”的现象中,已经敏锐地预见到,即使掌了权,抓物理学大统一和人类上古史大统一,也不会一帆风顺。
事实正是这样,如果“北京猿人”化石丢失是在解放前,掌控权并不全在我党专家手中,那么“资阳人”化石的发现完全是我国掌控的解放后,就不应该出问题。但到今天连“资阳人”化石发现的时间、地点,是否是化石,“资阳人”是男是女,“资阳人”出现的时间是3万年前还是7千年前,等等,专家和媒体都还是众说纷纭,这又怪谁?今后还会发生吗?人们并不能肯定。
1)乱局一,“资阳人”化石发现的时间说法不一。下面是收集的6种说法:
a、1950年,成渝铁路开工建设,施工沿线发现有文物古迹,因筑路人员不熟悉文物,恐难有损毁。主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想到了在巴黎认识的张圣奘,于是把张圣奘接到浮图关,请他出马……当时西南地区没有专门的文物部门,张圣奘就担任西南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小组组长,一共十多个人,奔赴修路现场。张圣奘后来说:“在挖掘黄鳝溪1号桥基的过程中,在桥东不远的8米深处,发现了一些象齿,即特别注意。”直觉告诉他,这里肯定有宝。坑中积水,于是他们请来当地人用人力水车土法连夜抽水。1951年3月16日,张圣奘索性挽起裤腿下到厚厚的污泥里用手摸。他的脚踩到了一块硬物,伸手摸出来一看,是一个人类头骨化石,他把这个头骨化石高高举起,兴奋异常,现场一片欢腾。
b1 950年修建成渝铁路,邓小平十分注意保护成渝铁路沿线的古迹和即将出土的文物,派秘书前往重庆大学请文物专家张圣奘教授到浮图关西南军区所在地,宴请这位他在留法期间就认识的著名学者。张圣奘教授愉快地接任了西南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工作小组组长,与成渝铁路筑路队配合,在沿线做考古工作。1 9513月,在资阳县城关三贤镇西南的黄鳝溪发现龟化石,从地质土层观察,张教授觉得有开挖的必要,征得刘安县长同意后,召集民工开挖十多天未见实物。其时阴雨连绵不断,积水颇深,乃用水车抽水。待积水抽干,仍然未见实物。张圣奘乃脱掉鞋袜,走到泥浆中,忽然踩破一块化石,刺痛脚心,用手捞起一看,原来是一块破了的头骨。他又摸到几块碎片,后经修补,就是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资阳人”头骨化石。
c 1951321日上午,应邀的重庆大学张圣奘教授一行4人,在去成渝铁路工程处资阳工务段的工地上,见到58件被打捞上来的龙骨化石,下午赶赴西郊调查,会晤工程师,得知此批化石出自九曲河大桥一号墩吴淞海拔352米处。22日晚,经分析、归纳后,张圣奘教授以《成渝路资阳段掘土工程中发现史前冰期龙骨化石》为题,向《文物参考资料》和《四川日报》发布消息。
d1951329日,在成渝铁路工地现场,发现黑色砂土夹小砾石层平卧着许多保存完好的大树,或浅绿或微黄,还有少量骨化石。张圣奘教授脱掉袜子跳下坑,边看边移,突然,他感到脚底像有什么光滑的东西被踩破了,凭借多年的经验和职业的敏感,张教授感觉应该是有“东西”,当他弯腰拾起这件东西时,轻拂泥浆,发现是一具人头骨,呈土黄色,眼眶下缘已经破裂,右侧颅底荡然无存,面骨大部缺损。为了安全,他没有声张。41日,他在给西南文教部信中透露了资阳发现史前人类遗骨的消息,接着,《文物参考资料》又发表了他的相关文章,于是,一桩震惊世界的探索发现就此拉开帷幕。
e成渝铁路战线很长,张圣奘对文物保护工作非常担忧。他在《致马耕渔》的信中称:“沿线民工,初亦不甚注意,往往有击毁古物事件。”1951325日,张圣奘博士遂召集成渝铁路资阳段的民工,在莲台山上作了《中国古物之科学分类与鉴定方法的鸟瞰》的学术演讲。随后,民工纷纷献出自己挖出的古物,民工有意无意损坏文物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制止。19514月,张圣奘在资阳县城西九曲河发现龟化石,从地质土层观察,张教授觉得有开挖的必要,在征得当地政府同意后,召集民工开挖了十多天。当时阴雨连绵不断,积水很深,用水车将积水抽干,仍然未见实物。张圣奘脱掉鞋袜,走到泥浆中,忽然踩破一块化石,刺痛脚心,用手捞起一看,原来是一块破了的头骨。他又摸到几块碎片,后经修补,就是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资阳人”头骨化石。
f19512月,在成渝铁路筑路中发现几批古代文物后,西南文教部部长李长路选定重庆大学教授张圣奘任组长,征集4人沿成渝铁路工地调查。321日,张圣奘等人抵达资阳,得知九曲河畔发现剑齿象、马、鱼化石后,召集工人继续挖掘。几天过去了仍不见实物,工人昼夜工作,晚上用汽灯照明。8天过后,仍毫无所获的张圣奘等人内心矛盾,打算放弃挖掘时,突然挖出了大量乌木,张圣奘跳下泥坑,脚底被顶了一下,他顺手捞起一块破了的头骨。这是新中国出土的第一块人类化石,张圣奘认为起码是几万年前的宝贵遗物。
2)乱局二,“资阳人”是否是化石,或生存年代,也曾有不少分歧。
a、1951322日,张圣奘向《文物参考资料》发消息,说是发现人骨20件、人骨化石25件。这是最早公开的说法,后来不见重提。41日,张圣奘致西南文教部文教科长马耕渔信中说:“兹寄上资中资阳两处古物调查工作小结报告,并附此两处古物清册两份,敬祈审核。其中资阳黄鳝溪乌龙嘴所发现之龙骨化石,临江寺出土之古松化石、爬虫化石及史前人类遗骨,莲花山出土之瓦棺等尤为重要。我组现已抵简阳三日,继续收获古物颇多。”55日,张教授在报告中写道:“古生物化石和人类遗骨发现的重要区域集中于资阳”,“人类遗骨,在黄鳝溪发现龙骨之地点,同时掘出头盖骨,此项骨类已变成土黄色,但尚未形成化石。”27日,他在《第二次成渝铁路资阳段工作小结》中说的“西门外九曲河即该县黄鳝溪上游”一语,本已自纠其误,可是别处并未追改。
b、195112月。西南文教部秘书邓少琴写道:“黄鳝溪人头盖骨及龙骨化石……于此层掘出人头盖骨之左耳骨、额骨连眉骨、头盖骨、上颚骨共四块。”这是综合整理的工作记录。
c1965年,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两位专家来到资阳,找到两个农民随手指认化石坑一带的乌木,后测知乌木仅7500年,便说与资阳人同时,这种观点被采入《辞海》1979年版。 对资阳人生存的年代,1979年版《辞海》:“其生存年代有两说:一说属更新世纪晚期;一说据碳-14测定共存的树木年代,距今约七千年左右。”前者,距今有35000年历史;后者,距“华夏五千年文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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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981年春,资阳人化石坑西北百米处成渝公路松涛桥基发现172件旧石器和6种哺乳动物化石。据测定,石器打制于4万年前,给资阳人年代提供了最充分最直接的见证。此外资阳东南濛溪支流鲤鱼桥河还发现63件旧石器、4种哺乳动物化石和大量植物标本,距今25000年左右,夹杂少量新石器遗物,比广汉三星堆文物时代还要早,被专家命名鲤鱼桥文化,认为是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向北发展的一支。近年来,在资阳人化石出土地点以西170余米处的深7.58.8米的砾石层中,发现了许多打制石器。原料多为石英岩砾石,制作方法和类型与铜梁旧石器地点的石器相似。研究表明,当时的地貌和今日相似,气候则较温和温润。这些新的发现,使人们对资阳人的文化及生活有了进一步了解。
e19513月,终于在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一号桥墩七米深处发掘出一俱古人类头骨化石。抑止不住激动,张圣奘教授马上电告邓小平,小平当即回电嘉奖,并上报政务院(国务院)。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得知老朋友张圣奘有重大发现时,非常激动。要求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专人将古人类头骨化石送北京。其间,川西博物馆馆长谢无量,四川大学徐中舒、冯汉骥教授电贺张圣奘。
张圣奘将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的成果电告邓小平。张圣奘在电文中说:“资阳人”为蜀人始祖,在人类学上是最接近现代人的头骨,与北京山顶洞人及云南元谋人等猿人头骨不同,即所谓“真人”。在四川与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各省都尚未发现,所以极为珍贵,《大英百科全书》已经指明,其在考古学人类学上的科研价值,自不待言。西南军政委员会也立即电报国务院。
f张圣奘教授建议命名资阳人,经请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说:“考古工作成果不小,可喜可贺,张先生辛苦了!资阳我晓得,曹荻秋市长的老家,成都南边一个县嘛。至于是否定名资阳人,还是与考古专家商量了再定”。后经国务院批准,这颗人头骨化石正式命名为“资阳人”。
3)乱局三,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位置、存放地址,学者内部不弄清。
a、记者曾晴、陈锦燕报道:为何“资阳人”遗址并没有任何标记,也是许多的资阳市民的疑惑。后来记者了解到,当时到现场进行发掘的重庆大学教授张圣奘晚年曾希望能建一座以“资阳人”为主题的博物馆,资阳后来由于资金、选址等原因而未落实。此外,“资阳人”现保存在北京自然博物馆,资阳仅有一个复制品,可成列的文物较少,也是未能建成的因素。随后记者走访“资阳人”发掘原地址,发现此处并无任何“资阳人”标记。向附近的居民询问“资阳人”出土的具体位置,“不晓得哦,好多年了”,有人说是这个桥墩,有人说是那个。
据了解,“资阳人”头骨化石有3个复制品,分别保存在四川博物馆、重庆博物馆和雁江区文管所。记者来到资阳市雁江区文管所,向文管所所长周永东询问关于“资阳人”的详细情况。周永东告诉记者,“资阳人”头骨化石现保存在北京自然博物馆。
b、资阳人头盖骨化石保存在成都四川省博物馆。藏文物中最古老的当推旧石器时代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残片及各类石器。最有地方特色的则是古代巴国和蜀国的青铜器,包括兵器、容器、祭器等,其中仅新都区马家山蜀王墓中出土的铜器即达170多件。
c、《成都商报》记者王圣2011年4月1日报道:成都民间考古爱好者黄振富,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据称是由张圣奘于晚年亲笔手写的材料(复印件)。写于199110月的材料上,每一页纸都留有张圣奘的印章。材料介绍了“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发掘经过,并就建立“资阳人”博物馆发表四点意见。其中,第一条意见即指出:“‘资阳人’为蜀人始祖。”但成都学界专家认为不妥。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马继贤指出,“资阳人”来自几万年前,而蜀人才几千年的时间,有蜀国才有蜀人。“资阳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那时候连基本的“社会”都还未形成。“‘资阳人’为蜀人始祖的说法非常不妥。”
地质学教授、史前考古学研究员刘兴诗说,“资阳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四川盆地的文明。而古蜀文明则属新石器时代,是从岷江上游发展起来的氐羌体系文明。无论从时间上来说,还是从空间而言,“资阳人”都不是“蜀人始祖”。不过刘兴诗也指出,张圣奘在文中所提到的“蜀人”,也可能是从泛意而讲的,意指“生活在四川地区的人”。 刘兴诗他认为,张圣奘说法,对于巴蜀文化的研究,还不如他们现在搞的“氐羌体系文明”这么深入。从这里不难想到成都学派为什么排斥张圣奘。成都商报记者从资阳市文化局了解到,当年发掘出“资阳人”头骨化石的遗址,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相关的痕迹?
其实,邓小平同志没有看错人、选错人。张圣奘教授的观点,是很有眼光、很有远见、很现代的,合符中科院金力院士研究团队,通过DNA分析证实的现代中国人带非洲起源又回归盆塞海创造文明说。也合符绵阳学者的研究:世界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这是一个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即人类起源和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多年来,成都氐羌体系文明”学派是否定DNA分析证实的现代中国人带非洲起源又回归盆塞海创造文明说的。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参加1993年绵阳市科学小说研讨会,有人就盐亭存在远古海啸遗迹地貌请教他,但得到的回答是:“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也是错的”。近代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国地质学者研究或传播关于因近万年大地震地裂等地质局部灾变,造成盆塞湖一类的特殊地貌结构等知识,是有空白的。刘东生先生补足黄土高原的认识,也能说明这一点。
四川海啸遗迹从哪里来?从平武到黄龙寺、九寨沟路上看到延绵数十里不见一只飞鸟、不见一棵草木的怪石嶙峋的大山,像刚发生过大地震的景象,就是一本书。云南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1992年在平武第四届全国数学、物理、力学及高新技术研讨会上,就拍案而起讲这本书。他说这不是近万年产生盆塞海灾变的证据是什么?他在会上放弃了原准备好的发言稿,专讲“喻传赞曲线”,即证明中国远古史中存在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的科学认识方法:他在完成国家交给的“近万年的气候变化曲线”的高能实验测定项目中,发现该曲线在6000多年前和4000多年前有两处出现特高的奇峰,大大超过曲线全段其他地方的峰值。喻教授虽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在惊异之余,终于在远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找到了答案,即中华远古文明传说中有真实成分。“喻传赞曲线”是女娲王朝、大禹王朝存在的第一批科学根据。
在中国懂地质学的不只刘教授一个人。不用看就知道是错的,请这样的教授鉴定嫘祖文明、资阳人遗址等没门。且不说在盐亭,大围坪地貌铁证如山,俗称“印把子山”的地貌在嫘祖故里随处可见,只要懂得历史计量学的有责任的地质学家定能鉴别真假。四川师范大学张昌余教授2001年在绵阳市科普创作交流会上,讲从黄帝上溯女娲及盘古是中国古史的神话阶段,从黄帝以下才是人文阶段之说。会后他们这批学者被请到了盐亭,看了冰川冰臼遗迹,看了大围坪地貌和古山寨群城邦遗址;听了讲解:由于远古四川存在过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从而造就了先进的龙文化经济,即古海洋远航贸易交换经济,以及凤文化经济,即山寨城邦区的产品制造加工经济,出现了一大批智慧超群,目光远大的古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执掌人,类似现代人称呼的寨主、邦头、国王、贵族、大臣、祭司、市长、老板、经理、董事、首席执行官等等。这段远古文明消失后,到了专制社会,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超人”都被用神仙、道人、鬼怪一类的称呼和神话故事包装起来,成为没有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摆设。张教授听了、见了,认为从国外的《荷马史诗》到国内的《山海经》等远古神话,都能把谜解开了。张教授等人离开盐亭时终于说:“四川存在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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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4-11-3 21:02:02|显示全部楼层
d、刘德元先生的《走向汉安》一文说,1974年成都地质学院学者刘兴诗指出:“九曲河为全河的通称,黄鳝溪仅指其河口附近一小段,并不包括化石产地所在处。又,越过南市街三级阶地,另一小河亦有称黄鳝溪者。如按黄鳝溪之名称,在当地每易找错位置。”是否“资阳人”具体发现者张圣奘说错了,而应按古人说、文献考才对呢?这不是笑话。19861216日,另一考古学者在《资阳人究竟出于何地》中,引清朝《资阳县志》:“九曲河流近县西,一路委曲,至县南名黄鳝溪。”至此,被说成关于地名黄鳝溪的准确定位,才于此尘埃落定。
4)乱局四,成都学者这么搞,黄振富先生直言不讳说过,成都的领导、学者和重庆的领导、学者之间有矛盾;成都表面祝贺,下面却尽量贬低张圣奘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的意义。权威的研究工作做得怎样呢?北京国家级专家之间,也有学术分歧。资阳人头骨化石到底交给谁的手里研究,也不清楚。
a、其说法混乱是:如有文章说,消息传出,恰逢发现“北京猿人”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到重庆,于是又同张圣奘再次前往发掘现场。只可惜,这个头骨化石只有头盖及上颌两块,下颌骨一直没找到。
又如有文章说,当时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得知后,立即要求派专人将化石送往北京。随即郭沫若组织北京中国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教授裴文中等9人赶赴四川,经过33天的复查,确定这枚头盖骨为资阳人,且是3.5-4万年前的智人。
而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鹏章的文章却说,裴文中当时就在四川参加搞土改工作。徐鹏章说:1951年秋,我参加完西南博物院徐中舒院长及冯汉骥副院长领导的西南地区文物展览后,正逢修建中的成渝铁路资阳段黄鳝溪发现了被后人称为“资阳人”的头盖骨化石。此时恰逢发现“北京猿人”的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参加完“西南土改工作团大邑工作组”后来到重庆,被当时的西南文教部留下来。西南文教部先请他带领重庆的文物工作者到重庆歌乐山进行一次考古调查。时西南文教部李长路副部长与徐中舒院长也一道去参加了。后来西南文教部又请裴教授主持“资阳人”的发掘。因为最初的“资阳人”是采集来的,地层情况不明,年代也无法确定,所以西南文教部一定要请裴教授去作进一步发掘。当时西南文教部的部长楚图南和主管文化的副部长李长路很尊重裴先生,问他到资阳发掘有什么要求,裴先生说,只需要几个考古人员作助手就行了。那时的西南地区还没有成立专门的考古队,更没有专门的考古部。西南文教部只好从有关地质的学校和单位及西南与重庆的文化单位抽调几人陪同裴先生前去工作。
b、但黄振富先生说,张圣奘教授讲过,派专人将化石送往北京的,就是他自己,张圣奘将“资阳人”的头盖骨化石亲自交给他以前就认识的贾兰坡。但有文章说,资阳人头骨化石送北京后,郭沫若院长将鉴定和研究工作交给了世界级专家、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长裴文中教授主持。到同年9月,裴文中教授才亲自来川,对头骨化石发掘原址进行全面考察,并在两旁挖掘两坑,进行补充发掘,历时33天,发现了东方剑齿象、犀牛、猪獾、箭猪、水鹿、马、鱼、龟及乌木等,还有一件世界独一无二的骨椎,对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旁证资料。参加考察队的有张圣奘、任朝凤、晏学、蔡佑芬、李伯皋、徐鹏彰、何九恩等8位同志。
c、又有文章说,是后来张圣奘和老同学、著名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裴文中合作发掘,又发现了东方剑齿象、中国犀牛、猛犸象、猪獾、鬣狗、箭猪、睠牛、竹鼠、水鹿、猪、牛、马、虎、麂、龟、鱼等动物化石和不少乌木。
d、还有文章说,时任西南军政委的邓小平、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极为重视,明示头骨化石送北京,由“北京人”的发现者,著名专家裴文中、吴汝康等教授经过长达6年的研究,认定头骨化石为35000多年的女性化石,年龄在50岁左右,命名为“资阳人”。并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英文版专著《资阳人》,为“资阳人”定了性。北方“北京猿人”的发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从黄帝炎帝的年代向前推进了几十万年;南方“资阳人”的发现,冲破了巴蜀神话传说的历史定界。前面评说北京猿人推进的话不对,后面评说“资阳人”的话是对的。
e、北京国家级的著名专家裴文中、吴汝康、贾兰坡等三人,解放初就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工作和任职吗?现查资料,好像并不全是。
贾兰坡(1908-2001)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发现者之一,1949-1950年他是地质矿产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技士。新中国成立后,贾兰坡当时兼任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标本室主任和周口店工作站站长等职,1953-1955年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贾兰坡教授生前非常关心“资阳人”头骨化石,而且认为“资阳人”可能是个十四五岁男孩。
裴文中(1904-1982 ),1950-1953年是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1954年才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
吴汝康(1916-2006),江苏武进县人,1946-1949年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解剖系学习,1949年夏获博士学位。1949年秋回国。1949-1956年在大连医学院解剖教研组任教授、主任。1953-1956年只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兼职研究员。1956年才是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7年改研究所,1960 年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任研究员(1977-1983年任副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可见张圣奘说,是他把“资阳人”的头盖骨化石亲自交给他以前就认识的贾兰坡先生,较真实。因为当时贾兰坡就在北京,他虽然是地质矿产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技士,但也同时兼任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标本室主任,是直接在从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的研究,而且是仅次于裴文中的著名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但他们三人对“资阳人”的头盖骨化石研究并不意见统一。裴文中推断“资阳人”可能是个十几岁女孩。张圣奘也认为“资阳人”是个女孩,冯汉骥推测“资阳人”至少是个成年女子。这可能是徐鹏章说的,裴文中当时就在四川参加搞土改工作,被西南文教部留下,并邀请他主持“资阳人”的发掘,而与陪同的四川张圣奘和冯汉骥两派专家,共同达成较一致的结果。
再说吴汝康参加研究“资阳人”头盖骨化石,先后夹在贾兰坡和裴文之中,身份也许有些尴尬。例如他先与贾兰坡合作,就赞同贾兰坡认为的可能是个男孩。后与裴文中合作,又赞同裴文中认为的可能是个女孩。1957年出版《资阳人》一书,虽是吴汝康与裴文中合作,也许主要是吴汝康执笔。吴汝康后来的结论是:一、资阳人化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的第一块比较最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对于中国人类的起源和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分布提供了新资料;二、资阳人的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三、资阳人属于新兴人类型称的智人或真人;四、资阳人是50岁以上的女性;五、资阳人比法国克罗马努人和中国山顶洞人更为原始,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新人化石;六、资阳人头骨一方面与山顶洞人部分头骨有某些相似,另方面又与中国猿人有某些相似,显示三者可能具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4-11-3 21:03:28|显示全部楼层
对北京顶级专家的研究,成都的地方专家也并不完全认同。例如,19628月四川省博物馆秦学圣研究员,发表的《关于资阳人的年龄和性别问题》,就提出了众多疑点。又如,吴汝康说,“资阳人”的头盖骨化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的第一块比较上最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但成都的众多报导始终否认,认为“只可惜,这个头骨化石只有头盖及上颌两块,下颌骨一直没找到”,即并不是最完整。那么是谁在暗中破坏“资阳人”的头盖骨化石的完整。但万幸的是,“资阳人”的头盖骨化石的整理和今天的塑像复原,没有受到类似苏联等外国专家的插手,把“资阳人”弄成一个白种人头盖骨化石的完整。因为像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就有教训,解放初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半坡人被塑像为白种古人。当然今天对“资阳人”塑像复原,也还需要金力院士等的参与,才更全面。
5)60多年后回过头来看邓小平,他用“资阳人”检验了很多人和很多事,也考验了很多人和很多事,最终也保护了中国的科学和政治,这是他深谋远虑和过人之处。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委托张圣奘教授在成渝铁路建设中,负责鉴别沿途出土的文物?这正是他的这种大智慧的大体现。
很多人不明白,科学需要三种原则才能构成:一是对方承认原则。二是握手原则。三是去保密原则。科学作为藏象论认知,是世界性的。由于很多时候不是技术物质性东西,你有本事,但只是自己一方承认,它的意义就不大,所以需要对方承认原则。握手原则指预先要掌握必要的知识和信息。去保密原则指不要用类似广告式宣传搞科学,不露细节别人怎验证?成渝铁路建设如果能发现与北京猿人头盖骨相比美的中国古人类化石,当然主持发掘的人,握手原则和去保密原则要具备。但难度还在对方承认原则。单从学术上讲,找张圣奘和找冯汉骥差别不大。问题是,有时科学的对方承认是与政治纠缠的,不怕学术承认有多学派考量,怕的是政治纠缠承认有多派的人物在掂量。成渝铁路建设是在刚解放,蒋介石才退到台湾,美国等西方在观望,党内高层也会有不同意见。对这些问题综合考量,也许在西南,也只有张圣奘教授非他莫属了。这可以比较两人看出。
冯汉骥(1899-1977),湖北宜昌人。1931年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人类学。后转入费城宾夕法尼大学人类学系。1936年获人类学博士。1937年回国,任川大历史系教授。有人说是他解放后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并说他和著名考古学家徐中舒教授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可见他比张圣奘更专业,成都“氐羌体系文明”学派、学生人多势众,暗地张圣奘争不赢,即使今天也难解这个学派结。
王玉哲(1913-2005),著名先秦史专家。1940年大学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作史学部研究生,导师为唐兰先生。从他2000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对成都平原三星堆发掘的大批远古青铜器不闻不记,对“资阳人”也只一笔带过。可见他代表力挺“北京猿人”的学者。
冯汉骥和王玉哲代表了除裴文中、吴汝康、贾兰坡以外我国90%的先秦史和人类考古学专家的认知高度。对张圣奘发现资阳人的成果,1997年四川省委编的《邓小平与四川》一书,也只肯定是邓小平善于用人结果这样的一个高度。类似说法还有:张圣奘发现“资阳人”考古奇迹,是受邓小平重用。“资阳人”被张圣奘发现,是意外收获,也是邓小平知人善任的一个典型事例。甚至有的贬低到是用熟人关系:说张圣奘和邓小平是在法国相识的,某年暑假张圣奘去了法国,在那里周恩来给他介绍了赵世炎、邓小平、陈延年、李大章等留法学生。
张圣奘之谜,如果说科学与政治纠缠的承认,存在有熟人关系的因素,也许这也说到一些点子上。张圣奘(1903-1992)原籍湖北赤壁,生于湖南新化。他的叔父张国淦是北洋政府高官,张圣奘自幼随叔父张国淦长大。张圣奘早年曾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与周恩来有同窗交谊。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结识李大钊先生,并成为马克思学术研究会7名发起人之一,还认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且交往密切。张圣奘1921年北大毕业,1922年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欧洲文学,在上海等候“维多利亚”号轮船,孙中山的秘书田桓是张圣奘的表叔,张圣奘在田桓家与孙中山交谈,获孙中山鼓励。田桓在解放后被上海市长陈毅聘为文史馆馆员、市政府参事等职。张圣奘在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后,又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习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德国期间又与周恩来重逢,友谊加深。1922年张圣奘到法国巴黎参加社会活动,经周恩来与邓小平结为朋友。后又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历史,获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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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4-11-3 21:04:11|显示全部楼层
1929年张圣奘回国,曾任上海复旦、交大等5所大学的教授和国民党教育部部聘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四川总督刘湘邀请张圣奘入川创办重庆大学,张圣奘于是接受刘湘邀请来到四川。1937年张圣奘二次入川后一直在重大任教,还在中央大学等12所大学兼职。他先后教过的有德语、法语、英语、俄语、阿拉伯语、日语、美学、法学、神学、比较学、经济学、商业管理、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明史、清史、哲学、应用数学、内科学、妇科学等28门课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尊称他为“万能教授”。抗战期间,蒋介石迁都重庆,张圣奘受命为蒋介石讲课。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时,张圣奘在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办公室重晤过毛泽东。1950年11月2日修建成渝铁路的军工第四总队,在资阳莲花山发现一批古文物,移交川西博物馆。川西行署向西南局报告了此事,邓小平经研究才派的重大教授张圣奘去考察。195121日张圣奘率团到资阳就开始工作,26日是农历春节有人要求过年,张圣奘请示邓小平批准后,也没放假,216日终于发现一件较为完整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
张圣奘曾说过:他“在国内外,与诸多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有交往”。但由于有这些经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使张圣奘被多次抄家,书籍古董洗劫一空。他被抓去强迫交待过:上世纪20年代一次在意大利的公共汽车上,他认识墨索里尼,这人后来是意大利的纳粹党魁。在德国见过希特勒,又成了“德国法西斯蒂的忠实走狗”。曾到英国,见过英国女皇,“曾厚颜无耻地吻过英帝国主义女皇的手”。有一次审问他的人问:“听说你过去跟汉奸汪精卫有过往来,你要老实交待!”他交待曾与汪诗词唱和,并随口背出诗句来,那些人赶忙去查找汪精卫诗集,翻烂也没有,便又来审他,他说:“你们逼我,我只好乱编嘛”。张圣奘1992年辞世,终年89岁。
他的命运变化是在1952年邓小平调离重庆,四川各行署合并成四川省后,以重庆大学院系调整调西师,后从重庆调到成都四川省图书馆任研究员,行政12级。有个与他交往过的孙梦渔先生说:张圣奘“原来是二级教授。工资高哦。到了省图,降了,评个三级教授;中国的名牌大学他大都教过,学问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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